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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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亦是张学良”。其次则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的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是杂牌。而对付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地方军阀武装，在红军看来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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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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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像中区那样依靠堡垒是比较困难”。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
这时，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由红25、26军改编而成的红15军团就已数度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交手，并两次大败东北军，充分显示红军比东北军具有强得多的战斗力。像10月1日，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尾随进剿的东北军第110师，甚至击毙了该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只过了20多天，红15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107师之619团，外带621团一个营，生俘619团团长高福源。要知道，这时有数以万计的东北军正在陕北一带四处“围剿”红军，一个红15军团就打得东北军不亦乐乎，再加上几千身经百战的中央红军到来，东北军更加不是对手。果不其然，11月初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会师后，围点打援，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带仅以数连兵力即一举全歼东北军109师一个整师，外带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迫自杀，红军光是俘虏就捉了两千余人。其威力可想而知。
直罗镇战役后，红军已经稳稳地在陕北站住了脚。到陕北不过一个多月，红军已经扩充2500人，俘虏3000余人，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总数已经接近于15000人。加上在陕北苏区周围还有5000名游击队和3万名赤卫军及赤少队，整个红军的实力较前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军事领导人发现，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对陕北苏区实行有效的包围。他们并且相信，在苏区南面，东北军在进攻红军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两个杂牌师始终行动迟缓动摇，更是不足为惧。苏区的东西两面虽有东北军、马鸿逵和阎锡山的几个师，但其防线背后都很空虚，不难将其打破。在经过了长达一年时间的长途征战之后，能够让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与补充，使部队从长期的被动应战转为主动进攻，
这正是中共多数军事领导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他们显然更加坚定了要全力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决心，至于对两个月前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则明显地感到不那么迫切了。
不过，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让中共中央得知了一个既令人吃惊又让人振奋的重要信息。这就是斯大林的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其渴望得到苏联援助，但又对打通苏联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中共中央这时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此时在党内负责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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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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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陕北苏区，严格说来，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的中心区，其余都是与敌犬牙交错的游击区，并且陕北甘北地区地薄人稀，对于熟悉南方自然地理条件的红军来说，物质条件可谓相当困难。况且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等战力如何，其部队毕竟源源而来，加上有消息称张学良等部也已开始仿照国民党中央军在南方的战法，在苏区周围地区修筑堡垒，有重新推行“堡垒主义”的企图。张闻天等对长期坚持陕北根据地自然不十分乐观。他们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经批准，迅速取得苏联援助将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举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较之继续坚持陕北根据地，无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另外的看法。他们显然对红军突破腊子口以后人数锐减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极其重视前此长途跋涉给部队带来的严重损害，更加看重根据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对当前的战争前途十分乐观，故毛泽东明确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仍应坚持他前此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主张，即“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毛泽东在12月1日给张闻天的复信中明白解释了这个问题：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
要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扩军１万人的任务，就此时的情况而言，也许并不十分困难，但要想在6个月之内把陕北苏区扩大到山西、绥远，接通外蒙，却颇难想象。仅为了保卫陕北苏区一地，红军就要应付大约2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再加上山西阎锡山部、绥远傅作义部的十几万人，它即使扩大一倍，达到3万人之众，要对付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保卫如此之长的防线，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毛泽东却敢于如此设想。
