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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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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得一塌糊涂，而且无法无天，惊扰附近居民百姓。
一百多年前，香港以摆花街为中心，附近的荷理活道、阁麟街一带，都是妓馆、酒吧、咸水妹集中营业地点。一到傍晚5时，他们就华灯高挂，开门接客，水手和啤酒兵接踵而至。最初是海军和陆军互相划定势力范围，各不侵犯，但是警察却趁机索贿，到处出现。先是三角冲突，接着是海陆军联手来对付警察。港英当局为了应付海陆军人与警察的冲突，不得不出动由外国商人志愿组织的专队来巡逻。
自来水首次供香港
香港供应自来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功劳应归于第五任总督罗便臣。
早年，香港天然水源丰富，从开埠到1863年，香港居民食水供应，完全依赖天然的山水和井水。当时香港仔有瀑布湾，山顶和薄扶林村都有瀑布，上环有水坑口的坑水，足够供应市民及港口发展用水。
罗便臣到任后，发现香港用水方式还很落后，居民仍然饮用天然水，天然水水质不纯，容易引起各种疾病。他认为，建筑水塘，贮存天然水，经过加工过滤，供应居民，是件刻不容缓的事。便决定效仿英国，供应市民自来水。于是，1859年港府出榜悬赏1000金镑，征求兴建水塘及自来水设施方案。结果，由英国军队工程兵罗宁应榜入选。他建议在薄扶林山谷建造一个水塘，安装引水道，把水输往半山区般咸道的蓄水池，再分别供应各区。罗宁的计划得到罗便臣的采纳，并立即着手兴建。经过四年施工，1863年完成，命名为薄扶林水塘，这是香港第一个人工水塘，从此香港就有了自来水供应。供水设备是只在街上安装水龙头，香港称为“水喉”，用户需到街上取水。当时规定，每户每人每日供应6加仑水，不收水费，因为修建水塘时，全港居民都负担过工程费。凡超过6加仑的用户，另收水费，水费不单收，附加在差饷内，差饷2％是水费，最后转交水务局。
新修建的薄扶林水塘，储水量为200万加仑。后来连续扩建，1871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储水量增加到6600万加仑。1895年水塘储水量增至7040万加仑。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还比较少，供水的问题尚未显现出来，随着人口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供水问题日渐突显出来，成为以后历任港督的疑难问题。
填海造地起风波
1860年，罗便臣继任港督后，对于宝灵任职时期未完成的填海工程，继续不辍。罗便臣解决了港府同岸边业主的争执，填海修堤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大部分工程于1862年完成。但是，施工过程中，工程时断时续，影响了质量，同时，包工方面也偷工减料，做了手脚，堤坝工程刚刚完成，就开始出现崩塌、断裂等情况，急需修补。
趁堤坝修补之机，罗便臣提出新的填海计划。他提出中区的海旁堤岸重新改筑，将堤岸向外伸展，再填出100尺，以获得更多的土地。1864年8月15日，港府测量官向海岸沿线工商业主公布新的改堤扩建计划。该官员宣称，由于堤岸建造质量差，存在隐患，不得不改建。趁改造的机会，扩大填海区域。填海后所获得的土地，可以免费给业主使用若干年，但沿岸业主需要负担这次填海及筑路费用，作为交换条件。
但是，对于罗便臣的建堤填海计划，沿海岸的有关业主不肯接受。该年9月13日，中区海旁的业主举行会议讨论罗便臣计划，一致反对海旁堤岸改建，并且联名呈文给辅政司，要求港府停止实施工程计划。因为是总督所定，辅政司不接受业主意见，宣布坚持在中区再填海筑堤的计划不变。双方各不相让。对于港府同业主之间的这次争论，罗便臣出于无奈，只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将填海修堤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留给后任解决。
1867年，香港遭遇一场大风暴，中区海旁堤岸被毁，接替罗便臣担任港督的麦当奴，又提出修建堤岸码头的新计划，并且委派克托工程师主持施工。麦当奴同他的前任宝灵、罗便臣一样，重建海旁堤岸的计划遭到业主们的抵制。港府派员同业主会商重建中区堤岸计划，意见相差仍然甚远，陷入僵局。麦当奴没有学习罗便臣，把计划搁置起来，而是极力争取。他与律政司研究后决定，向法院提控海旁的一些业主，控告他们不履行土地租赁法例，不负责修理其管辖的堤岸。1868年2月7日特别法庭开审，法官聆讯双方陈词后，竟然站在业主一边，宣判被告无罪。使总督麦当奴陷于尴尬境地。
