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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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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的报告使几乎所有的入会者都懵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顶点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
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由于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
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
安特生没有白费心机，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这次欢迎会使他语惊四座，一炮打响了。“北京人”的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尖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住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经入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物物学家，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利普（A。william Grabau）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
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北京的权威报纸《晨报》以显著位置作了这样的报道：
周口店发现之最古人类牙齿
安特生前晚在瑞典皇储宴会席上发表演说。
安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地点，位于北京二十五英里地内，曾在这里掘得人类牙齿一枚，现已变成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化石，不仅其年代久远、关系重要，即此足证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
人种之发源，系在亚洲，久已成为定论。渐次移植欧洲，而足以证实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发现猿人，而猿人似非人类之直接始初，不过后来人类特别分支之一种代表而已。此类人散布于爪哇等地。近几年来渐注重亚洲之发现，最初山加丁氏及李中特氏发现原人石器，证明亚洲已有石器时代人类之存在。后中央亚细亚考古队在蒙古发现极多之上古石器时代之器具，由此证明北欧洲北美洲处于冰川时代，而中亚地方人类已广为分布。而此时之南欧洲，已有上古之人类，环居于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有采寻。惟在中国虽已发现石器，但无骨骸可考，仅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于1903年在北京药店获得人齿一枚，或即第三纪时代之物，但其来源无处可寻。若与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所发现之人齿，其价值年代之久远，不可同义而语。安氏因如此之发现，而开科学之新纪元……此种发现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类残骨留存年代之久远，殊令人可惊。即就今番之估计，其年代当在五十万年以上，亦有推算近一百万年者。总之其为最古人类之残屑毫无疑义。又该科学家等已正式公布此种古人迹之发现，将定名为“北京人”，并称此种极珍贵之“北京人”，已与世界最古之其它二原人遗迹，即“皮尔唐人”与“海德堡人”将并陈列于欧洲博物馆内，以供世界考古家之研究。又谓此种发现公布后，举世人类将对北京及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发生新的兴趣云云。
第二章 惊梦（4）
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它使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蓦然回首，以无尚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那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知道，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它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
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发掘计划。周口店的发掘开创了一个国际真诚合作先例的同时，取得更加伟大的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加拿大人的发掘计划
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学大军中，首当其冲的是步达生（Davison Black）教授。这位来自加拿大的世界一流学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应聘来华并被任命为解剖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研究。他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当安氏在进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时，就积极邀请其参与工作。而步达生不负厚望，在墓地调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后来安特生请他准备一个关于研究仰韶村出土骸骨资料的专题报告，步达生热情合作，很快写出了颇受科学界重视的论文《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为安特生的成名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步达生关于中国华北人遗骸特征的研究，其论证之慎密，质量之高，一直作为常被引用的关于中国人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论文之一，并成为后来的人类学家很难逾越的高峰，。
