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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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偶尔露过面。即便如此，本·拉丹依然乐意寻求与伊拉克合作的机会。而且，本·拉丹事实上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发起过反对萨达姆的伊斯兰运动，并试图将参加运动的人吸收到他的伊斯兰军队里。　　　　
　　　　据说，为保障自己与伊拉克的关系，本·拉丹曾由特拉比作为代理人出面签订过一个协议，内容是本·拉丹不再支持反对萨达姆的活动。显然，本·拉丹至少在某一段时间践行了诺言，不过他继续在伊拉克的一些地方（如库尔德斯坦）帮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试图摆脱巴格达的控制。20世纪末期，这些极端分子小组遭受到来自库尔德军队的重创。在本·拉丹的帮助下，这些极端分子小组于2001年重新组合为被称为“伊斯兰辅助者”的组织。有迹象表明，到那时为止，伊拉克政权不仅容忍“伊斯兰辅助者”组织，甚至可能帮助过它来反对共同的库尔德敌人。　　　　
　　　　通过苏丹政权做中间人，在1994年或1995年初，本·拉丹本人在喀土穆会见了伊拉克高级情报官员。据说本·拉丹提出要在伊拉克建立训练营地，并要求伊拉克在获取武器方面给予帮助，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对这些要求作出了回应。55在下文中我们还会提到，在后来的几年里，本·拉丹为建立与伊拉克的关系作出了其他努力。　　　　
　　　　苏丹不再是避难所　　　　
　　　　直到1998年，“基地”组织才实施了一项可以被认为是“基地”自身所实施的重大恐怖活动，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拉丹在苏丹失去了他的基础。早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喀土穆执政开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就不断给苏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不要再作为恐怖组织的避难所。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如埃及、叙利亚、约旦，甚至利比亚，由于曾经也是恐怖小组袭击的目标，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此时苏丹政权也有所变化。虽然特拉比曾经是精神领袖，但是总统奥马尔·艾尔·巴希尔将军在1989年上台后，从未完全受特拉比的支配。因此，在外来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巴希尔的支持者开始替换特拉比原来的那一套。　　　　
　　　　1995年6月，埃塞俄比亚发生的暗杀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未遂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犯罪嫌疑人是埃及伊斯兰小组的成员，曾受本·拉丹的帮助在苏丹避难。由于苏丹人拒绝交出被确认为是与暗杀事件有关的3个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苏丹政府的无动于衷提出了批评，并最终导致了1996年对喀土穆进行制裁。　　　　
　　　　当苏丹政府告知本·拉丹，他们准备接受利比亚的请求，不再向它的敌人提供避难所时，本·拉丹意识到，他在苏丹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不得不告诉他的伊斯兰军队中的利比亚人，他无力再保护他们，他们只能离开这个国家。“基地”组织和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的几个利比亚成员在盛怒之下宣布与本·拉丹脱离一切关系。　　　　
　　　　本·拉丹还开始面临资金问题。国际社会对苏丹施加的压力，连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都对苏丹的货币产生了有害影响。本·拉丹的一些公司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苏丹政府不再乐意帮助“基地”组织，也使得做生意的正常成本增加。此外，沙特阿拉伯对本·拉丹家族施加的压力也很可能是原因之一。本·拉丹只得进一步削减花费，控制开支。他新任命了一名资金管理人。据本·拉丹的追随者讲，此人很吝啬。　　　　