聚财敛宝话汇丰
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和第六任港督麦当奴交接时期，有一家不起眼的银行组成开业了，时人谁也不会料到，它竟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银行，左右了香港的金融财政决策和管理，这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1864年成立，1865年开业发行钞票，注册时资产只不过1500万港元。创始人是苏达兰氏。他联合英商财团怡和与德、美及波斯国家商人，共同投资组成。第一任总理是法国人，董事局成员包括有德国商人代表。后来，其他国家的商团相继退出，只剩下清一色的英国人。1886年德辅时期，汇丰第一座银行大厦落成，后来拆除重建，1935年10月，在香港银行区德辅道落成新的银行大厦。是第二座汇丰大厦，面积56000平方尺，共14层，高247。5尺，整座建筑物的重量约7万吨，是当时远东最巍峨的建筑。它的保险库全由钢筋水泥建成，电力控制启动钢铁栅门。据说，即使运用火攻或其他机械暴力，也不能损毁一丝一毫。库内保险箱7221个，为全港银行之冠。新大厦开幕典礼，由代理总督史美主持，燃放20丈长的一串鞭炮。
这时的汇丰银行，资产已经聚敛到五千余万元。股本分为港币股和英镑股，港币股每股为125元，英镑股每股12。5镑，与港币股相当。
汇丰从一成立就聚财有道，除了自身的经营策略外，还有英国皇家给予的特许状和有关法例赋予的特权，享有其它银行所不可能得到的优惠和方便。就20世纪80年代香港市面所流通的港币来说，每10张中就有8张是汇丰发行的。
据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所载，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纸币的发行权，主要由港英政府授权三家银行发行，英资上海汇丰银行数量最多，其次是英资渣打银行，再次是有利银行。它们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等，后来汇丰发行1000元大额。香港的纸币，不只在香港地区，中国华南地区也相当流行。港币的不稳定，给中国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银行家和港英当局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发行纸币，须要先备有足够的金银实物，或者外汇作为保证，才能使纸币价值稳定。在香港作为发行纸币的贮备金额，与发行纸币的数额相差很远。使纸币价值相当不稳定。一旦遇到战争，或者英镑贬值，美元升值，都影响到港币本身的价值。使持有港币的百姓受到无形的损失，甚而导致银行挤兑，银号倒闭，商场不景气，形成灾难，而损失最大的当然是为数最多的一般中国居民。
据陈勋所著《香港杂记》记载，从1887年至1891年五年中间，香港三大银行签发的通用银数字，就知道英国人获利多少。1888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34984元，实际存仓现银只有2552500元；1890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73332元，实际仓存现银2775833元；1891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50122元，存仓现银实际只有2650833元。此外每年铸出通用硬银币、铜币尚有7216125元。发行币和作为保证的库存两相对比，从1887年至1891年合计签发港币额共为28970786元，存仓现银为13001999元，实际存仓现银还不到签发通用银币额的45％。
由陈先生这一详细对比，不难令人想到，英资银行、香港政府、英国政府，从香港和中国人民手中搜刮去多少钱财。英国政府高层人士却曾手拍胸脯、毫不脸红的声言，英国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仙。按照陈先生的计算方法，一百多年来，仅发行钞票一事，就足以使英国高官无言以对。
