毛氏三兄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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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民一听，更是着急：“大哥，你知道我从没干过银行工作，现在我两手空空，既没经验又缺本钱和人才，你叫我怎么办嘛！”　　　　
　　　　　　　　毛泽东笑笑：“莫着急，战争年代，到了根据地，不愁没仗打。你可以当个带枪的银行行长嘛。至于经验，唉，我问你，你当过小学伙食管理员吧？”　　　　
　　　　　　　　毛泽民不解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又问：“你在上海当过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吧？”　　　　
　　　　　　　　毛泽民又点了点头：“可这与当行长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有关系。正因为你管过小学的伙食账，当过经理搞过经济工作，你的算盘从来就打得漂亮，才让你当行长。管伙食，搞发行，事情与办银行不一样，可它们都是经济工作，原理差不多的。”　　　　
　　　　　　　　毛泽东这话说对了。　　　　
　　　　　　　　毛泽民虽然只读过4年私塾就辍学种田，但他从小聪慧，在精明的父亲毛顺生严厉督促下，不仅学会了帮助父亲记账，还能两只手同时各打一个算盘，噼里啪啦，左右开弓，在整个韶山冲都出了名……　　　　
　　　　　　　　对于泽民在上海、天津的经历，毛泽东虽不十分清楚，但从近两年由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的同志口中，他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个大概。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还写过信给李立三，要李立三转告泽民给自己写信。泽民1个多月前来到了瑞金。当时正在紧张地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毛泽东深知弟弟善于理财，就让他负责大会的总务工作，安排代表们的食宿。泽民领着一帮子人想了许多办法，将代表们的膳宿安排得井井有条，代表们都很满意。这次讨论国家银行行长人选，中央执行委员们最后选中了泽民，同时还决定让泽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协助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项英工作，大家就是看中了他理财的能力。可毛泽东没想到弟弟居然思想不通，他只好以国家主席和兄长的双重身份，给泽民做思想工作。他对泽民说：　　　　
　　　　　　　　“没有经验不要紧，可以学嘛，向群众学，向内行学，包括向敌人学。当初你不会打算盘，向父亲学不就学会了吗？我没向父亲学，至今还不会拨弄算珠呢！”　　　　
　　　　　　　　毛泽民被大哥将了一军，嗫嚅着两片厚嘴唇，圆睁两只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三兄弟，虽为同一父母所生，但脾性却不一样。　　　　
　　　　　　　　毛泽民长得像父亲，魁梧，头大，前额略凸，天庭饱满，鼻梁高，嘴唇厚，大眼睛。他属猴，但憨厚、纯朴，富有农民气质。他不嗜烟，不喝酒，认为抽烟费钱，喝酒伤肝。而大哥毛泽东则烟、茶成癖，说什么烟提神，茶清火，物质变精神。韶山冲上屋场他们家的门前，有一口水塘，塘中长满莲藕。泽民取字润莲，他要学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现在，经大哥一说，他知道自己不愿干银行工作是理亏了，便不再强辩。但是，他却向大哥提出另外一个要求。他说：“没钱怎么办银行？大哥，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打趣道：“你老婆叫钱希钧，姓钱，她有钱，你找她好了！”　　　　
　　　　　　　　“我都急死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毛泽民埋怨道。　　　　
　　　　　　　　玩笑归玩笑，正事归正事。毛泽东告诉大弟：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在建宁地区筹款几十万元。部队回师赣南，留了20万元交给赣南特委书记陈毅保管。现在这笔钱还在，归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管理。银行成立后，可以先将财政部的库存现金接过去，作为开办银行的垫底资金。毛泽东还说，银行成立后要做好准备，早日发行自己的货币，尽快结束根据地货币混乱的状况。　　　　
　　　　　　　　此事木已成舟，毛泽民无奈地站了起来，说：“好了，大哥！我这就到项英副主席那儿汇报去！”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人才是银行的靠山

　　　　　　　　毛泽民离开大哥那里，径奔项英主席住处。　　　　
　　　　　　　　项英在院落里刚打完一套健身太极拳，转身回到屋里，见是泽民过来，忙着让座：“泽民啊，找我有事。”　　　　
　　　　　　　　泽民回答：“今后你就是我的主管啦，找你请示的事就多了。”　　　　
