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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新探-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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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西北胜利。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当然，毛泽东说，以西北为根据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这是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与“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
要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决定了红军也必须以西北地区为发展方向。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明确提出：下一步行动方向目前只有陕北、宁夏、陕南、甘肃这四条路可走。陕北“没饭吃，狭小，不能去（留）”；宁夏少数民族区域，到处是寨子与堡垒，“从政治军事观点上不应去”；陕南条件最好，但蒋介石的力量也最强，如果得到炮兵，最好向南去，“否则就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使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据此，中共中央又拟定了“西征战役计划”，提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阵营，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红军实行西征，自然需要张学良的东北军给予配合。因此，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再次会谈实属必要。只不过双方这时所关心的重点看来还不完全一致。刚刚下决心参加反蒋行动，但又不敢立即起事的张学良，这时显得格外小心谨慎。他特别告诉中共代表，听说上海及南京风传他与共产党在洛川开会，蒋最近又派了许多政训人员到东北军里来，实则为监视他。他若行动大意，必致引起怀疑。因此，对于蒋介石要他迅速向陕北苏区腹地推进的命令，他已不能不从。结果，当东北军105师沿甘泉向鄜县推进，并企图筑堡时，终与肖劲光指挥下的红29军发生冲突。而东北军57军常经武师和沈克师这时也向直罗镇方向挺进筑堡，这不能不迅速引起红军方面对东北军有否诚意的疑惑。周恩来当即致电刘鼎，要求张学良说明内情。为此，双方反复电商，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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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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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67军参谋长赵镇藩急电李克农，说明105师之一部于龙坊西北泊村与贵军之一部发生不幸事件，此事出于一营长之不明情形，弟已告知刘师长转告其部下，以后不可如此行动。同日，王以哲也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甘肤间筑碉事与周恩来先生曾面谈过，请即刻通知沿途红军勿生误会为荷。
周恩来则在5月2日的复电中答复说：甘泉与鄜县间筑堡问题，与敝方破坏碉堡事，曾与先生等面约借掩外人耳目。现为彻底解除误会，已令敝方肖军长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另对鄜肤间东西大道敝方交通，已饬驻军勿生阻碍。但对政训处进入苏区编组保甲、武装掩护地主收租抢粮等事，务请给予制止。另外，近日直罗镇和羊泉间贵方突然集结重兵并深入套通、老人仓各路筑碉，事前即未谈妥，且不明贵方意图。请代询张学良先生，并示以真相。为此我方愿派李克农同志到洛川面商一切。
3日，李克农得到赵镇藩来电并接到赴洛商谈的指示之后，也复电赵镇藩，强调对在鄜县、甘泉及直罗镇地区筑碉堡一事，事前张学良先生与周恩来并未谈及，事后亦未见电商，真相不明。兄部行动致使兄我两方敌对区域扩大，颇非前途。请向张学良先生、王以哲先生说明，特别是与67军的协定若能扩大范围至57军则最好。至于两军冲突事，已电令肖劲光军长就近与105师刘翰东师长妥商解决办法。可是，当肖劲光派人前去105师接洽时，刘翰东师长恰好前往洛川，部下对双方关系一无所知，竟将来人扣押，电询洛川如何处理，此举令张学良十分被动。张不得不让刘鼎电告中共方面：“请今后勿轻派人来，令人难处。”王以哲进而也于4日再电周恩来，就此解释说：105师深入老人仓事，只因刘师长在洛，以环境关系，肖同志不必再来商洽，弟可负责告知。而常、沈两师到黑水寺、直罗镇、羊泉镇、鄜县之线筑碉事，前张学良先生在洛川曾与李克农同志议过，故会面时未曾提及。而57军一旦到达黑水、羊泉之线后决不再前进，务请放心。
十分明显，双方关系这时变得非常微妙与复杂，许多具体问题急需详商解决办法。特别是处此进退维谷之境的张学良，更是心焦如焚。尤其是当他得知红军已全部撤回陕北，国民党中央军可能迅速跟进陕北之后，这种担心更加明显。按照刘鼎来信的说法就是，张担心“在自动标扬之先而被人察觉，则我暗彼明，常常会遭受一些意外的损失”。因此，张学良之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十分明显地比周恩来还要着急。
还在5月4日，刘鼎即代张学良要求与周恩来见面。其电称：此间得知红军西渡，汤恩伯之二师于后跟进。如确，则张求见周，面商对策，见面地点在甘泉旧县。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周建屏前来陕北，路经洛川时，张学良特别约见了周建屏，要求他立即向周恩来说明，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由宜川经延长向延安推进，杨则以张部未能前进至临真镇，其左侧缺乏掩护为借口不进。故张学良要求红军允许东北军开两团人到临真镇，十数天内不建碉堡，即行退回。与此同时，张要求周建屏向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以下数点：第一，蒋介石有命令给直属四师中央军，要求各部立即西渡黄河，会合杨虎城向前推进，张学良要求红军从山西方向加以牵制，防其西渡。第二，张希望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不要回陕北。因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随之西渡，对红军与对张均不利。第三，蒋命张部一面由延安进至延川，同时由延安进至瓦窑堡，筑碉构堡。为应付计，张要求得到红军允许，使东北军可以由延安至延川，再由延川回至延长之线建筑碉堡。红军如回，允予通过。