尽管步达生和安特生于1926年初筹备的那项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项目，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但由于周口店的意外发现与强烈的震撼力，使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并把目光盯上了“北京人”并由此为进一步发掘事宜热切地奔波起来。他迅速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南按：当时尚称学校）院长胡顿（A。B。D。Fortuyn），要求更改先前的中亚考察计划，把资助经费用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同后来的燕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外各门各派的教会纷纷向中国渗透，如著名的圣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等。“协和”、“燕京”都是公理会创办。其庞大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教会本身和美国各大财团，如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这些财团对“协和”和“燕京”都有大量捐款。协和医学院尽管坐落于中国北京，却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其毕业生受领的是纽约州州长签字的羊皮文凭。入校学生要取得一纸羊皮文凭，一般需在燕大和协和两个学校努力八年方可得到（一般先在燕大学习三年语言方面的知识，然后转协和学医学），后来在中国医学界颇为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艰苦地完成了八年学业，又毕生从事于医疗事业的一个典范。
北京协和大楼是由十几座五层、四层、三层连在一起的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巍峨、雄伟的古典建筑群，协和礼堂与附属医院皆与大楼连在一起，全部绿色琉璃瓦大屋檐宫殿式建成筑。内部装修全为当时最考究、先进的西式设备，包括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等等，全是一色从美国用轮船输送而来。楼群的四周是一条用磨砖构筑的高大围墙，围墙除东南角毗邻其他建筑外，其他三面都是走得通的胡同。其建造工艺之精湛，内部构造装修之严谨，外观之华美，号称整个远东无有匹敌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的实际地位胜过故宫，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它则比法国的卢浮宫更为珍贵和重要。
有史可考的是，协和大楼的主体建筑群是在满清豫亲王府折除后，在原地兴建而成。第一代豫亲王多铎，是皇太极第十五子，与多尔衮同时入关。其人战功赫赫，权倾朝野，满清定鼎中原后被封为亲王世袭罔替，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最后一代豫亲王名懋林，受封于光绪二十四年，其时大清帝国已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刻。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民国建立、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名事件，那些攀附在枯树上的众位亲王们，树倒猢狲散，各自谋划出路，京城内的王府纷纷出卖。就在这个时候，早已散了架的豫王府卖给了由美国人主持的财大气粗的协和。其价格为十万两银元，约合三万美金，不足两千两黄金。
第二章 惊梦（5）
据说，协和在王府盖新楼挖地基时，无意中掘出了大量窖藏，内含整缸的银元宝、金元宝，以及名目繁多的金银财宝。数额之巨，价值之大，不但超过了购买整座王府的地价与房价，而且抵得上协和大楼的造价。有知情者认为，像这样的王府深宅，窖藏上二三十万两银子，万把两黄金，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回忆一下当年老豫亲王多铎在朝野内外的声势，即可想见府邸窖藏之富。而随着老豫亲王的去世，藏宝的秘密慢慢在家族中式微，最后竟不为后世子孙所知，想不到乱世之中竟落入了美国人的腰包。想想当年一座王府仅卖得三万美金的价钱，只要拆几根金丝楠木房柁就抵消不少，何况如此庞大的窖藏财宝。如此奇闻轶事，一直令后人为之唏嘘慨叹。
无论如何，气度非凡，美伦美奂的协和大楼，是在北京最显赫昂贵的地段拔地而起了。整个建筑群分东西南北四门，南面正门在东单三条，是医学院的大门。其附属医院之门，正对帅府园。东面的后门，供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出入。连通的东单北大街，有护士楼、教授宿舍。北面为边门，是通机器房、厨房，进煤出灰的出入口。整个建筑群显得大而不乱，秩序井然，充分表现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层面上的审美追求。
鼎盛时期的协和号称世界一流的医学家与附属医院，以及医护人员与设备，当时远东唯一的一台“铁肺”就在协和。1937年春，美国煤油大王的儿子到北平游览，突然发病倒地不起，幸亏进住协和靠这台“铁肺”的效力保住了一条小命。当这位康复的儿子在协和医院两名高级美女护士的陪同下，乘专列赴天津塘沽，再转乘煤油大王专程派来的豪华邮轮打道回府时，中外媒体纷纷报道，协和的名声再度响遍世界。——当然，这对周口店的发掘与协和的合作关系而言，则属于后话了。
早在1925年夏天，步达生在筹备那项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计划时，就曾有了设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想。为这个设想的实现，他不止一次地找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埃德温·恩布里（Edwin R。Embree），请求给予资金上的帮助，而恩布里的答复是：在提出任何计划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必须得到一个保证，即了解所提出的建议将是中国科学界认为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这个研究机构需要中国方面的参入与合作。而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一个最理想的合作单位，因为这个研究机构将能够直接促进地质调查所自己的发展计划。如果这项合作能够成功，那么，可在北京建立一个古代人类遗骸博物馆，用以收藏和陈列所发掘的材料，基金会所付出的用于田野考察和研究方面的资金，可从博物馆的门票等方面逐渐收回。
