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完全使用手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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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偷看男人，这情形是很微妙的，如果解缙稍微理性一点，正襟危坐，让公主瞧个清楚，这事也就过去了。他毕竟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还在意一个女人偷看吗？可是那解缙，被公主看着看着，突然狂性发作，当场索要纸笔，赋诗一首，曰：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

这首诗写得固然风雅，固然有趣，可是却充满了对公主的戏弄和挑逗。往轻里说，这首诗的意思是在暗示公主芳心寂寞，往重里说，则意味着他在暗示公主对他有情有义，无论是轻是重，对公主来说都是件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公主看了这首诗后，当场就发作起来，一状告到了皇帝座前。

当时的皇帝是成祖朱棣，这是一个性格极为阴沉的皇帝，听了公主的哭诉，他假装不以为然地斥责公主说：“你看你，好歹是个皇家公主，你偷看解缙这个登徒浪子干什么？这都要怪你自取其辱，算了算了，以后注意点儿就是了。”

听起来皇帝很是大度，无意追究解缙调戏公主的过错。其实不然，没过多久，朱棣就另找了个名目，将解缙削职为民，捉拿入狱。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棣忽然问锦衣卫统领纪纲：“解缙还活着吗？”

纪纲支吾了两声，退了出来，就开始揣摩皇帝的心思，却是越揣摩越是不得要领，听皇帝的意思，无喜也无悲，不知道皇帝到底是希望解缙活着，还是希望解缙死掉。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活着，自己却悄无声息地把解缙弄死了，岂不是惹出大祸来？可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死掉，自己却让解缙好端端地活在大牢里，这事的后果也同样严重。

那么这事如何处理呢？纪纲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带着酒菜去了大牢，见到解缙之后，就殷勤劝酒，让解缙喝得大醉，然后剥光了解缙的衣服，将他丢在雪地里，活活地冻死了。然后报说解缙因为不耐寒冷，冻死在狱中。这样一个处理法，不管是皇帝希望解缙活，还是希望解缙死，都没自己的责任了。

纪纲的心肠固然歹毒，可是追究起来，解缙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居然有胆子调戏到公主的头上，这也是才子难以逃脱的宿命。但是说到底，男人碰到这个色字上，因其本性所在，难免要吃大亏，所以应以慎之又慎为保全自己之上策。

再说财，官场，尽是求财之所，古人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这话听得刺耳，却是实情。但正因为是实情，所以古往今来，但凡栽在仕途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个财字。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倘若失去水准风度，甚至为同类所不齿，那就失之下作，时日不久了。

五代的时候有个安重霸，是简州刺史，此人贪婪无度，盯上了州内一个卖油郎，于是他每天把卖油郎叫来，安重霸自己坐着，让卖油郎站着和他下棋，这棋一下就是一整天，卖油郎站得两腿绵软不说，还耽误了卖油的生计，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奉上银子，安重霸眉开眼笑地收下，这才放过卖油郎。

比之于安重霸更没品的，是明朝一个叫郑仁凯的刺史，此人好歹也是一个刺史，却盯上了手下一名衙役穿的新鞋，他故意找个事由，让那衙役爬树，衙役要爬树，就得先脱了鞋。等衙役爬到了树上之后，堂堂的刺史大人，竟然趁机偷走了衙役的鞋子。衙役下树后找不到鞋，只好跟郑仁凯诉说，却遭到郑仁凯的破口大骂：“老子堂堂的刺史大人，难道是为你守鞋的人吗？”

像安重霸、郑仁凯这种下作的手段，百姓知道的不多，只是成了官场的笑料。这是因为，官员们相互竞争，相互挤兑，如果竞争对手竟然是使用如此的下作手段，当然不见容于官场。而饶是百姓脑子再聪明，也想不到堂堂的官员，竟然会龌龊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官场上的道德法则，与百姓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在武则天时代，由于武则天取李氏天下而代之，就不断地找借口诛杀李氏派系的官员，另行委派新官。但派去的这些官，却是素质极差，只顾大捞特捞，全不体谅女皇登基的不易。所以武则天无奈，只好再将这些贪婪过度的新官一个个地杀掉。就这样，武则天等于是为做官的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往往是一个新官到任还不到三个月，就已经是身首异处。