　　　　　　　　项英道：“那我们二人就多讲配合啦。”　　　　
　　　　　　　　“我想找你说个事。”　　　　
　　　　　　　　“请讲。”　　　　
　　　　　　　　毛泽民道：“我认为，办银行不光需要金银财宝做本钱，更要有专门化的人才做靠山。”　　　　
　　　　　　　　“说得好。”项英插话道：“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根据地内部早就办起了闽西工农银行，那里有个会计科长叫曹菊如的，是个人才，我想调过来急用，还需要你点头支持。”　　　　
　　　　　　　　“君见与我略同。我支持。”项英立即拍板，并给泽民开具出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毛泽民和警卫员郭金水的马蹄声便踏碎了东方的红霞，径朝闽西银行的住地汀州方向扬鞭催马。马蹄踏处，一股烟柱升腾。日暮时，便到了汀州，通过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找到了曹菊如。　　　　
　　　　　　　　这曹菊如是闽西龙岩人，早年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救国活动，1930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9月成立闽西工农银行，阮山担任行长，他担任了会计科长。毛泽民1931年7月从香港到闽西后，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长，与曹菊如自然是经常来往，彼此成了要好的朋友。一天，毛泽民路过一个书摊，发现一本《银行簿记实践》，高兴得不得了，立即买下来，送给了曹菊如，还建议曹菊如认真研读。想不到今天自己成了国家银行行长，他立刻想到了曹菊如。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听毛泽民说明来意并看过项英的介绍信后，满口答应，并说要谁给谁，全力支持。曹菊如也非常乐意给毛泽民当助手，表示尽早将手头工作移交后赴任。曹菊如在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是后话了。　　　　
　　　　　　　　毛泽民向曹菊如简单谈了筹办银行的打算，说到要发行国家银行自己的货币时，他问曹菊如：哪里可以找到能设计国家银行货币的人才？　　　　
　　　　　　　　曹菊如向他推荐了黄亚光，不过他提醒毛泽民：要找黄亚光，可要冒大风险的？　　　　
　　　　　　　　黄亚光是长汀人，大革命时期就投身学生运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汀州时，由李立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3月，他与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一起，迎来了朱、毛红军，成立了中共长汀县委，任县委宣传部长，后任中共汀连县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31年6月底的一天，他和汀连县委书记段奋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曾炎3个人，正在筹备召开汀连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突然，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派来一队武装人员，宣布黄亚光是“社会民主党”，要解除他的武装。黄亚光当时连“社会民主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出于对党、对军队同志的信任，他还是自动地将身上的手枪解下来。与此同时，段奋夫、曾炎两人，也以同样罪名遭逮捕。他们被捆了起来，遭到严刑拷打，随后被押往临时省委所在地永定县虎岗，投入大牢。　　　　
　　　　　　　　应该说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案，其实是一大错案。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卢、李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他们又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红十二军的纪念大会上，一些缺乏国际共运知识的青年红军，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口号，这本不足为怪。但是，闽西党组织和红十二军的一些领导人，却大惊小怪，认为在闽西苏区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派别。于是，立即在整个闽西苏区到处追查逮捕“社党分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闽西苏区后，肃“社党”运动更为混乱，负责肃反的林一株等人，只凭主观臆断或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就随便抓人杀人。整个闽西苏区一片恐慌。黄亚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指为“社党分子”。　　　　
