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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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直到“9·11”事件之后才知道穆萨维被捕的消息。据宾勒斯伯所言，如果本·拉丹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在“9·11”事件之前就得知穆萨维被捕的话，他们可能已经取消这次恐怖袭击行动。当宾勒斯伯在“9·11”事件后与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讨论穆萨维被捕一事时，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庆幸自己没有让穆萨维与其他劫机者接触，否则就可能使这次行动受挫。当然，穆萨维曾与宾勒斯伯进行过联络，但是直到“9·11”事件之后才发现。　　　　
　　　　正如最后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并不需要穆萨维来取代亚拉赫。穆萨维于8月中旬被捕之时，亚拉赫已经从他旅行的最后一站即德国返回美国。他与阿塔的分歧显然得到了解决。劫机犯开始为袭击做最后的准备。


第七章　袭击迫近最后的战略和策略（4）

　　　　准备袭击　　　　
　　　　从在西班牙与宾勒斯伯会面后返回的一个星期之后，阿塔去了纽瓦克，可能是为了与哈兹米进行协调，并给他额外的资金。阿塔于7月30日返回佛罗里达前在该地区逗留了一阵子。正如9月11日后获取的一批阿塔与宾勒斯伯的同期通讯所揭示的那样，阿塔在8月份是很忙的。　　　　
　　　　例如，8月3日，阿塔和宾勒斯伯商议了几件事，如成员购买机票和将暴力型劫机者分派至各组的最佳方式。阿塔和宾勒斯伯也再次讨论了是否将白宫作为目标的问题。他们用代码讨论目标，假装是学生在讨论各种研究领域的问题。“建筑”（architecture）指代世贸中心，“艺术”（arts）指代五角大楼，“法律”（law）指代国会大厦，而“政治”（politics）指代白宫。　　　　
　　　　宾勒斯伯提醒阿塔，本·拉丹希望把白宫作为目标。阿塔再次警告说，这会很难。在宾勒斯伯坚持之后，阿塔同意包括白宫但建议保留国会大厦作为在白宫难以攻击时的替代目标。阿塔还暗示袭击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之后才会发生。　　　　
　　　　阿塔和宾勒斯伯也讨论了“正作为恐怖分子而到来的朋友”——作为候选劫机者的神秘人物穆罕默德·艾尔·卡哈塔尼（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他是被豪萨维次日作为“充实团体”的“最后一人”而派遣的。8月4日，阿塔驱车前往奥兰多机场与卡哈塔尼会面。但是，在到达时，卡哈塔尼被移民官员拒绝入境，原因在于他是单程机票且钱很少，不会说英语，不能充分解释他想在美国做什么。他被遣返迪拜。豪萨维与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联系，穆罕默德要求他帮助卡哈塔尼重返巴基斯坦。　　　　
　　　　8月7日，阿塔从罗德岱堡飞往纽瓦克，可能是去和哈兹米进行协调。两天后，阿塔、哈兹米、哈居尔以及居住在新泽西的阿哈迈德·艾尔·哥汉姆迪以及阿布杜尔·阿齐兹·艾尔·奥马瑞飞往迈阿密，这可能意味着4个劫机组最终分派完毕。阿塔在新泽西时，他和哈兹米、哈居尔都又购买了一次侦察飞行的机票。与他们之前的谢西、亚拉赫、阿塔以及瓦利德·艾尔·谢瑞一样，哈兹米和哈居尔都乘坐他们将在“9·11”劫持的同一类型飞机（波音757）的头等舱，做横贯大陆的飞行，这些飞行与拉斯维加斯有关。不过，阿塔本人这次直接飞至拉斯维加斯，8月13日至14日，3人都停留在此。除了拉斯维加斯对游客的名声外，我们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对为什么这些人飞往拉斯维加斯或在此会面作出解释。　　　　
　　　　整个8月，劫机者们忙着在体育馆锻炼，飞行员们在租来的小型飞机中进行频繁的实习飞行。他们也开始进行采购，这暗示计划即将结束。比方说，8月中旬，他们购买了刀具，这些刀具可能确实被用于袭击。不仅如此，8月22日，亚拉赫试图从迈阿密的一家飞行员商店购买4台GPS装置。他只能买一部。他等了一些日子，也买到了3份航空图。　　　　
　　　　然而，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购买9月11日的机票。8月23日，阿塔再度飞往纽瓦克，可能是与哈兹米会面并选择航班。在8月25日至9月5日之间，所有19张机票均已预订并购买。　　　　