汇丰银行，除了享有签发港币发行的特权以控制金融市场外，大量贷款给腐败的清政府，也使它攫取了巨额利息。据有关人士统计，清政府大额向英国和汇丰银行贷款计有：1865年清廷同治时期，向英国借款143万英镑，分2年6次偿还，在香港交付，这是中国向外国借款的开始。1867年又向英国借款120万英镑，以海关税作抵；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之后，急需经济上救援，1877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贷白银5万两，以温州、上海、广东、汉口的关税与税票做为担保；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1879年再向汇丰银行借款1615万两，还是以海关关税和税票为担保，年利息10％～12％左右。1894年，清廷国库亏空，再向汇丰银行借债1000万两，按照汇丰行规，年息7厘，98扣，期限20年，前10年付息，后10年还本。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损失惨重，再向汇丰银行举债300万镑，仍以海关关税和票据为抵押。年息6厘，92扣，期限20年，前5年付息，后15年还本。以上只是几宗数额巨大的借贷，清政府仰赖汇丰银行的贷款，借以弥补财政的浩大赤字，更是习以为常的事。财政上的依赖除了利息之外，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屈辱妥协。
以上两笔帐，虽然属于不同的敛财方式，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汇丰同清政府的依赖关系，汇丰和香港，汇丰与中国的关系。
据郑固固教授《花甲铜狮说汇丰》的文章所载，汇丰银行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约11730亿港元的资产，成为香港首选存款银行和主要的按揭银行，在全港设有225间分行，加上它持股61。5％股权的恒生银行的135家分行，总数则达360间之多。
当然，汇丰银行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经营策略，它一设立便是几国参与的具有跨国银行的性质，同时经营宗旨明确。杨思贤先生所著《香港沧桑》一书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1935年第二座汇丰大厦落成典礼上，汇丰司理祁礼宾演说时，引述了两个小故事：
他说，有一位朋友问道，“这么一座雄伟的建筑，会使胆小的人踌躇不前，不敢进去作小的交易。”他听了，只是笑笑。
他又说，有一位少年遇见自己的“大班”，说：“我不敢将小量的余钱放到汇丰，怕它拒绝接受办理。”
礼宾的“大班”这样回答那个少年：“亲爱的朋友，敝行绝无太小或太大的东西。”
他说引用的两个小故事，主要反映了汇丰主理人的宗旨是：来者不拒，一概欢迎。
这次盛典观礼台上来宾的安排，更具汇丰的经营手法，受邀来宾中，上海人3名，广州人3名，香港人2名。这既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又显示了地区的重要性。
所以，它的营业不能不一直处于兴旺蓬勃状态。据统计，1937年的纯利已达一千五百四十三万余元，1938年达到一千五百二十九万余元，1939年为一千三百三十五余万元，1940年近一千四百万元。
按照香港经济的发展，广东社科院教授刘泽生，把香港近代15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起至1860年，为转口港始创时期。这20年左右的时间内，香港经历了前面叙述的璞鼎查、戴维斯、般含、宝灵、罗便臣五任总督。开埠之初，香港只是一个荒野渔村，1841年仅有人口7450人，到1861年，人口增加到119321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贸易港，当然，贸易的主要货物是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1992年6月18日，香港《新报》一篇文章按照各总督的是非功过，把这一时期归结为“帝国主义时期”。大概是指这5位总督，包括英国伦敦，主要精力都是用在侵占中国领土上。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记述从1866年第六任麦当奴起，至1885年第九任宝云止的四位总督，其间共19年的时间，被称为“华人抬头时期”。虽然英国人依然百般歧视、压制香港的中国居民，但是，香港的中国商人经营有术，事业发展迅速，到1880年，华人经济已成为港岛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在每季度缴纳地税1000元以上的18家企业中，只有一家渣甸洋行是英资企业，其余17家全是华商企业。
第六任 麦当奴RicHard GraVEs MacDon
1866年3月11日，麦当奴接任香港第六任总督，直到1872年4月，在职六年。
