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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闪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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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2）
最终贺子珍还是踏上了赴苏之路。
贺子珍没有想到，这条赴苏之路对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从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边了。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此后，尽管两人仍彼此牵挂，但仅于1959年在庐山见过一面。北京的大门，始终对贺子珍关闭着。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遗体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爱情悲剧。
1938年，在贺子珍赴苏之后，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象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是怀着一腔热情踏上延安这片热土的。当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离开的人很多，江青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确实比较出众。当时的江青，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 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
也许是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1938年11月，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结婚了。
毛泽东、江青两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较懂得毛泽东的爱好，毛泽东喜食辣椒，江青便会让窑洞飘满辣椒味；毛泽东喜欢京戏，江青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有的职责。
由于历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个性，出身演员的江青后来却错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又扮演了反面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记。但历史终究不能假设。江青也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裁判。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６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一次学生集会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女师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颖超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此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精彩的讲演打动了周恩来，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相识。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是因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媒介和前提，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此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觉悟》。这一段时间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周恩来用刚劲、奔放的字体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被周恩来这漫涌而来的爱的激情打动了，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来越感到智慧、坚定的周恩来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侣，在征得母亲的默许后，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确定了两人间的爱情关系。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9月抵广州，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在爱情的呼唤下，两位分别5年的年轻人再次相聚。8月8日，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吃了一顿便饭，这顿便饭也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因为事业需要总是聚少离多。聚时，他们恩爱有加，离时更是互相惦念，互相关怀。
10月6日，周恩来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就在这时，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不在，母亲不在。左思右想，她决定将孩子打掉。她第一次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本以为做母亲的机会以后是很多的，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竟因难产而死里逃生，而且从此失掉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艰难的岁月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广州，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武汉，他们曾面临着一次次死亡的威胁，却又一次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在长征途中，当红军长征到毛儿盖时，周恩来病倒了。他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经医生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周恩来的病情凶多吉少。闻讯急急赶来的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也许就是这三天三夜的苦苦守候，使得周恩来终于在早晨奇迹般地从地狱边回转……
朱德与伍若兰、康克清的生死恋
朱德一生酷爱兰花。他不仅赏兰、咏兰，还亲手种兰。朱老总之所以一往情深钟情兰花，是因为高洁坚贞的兰花寄托了他对战友、前妻伍若兰的无限思念。
1903年11月3日，伍若兰出生在湖南耒阳县城南门外伍家大湾的一个开明的小知识分子兼小商人家庭。她自幼嫉恶如仇，在县女子职业学校念书时就向往妇女解放，带头剪发放足，反对封建礼教。1924年伍若兰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结识了毛泽建、夏明衡、何葆珍、曾志等大批革命志士。1927年初，她担任县女子联合会主席和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
年轻的伍若兰，不仅口齿伶俐，大胆泼辣，还写得一手好字，能文善武，大革命运动的当时，她已名播湘南，成为湘南颇有威望和影响的女共产党员。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宜章举行暴动，革命浪潮席卷了湘南二十多个县。此时25岁的共产党员伍若兰与耒阳县委一起组织农民自卫队，密切配合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作战。任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的伍若兰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随军做宣传工作。由于工作的接触，她认识了朱德。其实，伍若兰早就听说过朱德的英名，如今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她更是十分崇敬，并在内心充满了对朱德无法抑制的爱慕之情。
而朱德也非常喜欢这位勇敢果断，文武兼备的姑娘。共同的战斗生活渐渐地使两颗心紧紧相连。1928年3月，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不久，他们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1929年春，湘赣两省敌军集重兵“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此时，伍若兰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了。
２月２日，毛泽东、朱德夫妇、陈毅及军部机关宿营在赣南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中心的一个大土围子里。翌日天未放亮，红四军突遭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袭击。红四军一部被打散，毛泽东、朱德夫妇及军部机关被敌重重包围。为掩护朱德和毛泽东突围，伍若兰将敌兵引向自己，受伤后被俘。敌人用种种酷刑折磨伍若兰，伍若兰宁死不屈。敌旅长刘士毅劝降说：“你身怀六甲，只要你自首，公开声明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就可以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伍若兰从刘士毅话里揣测到朱德、毛泽东已经脱险，放心了，她大义凛然地回答说：“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背叛共产党，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2月12日，在赣州卫府里刑场，伍若兰死得壮烈而悲惨。
烈士碧血洒大地，化作幽兰吐芬芳。
此后，在朱德漫长的岁月里，淡雅、高洁的兰花便始终成为朱德的最爱。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1929年春天结婚时，朱德已经43岁，是红四军军长，康克清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
康克清的一生也和朱德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1年，康克清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的一户贫苦的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1926年，康克清15岁，参加了罗塘乡妇女协会。第二年，她又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万安暴动”。1928年夏天，她随万安游击队上井冈山投奔红军，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女红军中的一员。
1929年3月的一天，朱德和康克清正式结为夫妻，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还有陈毅、谭震林、吴仲廉、曾志等人都赶来为他们祝贺，大家在一起为朱德和康克清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革命的婚礼”。作为战友，康克清使得一手好枪，她不仅是朱德最好的警卫员，有时还与朱德并肩作战；作为妻子，她竭尽全力精心照顾朱德的生活，使朱德得以保持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能够协助毛泽东全力指挥部队作战。
无论是在反围剿作战中，还是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朱德与康克清始终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敬如宾，他们一起穿越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携手走过了和平岁月，他们共同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
七、胜利
