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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委员会报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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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武器”——一种允许攻击的规则。总统与副总统向我们提示，他们没有意识到根据特勤局的请求，在军事指挥系统之外，战斗机已经从安德鲁斯紧急起飞。235没有证据显示北美防空司令部总部或者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的军事官员知道——整个9月11日的那个上午——安德鲁斯战斗机已经升空而且是根据不同的攻击规则行动。
另一种后果？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官员们一直坚持认为，如果乘客没有致使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坠毁，军方将会阻止飞机接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我们现在知道对于该结论所依据的事实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兰利战斗机不是因为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而紧急起飞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并没有47分钟的时间去拦截航班；北美防空司令部甚至直到坠毁以后还不知道飞机被劫持。因此，应该对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能否被拦截进行重新评估。
我们估计，如果飞机不是在10：03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于10：13之前不可能到达华盛顿，很可能于10：23之前到达。那段时间只有一组战斗机盘旋在华盛顿的上空——兰利F—16战斗机。他们全副武装并受北美防空司令部控制。在10：07，东北防空区获悉劫机事件后，北美防空司令部将会用6～16分钟的时间确定飞机位置，接受命令将其击落，并将命令传达给飞行员，飞行员（在同一时间）将在确证命令的真伪后，拦截飞机，执行命令。
在此时，兰利飞行员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威胁，不知道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方位，也没有得到击落授权。
首先，兰利飞行员从未被告知他们起飞的原因。根据领航飞行员的解释：“我又想到了俄罗斯的威胁……我想是来自海上巡航导弹的威胁，你知道你向下看，看到五角大楼在燃烧，我想是哪个杂种偷偷溜进来了……你看不到任何飞机，没有人告诉我们任何消息。”飞行员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拦截飞机，但是不知道危险来自被劫持的飞机。
其次，东北防空区并没有得到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方位的准确信息。即使联邦航空管理局可以提供这个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要耗费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东北防空区需要多久才能确定目标的方位。
第三，东北防空区需要传达给飞行员的命令。10：10，华盛顿上空的飞行员被强调的语气告知：“不需征得同意即可射击”。击落令在10：31第一次传递给东北防空区。很可能在没有副总统命令的情况下，北美防空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击落令。但是考虑到决定击落商用飞机的严重性和北美防空司令部不能犯错的审慎下，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会发生的。
北美防空司令部官员们坚持认为，他们将会拦截和击落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我们不那么确定。我们确信这个国家应该感谢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的乘客们。他们的行动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并且可能他们的行动也使国会或者白宫免于毁损。
9月11日上午发生的事情细节非常复杂，但是他们展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北美防空司令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对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发动的那种袭击毫无准备。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中，努力地临时拼凑了一场国土防卫战，应对他们以前从未遇到、也从未训练过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天上午10：02，在纽约罗马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东北防空处，一位任务组指挥官的助手，正在指挥中心的地面上与同事们一起工作。经过简短的反思，他记录了以下评论：“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
他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冲突并非始于“9·11”，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公布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98年给伦敦一家阿拉伯语报纸的传真中的声明。很少美国人注意到它，该传真是从地球上千里之外的一个最边远和最贫穷的国家发来的，是由聚集在那里的一位沙特流亡人员的追随者们发来的。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战争宣言