于是朝中的大臣们就坐在一起交谈，大家都说：“仕途如此险恶，一个官做不到三个月就丢了脑袋，这让大家还怎么做官？”

这时候有个人接口道：“三个月杀一个官算什么？如果只做一天官就杀头，这招还可能管点用，但哪怕是做官做到满一个月才杀头，这官还是要做的。”

众官听了，哈哈大笑。众官之所以笑，是因为这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以官取财，本是飞蛾扑火，玩儿的就是心跳，这是世上的贪官共有的心声。人在官场，断不可与贪官同流合污，但如果一个仕途中人适应不了这复杂的人性，也万难立得住脚。

最后一个是气，所谓气，就是任性使气。官场中人，最忌讳的就是气字。要知道，人类的社会，就是彼此相互让渡生存空间的一种存在方式，你让我一步，我也让你一步，纵然你不肯让我，我也没必要非和你争长论短，怕就怕心里咽不下一口气，但凡受到一点委屈，就大吵大闹地发作起来，这种孩子气的性格，往小了说，意味着自毁前程；往大了说，保不准会带来天大的麻烦。

汉武帝年间，有一名武将叫灌夫，骁勇善战，名震天下，有一次，他在参加丞相的宴请之时，因为一言不合，与邻座争执起来，起初只是小吵小闹，后来是大吵大闹，最后闹到谁也无法下台，竟然吵到了汉武帝的座前。这时候灌夫的政敌趁机发难，最后，竟然导致了灌夫被灭族——如果他事先知道吵架的后果竟然有如此之严重，恐怕就是有人当面抽他的嘴巴，谅他也不敢吭一声。

官场之上，由于一点点细微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不测的后果，所以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灌夫那样大吵大闹固然不妥，但如果遭受别人欺凌的时候不敢吭声，也同样不妥当。

那么，人在官场之上，到底应该怎么办，才是最为妥当的呢？

趋同性法则告诉我们：在符合人际关系法则的前提下，你顺应大流，这多半不会有什么差池，但如果官场之上出现了有违人际关系法则的“潮流”，那么这种潮流多半长不了，你不妨来一个特立独行，反而易于赢得别人的尊重。

明朝嘉靖年间，官场上盛行摆派头，按理来说，知府见了刺史一级的官员，是不需要下跪的。但是有许多知府级别的官员，被刺史的派头吓倒，见到刺史就不由自主地下跪，于是官场上迅速盛行这一礼节，几乎没有人能够例外。

偏偏有个叫应贾的小知府，有一次和两名知府同时去见一个刺史，进去之后，那两个知府立即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只有应贾昂然不跪，以正常的礼节见过上司。刺史见到这种情况，大为惊讶，就立即向吏部禀报，举荐应贾，并称应贾为“山字知府”，因为应贾两边的人都跪下了，唯独他不肯下跪，这三个人呈现的姿势，就好似一个“山”字。

汉代的灌夫因为负气而被灭族，而明朝的应贾同样也是“负气”，却反而升官，强究起来，都是官场的“趋同法则”在起作用的结果。可如果不知道这一法则的人，就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人的运气。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所谓的运气，不过是你的所行所为，恰好符合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罢了。

第24章　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

人在官场，靠什么立足？

人在官场，又靠什么青云直上？

有人说是运气，有人说是背景，有人说是能力，也有人说是裙带关系。这些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清朝末年，张佩纶参加科举考试，恰好是李鸿章做主考，等到发榜之后，张佩纶就去李鸿章的家里，拜见老师。李鸿章很喜欢张佩纶的才学，不留神脱口说出一句：“你的才气，与我的女儿相同。”这句话刚刚说完，张佩纶已经跪倒在地上，口称岳父大人。李鸿章已经无法再推辞了，只好真的招张佩纶做了上门女婿。

我们来看看张佩纶的成功之途，这其中有他自己的才气和能力，也有着运气的成分，但是其人的社会背景与裙带关系，却是因为他的才气带来的，更是因为此人脸皮之厚，出乎李鸿章的意料之外，所以才会有他的“运气”。但在张佩纶成功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却是另外一种东西。

