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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学完全使用手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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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生是怎么当上了官，而且做了知府呢？原来，夏生虽然愚笨，却也没有愚笨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当书童诳他落发为僧的时候，他本欲发火，忽然心念一动，暗想以自己的资质，只怕是即使前去京师科考，也会名落孙山。读书做官这条路，终究不适合于自己，莫不如顺水推舟，先由着书童欺诳，自己索性先在寺庙里躲上一段日子，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寻找别的出路。这样一想，他就故作懵懂，答应了书童。
等他进入寺庙之后，才发现这寺中诸僧，多半都没有读过书，识字者寥寥。而且这座庙由于地处要地，每日里前来上香进贡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寺庙门前几成车水马龙，偌大一座寺庙，除了他，别的僧人全然不晓接待之礼。此后夏生就负责寺庙的香客接待，进香的香客往往会施舍巨资，都由夏生负责管理。就这样，几年工夫过去了，寺庙中募集来的财物，已经多不胜数。
此后，夏生将寺中的金银事先藏好，然后悄悄地买来俗家的衣服，在一天夜里将僧鞋脱在井口边，换上俗家服装，带着银子，悄然去了京师。到了京师之后，他先在吏部做一名杂役，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吏部的要员，不久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外放的肥差，终于在这一日衣锦还乡了。
在回来的途中，夏生还以官员的身份，又回到了那座寺庙里礼佛。寺中的和尚。做梦也想不到他就是夏生，还告诉夏生说，庙中有一个俗名姓夏的高僧，就在几年前已经成佛了。夏生听了之后，付之一笑。
明白了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之后，书童面如死灰，伏地待死。夏生却说：“你虽然该死，可是我打听到，你除了夺我的家财，欺凌我的父母之外，并无其他劣迹，如今我父母肯饶你不死，本官也可网开一面……”书童听了，大哭着跪在夏生父母的脚下，乞求饶命，最终夏生只打了他三十大板，让他此后继续在家里侍奉。
在这个已经失去效仿意义的故事中，夏生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还未谙世事的明，他知道自己参加科举会落榜，却不知道自己当了和尚，会给自己的父母带来灾难，然而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后面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才会一帆风顺地做得了高官。如果他预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那么，他肯定不会达到目的。因为倘若他为人过于精明，寺庙的方丈也不会允许他把持钱财。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自己无法预测未来的前提之上，却顺应了人际关系博弈的最基本法则。
事实上，在历史上，如夏生这般难以预知结果的行动，在所多有。例如，汉武帝时代，有一个名叫义纵的酷吏，此人嗜血如狂，他曾出任定襄太守，到任的当天，突然封闭了定襄监狱，将狱中轻重犯人两百余名，以及正值午饭时来给犯人送饭的家属，以“为死囚私自解脱枷镣”之罪名，不由分说，全部处死。如此不问青红皂白的屠杀，却赢得了汉武帝的欢心，竟将义纵名列九卿。
朝中有几名大臣气愤不过，就商议共同上书，弹劾义纵。当时商议这事的共有五名大臣，其中有一个叫张合的年轻郎官，虽然他也知道奏章一上，很有可能会立即遭受到义纵的报复，但迫于情面，又担心同僚讥笑自己怕死，就硬着头皮上了书。
却不料，等到张合上书之后，另几名大臣却做若无其事状，并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与张合一道弹劾义纵。张合悲愤不已，可是事已至此，就只能闭目待死了。
当汉武帝读到张合的奏章的时候，他刚刚病愈，正在驱车前往甘泉宫的路上，途中发现树木未经修剪，知道这项工作是由内史义纵负责，心里想，莫非是义纵认为我病了之后，就不会再起来了吗？从此对义纵起了杀心，就以张合的上书为由，另外又指责义纵违抗圣旨，杀死了义纵。