　　　　资金问题还以其他方式困扰着本·拉丹。一个在苏丹出生的叫贾马尔·阿哈迈德·艾尔·法得尔的阿拉伯人曾在美国生活过，他通过布鲁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被招募，参加了阿富汗战争。他参加了“基地”组织，宣誓效忠本·拉丹，并成为本·拉丹的企业代理人之一。但是后来本·拉丹发现法得尔贪污了大约11万美元的钱财，便要求其退还。法得尔却抱怨说他每个月的薪水只有500美元，而“基地”组织的一些埃及人的月薪却高达1，200美元。最终他背叛了本·拉丹，成了美国的重要线人。在美国法庭上就“基地”组织情况作证的还有洛侯塞因·赫西图。他说他脱离本·拉丹是因为当他的妻子需要做剖腹产手术时，本·拉丹却表示他无能为力。　　　　
　　　　1996年2月，苏丹官员开始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近，咨询苏丹应当如何缓解外国施加的压力的问题。在与沙特阿拉伯官员的秘密会议上，苏丹提出打算驱逐本·拉丹出境，并要求沙特阿拉伯赦免他。美国官员大约于同年3月份了解到这一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当然希望本·拉丹被苏丹驱逐。然而沙特阿拉伯已经取消了他的公民资格，也不会让他再出现在这个国家。本·拉丹在苏丹也不再有安全感，他在此至少遭遇过一次暗杀。对此，他认为是埃及政府或者是沙特阿拉伯政府所为，或者是二者共同所为。1996年5月9日，本·拉丹最终离开了苏丹。此时，尽管他还有野心，还有组织能力，但他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他回到了阿富汗。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1）

　　　　本·拉丹乘坐一架租来的飞机从喀土穆来到贾拉拉巴德，途中在阿联酋加油并作短暂停留。随行的还有他的家人和保镖，以及那些自1988年他的组织在阿富汗建立以来一直在他身边的“基地”组织成员。另外的几十个“斗士”搭乘晚一些的航班到达。　　　　
　　　　虽然本·拉丹的目的地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却是他能够利用阿富汗作为重整旗鼓、发动反美战争的基地的一个关键要素。　　　　
　　　　在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最初25年，巴基斯坦的本体来自于伊斯兰教，但它的政治却由世俗决定。军队曾经是，后来也一直是该国最强大和最受人尊重的机构，但军队长期并且继续为与印度的敌对关系所困扰，特别是在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问题上。　　　　
　　　　自20世纪70年代起，宗教逐渐成为巴基斯坦政治中的强大力量。在1977年的一次政变后，军事领导人转向伊斯兰小组寻求支持，而原教旨主义者的地位也日渐突出。南亚国家本来就采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固有形式，这种形式是从19世纪岱欧邦的一个印度村庄学校发展而来的。在受沙特阿拉伯资助的一些机构的培育下，伊斯兰瓦哈比学校的影响也有所增强。并且，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使得巴基斯坦变成了大量的阿富汗难民的家园，但是他们一般不受欢迎。而糟糕的巴基斯坦教育系统根本无法接纳这么多的难民，于是政府就大量起用私人投资的宗教学校作为免费的替代物。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大量年轻人虽然掌握了不少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却并不具备适应市场需要的技能。　　　　
　　　　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大量的阿富汗热血青年对其本国来说是潜在的危险因素，但在国外却很有用场。那些参加塔利班运动、宣扬伊斯兰法律的残忍一面的人，有可能会给混乱的阿富汗带来秩序，并使其成为合作同盟。这样，他们可能会在边界问题上给巴基斯坦带来更大的安全感，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巴基斯坦军事官员一直希望实现他们所谓的“战略深度”。　　　　
　　　　如果没有巴基斯坦的同意，本·拉丹是不可能回到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构很可能事先获得了本·拉丹到来的消息，其官员也很可能为本·拉丹的顺利出行提供了方便。本·拉丹在苏丹的整个期间，都一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保留着住所和训练营。这些地方，包括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和车臣，都是各种组织用来招募新兵、训练战士，准备伊斯兰暴动的大系统的一部分。据说巴基斯坦情报官员将本·拉丹介绍给在坎大哈的塔利班领导人，以帮助他恢复对科斯特附近的营地的控制，其目的是希望本·拉丹扩充营地，从而使之能够有效训练克什米尔的斗士。但本·拉丹处在反抗前苏联战争以来实力最弱的时期。苏丹政府撤销了本·拉丹开设在苏丹的大量企业的登记，后来还将其中一些公开拍卖。根据“基地”一名高级受羁押人的说法，苏丹政府没收了本·拉丹在那里拥有的一切。　　　　