倘若张佩纶的才气稍微差上那么一点点，李鸿章也不会说出“你的才学与我女儿相当”这种话来。同样的，如果李鸿章的女儿不喜欢读书，只喜欢逛街购物的话，张佩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好运气。

如此说来，让张佩纶成功的症因，是他的才学了？

如果有谁这样分析，那就错了。没错，让张佩纶成功抱得美人归的原因，正是他的才学，但他的才学只是一个表象，而非本质或规律。

那么，在张佩纶这件事情之中，体现出来的官场本质或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这条规律就是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该法则的表现形式为：越是高层次，越是专业的思想知识，越是知音者稀；越是浅层次的，越是思想含量与知识剂量低的东西，所拥有的市场越是广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群人凑在一起，如果你谈论男欢女爱，这个话题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如果你将谈话的主题向高拔一拔，谈论一下鲁迅和许广平的伟大爱情，那么能够参与这个话题的人，就明显减少了。如果你将谈话主题再往高拔一拔，谈论《孔雀东南飞》中的千古爱情佳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很难找到谈话的同伴了。

再举例来说，假如你对人谈起有权人、有钱人是如何享受的，你就很容易找到听众。但如果你想谈论一下发财过程的艰难劳作，这个话题的听众，就明显减少。而当你高谈阔论经济学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听众了。

正如我们一再说明的那样，不管是职场还是官场，都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在这两个场合里，曲高必然和寡，阳春白雪，和者寥寥，下里巴人，听者跃跃。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在职场很容易受到孤立，而在官场则更危险。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很容易发现官场那扇从未曾合拢的密门，就可以撇下兀自在滔滔不绝谈论天下大事的同事，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踏上成功之途。

再回过头来说张佩纶的成功，他全部的成功系于一线缥缈的希望之上，那就是李鸿章的女儿必须恰好是一名才女。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才女，远比美女的数量稀少得多，美女是不需要任何付出的，只要她出生的时辰顺风顺水，祖上的基因不要太孬，基本上就算是过关了。可如果要成为一个才女，那就需要对书本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与努力，兴趣可能大家都有，但唯独这个辛苦的努力，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

把话说透了，即便你像张佩纶那样才华横溢，但指望碰到上司家里恰好有一个才女的概率，却是非常之低的。正是因为这种概然率低，所以张佩纶智取李鸿章，才成为了官场上的佳话。

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你在周围找不到一个才女，不要说才女，就连才子都非常地稀罕。我们在官场上最经常见到的，是成群结队的饮食男女、凡夫俗子，真正的才华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得不到赏识的，你必须要借助另外一些本能的技巧，才能够获得成功。

这些本能性的技巧，指的是什么呢？

这些技巧说透了，准保让你眼睛一亮，耳目一新。这扇通往官场成功的隐秘之门，就是人类最喜欢的一些娱乐活动，包括唱歌跳舞、打球下棋，诸如钓鱼书法之类的高雅爱好，就不必考虑了。

对书法绘画等高雅艺术不作考虑，那是因为这一类社会性活动需要下大功夫，不是劳苦大众玩得了的。而唱歌跳舞、打球下棋这一类活动，进入门槛就不是那么高，你很容易先入为主，吸引众人的眼球。

细说起来，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是归纳入“文体活动”这个范畴的，很少有人会把这一类爱好视为正事，但在官场、上这一类爱好恰恰是最重要不过的正事了。

这是因为，文体活动的进入门槛比较低，所以但凡有什么群体性活动，多半是以这些游戏为主。举办一场卡拉OK大赛，全体同事就会兴奋不已地拿起麦克风，亮开喉咙吼叫个不停，但如果哪个单位搞出一个书画大赛，能够参加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

