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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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院。　　　　
　　　　12月31日，哈莱德从吉隆坡飞往曼谷，第二天他搭乘一架美国飞机飞往香港。他乘坐的是头等舱，这时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架飞机上的座位安排方式使他不能看到驾驶舱的情况。他说他尽了最大努力来观测飞机，并在梳洗用具中携带了切割工具。第二天，哈莱德返回曼谷。在机场，安检人员对他携带的包进行了检查，甚至打开了梳洗用品盒，但安检员仅扫视了一眼便让哈莱德通过了。在这次飞机上，哈莱德等到大部分乘客鼾睡之时，便站了起来并把梳洗用具盒从包里取出来，没有任何乘务员注意他的举动。　　　　
　　　　完成这次观察任务后，哈莱德重返吉隆坡。之后，哈兹米也很快到达吉隆坡，并且可能与哈莱德和阿布·巴拉一起在英中耐呆过几天。大概在哈兹米抵达一天后，米赫德哈于1月5日到达。4个行动人员呆在亚齐德·苏法特公寓，这套公寓是马来西亚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应汉巴利的要求腾出来的。据哈莱德讲，他和哈兹米谈论过劫持飞机并把它坠毁或者将乘客作为人质的可能性，但这只是纯粹的设想而已。哈莱德承认，当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卷入在美国的撞机行动时，他完全知情。但他否认自己知道方案的细节。　　　　
　　　　在吉隆坡时，哈莱德想到新加坡会见尼布拉斯和法哈德·艾尔·库索——纳希里策划的船只爆炸事件中的两名行动人员。在几天前，袭击美国军舰“沙利文”号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尼布拉斯和库索从也门给哈莱德带来了一些钱，但因没有前往新加坡的护照而只好滞留在曼谷。同样因为无法进入新加坡，哈莱德把见面地点改在曼谷。哈兹米和米赫德哈也决定去曼谷，据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在护照上加盖像泰国这种旅游胜地的印戳可以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旅游者。在汉巴利的帮助下，他们3人得到了飞往曼谷的机票，并一起离开了吉隆坡。阿布·巴拉没有返回巴基斯坦的护照，他只好前往也门。　　　　
　　　　在曼谷，哈莱德把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带到一家旅馆，然后，他到另一家旅馆开会讨论海上袭击的方案。哈兹米和米赫德哈很快也赶到这家旅馆，但哈莱德坚持认为两套行动方案的人员不能互相见面。与船只爆炸方案的行动人员开完会后，哈莱德回到卡拉奇，然后又到坎大哈向本·拉丹汇报他的观测任务。　　　　
　　　　2000年春，本·拉丹取消了“撞机行动”的东亚部分。他显然认为，在东亚的行动很难与在美国的行动相协调。哈兹米和米赫德哈离开曼谷比哈莱德早了几天，并于2000年1月15日抵达洛杉矶。　　　　
　　　　与此同时，受命执行“撞机行动”的另一组“基地”组织人员刚刚到达阿富汗。因为哈兹米和米赫德哈正从亚洲赶往美国，“基地”组织的领导层又招募了4名接受过西方教育并刚抵达坎大哈的青年。“基地”组织对他们进行了训练。这4名青年来自不同的国家：埃及、阿联酋、黎巴嫩、也门。在德国汉堡，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学生组织。为了在车臣发动“圣战”，他们4人来到了阿富汗。但是“基地”组织很快认识到他们的潜力，并把他们吸收到反美“圣战”中来。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汉堡小组（1）

　　　　尽管本·拉丹、阿提夫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最初想使用“基地”组织原有成员来实施“撞机行动”，但1999年底4个积极的“圣战分子”从德国的到来突然为该行动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方案。汉堡小组的成员与其他行动候选人一样具有反美热情，但是较之于其他人的优势在于：在德国生活多年，英语流利，熟悉西方的生活。毫无疑问，穆罕默德·阿塔、拉姆兹·宾勒斯伯、马万·艾尔·谢西和吉亚德·亚拉赫都将成为“9·11”阴谋的主角。　　　　
　　　　穆罕默德·阿塔　　　　
