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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三兄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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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郭麓宾支吾着，推说自己早餐不当，肚子不好。
“那你就回去休息吧！”县长遂下了驱逐令。
郭麓宾走出县长办公室后，揩了揩脑门上的汗。他迎着秋风，在街上兜了一圈，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掏出笔和纸，刷刷地草写了几行字，落款是郭麓宾。然后找了一个信封密封好，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要他连夜火速送往韶山冲。
那人见郭先生语气急切，遂换了件衣服和鞋子，掩上门便匆匆地赶路了。半夜时分，他叩开了毛家上屋场的门。披衣出来开门的是王淑兰。
王淑兰开开门后，见是一位陌生人，便问：“你找谁？”
“这是毛润之的家吗？”
“是啊。”
“我是县里来的，郭先生有一封急信让我送来。”对方说完便将一封信从怀里取出，亲手呈给王淑兰。王淑兰感谢地送走了来者，然后关上了大门。
王淑兰不识几个字，马上又喊起了杨开慧。杨开慧不见则好，一见大吃一惊：“弟妹，可不好了，官府要捉拿你大哥！”
王淑兰也愣了：“你说什么，官府要捉拿大哥？”
“官府的兵马上就到，信上说让你大哥立马离开韶山！”
“现在大哥人在哪？”王淑兰急问。
“他和泽民一起在谭家冲开会呢。”
“什么时间啦，还不回来？”王淑兰埋怨道。
“那我就去通知他吧。”杨开慧道。
“不。”王淑兰道：“你身边还有孩子，这半夜三更的，路也不好走。泽覃我昨晚看他回来了，让他去吧。”
就这样，王淑兰喊醒了小弟毛泽覃。
毛泽覃起了床，听说大哥要出事，就马不停蹄地奔向谭家冲。他心里在打着鼓，怎么这么急切要逮捕大哥啊？
毛泽覃一路跑一路想，飞也似的赶到了谭家冲农协的办公地。果然是祠中灯火明亮。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俩都在祠中。毛泽东正在讲坛上向农会会员作报告。他讲话打着手势，极富有幽默感，下面农友认真地听着，连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
毛泽覃也没有多想，直接冲进会场，径直走到毛泽东跟前，向他耳语了一番，随即把一封信递给他。
毛泽东看后，也感意外，随即向会场听众摆了摆手，又作一个抱歉的手势。毛泽东下了会，随即到了谭家冲农会会长的家中。毛氏三兄弟商量一番，怎么躲过这一劫？毛泽覃说：“依我看，韶山是不能回了，这里也不能久呆，一切以争取时间为上。”
谭家冲农会王会长：“我们冲有轿子，依我看就坐轿子直接去长沙。”
毛泽覃眨了眨眼，道：“这也成，你快去请吧。”
毛泽东道：“就这样安排吧。我和泽民一起走。泽民这两天还要到广东农运所学习。”
“那好，我这就去请轿。”王会长说完要出门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停下脚步，对妻子说：“孩他娘，你快去做点饭，让三兄弟吃了再走！”
“好的！”妻子应了一声。
一切都与时间赛跑。
王家的饭还没有做好，轿子就抬了过来。毛泽东、毛泽民只好将就着点，吃了点开水泡饭，匆匆上了路。
毛泽东对抬轿人说：“如果说有人拦，问抬什么人，你们怎么回答？”
毛泽民见抬轿人不答话，急中生智地说：“就说轿中是郎中，家中有病人。”
毛泽东点了点头。
这时，毛泽覃也上前道：“哥，你和二哥这样走我不放心，我也跟你们一块走？”
“也好。”毛泽东回答。
就这样轿子起动了，毛氏三兄弟了离开谭家冲，急匆匆向长沙城赶去。
抬轿人翻山越岭，只一天一夜返回了谭家冲。
在长沙，毛氏三兄弟找到了中共湘区党委书记李维汉，由李维汉做了秘密安排。
人不该死有人救。再说赵恒惕荷枪实弹的团防局，在毛氏三兄弟离开谭家冲的当儿就赶到了谭家冲，扑了个空。团防局局长给了那位谎报军情的人两计重重的耳光，又将队伍开到了韶山冲，要捉毛泽东，不巧毛氏三兄弟都不在家。王淑兰尽在团防局的长官面前讲好话，赔笑脸。后来她又开了些钱送给头目，才算息事宁人。
再说毛氏三兄弟，在团防局来韶山捉拿的时候，他们三人在赵恒惕的眼皮底下举行一场秘密的报告会。他们在向中共湘区党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可喜情况时，受到李维汉的大加赞赏。
接着李维汉又把长沙的情况也向毛泽东作了通报，尔后说：“广州农讲所已催毛泽民报到。同时广州国民党党部也来电，有个重要会议要你这个部长参加。正好你赶过来了。”
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儿，说：“虽然‘赵大头’要捉我，风声紧急，但是我还不能马上离开长沙。因为韶山农民运动还急着总结，写出书面材料，我看至少还需一个月的时间。让泽民先行一步，我和泽覃再跟上。”
李维汉道：“这也稳妥。”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这话说完的第二天傍晚，毛泽民仓促收拾一下，就乘着暮色，登上开往广州的火车。
列车徐徐开动了。
站在月台上的泽东、泽覃挥动着手，毛氏三兄弟就这样地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这是毛泽民第一次赴广东，他的心情特别激动。毛泽民站在列车的窗子前，探出半个身子来，出神地凝望月台上的两兄弟，喊了声“你们要保重”，眼泪夺眶而出……
第九章 “农运”情结白色恐怖下的婚礼
毛泽东、毛泽覃送走了毛泽民，不几天杨开慧带着孩子们也风尘仆仆地从韶山赶到长沙。
一边是敌人捉拿“毛氏三兄弟”的通缉令，空气凝重；一边是大哥毛泽东在为小弟泽覃操办着婚事，气氛热烈。因为泽覃的发妻赵先桂已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得不与毛泽覃分了手。同时毛泽东还夜以继日地赶写他的韶山农民运动的总结，家事、国事两不误，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两项大事。