所以，如果有谁在这些不起眼的文体活动上暗下功夫，那么，他就很容易在单位里混得如鱼得水，他的名字会进入领导或上司的视线，即使以前领导对他有过什么不好的印象，也会在这时候顿作改观。这就为他开辟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晋升之阶，由于在这方面无人可与他匹敌，那么他在上司眼中的位置，也就很难受到同事们的掣肘。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这条规律找一个例子的话，那么小说《水浒传》中的高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只因为足球踢得好，就做到值殿太尉的高位。除此之外，与高俅同时代的权臣蔡京，他的例子对我们来说更有说服力。

北宋历史上，蔡京其人，被称为六贼之首，虽然此人品性不佳，但他有一门惊人的本事，他的书法特别地好。前面说过了，书法属于高雅艺术之列，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蔡京时代的皇帝宋徽宗，恰恰也是一个丹青妙手，一个艺术大师。我们在官场上碰到艺术大师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压根儿不需要和别人比拼书法——宋徽宗未做皇帝之前，就对蔡京的书法极为痴迷，他不惜出高价四处求购蔡京的作品，收藏在府中。等他当上了皇帝，这个癖好更加地严重了，这时候蔡京的书法作品，已经被他收藏到了国库里，作为最珍贵的艺术真品，秘不示人。

在宋徽宗还未当皇帝的时候，曾经有两个人自愿跑来侍奉蔡京，把蔡京照顾得无微不至。蔡京很是过意不去，就问这两人有没有什么要求，这两人恳求道：“唯愿求得您的一幅真迹，此外别无他求。”于是蔡京泼墨挥毫，替这两人写了几个字。此后相隔多日，蔡京再遇到这两个人，却发现他们已经穿上了华贵的衣衫，住进富丽堂皇的宅邸，府中仆从如云，细问才知道，原来这两人把蔡京的字卖给了皇帝，得到的钱，足够他们一生一世受用不尽。

明摆着的事，宋徽宗作为蔡京的粉丝，这宰相之位，蔡京不坐，谁还有资格坐？

然而如宋徽宗这样风雅的皇帝，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我们所能遇到的对我们前程有影响力的人物，多不过是如刘宋帝国的孝武帝那般的人物。

刘宋帝国的皇帝孝武帝，是一个情种，他爱上了自己的表妹，不由分说把表妹扛入宫中，封了个贵妃的称号。贵妃虽然是贵妃，但毕竟是一家人，欢爱时的别扭劲，总是在所难免。于是孝武帝心生一计，赐表妹姓殷，这样就扫除了她心理上的障碍，全心全意地相爱了起来。

不料红颜薄命，孝武帝正沉溺于这古怪的爱情之中，殷贵妃却突发疾病而死。孝武帝伤心欲绝，在安葬了殷贵妃之后，又先后几次带领大臣们前往表妹的墓前献花扫墓。每一次到来，他都是伤心不已，有一次他忽然看到大臣们神色淡定，顿时就有点不高兴，就吩咐大臣刘德厚说：“你过来哭，哭我表妹，如果哭出真情实意来，我给你个高官。”刘德厚扑在墓前，大放悲声，直哭得天地变色，愁云惨淡，那光景好像坟墓里死的是自己的情人一样。孝武帝见之大喜，就赐刘德厚做了豫州刺史。

刘德厚哭过了，孝武帝还不尽兴，又叫过御医羊志，说：“你也哭，哭出感情来，朕也给你一个高官。”羊志闻言，顿时涕泪交加，哭天抢地，哭得孝武帝大喜，也赐了御医羊志一个高官。

事后，有人问起羊志：“你和那殷贵妃又没有什么感情，怎么说哭就哭，哪来的眼泪呢？”

羊志回答说：“你们知道个啥？那天我是想起我自己刚死不久的小妾来了……”

看起来，这个孝武帝的脑子明显有点儿不正常，他喜欢的女人，别人怎么可能哭出感情来呢？别人要真是对他的女人有感情，这岂不是麻烦事一桩？然而孝武帝的心态，正折射出了掌握权力者的心理幻觉，高高在上的人日子过久了，就会错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喜欢的人，别人也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别人也同样喜欢，所以孝武帝才会厚赐恸哭者。