　　　　本·拉丹还失去了“基地”军事委员会的头目。阿布·乌贝达·艾尔·班西瑞是“基地”组织能力最强，也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当小组的大多数关键人物与本·拉丹一道去往阿富汗时，班西瑞则留在肯尼亚，对4年前设在那里的基层组织的训练和武器运输工作进行监督。在本·拉丹到达贾拉拉巴德以后没几天，班西瑞在维多利亚湖一次渡船事故中丧生。由此，本·拉丹不仅需要在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中寻找替代班西瑞的人，而且还需要寻找在东非监督基层组织及其将来活动的人。在其他方面，本·拉丹也需要作些调整，因为有些“基地”组织成员将本·拉丹回到阿富汗当做他们开小差的机会。一些人保持着与“基地”组织的合作关系，但是更多的人完全处于游离状态。　　　　
　　　　本·拉丹一度无法确定塔利班是否是他进行联盟的最好赌注。在本·拉丹到达阿富汗以后，塔利班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关键的中心区域，包括喀布尔，还处在敌对军阀的掌控之中。本·拉丹最初去了贾拉拉巴德，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由伊斯兰领导人组成的省级地方议会控制的地区，这些领导人并非国家权力的有力竞争者。本·拉丹与主要“圣战”派系之一的头目——杨尼司·卡哈里斯同住。很显然，本·拉丹依然处在选择之中。他与古尔布德丁·海克马特亚保持着联系，后者是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同时也是塔利班的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对手之一。但在1996年9月，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先后陷入塔利班的控制以后，本·拉丹加强了与这些人的联系。　　　　
　　　　但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再受苏丹人约束的本·拉丹认为他完全有号召人们投入“圣战”的自由。大约在塔利班对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进行最后的大规模强攻时，本·拉丹发表了他的1996年8月“圣战宣言”。他说：“我们……曾经被禁止向穆斯林发表讲话。”但是他又宽慰地说：“以真主的光荣，一个安全的‘基地’已经建立，它位于呼罗珊的印度库什山上。”但是塔利班与苏丹人一样，最终听从了包括沙特阿拉伯国王在内的人提出的警告。　　　　
　　　　虽然本·拉丹向塔利班作出了保证，他会谨慎行事，但他几乎立即就违背诺言。1997年3月，他向CNN发表了煽动性的谈话。塔利班领导人穆拉赫·奥马尔迅速“邀请”本·拉丹转移到坎大哈去，这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本·拉丹的个人安全，但事实上是将他置于更易被控制的境地。　　　　
　　　　另有证据显示，本·拉丹在这段时间里还派出大量侦察人员到伊拉克，提出与伊拉克政权合作。据说没有人得到伊拉克方面的明显回应。根据一份报告，此时萨达姆正努力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政权重建关系，这使他与本·拉丹保持着距离。　　　　
　　　　1998年中期，形势发生了改变，据说伊拉克这次采取了主动。1998年3月，在本·拉丹的公开“反美圣战宣言”发表以后，据说两名“基地”组织成员去伊拉克与伊拉克情报人员会面。7月，伊拉克的一个代表团到达阿富汗，先会见了塔利班，后会见了本·拉丹。有线人称，其中一次会见或两次会见显然是由本·拉丹的一名埃及代表扎瓦西里安排的，扎瓦西里本人与伊拉克有联系。1998年，伊拉克处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以12月份的一系列空中袭击而达到顶点。　　　　
　　　　伊拉克官员与本·拉丹或其助手在1999年也进行了类似的会面。据说在这段时间，本·拉丹与塔利班的关系有些紧张。据报道，伊拉克官员提出，伊拉克会给本·拉丹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本·拉丹拒绝了，显然他认为他此时在阿富汗的处境要比选择去伊拉克后的处境更为有利。该报道叙述了双方的友好接触，并且在憎恨美国问题上有共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双方早期或者此时的接触最终发展成合作行动关系，也没有证据显示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一起开展或采取了反对美国的袭击行动。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2）