义纵被杀，弹劾义纵的张合因此而晋升。另几名大臣得知之后，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可是他们太明白事理了，明白过度，就是世故，就会对自己所介入的事情有一个理性的判断。然而官场之上的人际关系博弈所遵循的从来不是理性的法则，所以这些人注定丧失晋升的机会。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名的“八板子将军裴聿”，此人按照“明”的法则行事，只管按责任行事而不计后果，结果连升了八级，成为官场上一件大事。
裴聿此人原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婴身边的参军，由于李元婴此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别人不敢相劝，只有裴聿不敢忘记自己的职责，出言相劝，结果惹火了李元婴，命人将他拖下去，狠狠地打了八大板子。
明明是尽职尽责，却冤乎枉哉地挨了板子，天真的裴聿无法接受这样冷酷的现实，就向李渊哭诉。李渊问他：“你挨了几板子打呀？”裴聿哭道：“嗯……前后一共打了我八大板。”李渊点头道：“那好，你忠于职责，不该挨罚，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批评他的，你就连升八级吧，算是朝廷对你工作负责的奖励好了。”
于是裴聿连升了八级，升到了六品官。任命书下达那天，他哭了，说：“我的命可真苦啊，如果我当时跟皇上说，我挨了九板子的话，那么我现在已经是五品官了……”
裴聿又犯糊涂了，他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挨了九板子，李渊也不会升任他为五品官的。但是正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才会挨了板子，才会升官。所谓官场上的事无定数，说的就是事情发展自有其特定的内在规律，这规律就是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才会升职，否则你是不会获得晋升的。
第63章 “净”的失败境界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淫暴之君隋炀帝，曾经发表过这么一段讲话：“我最喜欢的是荒淫无度，胡作非为。我最讨厌的是士人的冒死进谏，因为这些士人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不过是在揣摩我的心理活动，一旦确认我不会因为他说了劝诫的话就杀他的话，他就会趁机投机，摆出一副忠心为国的面目博取虚名。但凡遇到这种人，我必杀之，一个不留。”
隋炀帝这厮，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反面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太聪明了。他几近洞悉人性中最深处的阴暗，张口就把士大夫们脸上的遮羞布给撕下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冒死进谏是非常戏剧化的景观。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霍献可。当时是女皇武则天主政，法令极是严苛，朝臣稍有拂逆，就会被诛杀，所以朝中诸臣，都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只有状元狄仁杰不以武则天的暴政为然，时常在朝堂上提出反对的意见。此外霍献可的舅舅裴行本，也是一个秉性刚正的人，武则天对他多少有些不满。
朝中官员，多是认为狄仁杰和裴行本这样顶撞武则天，迟早会招致杀身之祸，就都有意地和这两个人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而霍献可却经过深思熟虑，深知这时候值得他赌上一把。于是毅然决然地冒死上书，直斥狄仁杰和裴行本欺君罔上，请求诛杀。
武则天当然知道霍献可是在投机，可是她也需要有人支持自己，就好言好语地安慰霍献可，只是不允所求。这下子霍献可急了，他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强烈恳求武则天立即杀了狄仁杰和裴行本，不然的话他就不活了。结果因为闹得太欢实，额头在台阶上磕得鲜血淋漓。
此后，霍献可每天上朝的时候，就用最醒目的绿色丝帕缠在额头上，每当开口讲话，都要将额头上的伤有意地袒露出来，以表示自己是有功之臣。