官场的本能相悦法则，正是建立在当权者的这种心理幻觉之上的。其具体的操作要领就是：既不可以表现得如蔡京那样高雅，也不要表现得如孝武帝这般低俗，介于人的本能与理性之间，基本上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第25章　官场训诫一：能力是靠不住的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汴京城中人心惶惶，百姓于城中发动暴乱。当时恰逢皇帝宋钦宗出宫，就在皇帝一帮人等正行进时，只听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哗之声，无数人手执木棍，向着宋钦宗的车驾冲了过来。宋钦宗骇得魂飞魄散，连声叫：“哪位爱卿，快救朕一救？”

这时候就见一个头上刺着罪犯纹青的男子，冲上前来，对宋钦宗说：“皇上，我能够救得了你。”宋钦宗问道：“你是谁？”那男子回答说：“我叫王伦，是刚出狱的犯人，现在我需要皇帝你将宝剑赐给我，好让我发号施令，弹压民乱。”于是宋钦宗急忙解下随身佩带的宝剑，交给王伦。可是王伦又说：“陛下，只有这柄宝剑还不够，你大小也得封我一个官，否则的话，我吩咐下去也没人听啊。”

情急之下，宋钦宗就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封王伦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于是王伦捧着宝剑，转身离开，迎向蜂拥而来的暴民，厉声呵斥，将正处于暴乱状态的民众全部喝退，传旨安抚，混乱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百姓们的情绪也慢慢恢复了平和。

功高莫过于救驾，计毒莫过于绝粮。王伦虽然是一个刚刚出狱的犯人，可是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于危难之中救了宋钦宗的性命。所以暴乱平息之后，宋钦宗召开御前工作会议，商议如何重用王伦。

可是没想到，御前会议一召开，所有的大臣们异口同声，都在声讨王伦竟然“要挟”皇帝的罪行，并声称王伦在平息暴民的时候没有一点功劳，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所以，王伦不但无功，而且罪状极重，只不过考虑到他对皇上也是一片忠心，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了，将其赶出京城，贬为平民，这事就算过去了。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有一颗勃勃的雄心，他们年轻，他们气盛，对自己的能力从未曾有过丝毫的怀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如果他们知道了王伦的故事，就会于惊愕之中发现这世上还存在着一个让他们意外的规律。这就是，在官场上，能力是靠不住的。

能力怎么会靠不住呢？难道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推进，不都是需要有智有识之士的推动才能实现的吗？如果能力靠不住，这人类社会还会向前发展吗？

确切地说，社会结构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群体的博弈中往往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有能力的人，未必能够成功，没有能力的人，也未必就一定不会成功。中国有句老话，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瞎家雀固然不会饿死，那有本事的家雀，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吃得饱。

自古以来，官场之上，尽多混饭吃的无能之辈。唐朝的时候，中书省有一个叫阳滔的人，此人的职务是替皇帝撰写上谕。这是一份要求标准极高的工作，才学见识若是少了一点，便难以胜任。然而这阳滔却是才疏学浅，文笔极差，每当皇帝吩咐他写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跑到宫中的档案库，找一份内容差不多的，抄吧抄吧，拿去蒙混皇帝。有一天，皇帝又让阳滔写上谕，偏巧管档案的官员出去了，档案库的门锁着，这时候就见阳滔发了狠，找来一柄斧头，“哐哐”砸开了门，进去后找到一份差不多的档案，抄了抄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无论是官场还是职场，如王伦那样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够站得住脚，像阳滔这样没本事的蠢货，也未必就一定会被淘汰。如果我们一定要为这种现象找到一个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只能说：官场上的博弈态势，是由处于局中的群体意志所推动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事情一旦由偶然性来主宰，那结果就不再是明晰的，更不是唯一的了。

进一步而言，整个社会分工降低了个人能力的价值，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而是由集体合作共同推进的。以现代工程为例，比如说盖一幢摩天大厦，参与这项工程的人数以万计，每一个人看起来似乎都是不可缺少的，可真要是缺了他的话，丝毫也不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进程。群体性工作具有着下倾的特点，这就意味着降低对个人能力的依赖，如果有人认为缺少了他，工作就会无法完成，那就请他走开好了。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所负责的工作，在群体化合作中也不占丝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