一天傍晚，毛泽覃和周文楠拎着糖果来到了毛泽东新租的房。
周文楠的脸微微发红。她个头不高，额头、颧骨稍高，细长眼睛，脑后梳着发髻，长相文静，像江南水乡的女孩子，身上充满着一股灵性。
“我大哥不在家吗？”泽覃问前来开门的杨开慧。
“在家，他出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
说曹操曹操到。正在这个当儿，毛泽东一挑门帘就进来了：“啊，泽覃和文楠来了！”
杨开慧感到诧异：“你们原来认识啊？”
毛泽东回答：“我不光认识文楠，她妈她爸我也认识。她爸叫周模彬，在清朝时当过知县、知州，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应该说是一个官宦之家。她妈妈也姓周，叫周陈轩。不过，文楠已背叛了这个家庭，成为了革命人。包括她的妈妈，都是对革命有功的。我曾去过你的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家就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1号。”
周文楠直点头称是。
杨开慧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毛泽东接着又道：“说周家对革命有功，主要是讲文楠母女二人在松桂园1号住时，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不要说我们毛氏三兄弟了，就连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去过周家开会，研究工作，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说到这里，毛泽覃插话道：“为了我们的婚事，文楠的妈妈也向组织请了假。”
毛泽东高兴地道：“我倒是想见一见这位革命的大婶？这样吧，明天你把周大婶请来，作哥哥的也为你们祝贺祝贺。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场大喜吆！”
第二天中午。
杨开慧按照丈夫的要求，炒了几个菜，毛泽东也到门外的商铺里买来酒。
客人如约到来。周陈轩还没进门，就毛部长长毛部长短地喊了起来。
毛泽东急忙出门相迎：“欢迎亲家大婶做客。”
周母见面道：“毛部长啊，孩子就交给你啦！你要多操心了。”
“谈不上操心。”毛泽东把她搀到屋里坐下来，才告诉她说：“大婶，我不是部长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是不是又升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掩不住那一丝的酸楚，道：“权作为升了吧。”
李维汉书记从中插话，说“是，部长升所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长），马上就报到了。”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来，来，来，咱们喝酒。”毛泽东招呼大家。
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他们在为毛泽覃贺喜的同时，也为国共合作的前景表示应有的担心。特别是对掌握枪杆子的蒋介石。用李维汉的一句话概括：“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吃香。”
毛泽东也用一句幽雅的话回答：“有了笔杆子，不愁没有枪杆子。最后胜利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第十章 敌后尖兵上海新闸路培德里，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
上海。
公元1925年底。
一个落霞的傍晚。
新闸路培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
神秘偏僻的地方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此人高高的个头，长长脸形，头戴礼帽，眼戴墨镜，身穿长布衫，手拿一份报纸———这是暗号，准时地叩开了石库门房。石库门房的主人迎了出来。
“先生，你讨要的报纸我给送来了！”神秘的不速之客道。
“好；好，请进屋里谈。”主人把神秘的不速之客引进屋里，吱呀一声紧紧关闭了大门。
且说这神秘的人是谁？这神秘的地方又是哪儿？
这神秘的人就是从中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刚刚毕业的高材生毛泽民；这神秘的地方就是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根据组织需要，共产党员毛泽民是奉中央之命来这里主持全面工作———出任出版发行部总经理。因为当时党还在暗处，为了保守党的机密，毛泽民改名为杨杰，人称杨经理。
为更好地保守党的机密，中央组织部考虑得很周密，在他上任不久，又把一位名叫钱希钧的女同志介绍到他身边工作，与毛泽民结为夫妻关系为掩护出版发行部的外部形象。
再说这位钱希钧，原是上海杨浦怡和纱厂的工会会长。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尹宽同志找她谈话，说她的工作有变动。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力量，调她去出版发行部工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要与发行部总经理毛泽民结成夫妻关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机密大于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都是党的人，我服从命令。”钱希钧二话没讲就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尹宽同志也找毛泽民谈了话。毛泽民也是二话没讲，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转天，钱希钧怀揣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心情激动地叩开了出版发行部的门。