在历史上，中国的权力结构始终是金字塔式的，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小官僚，社会资源也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分配的。所以人在官场很快就会异化为权力人，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在考虑权力的得与失。最上层的皇帝我们不做研究，单只是权力阶层中的官僚们，就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这困境就是：如果发现上司正在犯蠢或是干蠢事，你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急切地出言相劝，这就等于是在否定上司的政治水准和能力，也意味着对上司自我人格的彻底否定。哪怕是上司知道自己错了，他也会跟你不依不饶。小焉者指着你的鼻子臭骂一顿，大焉者彻底剥夺你在利益分配中应有的权力。这种结果，是官场中人最为恐惧的。
如果你明明看到了上司在犯蠢，却闭口不说，那后果就更严重。等到上司捅出了娄子，惹出了麻烦，回过头来他仔细一琢磨，难怪我今天这么倒霉，原来这是有人在戏弄我。那后果将更为严重。
人的自尊是相当脆弱的，最是禁不得戏弄的。古时候有个读书人，天生残疾，一腿微跛。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恰好前面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也是跛腿，在前面一瘸一拐地走着。跟在老太婆后面的，是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调皮，学着老太婆的走路姿势，也在一瘸一拐地走着。就这样，老太婆，小孩子再加上读书人，三个人排成一条直线，以同样滑稽的姿势一瘸一拐往前走，路上行人见了，无不捧腹大笑。老太婆察觉身后有异，回头一看，登时气得脸都紫了，指着跛腿书生的脸，破口大骂道：“你这么大个人了，缺德不缺德啊？这小孩子学我走路，是他家里没教养，难道你也是有娘生没爹养吗？”不由分说，操起拐杖，没头没脑地向着跛腿书生打了过来。跛腿书生心里的委屈真是无以复加，想解释又无从解释，想辩解更是无从辩解，平白无故地被人家抡了几拐杖，只能拼了命地跛着腿，快一点逃走。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当她感觉到有人在戏弄自己的时候，就不问是非破口大骂，出手就打。这是因为人对涉及自己的任何事情都是极度地敏感，并无时无刻地不在渴望着来自于外部世界的肯定。这种肯定是出于强化那脆弱的自我人格的需要，无论这种肯定有多少，都远远不够。所以古代的帝王已经掌握了熏天的权势，却仍然迫切地渴望着排山倒海的歌颂声，就算声音稍微弱上一点，他的心灵都会承受着莫大的痛楚。
人性的规律是至高无上的，无论是皇帝还是我们的上司，他们都在等待着赞美，憎恶对他们的否定与质疑。你当面指出他的过错，就意味着对他的自我人格的否定，他当然不会容忍。而你如果在事前不加以劝告，一旦出了错误，就等于是你在戏弄他，这是对他自尊人格的公然侮辱与蔑视，你想他岂会饶得过你？
所以下属在上司面前，就陷入了困境。劝说也不是，不劝更糟糕。在历史中，则是大臣们面临着死亡的陷阱，进谏皇帝是个死；不进谏的话，只会死得更难看。
所以在朝堂之上，所有的大臣们的脑子里，脑浆一如开了锅的粥，咕咕嘟嘟地冒着泡，进行着紧张而激烈的思考。当皇帝犯蠢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把反对的话说出来，同时又不会惹得皇帝大动肝火的方法，否则，很可能会弄出宰杀自己全家老幼的可怕后果。而对他们这种心理活动，高居于龙椅上的皇帝也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大臣们就必须要寻找另一条途径，殊死一拼，以求突破。
这条官场之上的存活之道，就是“净”。
什么叫净？如何来理解这个净？
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急于晋升的人们，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狂拍马屁。洛水之滨有个善良的百姓，进贡来一块剖开的石头，石头的中间，是红色的。这个百姓解释说：“这块石头可不一般，它有一片赤诚的心啊！”当时凤阁侍郎李昭德正站在武则天身后，脱口冒出一句：“这块石头有赤心，难道说别样的石头都是在图谋反叛不成？”武则天狠狠地瞪了李昭德一眼：“你这人，真没情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李昭德给武则天上眼药，武则天为何不宰了他？
因为他心地纯净，不含杂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理也有据，却没有丝毫的私心在内。