麦当奴（1814～1881），爱尔兰人。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后进入殖民地部。历任英国殖民地赞比亚、西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斯夏州等地总督，有殖民统治的行政和管理经验。1872年任满回国，被封爵士。1881年去世。
麦当奴任职期间，最为史家常常书写的是大开赌禁一事，是有名的纵赌总督。他接受立法局议员域陶“寓禁于征”的意见，实行由政府统制非法赌博，以扩充税饷来源。于是西营盘、荷里活、大道中、湾仔等处赌馆林立。
在对华人方面，他拨款十余万元，支持建立了东华医院，算为华人作出的一项建树。
1867年，港英政府公布《帆船登记与管理条例》，规定未经许可，船只不能随便进港或离港，禁止中国船只携带武器。为贯彻执行这一法例，增强了水警的人员和装备。
麦当奴时期，港英政府正式开征印花税。早在1865年，罗便臣当局即提出印花税案，但税案公布后，受到商界反对，就是立法局的议员也有人不支持，可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港英政府坚持大力推动，终于实施。1868年印花税收入达101100元，占全部税收的10％。
麦当奴任期内，电讯开始在港使用，首先是在警局之间的联系，到1870年，香港与上海之间铺设了电缆，有了电报业务联系。
就职典礼的插曲
在港府官场史上，有许多有趣逸闻。麦当奴和他的后任坚尼地，一上任便闹出趣闻，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
总督受英伦女王之命抵港就职，要举行宣誓手续。
宣誓仪式由大法官主持，在督辕举行。程序是大法官将预先写好的誓辞授予新任总督，总督把手放在《圣经》上，朗诵誓辞，然后再吻一下《圣经》，仪式就算结束。在英国人看来，宣誓仪式是向女王表示效忠，十分庄严，来不得半点马虎，可是，麦当奴的宣誓偏偏出了差错。
第六任麦当奴1866年3月11日麦当奴到港，定于次日中午宣誓就职。事有不巧，最高法院大法官亚当斯恰好离港休假，大法官一职临时由巴尔代理。第二天，预先颁布的宣誓时间已到，文武百官云集督辕观礼，各方人士应到的尽到，惟独不见监誓的代理大法官巴尔露面。左等右等，仍不见巴尔出现，侍从四出寻找，也找不到踪影。麦当奴等得不耐烦，便决定不再等候。在无法官监誓的情况下，麦当奴自行宣读完誓文即离去。等到代理大法官巴尔匆匆赶到，督辕的新总督宣誓就职典礼早已曲终人散了。巴尔对此甚感不妥，非常内疚。
但他并未接受教训。后来给总督又惹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直到麦当奴离任前夕，还不让督爷清静。1872年有一桩案子。当时大法官史美请假返国，法官职务仍由巴尔署理。3月20日的刑庭审理案子过程中，巴尔法官认为一位名叫大卫？华尔希的陪审员，在听案时毫不留意，有藐视法庭之嫌，当庭判处罚款50元。巴尔表示，他对于华尔希不用神听审的倾向，已暗中留意甚久。到了27日，由于华尔希申辩他其时有病，于是巴尔便豁免了他的罚款，不过声明他豁免的动机并非认为处罚得不适当，他自信自己处分适当并且有权令他缴付罚款。
华尔希不服气，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对巴尔法官的行为嘲笑了一番。这封信发表后当然引起广泛的注意，于是华尔希本人和《每日快报》的发行人贝耳，立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命他们两人于4月3日出庭答辩，是否承认藐视法庭罪。
4月3日，华尔希和贝耳两人遵命出庭，主审的当然是巴尔本人。他叙述了案情后，便宣判两人的藐视法庭罪成立。华尔希身为陪审员，听审不专注，被豁免罚款后，还要公开发表书信嘲弄法官，可谓罪加一等，因此判处14日监禁，不许以款作抵。至于贝耳，因是初犯，给他3天的宽限，撤销那封信并公开道歉。后来贝耳在限期内写信向巴尔道歉，并在报上公开声明撤销那封信。华尔希坐了3天监以后，写信向总督申诉。总督麦当奴看到申诉很不高兴，说这事按照手续，应该直接向法官求情，他不便受理。把球给巴尔踢了回去。于是华尔希的律师在4月6日便向巴尔请求宽恕，说华尔希业已坐监3天，可算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惩诫。于是巴尔下令将华尔希带堂，先命令他撤销呈递给总督麦当奴的呈文，然后再教训他一顿，这才宽免了华尔希的刑期。
助饷开赌