　　　　由此可见，袭击日是在8月的第三个星期选定的。这一时间选择得到了宾勒斯伯的证实，他声称阿塔在8月中旬告知他这一日期。据宾勒斯伯所言，在代码中，阿塔用一个谜语——两根树枝、一条鞭子和一根棒棒糖（对非美国人来说，“11·9”应被解释为9月11日）——传达了这个日期。宾勒斯伯说，他在将这一日期转达给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前曾回电阿塔加以证实。　　　　
　　　　显然，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通过宾勒斯伯过去在汉堡的助手扎卡瑞亚·埃瑟巴传递的信息，从宾勒斯伯处收到了日期。宾勒斯伯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都认为埃瑟巴对该信息的含义没有利害关系，后者对袭击也没有预知。据宾勒斯伯所言，日期选定后不久，他就忠告埃瑟巴和另一名叫做巴哈吉的汉堡的助手，如果他们想去阿富汗，现在正是时候，因为以后将难以成行。埃瑟巴8月22日预订了票，8月30日离开汉堡前往卡拉奇；巴哈吉8月20日购买了票，9月3日从汉堡前往卡拉奇。　　　　
　　　　宾勒斯伯也作出安排，准备在9月初离开，像阿联酋的袭击推动者阿里和豪萨维那样，在袭击发生之前赶往巴基斯坦。在最后这段时间，宾勒斯伯和阿塔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直接通知保持联系。虽然阿塔禁止劫机者们与家属联系，但是他显然在9月9日给自己的父亲打了最后一个电话。阿塔还要求宾勒斯伯和一名劫机者的家属联系，转达其他人的道别，并向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致意。亚拉赫似乎单独留下了一份书面的道别——这是一封给阿伊塞尔·申盖伊的充满伤感的信。　　　　
　　　　然而，哈兹米就可能不是很谨慎的。他可能在8月底给其以前在圣地亚哥的同伴莫汗达·阿布杜拉打了电话。数件证据表明，阿布杜拉周围的其他人可能收到过消息：将要发生大事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阿布杜拉的行为据说有明显的变化。9月11日以前，他和亚齐德·艾尔·萨尔米都突然决定按照原计划结婚。一名证人在“9·11”袭击后引萨尔米为证来进行评价：“我知道他们将要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结婚的原因。”此外，从2001年8月起，伊亚德·瑞威斯和哈兹米曾工作过的泰克萨克加油站的其他员工在即将引起执法机关注意之前突然采取了行动。最终，根据一名未经证实的证人的说法，9月10日凌晨，阿布杜拉、奥斯玛·阿瓦达拉、奥摩·巴卡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人在该加油站形迹可疑。据这名证人所言，这群人在碰面后，在其他人彼此击掌庆祝时，阿瓦达拉说道：“它最终必定要发生。”


第七章　袭击迫近最后的战略和策略（5）

　　　　“基地”组织领导层的分歧　　　　
　　　　袭击的战术准备接近尾声，与此同时，由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对2001年战略的争论，高层一直在质疑整个行动。我们的重心自然放在劫机行动的细节上。但是，从本·拉丹和阿提夫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动只是他们这一年全部计划的一个公认的关键因素。“基地”组织领导人生活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密切接触，他们绝不会对这个国家的情况视若无睹。本·拉丹一直以来的倾向是直接针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他希望劫机行动尽可能快地进行。据说，米赫德哈在2001年夏季告诉其堂兄，本·拉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将让它发生，即使由我亲自来做。”　　　　
　　　　据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所说，本·拉丹一直催促他把袭击的日期提前。例如，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记得，在2000年，本·拉丹在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造访耶路撒冷圣殿山后的谈话中督促他发动袭击。他声称，本·拉丹告诉他，劫机者仅仅将飞机击倒而非把它们坠毁于特定目标就已足够。他说，他抵制了这一压力。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承认在2001年他承受了两次以上类似的压力。据他所言，本·拉丹希望在2001年5月12日实施行动，也即“科尔”号爆炸事件发生后的第7个月。他补充说，“9·11”袭击最初预想是在2001年5月发动。他再一次被督促尽早发动袭击是在2001年6月或7月，大概是在本·拉丹从媒体得知沙龙将要访问白宫之后。两次都被他拒绝，他断言劫机小组还没有准备好。本·拉丹在两封信件中强调了尽早发动袭击的必要性，对后一个日期予以特别强调。第二封信据说是本·拉丹的女婿艾瓦·艾尔·马达尼转交的。　　　　