五代时期后梁的建立者朱温，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梁太祖。有一天，他走出大梁门，身后跟着黑压压、密麻麻的群臣，大家走到了一棵大柳树下，只见朱温抬眼瞅着这棵树，说：“好大的柳树啊。”群臣纷纷点头：“陛下果然圣明，英明神武啊，英明神武到了……到了连柳树都长这么大的程度。”朱温翻了个白眼，又说道：“这么大的柳树，正好拿来做车头。”群臣纷纷点头：“陛下圣明啊，果然是天赋圣明，这棵柳树，真是用来做车头的好材料啊。”突然之间，朱温脸色一变，大吼道：“胡说八道，柳树怎么能做车头？老子虽然没读过书，可也听说过秦二世时代，奸臣赵高是如何指鹿为马的。单只是今天这句话，老子就知道你们个个都是奸臣，来人，给老子把这些说柳树能做车头的奸臣，统统宰了。”
这些人被切了脑壳，原因就在于他们太世故了，心地为物欲所污染，肮脏透顶，所以朱温厌恶他们，故意设了个圈套，将他们套进去。事实上，举凡有点权力的人，都憎恶这些卑琐之人，经常性地找个花样，撕开这些人的丑陋嘴脸，娱乐大众。
南北朝时，前秦有个叫苻生的国主，此人心性残忍，嗜杀无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温和地把大臣叫到面前，问：“你说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啊？”如果大臣回答陛下圣明，苻生就会勃然大怒：“我杀人如麻，淫暴无度，这也叫圣明吗？你在我这个淫暴之君面前还乱拍马屁，由此可知你人格之卑劣，拉出去杀了。”
可如果大臣直斥他淫暴呢？苻生也有话说：“你身为臣属，竟然敢诽谤君主，如此不忠之罪，岂可轻饶，拉出去杀了。”
总之，在苻生面前，不管你说什么，结果就一个——砍头。
官场上，部属在上司面前，结果也是一样。不管你怎么活动心眼，最后的结果，都是让领导憎恶。
那么，是不是淫暴之君如苻生，他会杀掉所有的人呢？是不是脾气火爆如上司，他就憎恶所有的人呢？
肯定不是，纵然是淫暴之君，也有他尊敬的人；心眼再小的上司，也有他喜欢的人。
而这种人，除非是能够修炼到心无杂念，心性淡然，才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但对于老于世故的人来说，这个境界过于高远了，几乎没有谁能够达到。然而年轻人的稚嫩纯朴，洁净清新，却恰恰如一方未经雕琢的璞玉，正处于人生最圣洁的境界。处于这个境界的年轻人，在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承受着世俗污浊的熏染之前，都是有着让人羡慕的成功的机会的。
第64章 “净”的成功境界
南北朝时代，北齐的开国皇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精神病皇帝的名字叫高洋，他喜欢裸着身子，在房梁上疾奔。有人劝他注意安全，高洋便立即一刀将劝他的人杀掉。他还有一个美貌的嫔妃，很是宠爱，有一天，高洋召集群臣喝酒。正喝着，他突然从怀中掏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扔到酒桌上，竟然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的脑袋，吓得群臣个个魂飞天外。
然后高洋隆重地为他的爱妃下葬，他披散着头发，光着两脚，跟在棺木后面，一边走一边弹奏着乐器，唱着悲伤的歌谣。高洋的母亲娄太后，见儿子神经成这个样子，很是生气，于是高洋就钻到母亲的床下，将床托了起来，把个老太后从床上摔下去，跌了个半死。事情发生之后，高洋深刻地自责，自感罪孽深重，就决意自焚以谢天下。他堆了薪柴，就往火里跳，吓得群臣拼命揪住他，直到最后太后被迫得没办法，亲自过来说原谅他了，他这才罢休。
皇帝居然是个精神病患者，这就让群臣们为难了。劝他吧，他精神不正常，杀了你也是白杀。不劝他吧，他更生气，后果就更严重。于是大臣们就聚在一起商议，想出许多保全性命的花样，就开始劝诫这位精神病皇帝。
先是一个开府参军上书，反对皇帝再发神经。高洋看了非常恼火，就问身边的大臣们：“此人是什么意思？”众臣道：“他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杀了他，他好流芳百世。”高洋愤怒地说：“老子偏偏不杀他，我看他有什么办法？”
另有一个典御史李集，也上书骂高洋，骂得很凶。高洋就命人把李集捆起来，丢进水里，过了很久再把他拖出来，问：“还骂不骂了？”李集回答：“只要我活着，就死谏不休”。高洋说：“算了算了，我服了你了，今天不杀你，快点走吧。”李集不肯走，坚持力谏，终于惹火了高洋，说：“这可是你逼的我，别怪我啊。”就命人将李集腰斩了。
总而言之，在这个精神不正常的皇帝面前，群臣束手无策，拿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有一个叫赵道德的人，却最是有办法对付这个疯皇帝，他的办法也奇绝，只要高洋一犯病，他就动手狠揍，打得皇帝满地乱跑。那么，赵道德又是如何制住这个疯皇帝的呢？