　　　　穆罕默德·阿塔于1968年9月1日出生于埃及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律师。1990年，阿塔从开罗大学毕业，获建筑工程学学位。毕业后，他在开罗当过几年的城市设计师。1991年秋，他请求一个他在开罗遇到的德国家庭帮助他在德国继续深造。这家人建议他到汉堡并邀请他到家中居住，最起码可以在开始学业时住在那里。在修完德语一门课程后，阿塔于1992年7月首次到德国旅行。他暂时住在斯图加特，1992年秋他搬到汉堡，与寄宿家庭一起住。在进入汉堡大学后，他随即转到汉堡技术大学城市工程与规划专业。直至1999年秋天，他一直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学习相当认真（起码与他的其他“圣战分子”朋友相比是这样），并在到阿富汗前夕已经获得了学位。在学校，阿塔给人的印象是勤奋、平易近人，德语学得很好。　　　　
　　　　当阿塔到德国时，他看起来信仰宗教，但没有到达狂热的地步。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改变，尤其是当他的领导地位越来越明晰时，这种改变更加明显。据宾勒斯伯讲，早在1995年，阿塔就意图在汉堡组织一个穆斯林学生联谊会。1997年秋，他加入在汉堡的故都斯清真寺的工作小组。小组的目的是消除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然而，因为阿塔粗暴、独断专行的性格，他做得很差。然而，在那些与阿塔有同样信仰的人中间，阿塔俨然是一个决策者。在这段时间，阿塔的朋友认为他尽管不能容忍不同观点，但还是很有魅力、聪明，并且很有说服力。　　　　
　　　　在与其他学生的交往中，阿塔强烈地表达了反犹太人和反美的观点。从对全球犹太人运动（这是阿塔自己造的词汇，他认为这个运动以纽约为中心，而纽约被认为控制着金融界和媒体）的谴责到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的斥责，范围极广。阿塔认为，萨达姆是美国的傀儡，他的存在只不过是给华盛顿一个干涉中东地区的理由。在阿塔的圈子里，他提倡暴力“圣战”运动。据说，他曾问一个与小组来往密切的人，他是否“愿意为信仰而战”，在那个人拒绝时，他以该人没有坚强的“圣战”意志为由把他打发走了。1998年阿塔回埃及时，遇到了一个大学的朋友。据该人讲，阿塔在那时变化很大，他蓄起了胡子，并明显地吸取了原教旨主义的思想。　　　　
　　　　拉姆兹·宾勒斯伯　　　　
　　　　拉姆兹·宾勒斯伯于1972年5月1日出生于也门的格哈伊巴瓦兹赫。他的家庭及早年经历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一个在也门认识宾勒斯伯的朋友讲：“他信仰宗教，但并不很强烈。”1987～1995年，宾勒斯伯在也门的世界银行工作。1995年，他申请赴美签证，那是他第一次想离开也门。但签证申请被拒。之后，他到德国，称自己是苏丹人，并以拉姆兹·沃马尔的姓名寻求庇护。在等待避难申请的结果时，宾勒斯伯住在汉堡并与几个来自清真寺的人有联系。1997年，避难申请被拒绝后，宾勒斯伯回到也门，但又很快以真名重返德国。这次他以学生身份在汉堡注册。宾勒斯伯的学业问题不断，考试不及格，并且逃课。1998年9月，他被学校开除。　　　　
　　　　据宾勒斯伯说，1995年，他和阿塔首次在汉堡的清真寺相遇。两人成为密友并认同彼此的极端主义观点。像阿塔一样，宾勒斯伯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在叫嚣他所构想的“犹太人世界阴谋”。他公开宣称每一个穆斯林的最高职责是进行“圣战”，最高荣誉就是为“圣战”献身。尽管经常发表这种虚夸的言论，宾勒斯伯看起来却比阿塔和蔼，大家认为他友善、外向、有礼貌，并富有冒险精神。　　　　
　　　　1998年，宾勒斯伯和阿塔开始在汉堡的汉堡区公寓共同居住。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来自阿联酋的名叫马万·艾尔·谢西的学生。　　　　
　　　　马万·艾尔·谢西　　　　
　　　　马万·艾尔·谢西1978年5月9日出生于阿联酋的拉斯·阿尔·卡麦。他的父亲是当地清真寺掌管祈祷的人，在1997年去世。1995年高中毕业后，谢西加入阿联酋的军队，并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基础训练。之后，他获得军事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资助他在德国继续学习。　　　　