促使毛泽东有如此大胆设想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北方的这些国民党杂牌军不经打，并且红军窃听电话和破译电报工作相当成功，对于敌人军事行动部署几乎了如指掌；二是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军连遭重创之后，明显地更加动摇和畏缩，并且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不想与红军作战。这说明红军完全可以通过统战策略分化各路敌军，使相当部分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结成秘密的统一战线，至少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过成功的尝试。可是在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统一战线的政策也随之取消了。在红军抵抗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历次战争中，红军曾有过许多机会可以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瓦解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最典型的是1933年秋至1934年初的那一次。当时，中共南方各个根据地已经先后陷落，江西中央苏区也处于严重危机关头。而这时，在江西中央苏区东方战线上的国民党主力第十九路军突然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为此，他们主动与红军联合，双方也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合作协定。一旦双方真正联起手来，国民党军对江西苏区之围自然容易被化解掉，南京政府要再度组织新的围剿将困难百倍。然而，中共中央这时却拘泥于共产国际前此的指示，拒第十九路军于千里之外，终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为国民党各个击破，江西苏区也毁于一旦。
如今，情形已大不相同了。还在中央红军尚未进入陕北苏区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得到来自滇黔边红军第2、第6军团转来的电报。该电称，国际屡有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务必依据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和敌我力量对比，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后，林育英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有关指示，其中关于中共应当实行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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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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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
（２）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和最高的表现；
（３）　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
（４） 改变富农政策。
有关林育英传达的国际指示内容，目前仅见于《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该电关于国际指示问题说明原文如次：“国际指示都是原则上的，即是：（1）　统一战线这是基本策略方针；（2）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表现；（3）　工农苏维埃之改变为人民苏维埃；（4）　富农政策。以上这些均已电达。”
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中共从此之后可以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火力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与前此政策上和观念上的种种束缚相比，中共和红军显然获得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毛泽东等更是盼此久矣。因此，他们刚一得知这一指示，就立即对周围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展开了积极的统战工作。
其实，还在林育英尚未到达之前，因红军主力必须南去与东北军作战，毛泽东等军事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做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工作了。鉴于红军南移后边区北面空虚，在边区东北绥德地区之高桂滋部最具威胁，毛泽东等派马志明前往高部做统战工作。此举立即收到立竿见影之成效。高桂滋亲自接见了马志明，对马所述在“抗日反蒋”基础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颇感兴趣，对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之秘密协约尤其赞同。得此消息后，毛泽东等很快致信高桂滋，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双方合作的具体设想，提供双方谈判。中共方面提议之要点为：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方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方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疋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11月下旬，双方代表很快通过谈判达成草约，后经双方上级正式批准，实现了两军之间的和平共处。
与高桂滋谈判的成功，使中共领导人更加看重统一战线工作。此时，红军直罗镇一役虽然大获全胜，东北军正面之师纷纷后撤，但其兵力毕竟相当之多，非各个击破不能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地对东北军实施分化瓦解工作，红军这时甚至不惜放弃可能的歼敌机会。就在红军准备再度围歼太白镇之东北军106师时，前受中共华北局派遣潜入106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了关系，向毛泽东等通报了106师师长沈克对于围剿红军颇多动摇的情况。故毛泽东等当即决定释放被俘之106师军官数名，向沈克办交涉，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决定“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只要沈克“同意反蒋反日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不仅如此，红军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态度，就主动撤去了对106师的包围，以示其诚意。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1月26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提议：“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
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考虑到扩大红军之需要，前方军事领导人对上述提议略作修改后，开始大量散发据此制定的传单，以宣传红军对国民党官兵的政策。其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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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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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盗占领咱们东三省后，又占领热河、察哈尔、河北，并吞整个华北，并且进一步要并吞全中国，使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亡国奴！
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欺骗压迫你们来打抗日红军。同胞们！还是与红军联合去打日本，还是帮助卖国贼来打红军，为日本作走狗，使咱们中国亡国灭种呢？
同胞们！你们难道甘心让你们的家乡与父母妻子，受日本强盗的摧残与屠杀，使自己亡国灭种吗？
你们抛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帮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来打抗日红军，得到了什么好处？