开始的时候，赵道德在皇帝面前也是没有特权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高洋杀掉。但是赵道德这个人，和其他大臣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赵道德这个人脑子特别地简单，不像其他大臣那么复杂。
其他大臣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三思而后行，琢磨着这样做，皇帝可能发疯病宰了自己；如果那么做，自己的性命就可能会保全。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做，都绕不过高洋的脑子，因为高洋精神状态不正常，喜怒无常。你用正常人的思维去判断他，无论怎么个搞法，都碰不对路子。
而赵道德由于心地纯净，全无杂念，他一不考虑皇帝的发疯因素，二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所在，看到不对就说，看到不妥就做，成为了北齐中唯一说话能够让高洋听得进去的人。
曾有一次，高洋大宴群臣，喝着喝着酒，突然哭了起来，说：“我贵为天子，英明神武，可是旁边还有一个国家叫西魏，硬是不肯服从我英明的领导，你们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听了这话，一个叫刘桃枝的都督跳了出来，拍着胸脯大叫道：“陛下，休要担惊受怕，给我三千骑兵，让我踏平西魏。”高洋听了大喜，立即赏赐给刘桃枝一千匹帛。群臣们看到这情形，谁都不敢吭声，唯恐吭一声被疯皇帝注意到，搞不好杀了你。只有赵道德火了，站起来说：“刘桃枝胡说八道，行军打仗的事儿，最是凶险，说什么三千骑兵踏平西魏，这种大话谁会相信？”皇帝高洋听了，连连点头，说：“赵道德说得有道理，那一千匹帛就不给刘桃枝了，给赵道德吧。”群臣见了，莫不是悔之不迭。早知道皇帝今天不杀人，还不如自己抢先说了这句话，现在可好……唉！
然而群臣并不清楚，这番话，无论谁说了，都会惹得皇帝发火杀人，只有赵道德说了，皇帝才不会发火，因为赵道德心里没有杂念，激不起高洋心中的杀机。
这次事情过去之后，高洋又发了疯，他骑了匹马，要从很高的陡岸跳到河水里去，大臣们谁也不敢阻拦，谁拦他，他杀谁。这时候赵道德冲了出来，上前用力地拉住马缰绳，把高洋拉了回来。高洋大怒，说：“你不让老子开心，今天老子就杀了你。”就命令手下将赵道德拿下。赵道德回答说：“想杀你就杀好了，等我到了地下见到你爹，看你爹他生不生气。”
听了赵道德的话，高洋难过地低下了头，就吩咐人放了赵道德，说：“我是有点太放纵自己了。这样吧，以后我再喝酒闹事，你就狠狠地揍我，千万别客气。”赵道德答应了一声：“好！”冲上前去，抡起大耳刮子，照皇帝的脸上就抽，高洋见他玩真的，吓得掉头就跑，赵道德不依不饶地在后面追，一边追还一边喊：“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竟然这么祸害天下。”从此以后，高洋的癫狂真的收敛了许多，对赵道德也尊敬有加，言听计从。
在这个故事中，赵道德所面对的风险，是官场上最高的，一言不合就掉了脑袋，这种事遭遇到的概率极低。但赵道德在这件事情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也是官场上的老世故老乡愿所无法达到的。
在官场上，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和高洋一样，因为身居高位，所以会感受到决策时的强大压力，一旦决策失误，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会为此事负责。高洋的这种表现，就是外界的强大压力与内心的极度放纵糅合在一起，导致了他人格的崩溃。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暴君，都是因为人格崩溃而出现了行为乖张的举止。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急需重建自我人格，在和这一类状态的人物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你就会失败。
在高洋面前，还有一个劝谏的典御史李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了，丢掉了自己的脑袋，而赵道德却没有。这两个人的区别就在于李集的劝谏纯粹是无的放矢，而赵道德的劝谏，却恰好击中了疯皇帝的脉门上，其言其语有助于高洋自我人格的重建，所以高洋立即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依赖。
有心机的大臣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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