周恩来受命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他身边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随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
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发电报，表示周恩来将赴西安协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张学良复电称，西安一切顺利，等周恩来到西安后再详谈。
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当即与张学良相见。张学良已得知13日的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指责其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的报道，所以一再追问共产国际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已电询莫斯科，但直至动身前，共产国际仍无只字答复。
12月17日夜，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18日，周恩来又致电延安：“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与此同时，日本扬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确保蒋介石性命无虞，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戴笠一同来到西安。23日，国共双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始谈判。
24日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一系列协议。当晚，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简短的会面。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
至此，西安事变告一段落，随后而来的是全民抗战。
西安事变，由毛泽东、张闻天等定下基本解决方针，周恩来亲赴西安，勇敢而沉着地挑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担。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运筹帷幄之中，一个决胜千里之外，充分体现了两位领袖在重大事变面前及转折关头的政治智慧及其完美的合作。
朱德挥戈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进行全民抗战。
8月份，陕北洛川冯家村进入盛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当月，周恩来、朱德、博古出席南京国防会议。国共双方达成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战斗序列分，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出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随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他豪情满怀地写下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对持久战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随即将其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并将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23 11月，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出版，其中有关战术原则的论述与毛泽东有关战略原则的论述相辅相成，成为八路军进行抗战的基本战术指导思想。朱德及其指挥的八路军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忠实执行者。
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奔赴抗日前线，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春，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晋冀豫4个战略支点。此后，八路军又以4大支点为依托，向北面的大青山地区以及东面的冀豫平原、山东和冀热察地区发展。
1940年8月，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和“囚笼”政策。对此，朱德、彭德怀审时度势，决定对日军发动一次主动进攻战役。八路军105个团约20万人，随即在华北平原展开以破袭敌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扫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警惕和不满。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八路军，朱德组织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冀中的部队于3月一举消灭了国民党3个师。随后，朱德赴洛阳同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与中共暂时维持统一战线关系，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制造磨擦，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并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毛泽东拍案而起，决定以强硬态度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并要求以不怕两党决裂的勇气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主持军委实际工作。会上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并决定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八路军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随后，周恩来、叶剑英抓紧做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工作。蒋介石感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压力。周恩来灵活地运用了日、英美、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上的政治反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充分展示了他善于审时度势展开外交的才能。
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在这一年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此次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大勇晤蒋
经过八年抗战，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在重庆的蒋介石急电毛泽东：“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随后，电文更是公诸《中央日报》。
8月16日，毛泽东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一时难以决断，回复电文简短且措辞委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8月23日，延安枣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邀请电。会议决定周恩来去重庆，至于毛泽东是否要去重庆，大家意见不统一。
周恩来首先表示想先去“侦察”，最主要的是看看蒋介石开的盘子。主席是否亲自去，根据谈判情况而定，总要谈得拢才能去，对蒋介石的阴谋须有所考虑。
朱德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认为毛泽东出去有利，而且此次安全系数比过去要好些。去，对将来选举运动有利。朱德还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彭德怀接着说，我主张主席暂时不去，等我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一点下来，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上定了下来。24日，毛泽东回电：“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机离开延安，飞抵重庆。
国共谈判历来艰难曲折，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往日的国共谈判，毛泽东只是坐镇延安，靠无线电波遥控指挥，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出面。这一回，毛泽东从幕后走到台前，为了未来国家的命运，与蒋介石正面交锋。
在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的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出席。蒋介石一身戎装，毛泽东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他们缓缓走向对方，紧紧握手。这是历史上二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握手。
晚上回到林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儿戒备森严，让人简直有“笼中鸟”的感觉。这样，毛泽东于次日搬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幢房子里居住，周恩来为其安排了最为凉快的一间屋子。为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周恩来还关照所有工作人员上下楼或在房间时不要穿皮鞋，在三楼工作的电台人员则干脆打起了赤脚……
重庆谈判的四十余个日日夜夜里，毛泽东与蒋介石面对面进行了5次会谈，每次都是唇枪舌战；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也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一行还接受了从国民党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接连不断的宴请。每次宴会，众人都会争着向毛泽东敬酒。而为毛泽东挡酒的始终是周恩来，他很快成了“焦点”，但仍然脸泛红光，神采飞扬：“我们不能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应该平等地进行。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连续几个三杯后，国民党方面再也无人应战。
回八路军驻红岩办事处时，工作人员问周恩来：“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我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周恩来喃喃地说。
赴重庆谈判，毛泽东算是深入龙潭虎穴，他在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日报》里被称为“何先生”，从踏入重庆山城的第一级台阶起，所有的言行和社交活动情况均被记录在案，供蒋介石阅知。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张治中的卫士作为毛泽东住处的外围警卫，负责外部站岗，内部警卫则由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人员负责，而如果毛泽东出行，周恩来必与之同车。
重庆谈判由毛泽东亲自出马，他举重若轻，面对危险谈笑风生，定下谈判基调，与蒋介石唇枪舌战，尽显领袖风范。周恩来相随左右，一方面尽心准备谈判，一方面悉心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小到住宿、挡酒，大到安全保卫，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定《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来又称《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安全飞离重庆，返回延安。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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