　　　　其他证据证实了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说法。比方说，米赫德哈告诉其堂兄袭击将在5月份发生，但被推迟两次，一次推迟到7月，后来又推迟到9月。而且，一名劫机者候选人记得，7月或8月初，在“基地”组织营地发布了一个一般警报，就像“科尔”号爆炸事件两个星期之前和最终发生的“9·11”袭击10天之前发布的警报一样。在仲夏的警报过程中，“基地”组织成员疏散了他们的家属，提高了警戒程度。本·拉丹也消失了大约30天，直到警报取消。　　　　
　　　　袭击行动的细节被严密封锁，但是在发出警报之时，消息开始蔓延：针对美国的袭击即将发动。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提到，到2001年夏季，众所周知他正在策划某种针对美国的行动。许多人甚至知道他正准备派遣人手前往美国，这使得有些人断言“基地”组织近期将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不仅如此，本·拉丹在该夏季的几次谈话暗示了即将发动袭击，在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主义团体中产生了种种传闻。本·拉丹例行公事般地告诉重要来宾，他预期很快就会针对美国利益发动重大袭击。在法鲁克营地发表演讲期间，本·拉丹激励新兵们为这次涉及20名烈士的袭击的成功而祈祷。其他人已经确认，传闻暗示袭击即将到来，他们证实这种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基地”组织，虽然没有具体细节。　　　　
　　　　虽然被本·拉丹放在头等地位进行优先考虑的事情是袭击美国，但是其他人有着不同的意见。塔利班领导人的重点放在该年度针对北方联盟的军事攻势上，这种军事攻势通常都将在晚春或夏季开始。他们当然希望这一年的军事进攻能干掉他们的老对手，把后者逐出阿富汗。在塔利班看来，对美国发动袭击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当最终的胜利似乎已在他们掌控之中时，这样做可能会把美国引入到反对他们的战争中来。　　　　
　　　　有证据显示，在2001年，奥马尔毛拉一开始是反对“基地”组织直接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行动的。而且，到了7月，随着关于即将进行袭击的传闻的散布，“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层出现了分裂。有数名高级成员据说赞同奥马尔毛拉。据传站在本·拉丹一方的有阿提夫、苏拉赫曼、阿布·哥哈特和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但是，据说反对本·拉丹的人都是该组织的重量级人物，包括阿布哈夫（毛里塔尼亚人）、谢赫·塞依德·艾尔·马斯瑞和塞耶夫·艾尔·阿德尔。“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回忆，本·拉丹主张针对美国的袭击应立即实施，以支持在被以色列占领领土上的斗争并抗议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除了这些带有修辞色彩的要求外，据传本·拉丹也想通过对美国发动袭击，使“基地”组织吸引更多的自杀志愿者，获得更多的捐助，并增加那些愿意提供后勤帮助的支持者的数量。　　　　
　　　　据说，奥马尔毛拉反对采取这一行动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非害怕美国的报复。据闻他倾向于让“基地”组织袭击犹太人，并不必须是美国。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承认，奥马尔面临着来自巴基斯坦政府的压力，要防止“基地”组织在阿富汗之外开展行动。“基地”组织的主要资金管理人员谢赫·塞义德认为，“基地”组织应当遵从塔利班的意愿。另有消息来源指出，谢赫·塞义德反对这次行动，既是因为行动违背了奥马尔的意愿，同时也因为他害怕美国会因遭受袭击而进行报复。据说阿布哈夫甚至致信本·拉丹，以《古兰经》为依据反对这次袭击行动。　　　　
　　　　据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所言，在8月底，当行动已经策划完毕时，本·拉丹正式通报“基地”组织咨询委员会，针对美国的大规模袭击将在下周实施。一些委员会成员表示反对，本·拉丹则反驳说奥马尔毛拉无权阻止“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外实施惩罚异教徒的活动。尽管咨询委员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赞同，但是本·拉丹坚持己见。袭击发生了。　　　　