“你找谁？”
“我找杨杰经理。”
“你是谁？”
“我是钱希钧。”
“杨经理，钱希钧同志找———”那人向里屋喊。
此时毛泽民正在伏案，双手打算盘，这是杨经理的一绝。这不是表演，而是算账。听到有人喊，车过身来，毛泽民上下打量着姑娘。钱希钧躲过对方的目光，把中组部的介绍信递给了毛泽民，说：“杨经理，我来报到了。”
“好，好，快坐，快坐！”毛泽民一边让座，一边去倒茶，然后送到姑娘手里。
钱希钧嗔怪道：“你这个地方真难找，害了我找好半天！”
“是吗！”毛泽民问了钱希钧一些自然情况，向她介绍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情况，然后说：“我们机关是党中央的宣传部的‘咽喉’，既是‘咽喉’工作，我们就要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保护他，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后来他们真的结为夫妻。
就在钱希钧来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时候，这里人手不多，大部分是党内同志。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负责上海地区的出版发行，还要负责全国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可以说是行政、党务、后勤、财务兼任于一身。毛泽民很能吃苦，为党的宣传品、文件、书刊的印刷和发行，印刷厂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就连钱、财、物收支账本的建立等事情，也都凝结了他的不少心血。
钱希钧来的时候，出版发行部仅出版发行《向导》一种刊物，接受的资金，仅有70。308元。那时党中央每月只拨给《向导》广告费60元，其余一概自理。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报上登广告所需费用就达72元。这样，出版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薪水，基本靠本身的收入开支。经过毛泽民和同志们的努力，他们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到8万份，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印发的就有4万份。再有《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之内销数多达3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形成书尚未印，就有预订金到手的好局面。①
后来，他们还印发《中国青年》、《红旗》、《实话》等报刊和党的文件、传单，还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几乎是同时，毛泽民又在全国奔波，建立了包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在内的发行网。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发行部的代售处。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向中央出版社发行部订购书报的读者越来越多。另外，他们还要印大批书报、传单，以备北伐军打下上海时散发。为印刷发行这些东西，需要大笔经费。一天，毛泽民到陈独秀总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帮助先借一些钱，以满足扩大印刷的需要。陈独秀回答：“钱是没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自己去想办法。”
开始，毛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但借得无几，急得他寝食不安。夫人钱希钧也急得团团转，总想为丈夫分担点困难，想法帮助借点钱。可她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社会上抛头露面。钱希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此来给丈夫点安慰。
好在毛泽民在上海创业已有名声，印刷界都知道有个杨老板，讲究信誉。于是毛泽民转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挪借，向进步书店预支。不管怎样，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再说钱希钧每天跑印刷厂，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拿稿件或送清样。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谢觉哉、郑超麟等的住处她都去过。钱希钧回家往往比泽民要早。于是每次回来，钱希钧总是把饭菜做好，等泽民回来吃。