　　　　　　　　尽管受到连续几个月的关押和严刑拷打，黄亚光死不承认自己是什么“社党分子”，也拒绝招供别人。于是，他被判处死刑。　　　　
　　　　　　　　这天，黄亚光和另外十几名“社党分子”被反绑着拉到了一处河坝。行刑队拉出一名“社党分子”，喝问：“招不招？”那人不招，一柄梭镖便捅进了他的胸膛……　　　　
　　　　　　　　轮到黄亚光了。他抱定一死，决不乱供。行刑队急不可耐，端起了梭镖……　　　　
　　　　　　　　“刀下留人，慢点动手！”　　　　
　　　　　　　　千钧一发之时，远处传来急促的喊声。　　　　
　　　　　　　　黄亚光没有被杀，从刑场押回到牢房。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毛泽民救了他一命。　　　　
　　　　　　　　原来毛泽民听了曹菊如的介绍后，立即找到闽西肃反领导机关，对那里的负责人说：“黄亚光在什么地方？中央政府要用他！”　　　　
　　　　　　　　那位负责人板着脸孔问：“黄亚光是个‘社党分子’，你知道吗？他被判处死刑，已经拉到刑场去了！”　　　　
　　　　　　　　毛泽民一惊，忙说：“你们不能杀他！”　　　　
　　　　　　　　“你负得了责吗？”那位负责人问。　　　　
　　　　　　　　“我负完全责任！”毛泽民双眼喷火，回答斩钉截铁。　　　　
　　　　　　　　毛泽民救下了黄亚光，但不能马上带他回瑞金。要闽西肃反机关放人，必须得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字批准。　　　　
　　　　　　　　毛泽民只得和警卫员匆匆赶回瑞金，找到邓发，对他说：“老邓啊，福建被关起来的那个‘社党分子’黄亚光，你下令把他放出来。我银行要用！”　　　　
　　　　　　　　邓发说：“他的问题还没弄清楚。”　　　　
　　　　　　　　毛泽民反问：“有什么问题？即使有点问题，我们还可以控制使用嘛。”　　　　
　　　　　　　　邓发只得签字放人。几天后，黄亚光果然被送到了瑞金，只是因为阻挠，他的党籍不让给恢复。　　　　
　　　　　　　　毛泽民让黄亚光休养了几天。接着，与他一起商量国家银行纸币的设计要求，要他尽快拿出设计图案。　　　　
　　　　　　　　1932年元旦这天，曹菊如也来到瑞金。他还带来了一个会打算盘，能用阿拉伯数字记账的同志。　　　　
　　　　　　　　毛泽民非常高兴。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全班人马，已经到齐。他们是行长毛泽民；业务处长曹菊如；刚刚学会记账的会计钱希钧；出纳一人，就是曹菊如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那个同志；勤务员一人兼管兑换，协助出纳工作。有人对毛泽民说，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银行，5个人太少了。毛泽民笑笑回答说：“是少了些。我们的银行要发展，人员肯定要增加。我们要抓紧培养人才。”　　　　
　　　　　　　　不久，他们就在红军大学开设了一个“供给班”。后来，又根据毛泽民的意见，专门开办了一个银行专修学校培养苏维埃金融人才。国家银行在开办半年后也发展到设有两个处（业务处、总务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共有10多个人。　　　　
　　　　　　　　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毛泽民找到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方维夏，由总务厅出面协助动员叶坪村一户农民让出几间房子，作国家银行行址。这是一幢赣南农村随处可见的砖木结构的普通民房，与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大厅和毛泽东的住处只隔约100米远。楼上楼下共两个小厅、3个房间。楼上的小厅用作财政部记账员的办公室。楼上两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是曹菊如等工作人员的宿舍，男女分开居住。楼下小厅，就算是银行的办公室和营业厅。房东是家富农。毛泽民和钱希钧对此并不介意，常与房主人打招呼，有时还给他们送点好吃的。　　　　
　　　　　　　　有了曹菊如毛泽民如鱼得水，曹菊如不但是他的参谋，也成了毛泽民的得力助手。半年前毛泽民买的《银行簿记实践》一书，成了他们很好的老师。他们按书上介绍的知识和闽西工农银行的实践，摸索着设计出银行的各种业务账簿、单据表册；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对国家银行的组织、资本、业务、决算及红利分配等做出规定；先后制定了《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往来透支暂行规则》等规章制度。　　　　
　　　　　　　　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在现洋包封纸中，毛泽民发现有几张国民党的收税四联单。仔细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后来，毛泽民以国家银行名义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筹备工作进展顺利。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挂牌开张。“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曹菊如、钱希钧抬着国家银行的牌子，从营业厅出来。腰束皮带、足缠绑腿的毛泽民，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曹菊如和钱希钧将匾牌挂在大门左侧。　　　　