　　　　对“基地”组织内部关于“9·11”袭击的分歧的描述可能是不完整的。为作出这种解释提供信息的人并未广泛地秘密参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计划。不过，本·拉丹和阿提夫可能至少会知道：　　　　
　　　　塔利班针对北方联盟的攻势需要“基地”组织的军事支持。　　　　
　　　　在这个夏季，“基地”组织的另一个重大行动即暗杀北方联盟领导人阿哈迈德·莎·马苏德的阴谋正在取得进展。行动者伪装成记者进入马苏德的营地，准备在8月的某时暗杀他。他们与马苏德约好了会见时间，但被推迟。　　　　
　　　　但是，马苏德于9月9日被暗杀。塔利班针对北方联盟的已推迟的攻势明显调整为他一被杀就开始发动。9月10日，塔利班开始进攻。　　　　
　　　　正如他们年初所商议的那样，本·拉丹和阿提夫很可能会记得奥马尔对他们暗杀马苏德并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提供重要支持有所依赖。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回忆起阿提夫曾告诉他，“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除掉马苏德的协议，除掉马苏德后塔利班将发动攻势，接管阿富汗。阿提夫希望马苏德的死也能在“9·11”袭击后安抚塔利班。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迹象显示，奥马尔在“9·11”袭击发生时可能已经谅解了这一行动。　　　　
　　　　前往启程地点　　　　
　　　　就在“9·11”的前几天，劫机者将多余的资金返还“基地”组织并在他们启程的城市集合。他们把多余的资金电汇给在阿联酋的豪萨维，总共约有26；000美元。　　　　
　　　　以美利坚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为目标的劫机者，从杜勒斯启程，从新泽西前往马里兰的劳拉尔，这里离华盛顿约有20英里。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们住在一家汽车旅馆，花费时间在一家体育馆进行锻炼。袭击前的最后一晚，他们住在弗吉尼亚赫恩登的一家旅馆，靠近机场。　　　　
　　　　此外，在北方瞄准美利坚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劫机者，从纽瓦克启程。他们于9月7日从佛罗里达的据点聚集到这个城市。就在9月8日至9日的午夜之后，当亚拉赫在I—95道上向北行驶时，在马里兰收到了一张超速驾驶罚单。他在本组其他人下榻的旅馆与他们会合。　　　　
　　　　阿塔仍然忙于对各组进行协调。9月7日，他从罗德岱堡飞往巴尔的摩，大概是去和在劳拉尔的第77次航班这一组会面。9月9日，他从巴尔的摩飞往波士顿。那时谢西已经抵达那里。有人看见阿塔在谢西下榻的旅馆和他在一起。次日，阿塔在另一家旅馆和奥马瑞会面，两人开车前往缅因州的波特兰，其原因至今不明。9月11日早晨最初几个小时，他们搭乘一个通勤航班前往波士顿以便赶上美利坚航空公司的第11次航班。两人在最后一晚都在做一些平常事：从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吃比萨和在便利店购物。他们在第11次航班上的3名劫机同伙则一起呆在马萨诸塞州牛顿的一家旅馆中，也就是在波士顿郊外。　　　　
　　　　谢西和他这一组瞄准的是从洛根机场起飞的美国联合航空第175次航班。他们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两家波士顿旅馆度过的。由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在1996年的一个提议而启动的袭击计划已经战胜了众多的阻挠。此时，19个人住在我们至今仍没有确定的旅馆中等待搭乘次日早上的4架班机。


第八章　“警灯在闪烁”凶兆之夏（1）

　　　　2001年伊始，反恐官员们就收到了频繁而零碎的关于恐怖威胁的报告。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地方——包括家里，仿佛都存在着可能发生的威胁。　　　　
　　　　要想知道2001年夏天那些不断增加的威胁报告是如何被处理的，就需要了解关于恐怖威胁的情报通常是如何收集和传达的。信息的收集有几种方法，如通过信号情报或与有关人员访谈，而后将收集到的信息集中起来形成情报报告。根据来源和性质，这些报告中有的属于高度机密而被严密控制，有的则因不太敏感而被分发至州和地方的执法机构。威胁报告必须通过个别报告或者通过威胁咨询的形式予以散发。这种威胁咨询文件可能指出一个明确的威胁或者提出一个笼统的警告，以警示其受众。　　　　