步达生在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初步支持后，很快写信给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商量。未久，步达生得到了丁文江下述的保证和答复：“您不必怀疑中国科学家们对建立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态度。虽然我不能代表别人讲话，不过我确信您将会得到我们全体关心科学研究的同胞的衷心支持。”
步达生的热情奔波，获得了初步成功。
第三章 云集周口店（1）
中美合作的先声周口店远古人类遗骸的适时发现，使极度兴奋中的步达生立即决定将这项发掘和研究事宜，纳于他和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之中。在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一番措商后，步达生又来到中国地质调查所，同继丁文江之后新上任的所长翁文灏会谈。在不拘礼节的氛围中，步达生陈述了自己的计划和见地：“依我看来，在周口店发现上新世晚期或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或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类人猿化石，是史前人类学领域中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重要发现。现在很清楚，在第三纪后期或第四纪早期，东亚确实存在过人或者同人十分密切的类型。在这个时间的前后，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Eoanthropus）生活在皮尔唐（Pildown）、海德堡人（Heidelberg man）生活在茅厄尔（Mauer）。实际上所有这些类型都是同时的。它们由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西南和向西移动了一样远。这足以表明，中亚高原最可能是它们的共同分化中心。因此，周口店的发现，立刻给我们计划的中亚考察团以一个补充的推动力，它敦促考察团在出发前先着手一个最重要的有联系的追加项目，即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
步达生的计划，得到了翁文灏的同意和赞许。谈话结束时，翁文灏提议最好以信件的形式交换两人的谈话内容，以作为中外官方正式签署的合同。
一个星期后，步达生将信件寄于翁文灏。信中说道：“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周口店研究计划和成立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报告给胡顿博士，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起草的计划纯属提案性质的，如果要全部兑现，首先必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两方面的赞助和支持。”又说：“在希望得到这样的人的问题上，我和胡顿博士充分摆出理由，请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申请每年拨给一万二千元的为期两年的经费。这笔经费归我们处理，以支付一位专门研究周口店的古脊椎动物学家的薪水和野外工作费用。提出这个申请时，下述各点首先得到强调：（1）本研究项目采取同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方式进行；（2）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研究，1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它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其次，在作出这个申请时明确：虽然在上面提到的两年的预算以外，没有请求另外的款项，但是周口店研究应该有一个附加的目的，那就是使这项研究成为一个核心，围绕它将来会组织其它合作项目，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下面起草的那样的一个研究机构。”
翁文灏接到来信的两天之后，即给步达生写了一封既维护国家权益，又尊重外国专家意见的复信。这封信及后来打成的周口店发掘的协议书，均被曾主持过周口店山顶洞人发掘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收藏。信的原文如下：尊敬的步达生博士：“我已收到您十六日寄来的关于我们那次谈话的来信。您在信里，对所谈合作项目提出了一个一般轮廓的提案。对于这个有着高度科学意味的提案，我甚感满意。我认为，对于地质调查所来说，能有您的合作是莫大的荣幸。总的说来，我同意您在信中所起草的建议。有几点在这里再略加说明，这样做也许比上次谈话时我所说的要更加清楚一些。”
“关于周口店研究：我完全赞同您对周口店研究所提出的建议。为此，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这样做，可以使他将来能够和您提出参加此项工作的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合作得更好。在需要的时候，调查所还可以提供一位或两位地质学家担负地形学和地质学的调查。调查所可以资助一小部分工作经费。不过，我们认为经费最好全部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提供。”
“我对于提出的有关材料分配和人类及其它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的建议深感满意。勿须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2
第三章 云集周口店（2）
“我们调查的最近期目标是周口店。但研究工作最终可以扩展到今后我们可能同意的其它有希望的目标上去。”
“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确切的立场讲清楚了，尽管调查所的任何承诺须得到部长的特别授权才可做出，然而我想，在这样的科学事务上，我可以用调查所的名义讲话，并且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合作计划将会很快变成现实。”