1998年2月，40岁的沙特阿拉伯驱逐者乌萨马·本·拉丹与流亡者——埃及医生阿伊曼·艾尔·扎瓦西里以“世界伊斯兰前线”的名义，从阿富汗总部向伦敦的一家阿拉伯报纸发布了所谓的“圣战宣言”。“圣战宣言”通常是受人尊敬的伊斯兰教的权威人士对伊斯兰法律所作的解释，然而无论是本·拉丹还是扎瓦西里，以及签署该宣言的其他3个人，都不是伊斯兰法律方面的学者。他们声称，美国已经向上帝和他的使者们宣战，因此，呼吁将谋杀生活在地球任何地方的任何美国人，“作为任何国家的每一位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只要他能够这么做”。
3个月以后，在阿富汗接受ABC电视台的采访时，本·拉丹扩大了宣言的主题范围。他提出，杀掉美国人要比杀掉其他异教徒更重要。他说：“对每个人来说，杀掉美国士兵要比耗费精力从事其他活动更好。”当被问及他是否同意恐怖主义和对平民百姓进行进攻时，他回答道：“我们相信，当今世界最坏的窃贼、最坏的恐怖主义者就是美国人。对此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能是报以同样手法。我们没有必要去区分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目标。”
在本·拉丹自1992年以来的一长串公开和私下发表的谈话中，美国一直都是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袭击的对象，1998年的战争宣言只是在时间上最近的一次。不过，公开表示要对美国人不加选择地进行杀戮，这还是头一次。
1996年8月，本·拉丹发表了带有其自身特点的“圣战宣言”。他呼吁穆斯林将美国人赶出沙特阿拉伯。在这份冗长、内容不连贯的文献中，本·拉丹谴责沙特阿拉伯国王竟然允许一支异教徒的军队出现在伊斯兰的神圣领土上，并对前不久发生于英国，但针对美国军事设施进行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表示祝贺。
他还对1983年导致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丧生的贝鲁特自杀性爆炸事件、1992年亚丁的爆炸事件，特别是1993年索马里的武装冲突大加赞赏，因为在那以后，美军“带着沮丧、羞辱、挫败和死亡离开了那里”。
在ABC电视台的采访过程中，本·拉丹说他和他的追随者已经准备在索马里发动另一场持久战，如同在阿富汗反击前苏联的那次一样，然而“美国人在羞愧和耻辱中逃出了索马里”。他还引用前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事例说明，具有献身精神的穆斯林军队，即使装备不够精良，却仍然可以战胜超级大国。他告诉记者：“我们有信心我们将会——带着真主的荣耀——战胜美国人。”他还警告说：“如果今天的不公正继续下去……那么战场向美国领土转移则是不可避免的。”
本·拉丹策划袭击美国的决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未曾发生过动摇。他认为自己是在“追随使者的足迹，并将其使命传播给所有国家”，并将自己视为摧毁美国、为伊斯兰重建新世界的新型战争的核心与组织者。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对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1）
这是一个在政治变幻、社会动荡的肥沃土地上传播离奇和恐怖思想的故事。这是一个想要控制历史重大时刻的组织的故事。本·拉丹为什么能够——包括他的不加选择地杀戮美国人的号召——赢得数以千计的追随者和数以万计的不同程度上的支持者？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本·拉丹赖以塑造和散布其言论的历史、文化和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未知数。抓住伊斯兰过去的伟大象征意义，本·拉丹向那些自认为一直以来都是外国控制下的牺牲品的人承诺，一定要恢复他们的自尊和荣耀。他引用《古兰经》和对它的一些解说作为文化与宗教上的比喻。他的说教对于那些处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巨变中迷失方向的人是有号召力的。他的精美说辞具有多种来源——伊斯兰教、历史和该地区政治和经济失调。他还强调，穆斯林世界的人们对美国都十分不满。他对美军在伊斯兰圣地的故乡——沙特阿拉伯的出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伊拉克人民因为海湾战争后的经济制裁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还对美国支持以色列表示抗议。1998年乌萨马·本·拉丹在阿富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该词的字面含义是“尊崇神的意志”）在阿拉伯世界的兴起，是由于穆斯林认为真主穆罕默德的一系列启示仅来自于一个且惟一的神，即亚伯拉罕和耶稣。这些启示通过天使加百利传达并记录于《古兰经》。穆斯林认为，这些启示是从亚伯拉罕到耶稣一直传诵至今的一些最伟大和时间上最近的先知，它向人类完整地传达了神的旨意。而《圣训》则复述了穆罕默德的话和他的事迹，并由他的同时代人将其记录下来。《圣训》是伊斯兰教的另一个渊源。第三个重要部分《伊斯兰教教法》，是来自于《古兰经》和《哈迪斯》的法典。
伊斯兰教分为两个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先知去世以后，就出现了为穆斯林社会选择新的领袖，或称“哈里发”、“乌马”的问题。最初，他的继承人可以从先知的同辈人中产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什叶派的人认为，乌马的任何领袖都应当是先知的直系后裔；而逊尼派的人则认为，如果候选人在忠诚和知识两方面都符合标准，就不必将选择范围局限于先知的直系后裔。数次血战以后，逊尼派成为（并一直是）多数派（但伊朗却受什叶派的统治）。而哈里发的职位——乌马的制度化领袖职位，一直到1924年，都是隶属于逊尼派的一个机构。它最初受阿拉伯人控制，最后被土耳其奥斯曼人控制。
许多穆斯林将真主作启示以后的一个世纪视为他们的黄金时代。阿拉伯人对它有最深刻的记忆。在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传播至中东、北非，甚至是欧洲——过去被看做，现在仍然被看做是一个奇迹。无疑，对伊斯兰辉煌过去的留恋已经形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
伊斯兰教是有关生活各个方面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对许多穆斯林而言，好的政府应当受他们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所指引。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官员必须放弃世俗状态，去过教士的生活。但它表明，穆斯林对政教分离感到不安。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穆斯林统治的趋向却是政教分离。
