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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闪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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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何况毛泽东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最终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将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深感责任重大，在一筹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
此时的周恩来、朱德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刻，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离开中国国情的李立三在党内实行了“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实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则屡遭打击排斥。在此期间，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不得不几次退隐于苏家坡、东华山和云石山间的莽林古刹中。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不公的确令人不平。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
为了与博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当年，张闻天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可见，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毛泽东曾评价称：“洛甫（张闻天）这个人是不争权的。”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对推行“左”倾主张发生动摇。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途中，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这样便形成了另一个“编外三人团”。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
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做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共拥毛泽东（2）
正因为如此，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这一次，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作了最系统的阐述，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也是三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打断和结束后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1935年3月4日，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朱德智斗张国焘（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谈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16 毫无疑问，长征中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是在毛泽东还是张国焘的内心深处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历，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下午5时，张国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三十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疾驰而至。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非常高兴，立即下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拥抱。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胡子拉茬……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欢迎晚宴结束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
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
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还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的配合，尽快实现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不得不对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经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在红军指挥机构中占了明显优势，张国焘本人不仅当上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成为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沙窝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迅速北上，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红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朱德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暂时分别。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小心警惕。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以种种借口拖延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当时右路军过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区。他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陈昌浩身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关系重大，于9月9日立即设法将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朱德智斗张国焘（2）
为此，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以部队南下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借口，带领张闻天、博古离开前敌指挥部来到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与在那儿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三军秘密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
徐向前和陈昌浩第二天才发现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已经北上，马上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去追赶，当李特追上中央机关的时候，毛泽东冷静地对李特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李特怒气冲冲地带回了四方面军的人。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被证实。南下碰壁的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历尽磨难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与此同时，身在左路军的朱德也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心里明白，倘若离队，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
10月上旬，张国焘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后，公然另立“中央”，组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及党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坚强的朱德如此动情的场面实属罕见。
也只有在这一年间和朱德一起走过来的人，才明白朱德为什么流泪。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六、爱人
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1）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其父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教授，他思想先进，开慧虽为女儿身，但父亲也为他取了名、字、号。7岁时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书香门第出身的杨开慧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气。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９月间来到北京，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两人开始相爱了。
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这一年冬天，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仅花了6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婚后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聚少离多，这对革命伴侣为了执着的信念经常天南海北，劳燕纷飞。开慧的性格自有她刚毅、坚强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里，她又是那样多愁善感。这便注定了杨开慧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承受的情感磨难，而这又是和毛泽东身份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毛泽东的内心又埋藏了多少对开慧的依依不舍！
1927年夏，八七会议后秘密潜回湖南的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８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次话别，竟成夫妻之间的永诀！
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牵挂。
同时，开慧的处境却是那样地险恶。敌人到处在搜捕她，她仍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面对爱人，她是那样地温柔，但面对敌人，她又是那样的刚强，这就是杨开慧。出身书香门弟、“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带着儿子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同年11月14日，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牺牲的当晚，尸体被老赤卫队员偷运回家。6岁的岸青和仅3岁的弟弟岸龙抱着妈妈的尸体大哭不止。过了十几天，岸英被营救出狱后，才准备掩埋开慧的遗体，三兄弟与妈妈难舍难分，痛哭不已，岸龙还非要和妈妈“睡”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岸英是第一个止住眼泪的，他擦了一把眼泪对两个弟弟说：“我们要懂事，要为妈妈报仇！”那时岸英刚刚7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
说到毛泽东的爱情，就不能不提到贺子珍。
生于1909年中秋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她才貌出众，少女时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1927年8月，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冬天，陪同毛泽东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地区做社会调查，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结为夫妻。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后来，杨开慧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与革命事业的低谷。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育子女6人，除娇娇外其余全部丢失或夭折。后来，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
年轻的贺子珍敏感、好强。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转道西安到苏联去。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依然执意不肯。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能不冷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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