毛泽民爱吃辣的，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是他有胃病，是在安源搞工运时曾经动过盲肠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好几年了，刀口愈合不好，经常疼痛，所以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特别是辣椒。钱希钧当然是按医生的意见办，但是话说过来，粗茶淡饭好人常吃也犯腻，有胃病的人就更难下咽了。毛泽民倒没有因此而稍有愁眉，可钱希钧心里过意不去，总尽量买些他爱吃的空心菜。这种菜倒便宜，但营养价值不高。
钱希钧何尝不想为丈夫买些好吃的补补身体呢，但他们的津贴太少，无能为力。他们是住机关的，基本上是职业革命，除组织上每月发给15元钱外，没有任何别的收入。这15元包括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品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就更少了。毛泽民中午有时候回不来，只得吃碗阳春面或买两个烧饼在印刷厂就开水吃。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毛泽民一直是为党忘我地工作着。
“四一二”事变后，中央派毛泽民前往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大多数编辑是党内同志，董必武担任社长，沈雁冰曾任过总编辑。因此，报纸的内容以及办报的方针都是党中央宣传部确定下来的。此报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董必武兼职多，很忙。毛泽民去后，报社的行政事务工作都交给了他。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出头露面多，早就引起了右派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武汉，8月到了长沙。在长沙、湘潭一带搞农运工作。
不久，传来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大哥毛泽东带领部队撤往井冈山，行动秘密匆忙。当毛泽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化装成商人，坐轿昼夜兼程地去追赶大部队。
应该说一路顺利，眼看要追上毛泽东的队伍，但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处时，轿子被地主民团截住，说要检查。
“轿里是什么人？”
“郎中。”
“这武器该作何解释呢？是不是有‘赤匪’之嫌啊？”民团团长哈哈地笑了。
毛泽民走出轿子，巧妙地回答：“你们看不出吗？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经常出入，再者兵荒马乱，我才带几个人和几支枪，可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可轻巧！”
他们在此耽误了一两天，民团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不敢处置，但又不让他们继续前进。毛泽民只得后兵变前兵，打道回府，返回长沙。11月份，他又奉命回到上海，仍担任他的出版发行部经理。
第十章 敌后尖兵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1927年间的上海。
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
这是周末的一天，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李葆璋，为维护他在上海的势力和反动统治，在24小时内斩杀散发传单的市民40余人。
应该说，这也是杀鸡给猴看。可是恰在这一天，电话铃响了，中央通知有一批极重要的传单要从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住地，必须连夜送到闸北青云路去。但送货的那位同志，慑于当时的恐怖形势，不敢送了，公然向毛泽民撂起了挑子：“我可以辞职不干，也不去冒那个风险！”
毛泽民好言相劝：“现在不是撂挑子的时候，你要不干你要到哪去？”
“我想回家。”
“真的想回家，是不是害怕啦？”
“敌人的机枪在那里架着，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好，你回去休息，我来完成！”毛泽民看了看表针，时间已拖到了晚饭后。
应该说，毛泽民知道这批传单的重要性，第二天早晨，上海各厂工人代表要在青云路开会，组织武装纠察队，驱逐奉军。但困难的是传单要送到青云路，必须要经过华洋交界的宝山路口。且说这路口，有密集的奉军大刀队把守，还有流动岗哨巡逻。过往人员都要经过盘查。再说这批传单是红白绿三色有光纸的，16开1万张，数量比较大，若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同志去，很可能就出乱子。为了不影响中央的整个部署，毛泽民决定自己亲自去送。正当毛泽民话音落地的时候，沈玉山主动地站了出来说：“杨经理，我是共产党员，让我完成吧！”其实他也被毛泽民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动了。
毛泽民抬头望去，一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立在了面前，他的心一阵激动，拍着沈玉山的肩膀：“好样的，年轻人！我们俩一起去。”
“不，杨经理，你不能去！让我一个人去，我保证完成任务！”沈玉山请战道。
“不，”毛泽民坚持道。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大家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沈玉山道。
其他同志也出来讲话，要泽民不要再争了。沈玉山也借机讲出自己偷运的办法和信心，毛泽民也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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