　　　　　　　　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纷纷前来道贺。　　　　
　　　　　　　　毛泽东已经离开叶坪，去了东华山古庙养病。大嫂贺子珍按毛泽东的嘱咐，前来祝贺。　　　　
　　　　　　　　蓄着胡子的周恩来，也由项英陪同来了。他一个月前才从上海来到瑞金，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握着毛泽民的手说：“泽民同志，前几年你在上海当‘书’老板，现在你在苏区当‘钱’老板了。祝贺你！”　　　　
　　　　　　　　毛泽民摇摇头：“我这个‘钱’老板，金库里可没有多少钱，恐怕不能胜任，有负众望。”　　　　
　　　　　　　　周恩来拍拍毛泽民的肩膀：“担子不轻，困难不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带枪的银行家

　　　　　　　　对于毛泽民来说，开办国家银行困难确实不少。最大的困难，就是银行缺少资金。　　　　
　　　　　　　　世界上其他国家银行，都是资金雄厚，有金有银，有高楼有大厦，惟独毛泽民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金库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土坯房，营业厅只有一张小小的五尺柜台。按照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国家银行虽然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和金库管库人员全部接收过来，但同时也将财政部原来的全部收支业务接收过来。国家银行还来不及发行自己的货币。它的业务，说穿了还只是代替中央财政部的现金出纳职责。　　　　
　　　　　　　　毛泽民既是银行行长，又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还未到任，毛泽民只好既管银行业务，又管中央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钱要物，都来找他。每天，国家银行小小的营业厅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金库的现金支出日增，而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毛泽民十分焦急。他知道，如不赶快增加财政收入，充实银行金库，银行业务不仅不能扩大，反而会逐渐萎缩。　　　　
　　　　　　　　正在这时，红军集结重兵，开始攻打赣州。毛泽民一阵心喜，急急赶往赣州前线筹资。　　　　
　　　　　　　　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初，经费的主要来源，一是打土豪筹款，二是红军的作战缴获。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为红军规定的“三大任务”中，打土豪筹款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项。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也有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靠着这两条，尽管红军由当初的不到5000人发展到当时的5万余人，根据地也扩大了许多倍，但红军的经费基本能满足需要，根据地群众的负担也不重。　　　　
　　　　　　　　可是，随着根据地的巩固，苏区内的土豪越打越少，靠打土豪筹款越来越困难；而根据地内除土地税已开征外，其他税种尚未开征，税收收入有限。因此，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靠红军的战争缴获，支持红军的开支就更紧张了。　　　　
　　　　　　　　赣州是赣江上游重镇，历史上是赣南经济文化中心，商贾云集。毛泽民等待着红军攻克赣州后入城筹款。大哥毛泽东没说错，毛泽民成了带枪的银行家。他必须亲自到前线去，为国家银行筹集资金。　　　　
　　　　　　　　谁知这次攻赣，执行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张。红军攻城月余，不仅没有破城，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撤围。毛泽民不仅未筹得分文，前线部队反倒要他拨款补充军费。　　　　
　　　　　　　　在瑞金东华山古庙养病的毛泽东，应周恩来电召，急急赶往前线，参加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商议红军攻赣撤围后的行动部署。　　　　
　　　　　　　　毛泽民找到大哥告急：红军再不赶快筹集资财，银行的大门就要关起来了。　　　　