　　　　由于报告数量庞杂，因而只能有一部分被挑选出来向总统和高级官员作简要汇报。在2001年，有关威胁以及其他与乌萨马·本·拉丹有关的业务情报被定期简要汇报给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他每天都要与布什总统会面。中央情报局通过所谓的《总统每日简报》向布什总统作出简要汇报。每份《总统每日简报》包括一系列的6~8篇相对较短的文章或摘要，这些文章和摘要涵盖的主题范围很广；由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每天决定在指定的任一天哪些主题最为重要。自2001年1月20日至9月10日，《总统每日简报》上有至少40篇与本·拉丹有关的情报文章。《总统每日简报》被认为属于高度机密，因而只分发给少数几个高层官员。　　　　
　　　　分发给较多一批官员的高级行政人员情报简报采用与《总统每日简报》相类似的格式，其主题通常也与《总统每日简报》相同。高级行政人员情报简报通常包含的情报较少，以便保护线人和情报收集方法。同他们的前任一样，司法部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都收到的是高级行政人员情报简报而非《总统每日简报》。克拉克与他的工作人员有广泛接触恐怖主义报告的权利，但他们无法取得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或者联邦调查局那些不予分发的情报。　　　　
　　　　鼓点开始了　　　　
　　　　2001年春，关于恐怖分子威胁和策划袭击的报告剧增至新千年以来的最高峰。3月底，情报部门分发了一份关于恐怖威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逊尼派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设施、人员以及其他目标发动袭击的威胁在增加。　　　　
　　　　3月23日，在关于是否重新开放白宫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讨论中，克拉克提醒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国内或国外恐怖分子可能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使用他们的“拿手武器”——汽车炸弹。克拉克说，那将会使白宫西侧楼和部分住宅遭到破坏。他还告诉赖斯，他认为在美国领土内就存在着恐怖分子小组包括“基地”组织。　　　　
　　　　接下来的第二个星期，赖斯接到了关于阿布·苏贝达的活动以及中央情报局正努力查找其下落的简要汇报。正如在第六章所指出的，阿布·苏贝达是千年阴谋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在接下来几周多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再三发出警告——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给克拉克打电话——阿布·苏贝达正策划在不远的将来实施一项行动。一份报告引用的资料表明，阿布·苏贝达正策划在某个国家发动袭击，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认为可能会是以色列，也可能是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印度。克拉克把这些报告交给了赖斯。　　　　
　　　　作为对这些威胁的反应，联邦调查局于4月13日向其所有的实地办公室发出了一项通知，并对到此为止的威胁报告进行了总结。联邦调查局要求每天都要作出总结报告，要求各部门利用一切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电子资料库，收集关于“目前与逊尼派极端主义有关的军事活动”的情报。但它并不认为存在着国内的威胁。　　　　
　　　　4月19日，由克拉克领导的跨机构反恐安全小组对有关阿布·苏贝达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第二天，他们在呈给高层官员的一份简报中报告说：“本·拉丹正在策划多样化的行动。”4月30日，代表们从有关恐怖威胁的简报入手，讨论了对“基地”组织的政策。　　　　
　　　　2001年5月，随着“本·拉丹的公开露面可能预示着袭击”和“本·拉丹的网络计划正在推进”两份报告提交给高层官员，报告的鼓点越来越响。5月初，一名不速之客来到联邦调查局，声称存在着一项将对伦敦、波士顿和纽约发动袭击的计划。5月15日，中央情报局向司法部部长约翰·阿斯克罗夫特简要汇报了关于“基地”组织的一般情况，并就最近的威胁报告作了专门说明。第二天，一份报告称，美国大使馆接到的一个电话警告说本·拉丹的支持者正策划使用“烈性爆炸物”在美国发动袭击。5月17日，在以前每日报告的基础上，反恐安全小组议程的第一项就是“乌萨马·本·拉丹：策划在美国实施的行动”。那位匿名来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