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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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夏皮罗来中国的前三个月，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曾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个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一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1939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得知此情，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得到的最新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吴新智接到夏皮罗言辞恳切的求助信后，觉得此人作为一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古人类学家，虽年逾古稀，却不辞辛劳、不远万里，主动要求到中国来寻找“北京人”，这是什么精神？这或许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的光辉篇章中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于是，便向所里和科学院作了报告。最后，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发去一封邀请函，对方很快办妥了来华手续。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4）　　　
夏皮罗下榻北京饭店的当天，便与吴新智等人会面。经过短暂协商，双方当即确定了寻找“北京人”的线路：先天津，后北京，再其它。　
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罗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天津自然博物馆黑延易馆长，以及该馆古人类学家黄为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寻找行动。几经查访，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夏皮罗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的照片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最后确认，此处与照片上的地点及周围环境吻合。　
有些遗憾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尽管原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6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一行人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6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和埋藏的军用木箱？”校方负责人说：“地震前，没有发现过6号楼地下室铺有木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性格倔强的他来到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上来。　
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为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询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位熟悉当地情况者，此人想了想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已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6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6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我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得知此情，绝望的脸上又露出了此微喜色。怀着一线希望，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6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没有发现过什么箱子。　
夏皮罗没有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7号楼说：“这7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6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7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7号楼里能看出一点什么。”于是，一行人又进入了旁边的7号楼。　
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认观察。按理说，如果7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6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哪怕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很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微低几公分。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去，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就在夏皮罗离去19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为搜寻“北京人“的线索来到了天津，并在自然博物馆找到了当年陪同夏皮罗搜寻的古人类学家黄为龙。在对方的引导下，来到位卫生学校大院，在操场转了一圈后，又走进了7号楼地下室。只见一个个赤身裸背的民工，正躺在地下室乱糟糟的房间里酣然大睡。经过仔细查看，发现各室情况不尽相同，但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皆略略低了一些，原来是否曾经铺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改成了水泥地？在场者和学校办公室的人员没人说得清楚，当年的夏皮罗同样未得到答案。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5）　　　
却说从7号楼地下室出来的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看，指了指对面一栋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经过就近一番询问，确实如此，这个妓院被当地人称为“美国大院”。夏皮罗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　
一行人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　
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过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院墙之外，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沉痛而又遗憾的心情对黄为龙等陪同者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美国方面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深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而一直未被发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作一个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到时，或许会重新找到新的线索。”说罢，夏皮罗转过身去。　
就在这位老人转身的一瞬间，他的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泪水。　
夏皮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后，又对相关的人士和相关的地方进行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夏皮罗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他表示回美国之后继续搜集情报再来中国寻找，但直至1989年离开人世，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领土。　
夏皮罗去世十年后的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到了前往北京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夏皮罗学生、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巴·尤色福（Bar　yosef），向其询问夏皮罗回美国后的情况，尤色福说：“当年夏皮罗先生来中国天津寻找‘北京人’的事，我是知道的，也为那高尚的行为深深感动。但先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似乎始终被一种忧郁的情绪笼罩着，神情忧郁，身体也一下子垮了下来。但也还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经常提起‘北京人’，直到临终前，还在密切关注着那怕是”北京人”的点滴信息。可谓死不瞑目。”　
我相信尤色福所说是真实的。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为寻找和牵挂“北京人”而死不瞑目者，又何只是夏皮罗一人？　
1982年9月18日，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裴文中进入了生命弥留之际。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那瘦弱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的不情愿。他在留恋什么呢？　
两年前的秋天，刚从内蒙古考察回京不久的裴文中又东渡日本讲学。在东京大学校园内，他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讲演，并指出，日本旧石器文化的渊源在中国，从而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讲学期间，裴文中没有忘记对朝思梦想的“北京人”的寻访，经过多方探听，终于得到了一点新线索。归国后，他立即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讲学期间，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有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77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信发出不久，就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资助的复信。裴文中看罢，异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他已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疾病缠身，若单独出门很令人担心，于是都不同意他单独行动，裴文中失去了最后一次亲自赴美查寻的机会。自此，裴文中情绪低落，身体迅速衰弱下去。　
1981年2月21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裴文中坐在桌前观看《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的英文摘略稿，看着看着，他的嘴突然向右发生了歪斜……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6）　　　
他患了脑血栓，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救治。半年之后，勉强出院，但从此再也不能出门了。　
1982年8月16日，病中的裴文中勉强提起笔来，给外甥女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这一封信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信中说道，他要静心把病养好，9月份好去柳州，在那儿钓鱼……钓鱼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业余爱好，通过钓鱼调剂疲惫的精神，明年好去满洲里和贵州考察，有机会再好好探寻一下“北京人”的下落……　
1982年8月26日，裴文中突然发起了高烧。在家人的再三劝导下，他不得不再次住进了海军医院。在那间不大的病房里，他以孤独悲凉的心境不断地喃喃自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前往探病的亲朋好友一时弄不明白，并不是文学家的老人，为何临终前总念叨这两句诗词？　
1982年9月18日12时15分，裴文中突然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他握住儿子的手，颤抖着再也不能挪动的身体，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他79岁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死……不瞑目啊……”　
裴文中的亲人以及生前的好友们，多少年来都一直在默默地思索大师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根据裴文中的临终遗愿，大师的骨灰被葬在了周口店的龙骨山下，并将他的祭日改为12月2日——这是大师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日子。他的坟墓旁边，是杨钟健先生的墓地。而另一侧，则是为贾兰坡预备好的一块空地。　
当每年的12月2日来临之际，裴文中的亲人和学生们便来到周口店，双膝跪在大师的墓前，尔后点上几炷香火，以慰藉大师的在天之灵。同时，也借以召唤那游荡于天地宇宙间不朽的“北京人”！　
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　
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裴文中，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与他曾多次叩访过的祖先永久为伴。而活着的人类仍未停止对祖先的敬仰与寻找的脚步，“北京人”的搜寻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将要离开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作了安排。最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侍立床前。　
当晚，日本老兵与久三枝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中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一间密室保存，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面对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他于焦急、恐惧与无可奈何中，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密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借助夜幕的掩护，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当一切处理完毕后，他特意用军用砍刀在埋藏地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日后寻找。　
当这一切了结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后，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l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它贵重标本重现人世。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7）　　　
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偷匿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当心中的秘密说出并留下遗嘱后，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剧作家久三枝感到事关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为了证实那个原日本731部队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悄悄地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地区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中科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甲3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转述，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张二人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挂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二十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区。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个原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满亲善”，破坏神道与当时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8）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还是认为仰木道之提供的线索不应错过，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莫大的告慰。因此，叶捷和张森水将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任务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意想不到的是，日坛公园的负责人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又几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同意借助给古树复壮的机会搞点小规模的发掘。　
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6月3日上午8时整，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其人员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