　　　　由于沙特阿拉伯人和其他金融家与“金链”的联系，本·拉丹最终在阿富汗取得了强大的经济地位。通过他与穆拉赫·奥马尔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给塔利班带来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利益，本·拉丹能够规避一些行动上的限制。当塔利班其他领导人对本·拉丹提出异议时，穆拉赫·奥马尔却依然支持他。在阿富汗，本·拉丹有他在苏丹时所没有的行动自由。在这个国家，“基地”组织成员可以自由地走动，可以不经办理签证或其他移民程序就进出边境，可以购买和进口交通工具和武器，还可以享用阿富汗国防部的牌照。“基地”组织还利用阿富汗国有的阿利亚纳航空公司来运送资金进入阿富汗。　　　　
　　　　塔利班似乎向所有想到阿富汗训练营的人敞开了大门。与塔利班的结盟使“基地”组织获得了训练、培养战士和恐怖分子、进口武器、发展与其他“圣战组织”和领导人的关系、策划和部署恐怖行动的避难所。本·拉丹保留着他自己的住所和营地，用来审查和训练新招募的人员。他还帮助阿富汗进行基础设施及项目建设，并从中获益为伊斯兰运动全球化网络的运作服务。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从1996年到“9·11”袭击，在本·拉丹支持的阿富汗营地接受训练的战士的总人数应当在1万～2万之间。　　　　
　　　　除了训练战士和特别行动人员，“基地”组织还利用这一庞大的住所和营地系统来预先审查新加入的候选人。数千人到过营地，但是真正成为“基地”组织成员的不超过几百人。从建立那天起，“基地”组织就一直训练和传授辨别“有价值的”候选人的方法。　　　　
　　　　“基地”组织同时还继续与中东地区的许多小组进行密切合作，这些小组所在的国家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索马里和其他国家。本·拉丹还在苏丹时就已经与这些小组建立了联系。“基地”组织还加强了它与伦敦“基地”和欧洲大陆、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山脉的其他办事处的联系。本·拉丹声称他与南亚和东南亚的极端主义者也有联系，这些极端主义者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祈祷团和介入克什米尔冲突的几个巴基斯坦小组。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98年2月的“圣战宣言”似乎已经成了重新崛起的强大“基地”组织发布的公共信息。在资金筹措系统重建以后，本·拉丹又一次成了“圣战”运动中的富人。他保持着或恢复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的众多联系，而“基地”组织的内部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　　　　
　　　　“基地”组织的内部核心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成等级的小组。在这一小组中，有规定的职位、任务和薪水。核心内的多数人员向本·拉丹宣誓效忠。其他行动人员献身于本·拉丹或他的奋斗目标，接受他委派的任务，但是他们并不宣誓效忠本·拉丹，而是保持或者试图保持一些自主性。“基地”组织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属于更为松散的圈子中的人，他们向“基地”提供资金，在营地训练，但在本质上他们是独立的。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基地”组织潜在的人力资源。　　　　
　　　　在与扎瓦西里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合并以后，“基地”组织向人们承诺，它将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总指挥部，而不再需要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本·拉丹已经做好找回他在苏丹失去的一切的准备，他随时准备向“蛇头”下手。　　　　
　　　　在组织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基地”组织的作用也有了改变。在转移到阿富汗以前，它着重为联盟小组成员实施的行动提供资金、训练和武器。但1998年夏天在东非发生的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本·拉丹和他的主要助手直接监控下，由“基地”组织策划、指挥和执行。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3）

　　　　大使馆爆炸　　　　