要去打日本，就要大家团结起来，不替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作炮灰！
要去打日本，就要和红军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立即派代表与红军苏维埃共商救国大计！
要去打日本，就不打中国人民自己的红军，在与红军作战时，缴枪给红军，与红军打日本与卖国贼去！
你们缴枪给红军们，无论是官长与士兵，红军一律不杀，要回家的发钱回去，愿留红军的按级任用，并享受一切同等红军的权利，自动哗变或拖枪到红军中重重奖赏，红军留心医治白军伤病官兵！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日甚一日，不仅整个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热河、察哈尔也先后落入日本人之手。到1935年，日本更进一步公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华北事变”，逼迫南京政府放弃对华北地区的统治权，蓄意吞并整个华北。抗日救亡，无疑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政党、各军队、各阶级、各阶层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时刻，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自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何况，红军此时面对的国民党军主力，正是当年不放一枪就仓皇丢掉东北老家，以后长期受到国人唾骂和良心谴责的东北军。中央红军还在同东北军在甘肃北部第一次交手时，就发现了东北军的这一特点。当时，红军前卫部队击溃了东北军骑兵一部，俘虏数十人，按照规定每人发两块大洋礼送回家时，俘虏们竟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早已无家可归。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东北军的官兵是很容易接受这种宣传影响的。正是利用这一心理特点，毛泽东这时甚至开始尝试着对东北军的高层将领做统战工作了。
这时东北军调入陕甘参加剿共的部队共有4个军，即第51军（军长于学忠），驻守甘肃兰州、天水一带，下辖113、114、118三个师；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担任陕北苏区西南一线之攻守任务，下辖111、108、109、106、120五个师，其中109师已被歼；第67军（军长王以哲），担任陕北苏区正南方向之攻守任务，下辖107、110、117、129四个师，其中110师被全歼，107师遭重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驻守甘肃西锋镇一带，下辖3、6、7、10四个骑兵师。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105师）和两个直属师（112、115师）。鉴于第57军之109师被歼，沈克之106师动摇，毛泽东遂于11月26日径直写信给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委托释放的该军军官带往，劝其“勒马悬崖”，速与红军议和。这封信很能反映中共领导人这时对敌我力量对比和统战工作的看法，因此颇值得详细引述。该信称：
红军为打倒帝国主义而战，为打倒投降帝国主义之卖国贼而战，全国民众为红军之是赖，是以江西一军转战二万里，纵横十一省，红旗所向，当者披靡。既达陕甘，便可东进，不意张学良卖国贼之不足，又从而牵制抗日红军，进兵苏区，恣其蹂躏。敢告足下，此乃最大罪恶行为，环球之所共愤，通国之所不容，即东北军言，不但一切士兵不以为然，即中级下级干部亦多不以为然。不信请看劳山、榆林桥两役，百零七师、百十一师所剩几何？然此犹谓非足下所亲见者。十一月二十一日直罗镇之役，足下亲率四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百零九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里，暂借陇坂聊定惊魂，险哉此役！贵军长有生以来未有之也。此其故何也？须知决不仅属红军之英勇善战，何立中、刘翰东之部属叛何立中、刘翰东而投红军，贵军长之部属叛贵军长而投红军，人人不愿打仗而愿缴枪，不愿打同胞而愿打日本，何立中努力挣扎，终究身伤命绝；刘翰东逃入鄜县再也不敢出城；牛元峰固守直罗土寨三日，士兵恨之入骨，终不得不束手就缚。此中消息，何不深长思之？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只当对足下及东北军各军师长一个严重警告，警告之不听，灾必及其身矣。古人云，见兔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及此改图，犹可以盍晚节，犹可见谅于国人，何况当此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全土，蒋介石、张学良继续卖国到底之日，举国痛愤达于极点，稍有人心，决不应自残同类而任四万万同胞鱼肉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之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上述各条红军历来均如此宣言，如此实行，今再为东北军重言，以申明之。深望贵军长顾全民族大义，立即决策，接受鄙人提议，遣派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届时鄙人亦当遣代表到贵军接洽。时危祸急，率意直陈，勒马悬崖，是在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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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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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封信因董英斌很快被张学良撤职，当时未能发生作用。但中共中央与西北地区国民党高层将领发生关系却是由此开端的。只是，我们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中共中央基于抗日反蒋的方针，不仅不相信蒋介石有联合的可能，而且对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也丝毫不抱希望。很显然，从抗日和反卖国贼的角度，张学良当年统帅东北军不放一枪丢掉东北三省，如今又指挥大军围剿红军，在共产党人的眼里，其“卖国”、“反共”比蒋介石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当然没有联合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这个时候的策略明显的是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上述毛泽东给董英斌的信中，以及在12月5日给原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任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及其密友杜斌丞的信中，这种策略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在致董英斌的信中就直截了当地劝说东北军爱国将领和士兵与张学良分道扬镳。信中说：
昔在报纸屡识台名，辽沈整军俨然重镇，居常窃念，以为董英斌者，或亦爱国健儿之亚。岂知沈阳变作，曾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人民欲战，军队不欲战；士兵欲战，官长不欲战；下级官中级官欲战，上级官不欲战。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张学良为保存自己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三十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不足惜，足惜者下辈青年将校乃亦随风而靡，良可欢也？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非与红军合作则必完全受蒋、张之宰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信称：
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城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