早在麦当奴之前的1844年，香港政府就颁布禁赌条例，规定凡聚众赌博，罚款200元。警察奉票查赌博可破门入屋。但是，禁赌条例颁布以后，赌博不但没有禁绝，反而使赌馆增加，赌风更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据分析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个条例对于经营赌博及参加赌博者，均给予罚款，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并非真心禁绝赌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征收罚款，增加库房收入。赌博的越多，罚款越多，库房越丰厚，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警察在查禁赌博中权力很大，不少人借机贪污受贿，赌馆主人也乐于向警方行贿，双方达成“默契”，各得其所。自然愈禁愈猖。
历任港督当政，警察收受赌馆贿赂的案件屡屡发生。1855年5月5日，香港中央警察署内，一名华籍职员与一名杂役发生口角，那名职员知道对方平时收受赌贿，一气之下便向警察司告发。香港政府委派总登记官高和尔查办。结果，一名赌馆老板被捕，承认曾经贿通高等法院裁判署、警察署杂役共四人。查核赌馆收支账目，发现确有支出贿款的证据，只是没有列出受贿人姓名。其实，高和尔就是受贿人之一。结果，处罚一名杂役完事，其它受贿人员，也就不了了之。
麦当奴就职后第二年，1867年5月22日，在香港立法局的例会上，议员域陶就制止赌博一事提出：目前赌馆林立，警方虽然不断拘控赌馆主人及赌博者，但赌风始终不能稍息，显然是“条例”效力发生问题。立法局当然主席麦当奴在讨论中则认为，暂时没有重订禁赌条例的必要。问题不在条例本身，而在警察奉行不力、办理不善。并且中国人乐于赌博，主管人员又贪污，法律很难有效地进行制裁。接着，域陶又提出建议说，不如寓禁于征，准许缴纳税饷，领取牌照开赌，用来应付目前的困难局面。麦当奴认为，香港的警力不足，同时警员的待遇不好，易于贪污受贿。于是，便以此为“理由”，接受了域陶的建议。
按照域陶的解释，“寓禁于征”的办法，是以“公赌”来抵制“私赌”，允许赌商交纳牌照费，交费即可以领牌正式开设赌馆。麦当奴口称，准备用这一笔赌馆牌照费的收入来提高警方人员的待遇和扩充警力，并从而扑灭私赌。于是港府特别起草了一项法令，称为《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当年6月17日，立法局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该条例第十八条的大意是：本港地方赌博盛行，现行的禁赌条例，未能收到肃清之效。为了取缔和逐步禁绝赌博，特授权总督随时制立规则厉行禁绝，或采用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务期达到肃清赌博的目的。
这个条例很高明，名为“厉行禁绝”，实为纵容放任。这样既可哄骗了香港民众，也让英伦找不出毛病。
这个条例声称，授权总督采取有效办法“限制及管理”赌博。而麦当奴的“有效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采纳域陶的建议，使赌博合法化。麦当奴授权警察司发放赌馆牌照，由警察司及总注册官招商承投赌饷，结果有12家赌馆投得。这些赌馆分布在西营盘、上环、中环、湾仔等处，每家赌馆每年缴纳赌饷一万元。该年7月1日，赌馆公开营业那天，像其他商店开张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赌馆门口都垂着蓝布门帘，门外有伙计招徕赌客，高喊：“想发财的到里面来。”营业时间由上午六时开始，一直到更深人静。前往赌博的起初只是中国居民，后来外国人和驻港英军也相继前往，一时间门庭若市，乌烟瘴气。
香港社会人士，特别是教会人士，对麦当奴放任赌博公开化、合法化的政策极为不满。7月24日，牧师查尔士？华尔以及包括伍廷芳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香港总督，对《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中关于赌博的规定提出批评。他们在信中说：从条例的名称看，人人以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和风化的善政，不料适得其反，成为奖励赌博、妨害社会秩序及风化的工具。这项措施决不是英国法律能够容许的。其目的并不是禁赌，而是以公开方式鼓励赌博，另有所图。中英两国法律都认为赌博是不合法的，应当受到惩罚。
7月29日，麦当奴写信答复社会知名人士，信中说，“政府公开赌博是最有效的管制赌博方法，同时也可以防止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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