　　　　1996年4月，谢西首次进入德国，与其他3个同样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在波恩共住一套公寓。两个月后，谢西搬到一个德国家庭住了几个月，然后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公寓。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极度信仰宗教，每天祈祷5次。朋友们记得，他很爱交际，是一个“可爱的家伙”。谢西穿着西式服装并经常租汽车到柏林、法国、荷兰旅行。　　　　
　　　　谢西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修完德语一门课程后，他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技术、数学，并进行科学研究。1997年6月，他声称需要处理国内的一些不确定的问题，要求休学。学校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谢西还是离开了。因此，他不得不重修第一学期的课程。在这段时间，除了学业上的问题，谢西在信仰实践方面似乎越来越极端化。例如，他刻意避免到用酒精烹调或提供酒类的餐馆用餐。1997年底，因希望加入阿塔和宾勒斯伯的组织，他申请结束在汉堡的学业。尽管在1998年初，当谢西搬到汉堡时，他与阿塔和宾勒斯伯似乎就彼此认识，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3人是以什么途径、在什么时候认识的。4月，阿塔和宾勒斯伯搬到谢西的住处。　　　　
　　　　搬到汉堡对谢西的学业进步毫无帮助。受阿联酋大使馆奖学金项目负责人的指令，他在1998年8月回到波恩，重修第二学期的课程。然而，谢西最初对此置之不理，直到第二年1月他才重入波恩大学，而且几乎不能通过课程考试。1999年7月底之前，他回到汉堡并申请在技术大学学习船只制造。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又与阿塔和宾勒斯伯共同在马里恩斯特拉塞54号居住了。　　　　
　　　　自从与阿塔和宾勒斯伯住在一起后，谢西越来越明显地向原教旨主义者转变。一个来汉堡看望谢西的阿联酋学生注意到谢西的生活不再像以前一样舒适。当问起他为何生活如此节俭，他说他在过穆罕默德曾经历的生活。同样，当别人问为什么他和阿塔从不笑时，谢西斥责说：“当巴勒斯坦人正在死去，你怎能笑得出来？”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汉堡小组（2）

　　　　吉亚德·亚拉赫　　　　
　　　　1975年5月11日，吉亚德·亚拉赫出生在黎巴嫩马兹拉的一个富裕家庭，并在私立基督学校接受教育。像阿塔、宾勒斯伯和谢西一样，亚拉赫渴望到德国接受高等教育。1996年4月，他和一堂兄进入位于德国东北部格莱夫斯瓦德的一个初等学院。在那里，亚拉赫遇到了阿伊塞尔·申盖伊，她是一个土耳其移民的女儿，正准备学习牙科。亚拉赫成为申盖伊的男友。　　　　
　　　　尽管有点事后之明，在亚拉赫身上几乎没有极端伊斯兰分子的迹象。首次抵达德国时，他根本没有表现出偏激的信仰。在贝鲁特，他以能找到最好的迪厅和海滩而小有名气。在格莱夫斯瓦德，大家知道他喜欢参加学生聚会、喝啤酒。在格莱夫斯瓦德，他继续与堂兄一起居住，但他大部分时间住在申盖伊的房子里。“9·11”事件后，德国当局采访了一些证人，大家却回忆说，早在1996年底，亚拉赫就有了极端主义的迹象。在从黎巴嫩返回后，亚拉赫开始严格依据可兰经的教义生活。他阅读有关“圣战”的阿拉伯文小册子，滔滔不绝地向朋友宣讲“圣战”故事，公开表明对以前生活的不满，并希望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离开人世。　　　　
　　　　1997年9月，亚拉赫突然把计划攻读的专业从牙科转为汉堡技术大学的飞机工程。至今仍不清楚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动机何在。他对申盖伊解释说，自他小时候玩玩具飞机时就已对航空产生了兴趣。然而这个理由似乎有些苍白无力。无论如何，亚拉赫似乎已与汉堡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取得了联系，而某个人在亚拉赫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那年秋天搬到汉堡后，亚拉赫开始在周末去看望在格莱夫斯瓦德的申盖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年后申盖伊进入德国波鸿市的一所牙科学校。大约同时，他开始更多地谈论宗教，对申盖伊探望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他也开始批评申盖伊宗教信仰不够强烈，穿着太暴露。他蓄起了胡须，并按时祈祷。他拒绝把申盖伊介绍给他在汉堡的朋友，原因是他的朋友是穆斯林信徒，而申盖伊拒绝更进一步遵守教规使他难堪。1999年某个时候亚拉赫告诉申盖伊，他计划发动“圣战”，因为没有比为阿拉伯而死更高的荣誉了。亚拉赫的变化引发了他和申盖伊之间无数次的争吵，但他们的关系仍时断时续。　　　　