作为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灏，于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归国后，即以理学博士的身份走进丁文江筹办的地质调查所，开始野外考察研究工作。根据考察成果，提出了著名的“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地质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的理论。后来，翁文灏接替丁文江成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和成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是翁文灏上任之后处理的第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多少年后，科学界还一致公认翁文灏不但具有杰出的科学才能，而且更具有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界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他清醒的头脑和出色的领导组织艺术，在他和步达生的通信中可以见到。
步达生在他所写信的第（2）项条款中提到，“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它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
不知道是由于步达生的疏忽还是处于其它目的，他对“人类及类人猿化石”最后的权属问题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又恰是整个协议中最为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翁文灏的复信中，他将材料的使用权和归属权加以区别，并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勿须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
作为中方代表的翁文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保持的明确立场和在整个大局上的合作态度，不能不令人表示敬佩。而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美国方面的代表，步达生也具有充分的协商和谅解精神，深暗中国哲学中“舍得”的道理，无所“舍”便无所“得”。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学识、头脑和心胸，要促成这项世界考古史上伟大的发掘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
步达生在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立即复信表示：“我和胡顿博士都完全同意您来信所补充的各点意见……”
1927年1月3日，北京协和医学院胡顿接到美国纽约发来的电报，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为周口店发掘项目拨款二万四千元。
同年2月14日，中外双方经过一番严肃认真地协商和斟酌，终于达成协议。周口店的系统发掘计划，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共同参与支持下，于这年的春天正式付诸实施。
一颗漂亮的人牙
第一批派往周口店发掘的主要指导和实施者为：
李捷，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主要担负地质、地貌学的调查，负责与地方当局、土地所有者的交涉及管理从事发掘的招聘工人等行政事务。
步林，由维曼教授推荐的瑞典古生物学家。1927年3月16日来华，担任古生物研究专员和周口店发掘顾问。
刘德霖，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格的技工，曾跟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考察团进行为期两年的野外考古发掘。主要担任周口店发掘技术助理兼室内修补化石专员。
谢仁甫，原为步达生的办事员，担任刘德霖的助手。
周口店合作项目名誉主持人为丁文江。具体事务负责人为步达生、翁文灏。
至此，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的周口店发掘，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1927年4月16日正式拉开了帷幕。
根据步达生的最初估计，整个周口店的发掘，在两个月甚至六个星期就可结束。但实际上整个遗址含化石堆积之大、内容之丰富、问题之复杂以及工作之困难，都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正如后来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所说：“其实，经过半个多世纪时断时续的发掘，周口店含化石的堆积至少还有一半保留在那里，未弄清楚的问题和新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成堆地摆在我们面前。”对此，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不得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持续下去。
第三章 云集周口店（3）
1927年10月16日，维曼的学生步林在当年师丹斯荣发现第一颗人类牙齿的旁侧，从发掘的化石堆积中找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这个发现令步达生喜出望外，经过一番仔细鉴别并认为确实无误之后，步氏于10月29日写信向早已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报告了这一喜讯：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步达生说：“10月19日晚，当我于6点30分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步林在那里。他身穿野外服装，风尘仆仆，但脸上却挂着高兴的笑容。他不顾战乱而完成了这个年度的野外发掘工作，在10月16日发现了那颗牙齿。真是交了好运，终于从堆积物里挖到了这颗人牙。我太兴奋、太惬意了！步林向这儿来的时候，甚至没让他一道来华的妻子知道他已回到了北京。他真是一位我志同道合的人。我希望您转告维曼博士，我多么感激他派步林到中国来工作。”又说：“我现在已有50箱左右的材料运到北京。它们是上次战乱期间于7月下旬运回来的。（南按：战乱指张作霖与阎锡山之间的战争，据说常有士兵晃着手榴弹钻进周口店步林工作的山洞躲避）还有300多箱尚未从周口店启运。地质调查所的李捷先生正忙于设法弄到车皮将这些材料运回来。今天，我已经在娄公楼地下室安排好地方存放这批材料。这个地方，对于在楼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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