　　　　早在1993年12月，一组“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就开始在内罗毕为未来的袭击寻找目标。该小组的领导者阿里·穆罕默德是一名前埃及军官，在20世纪80年代到了美国，参加美国陆军，并成为布拉格堡的一名教官。布鲁克的法拉奇清真寺的极端分子（包括1993年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中被定罪的一些人）都曾经受到过他的指导和训练。侦察小组还包括一名计算机专家，他写的那些捧场式的文章要由“基地”组织领导人审阅。　　　　
　　　　侦察小组在内罗毕的一所公寓里建立了一个临时实验室，用来冲洗通过监视获得的照片。“基地”组织的各种行动人员和领导人经常在此居住，或者在他们去往肯尼亚的基层组织时，偶尔在此碰头。“基地”组织军事委员会头目班西瑞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行动指挥官；但是因为他总是到处走动，本·拉丹又派了另一名行动人员即哈里德·艾尔·法瓦兹作为驻地管理人。侦察小组采用的技术监控和通讯设备包括从……（此处删去3个字）德国商人那里得到的先进摄像机。侦察小组还对位于吉布提的目标进行监视。　　　　
　　　　早在1994年1月，本·拉丹就收到了小组计算机专家制作的附有示图的侦察报告。他和他的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班西瑞、他的副手阿布·哈弗斯·艾尔·马斯（又名穆罕默德·阿提夫）——以及“基地”许多其他领导人审阅了这份报告。他们认为内罗毕的美国使馆最容易攻击，因为汽车炸弹可以在附近安放。于是开始制定行动计划。在一些行动人员——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和几个与肯尼亚小组有关的行动人员——被派往黎巴嫩真主党训练营时，“基地”组织已在数月之前便开始为袭击制定策略方案。　　　　
　　　　可能部分是因为袭击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肯尼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一系列内部分裂。对此，本·拉丹1995年在苏丹遭遇的困难、1996年他向阿富汗的转移、为与塔利班建立关系而花费的数月时间，正如班西瑞的溺水事件一样，都可能是影响因素。　　　　
　　　　1997年8月，肯尼亚小组陷入瘫痪。据《伦敦每日电讯》报道，“基地”财政委员会的前头目马达尼·艾尔·塔伊比已经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投降。文章不正确地说沙特阿拉伯人正与美国和英国当局共享有关塔伊比的消息。几乎在同时，基层组织成员了解到美国和肯尼亚特工搜查了新的内罗毕驻地管理人维蒂·艾尔·海奇在肯尼亚的住所，而且海奇的电话也被窃听。海奇是美国公民，20世纪80年代，他在阿富汗与本·拉丹一起工作过。1992年，他到了苏丹，成为“基地”组织的一名重要的负责资金的行动人员。当海奇回到美国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对本·拉丹的调查时，基层组织管理人的工作由海伦·法苏尔接替。海伦是肯尼亚公民，早在1990年就是本·拉丹赴苏丹的先头小组成员之一。海伦给若干地点发出了题为“关于安全形势”的报告传真，提醒“东非的全体成员现在处境十分危险”，这部分是因为“美国知道……（本·拉丹）的追随者……在索马里实施袭击美国的计划”。该报告还作出了要避免进一步暴露情况的指示。　　　　
　　　　1998年2月23日，本·拉丹发布了他的“公开圣战宣言”。本·拉丹的组织和扎瓦西里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正着手合并，因此，“圣战宣言”的措辞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斟酌。在公开发表“圣战宣言”不到1个月，准备袭击美国使馆的小组被全部开拔到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指示的时间表和内容都说明，在本·拉丹发布“圣战宣言”时就已经作出了袭击美国使馆的决定。　　　　
　　　　后来的4个月都被用来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建立分队。基层组织的成员租借房屋，购买制造炸弹的材料，购置交通工具。为帮助他们组装武器，又派来了至少1名炸弹专家。在内罗毕，他们还租用了一家宾馆的客房来进行上述活动。在袭击前夕，他们购买了自杀袭击用的卡车。　　　　
　　　　当这一切都在进行时，本·拉丹继续改进他的公共信息内容。5月7日，“基地”军事委员会的副头目穆罕默德·阿提夫给本·拉丹的伦敦办事处发出了一份由阿富汗的一群教长所作的新的“圣战宣言”的传真。一周后，宣言出现在《阿拉伯圣城报》上，这份报纸曾经最先公开本·拉丹的“2月圣战宣言”。宣言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穆斯林继续履行“进行反对伊斯兰敌人的‘圣战’、将美国人赶出波斯湾地区”的责任。2周后，本·拉丹在ABC新闻台作了电视会谈，口号一样，但加上了新内容——“我们不区分穿军装的美国人和美国平民百姓；他们都是‘圣战宣言’中所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