　　　　形成小组　　　　
　　　　在汉堡时，亚拉赫在许多地方居住过，但很明显他未与他未来的同伙共同居住。他通过什么方式、在何时成为阿塔圈子的一员至今仍是一个谜团。1997年底，亚拉赫开始在汉堡的库德斯清真寺定期祈祷。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宾勒斯伯并与之成为密友。在清真寺的礼拜者中，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黑伊达·扎姆尔的伊斯兰信徒比较突出。他为人坦率但爱炫耀。同时，他是穆斯林团体的一个知名人物（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和美国情报机构也十分关注他）。扎姆尔在阿富汗打过仗，并利用每一次机会赞颂暴力“圣战”的好处。有证人曾听到扎姆尔一再劝说宾勒斯伯履行“圣战”职责。“9·11”事件后，据说扎姆尔承认他对包括宾勒斯伯在内的汉堡小组的所有成员均有影响。1998年，扎姆尔鼓励他们参加“圣战”并说服他们前往阿富汗。　　　　
　　　　由于受到扎姆尔的劝说或其他人鼓动，阿塔、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最终准备把自己的极端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99年底，他们决定放弃在德国的学生生活，转而参加暴力“圣战”。他们这一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变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完全避开周围的人的注意。激进穆斯林小组的4个核心成员经常在马瑞恩斯特雷斯公寓举行会议，其中涉及极端的反美讨论。会议一周举行3～4次。据一个会议参加者说，小组有点宗派的意味，成员只在小组内部交往。阿塔的公寓租赁单据证明这套公寓作为小组活动中心的重要性。他在租单上写上了Ansar或“追随者之屋”。　　　　
　　　　除阿塔、宾勒斯伯、谢西、亚拉赫外，小组还包括其他极端主义分子，其中有些人也要参加“基地”组织训练营。他们在执行“撞机行动”时，将协助劫机人员：　　　　
　　　　●塞德·巴哈吉是摩洛哥移民的儿子，小组中惟一的德国人。他在摩洛哥接受教育后返回德国，在汉堡技术大学学习电子工程。巴哈吉在德国军队中服役5个月后因身体原因而退役。1998年11月至1999年7月间，他在马瑞恩斯特雷斯54号与阿塔、宾勒斯伯共同居住了8个月。巴哈吉被认为是不坚定的“圣战”追随者，没有明显特征，并且对伊斯兰教了解不多。然而巴哈吉表示他乐意进行暴力活动。阿塔和宾勒斯伯利用巴哈吉的计算机在因特网上搜索。这一点为“9·11”事件后德国当局截获的文件和软磁盘所证实。　　　　
　　　　●扎卡瑞亚·埃瑟巴，摩洛哥人，1997年2月到德国，1998年移至汉堡学习医学。到汉堡后不久，埃瑟巴即在一土耳其清真寺遇到宾勒斯伯和其他人。大约在1999年，埃瑟巴突然成为极端分子。据说，他还曾以武力强迫一个熟识的人强化宗教信仰并蓄起胡须。埃瑟巴还强迫这个人的妻子皈依伊斯兰教。据说埃瑟巴的父母数次劝说他放弃这种生活方式，但未成功。“9·11”事件前不久，他前往阿富汗向“基地”组织领导人报告袭击的日期。　　　　
　　　　●默尼尔·艾尔·穆塔萨德，摩洛哥人，1993年来到德国，两年后转至汉堡技术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一位证人回忆说，穆塔萨德曾声称如果宗教信仰需要，他会杀死他的全家。据穆塔萨德的一个室友回忆，穆塔萨德认为希特勒是个好人，还经常组织人观看含有本·拉丹讲话的电影。1999年底，穆塔萨德将协助掩护汉堡小组到阿富汗的旅行。　　　　
　　　　●阿布戴尔格汉尼·默佐地，摩洛哥人。他在大学修完物理、化学课程后，于1993年夏来到德国，1995年移至汉堡前曾在多特蒙德、波鸿、明斯特上学。默佐地认为自己在摩洛哥时并没有强烈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到汉堡后开始变得狂热。1996年4月，默佐地和穆塔萨德目睹了阿塔实现其愿望。　　　　