　　　　　　　　毛泽东告诉他：红军攻赣撤围后，本应向赣东北和闽西北方向发展，扩大苏区，筹集资财。可是在中央局江口会议上，有些人却偏偏死抱住攻打中心城市的圣旨不放，硬要将红军分成中、西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往死胡同里钻。“不改变这个部署，要筹到很多现款，难哪！”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　　　　
　　　　　　　　“你们不是已经办起了钨砂公司吗？多挖些钨砂拿到白区去卖，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这是一条可靠的出路！”　　　　
　　　　　　　　毛泽民两手一摊：“可这远水难解近渴啊！”　　　　
　　　　　　　　毛泽东说：“我们再想想吧。”　　　　
　　　　　　　　半个多月后，毛泽民在瑞金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从红军大学供给班挑选20名学员，赶往福建龙岩，随红军东路军赴漳州前线。　　　　
　　　　　　　　原来，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后，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跟随红军中路军行动。中路军由红一、五军团组成，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行军途中，毛泽东耐心地说服林、聂并征得周恩来同意，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入闽作战。4月10日，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克了龙岩城。　　　　
　　　　　　　　毛泽民带领红军大学的20名学员，以急行军的速度朝前线奔去。清明时节，春雨绵绵。毛泽民撑着一把破纸伞，走在队伍前头。他的腰间，扎着皮带，左边是一只布挎包，装着一只小算盘；右边是一支小手枪。山路泥泞，穿着的一双破胶鞋早已磨平了底，他一步一滑，几次跌倒在地，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待他们赶到漳州时，毛泽东率领部队攻占漳州城已经大半天了。　　　　
　　　　　　　　漳州近海，是闽南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侨胞之乡，十分殷富。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就在漳州开设了商店。银行、钱庄也有好几家，规模都不小。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取漳州，进占闽南，其战略意图，除歼灭闽南敌军张贞师、调动粤敌以巩固中央苏区外，筹款和征集资财，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红军入城后，毛泽东住在城西芝山南麓的小红楼，东路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分别设在附近的“干之楼”和寻源中学的一幢楼房内。　　　　
　　　　　　　　毛泽东在入城后的第二天，就在小红楼召开东路军师长、政委以上干部会，简单地总结了攻漳战役，着重讨论了下一步工作。为了更好地领导筹款工作，决定成立筹款委员会，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主任，毛泽民为副主任。毛泽民和他带来的红大学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罗荣桓工作，接收各部队上交的筹款所得，组织力量将它们安全运回苏区。　　　　
　　　　　　　　毛泽民住在东路军政治部。他和罗荣桓一起，协助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筹款政策：没收土豪、军阀财产和官僚资本，动员其他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捐款资助红军。　　　　
　　　　　　　　漳州城的工商业，按行业分为43“途”，各“途”都成立有公会。各级筹款委员会下达筹款任务后，商界各途公会便承领捐助数目，然后视各商户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分别派捐摊款，限期交纳。捐款额分大、中、小三等，每等中又有多级差别，数额由100元至2000元不等。交款后，红军发给“借款交清，给予保护”的证明。　　　　
　　　　　　　　毛泽民和罗荣桓每天都要听取各部队的筹款情况汇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他还找商人谈话，做商人的工作，希望他们与红军保持经常联系，互通有无；逐个了解资本家的财产应没收多少，没收是否按政策办事。整个筹款过程中，红军都严格执行了政策。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设的是家鞋店。店里的“家长”（老板）因对红军不了解，已躲避一方。红军打开店门后，只拿走了该店应捐款项价值的胶鞋，留下了收据。全国解放后，陈嘉庚先生谈起此事，还不断称赞红军讲信用、守纪律。　　　　
　　　　　　　　一天下午，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跑来通知毛泽民，要他赶快到毛泽东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