对极端主义者而言，这种分离，以及议会和立法机构的存在只能证明假穆斯林已经成为统治者，他们已然篡夺了神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统治。现今形容这种统治的最贴切的词是“原教旨主义”。在谴责信仰的反复无常时，一些教士号召人们从《古兰经》和《圣训》的传授中回复对教义的遵守。曾被本·拉丹特意提到的14世纪的一名学者——伊本·泰米亚哈，就对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和对这些统治者未作批评的教士们进行了谴责。他敦促穆斯林自己去阅读《古兰经》和《圣训》，而不要只是依赖那些有知识的传授者（包括他自己）的讲解。但人们之间应当互相约束，以保证严格遵守教义。
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将伊斯兰教自黄金时代以来衰退的原因归咎于统治者和那些偏离宗教的正确道路的人，认为正是他们使伊斯兰国家变得易于遭受外国列强的蚕食，而这些列强迫切想要窃取伊斯兰国家的土地、财富，甚至是他们的灵魂。
本·拉丹的世界观
虽然本·拉丹自视为全世界的领袖，他提出的有关伊斯兰教历史的观点却非常极端。这些观点吸引的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和逊尼派国家的人们。他的观点吸引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后者谴责那些放弃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而最终破坏了哈里发领导职位的人。9他总是要求他的追随者应当具有牺牲精神，因为“压迫和耻辱的城墙只有在枪林弹雨中才能被摧毁”。对于那些渴望恢复失去已久的古老而又安宁的世界秩序的人们，本·拉丹则提出要用“哈里发”政权来代替不安宁的现实社会。对于其他人的世界，本·拉丹只是提出一些简单的伎俩来进行解释。
本·拉丹还对埃及作家萨伊德·库特伯非常欣赏。萨伊德·库特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之一，1966年因企图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他在伊斯兰教方面的学识与他对西方历史和思想非常表面化的熟知混杂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被埃及政府派往美国学习，但他带着对西方社会和历史的无比憎恨回了国。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成就完全是物质方面的，因为西方社会并不拥有“使其问心无愧和使其存在合理化的东西”。
库特伯的作品有3个主题。第一，他指出，世界上充满了残暴、无法无天和无信仰（他称这种状态为蒙昧时期，这是一个宗教术语，指真主对穆罕默德给予启示以前的无知阶段）。库特伯认为人类只能在信仰伊斯兰教和处于贾西利亚状态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第二，他告诫说，其实大多数人（包括穆斯林）是为贾西利亚和它的物质享受，而不是它有关伊斯兰的观点所吸引，因而，贾西利亚战胜了伊斯兰教。第三，库特伯认为，除了神和魔鬼之间的争斗，不存在任何其他中间状态。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如同他所定义的那样，都应当拿起武器投入这场战斗。任何不接受他的观点的穆斯林都是应当遭到毁灭的无信仰者。
本·拉丹与库特伯有着同样刻板的观点。在本·拉丹和他的追随者眼里，甚至是无缘无故的大规模杀戮都被看做是为捍卫他们为之随时准备战斗的那些信念所做的“正当防卫”，从而将这些行为正当化。许多美国人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还有些人问：“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些袭击？”
本·拉丹和他的“基地”组织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回答。对第一个问题，他们说是因为美国人袭击了伊斯兰国家；美国应该对与伊斯兰有关的所有冲突负责。这样一来，在以色列人袭击巴勒斯坦人、俄国人攻打车臣、印度人与克什米尔穆斯林发生交火、菲律宾政府镇压其南部岛屿的穆斯林等问题上，美国人都脱不了干系。而且，美国人还要为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行为负责，因为“基地”组织认为这些政府是“你们的代理人”。本·拉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反抗这些政府的战斗与同你们的战斗不可分割。”在数百万对美国有仇恨情绪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这种指控颇有市场，因为，从伊拉克到巴勒斯坦，压制人民的统治者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
本·拉丹对美国的仇恨可能始于对美国所采取的一些政策的反应，可是这种仇恨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深。对于上述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美国人能做些什么才能阻止这些袭击，“基地”组织的回答是，美国应当放弃中东，皈依伊斯兰教，并结束其社会和文化中的邪恶和不信神状态，“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是人类历史所见证过的最差的文明”。如果美国不遵从，那么将会发生与伊斯兰民族的战争。“基地”组织领导人说，这样的民族“对死的渴望比你们对生的渴望还要强烈。”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对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2）
历史和政治背景
在伊斯兰国家，通过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取得的政治权力很少能长久。在19世纪和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帮助人们阐释了殖民主义的痛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世俗斗争中，他们起的作用不大。大量的独立运动是由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军人和政府官员领导的。在民族前进的进程中，教士的影响和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前进的障碍。