　　　　1999年这一时期内，阿塔及其小组变得更为极端，行动也更加诡秘。为了隐瞒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仅仅用阿拉伯语进行交流。汉堡小组4个核心成员1999年底离开德国前往阿富汗时，他们似乎还不知道“撞机行动”的方案，在此之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与“基地”组织有关。然而，有证人证实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很想对美国采取一些行动。简而言之，他们符合本·拉丹、阿提夫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要求。


第五章　“基地”组织瞄准美国本土汉堡小组（3）

　　　　到阿富汗去　　　　
　　　　收集到的证据表明，1999年阿塔、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决定飞往车臣对俄罗斯作战。据宾勒斯伯讲，在德国时，火车上的一次偶遇使小组改变了行程——要到阿富汗去。一个叫哈利德·艾尔·马斯瑞的人走近宾勒斯伯和谢西（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且蓄着胡子——宾勒斯伯认为如此）并和他们谈起了在车臣的“圣战”运动。后来他们打电话给马斯瑞，并说明有兴趣去车臣参加“圣战”，马斯瑞告诉他们同在德国杜伊斯堡的阿布·穆萨博联系。阿布·穆萨博即穆罕默德尔·欧德·斯兰希，“基地”组织重要成员。在当时，德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对他十分关注，但两国政府都不知道他于1999年底在德国活动。接到宾勒斯伯和谢西的电话后，斯兰希邀请这些有希望加入“基地”组织的人到杜伊斯堡来见他。　　　　
　　　　宾勒斯伯、谢西和亚拉赫3人前往杜伊斯堡，然而斯兰希却说目前去车臣很困难，许多旅行车在格鲁吉亚被扣留。他建议他们到阿富汗去，这样在前往车臣前他们能够在阿富汗接受“圣战”训练。斯兰希指导他们获得巴勒斯坦的签证，然后又指示他们如何到阿富汗。阿塔没有参加这次见面，但他与其他3人一起行动。获得必需的签证后，他们接到了斯兰希如何前往卡拉奇和基达的最终指示。斯兰希告诉他们要在基达的塔利班办公室中与一名叫乌马·艾尔·马斯瑞的人联系。　　　　
　　　　根据斯兰希的建议，阿塔和亚拉赫于1999年11月的最后一周离开汉堡，前往卡拉奇。大约同一时间，谢西也向阿富汗出发。宾勒斯伯两周后离开汉堡前往阿富汗。宾勒斯伯记得当时他到基达的塔利班办公室时，发现并没有叫乌马·艾尔·马斯瑞的人。很明显，这是一个暗号。塔利班办公室的几个阿富汗人立即把他护送到坎大哈。在那里，宾勒斯伯与阿塔和亚拉赫重聚。阿塔和亚拉赫告诉宾勒斯伯，他们已经发誓效忠于本·拉丹并鼓励他也这么做。他们还说谢西也宣誓效忠于本·拉丹并已前往阿联酋准备行动。很快，宾勒斯伯秘密地见到了本·拉丹。他接受了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邀请，答应在他手下工作，并像汉堡小组的其他3人一样宣誓向本·拉丹效忠。宾勒斯伯说他那时已经认识到他正在从事一项自杀性行动。　　　　
　　　　接下来，阿塔、亚拉赫和宾勒斯伯与阿提夫见面。阿提夫告诉他们，他们将进行一项高度机密的行动。正如宾勒斯伯供认的，阿提夫指示他们返回德国参加飞行训练。阿塔作为本·拉丹选定的小组领导者，几次与本·拉丹会面，接受了更多指示，其中包括最初确定的攻击目标名单。这些目标是世贸中心、五角大楼和国会大厦。这些“基地”组织的新成员还得知一个名为纳瓦夫·艾尔·哈兹米的人将和他们一道参加行动。　　　　
　　　　回过头来看，阿塔、谢西、亚拉赫和宾勒斯伯成为“9·11”阴谋（阿塔是本次行动的领导者）的核心成员的速度非常之快。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见过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很明显，本·拉丹和阿提夫是这次行动的主谋。在对4个新成员进行全面考验——在训练营或恐怖行动中——之前，本·拉丹和阿提夫就很快选定他们作为“9·11”阴谋的行动人员。这说明本·拉丹和阿提夫或许早已清楚地了解该阴谋的初选人员哈兹米和米赫德哈的劣势。4个从德国新来的人具有方案初选人员所不具备的完美的技术和知识组合。因此，本·拉丹和阿提夫立即把“基地”组织策划的最野心勃勃的行动交由汉堡小组执行。　　　　
　　　　本·拉丹和阿提夫也明显认为阿塔是该次行动中最适合的战术指挥者。迅速地作出这种重要决定让人不得不考虑“基地”组织领导人是否在早期的会议上就已对阿塔进行过考量。的确，在阿塔的行踪记录中曾有过空白。例如，1998年2月至3月间，没有证据证明阿塔在德国，那时他可能已经到达阿富汗。然而时至今日，在就“9·11”事件讯问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