阿拉伯中东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西方列强手里重新赢得了独立，但在其后，这些国家经历了由最初的光荣和乐观向今天的冷漠、愤世嫉俗和绝望的转变。在至高无上的部族家庭的领导下，一个个有活力的国家已经存在或迅速建立。君主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约旦一直存在至今。而在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宗教权力最终被世俗的国家主义革命者所推翻。
世俗政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辉煌的未来，这种未来通常与一种排他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建立独立、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如由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所提倡的意识形态）。然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几乎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独裁政权，它们通常不愿容忍任何反抗——即使是在埃及这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他们的政策——镇压、奖赏、移民以及用寻找替罪羊（通常是外国人）的方式解决民愤问题——都深受其权力欲的支配。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世俗、独裁的国家主义的破产已经成为事实。同时，这些政权封锁了几乎所有的和平地提出反对意见的渠道，其强迫批评家们只能选择沉默、流亡或者暴力反抗。伊朗1979年的革命赢得了什叶派的神权统治。这一成功鼓舞着其他地方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沙特阿拉伯由于石油财富的急剧增长，便通过宣扬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即所谓的“瓦哈比主义”来与什叶派的伊朗竞争。沙特阿拉伯政府总是以伊斯兰圣地管理人的责任为己任，它联合本国和波斯湾其他接壤国家的富有的阿拉伯人，捐款建造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用来布道和讲授伊斯兰教经文。
在为争取合法地位所展开的竞争中，世俗政权并无良策。相反，有大量的事例表明，世俗统治者试图收买当地的伊斯兰运动，方法是退出对许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控制。出于底气增长而不是对条件的满足，伊斯兰主义者继续着他们对权力的追求——这一趋势在埃及最为明显。面对1981年杀害总统安沃·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埃及政府粗暴地镇压伊斯兰军队，迫害温和的伊斯兰学者和作家，致使许多人流亡国外。在巴基斯坦，军事政体为使其夺取的政权正当化，采取了虔诚的公开姿态，并笼络伊斯兰教教士来对教育和社会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政治性的伊斯兰教的实验步履维艰：伊朗革命势头不再，声誉渐微，支持的公众减少，而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大多数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太大兴趣。伊斯兰主义的复兴运动赢得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追随者，却输在了夺取政权问题上，惟有伊朗和苏丹例外。在阿尔及利亚，1991年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对通过公开投票取得政权稳操胜券，结果却被军事力量篡夺了胜利果实，由此导致了延续至今的残酷内战。今日统治者的对手们很少有办法介入现行的政治体制——如果他们还有办法的话。因而，对穆斯林净化现实社会、抵制不受欢迎的现代化，尊奉伊斯兰教教法的号召，他们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社会和经济失调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滚滚而来的财富使当时基本上未实现现代化的石油国家试图省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他们投资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大范围地普及教育，创立给予津贴的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项目使人们建立起广泛的权利感，却没有在同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感。80年代后期，石油收入的减少、非盈利发展项目的经济流失、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些获得国家授权的项目难以为继。中止项目的结果又招致接受者的极大不满，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政府的慷慨视为自己的权利。当公众获知有多少石油收入直接进了统治者和他们的朋友、助手的腰包时，这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与石油国家不同（与阿富汗也不同，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一度近乎朝着平衡发展的现代化国家迈进。这些国家已经建立的商业、金融和工业部门在创业精神支持下，在自由发展实业的宽松环境下呈良性发展态势。但是不盈利的重工业、国家垄断和模糊不清的官僚主义缓慢地窒息着社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权重点保护社会上层人物对国家财富的控制权。国家不愿意为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此来保持经济的活力，因而经济变得停滞不前，国家却将工人向阿拉伯石油国家或西方国家的流动作为安全阀。而且，许多穆斯林国家对妇女的压制和孤立不仅严重限制了个人的发展机会，而且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穆斯林国家带来了普遍的社会问题：大量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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