张学良最后再度“要求与恩来见面”。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这里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共中央看来却未必十分重要。既然张学良已经决心反蒋，两军如何协调以应付蒋军，严格地说并不难以解决。中共中央更关心的显然是红军与东北军之间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的配合行动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彭德怀与周恩来接到上述电报和信件之后，当即于5月7日复电刘鼎转张学良与王以哲称：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请张学良先生决定时间，愈快愈好，地点以川口或延安为宜，弟等三人中可来两人。对于张学良担心红军西渡问题，电报解释说：我军全师回渡，现正加紧训练，准备对付大老板大举进攻。大老板在北方之全力，我军力能应付，吸引大老板全力于我军周围，即可保证张学良先生及其他友军在适当时间完成政治、军事、经济各种准备。关于东北军须受命由延安推进至延川和瓦窑堡的问题，电报主张张学良迅速发布红军有向肤施、甘泉、宜川及韩城方向前进模样之消息，用以搪塞南京方面。另电报强调：张学良非有确实可靠之政治环境条件作保证，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意外。至少在与弟等晤面前勿他往。电报同时还明确提出双方晤面所谈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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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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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张学良先生准备大举之实际具体步骤，即政治军事经济之问题；
Ｂ杨（虎城）、阎（锡山）、马（占山）、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联合战线问题；
Ｃ张学良先生所部与弟等所部今后行动方针问题。
接到毛泽东等三人的来电之后，张学良当即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并决定10日晚仍在延安见面。5月8日，王以哲为此复电毛泽东等，请中共中央代表于10日晚仍到延安城外之川口，等待派员往接入城。
但因周恩来此时正在延川参加重要会议，且延川至延安250里，一时赶不及，故周9日再电王以哲、张学良，提议12日下午到川口，当晚入城晤谈。之后，周恩来等因事迟至11日晨才动身往延安，但仍于12日下午赶到了延安城外20里之川口。当晚，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双方再度连夜会谈后，张再派人于13日晨将周恩来等送出城外。15日，周恩来返回延川。至此，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第二次延安会谈亦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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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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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延安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又谈了些什么呢？由于周恩来会谈之后当即返回延川，只对正在延川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做了口头汇报，以致我们至今看不到周恩来的有关报告。但会谈的基本内容，根据会谈前后双方来往电报，以及双方之间这时围绕着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问题所发生的矛盾，仍旧可以获得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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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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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延安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又谈了些什么呢？由于周恩来会谈之后当即返回延川，只对正在延川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做了口头汇报，以致我们至今看不到周恩来的有关报告。但会谈的基本内容，根据会谈前后双方来往电报，以及双方之间这时围绕着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问题所发生的矛盾，仍旧可以获得大致的了解。
根据会谈之前双方的要求和愿望，我们可以知道，这次会谈至少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东北军反蒋行动的各项具体准备问题。
二、向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问题。
三、东北军与红军今后共同的行动方针问题。
四、东北军为应付蒋令在陕北苏区内筑碉问题。
在会谈后，通过双方的来往电报，可知双方至少在以下几件事情上取得了协议或达成了一致：
第一件事，允许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除原定之直罗镇一带、甘肤之线以外，考虑到蒋介石、阎锡山军队即将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中共中央还特地要求东北军迅速在靠近黄河西岸的干谷驿、交口镇向延川、清涧一线筑碉，以便阻碍蒋阎军队进占。
5月15日，即周恩来回到延川的第二天，就有电报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称：据查蒋阎入陕6师势在必行，彭德怀、毛泽东诸同志均认为东北军应速作经干谷驿、交口镇入延川、清涧之一切准备，并请将行动日期见告。此间亦拟以一部兵力围困宋家川，迟滞该敌渡河。
同前此双方军队围绕着直罗镇一带筑碉问题发生磨擦的情况相比，这时周恩来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直罗镇的问题不再提了，而且直截了当地要求东北军到靠近黄河西岸的地区筑堡。这说明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具体的妥协。
第二件事，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前此之决定，红军之一部将前往陕南并计划转进河南发展，一面由南面牵制北进之蒋军，一面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为此，周恩来提出请张学良放行并支援红军弹药问题，张答应由东北军支援红军七九子弹10万发，并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延安城，另4万发送将出陕南之部队。为此，周恩来5月22日曾有电报说明：红军去陕南并准备第二步出河南之部队，已准备就绪。依前议，决取最捷道路南下。经牛武镇及洛川、白水、蒲城附近，直趋临潼下游之交口镇或新丰镇渡河，出蓝田，但必须东北军方面驻临潼部队代为准备船只于北岸，方能确实无误，渡河迅速可靠，必可争取入豫先机。电报要求张学良迅速就此进行准备，并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万—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去陕南的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周恩来对此曾致电王以哲表示感谢：“承拨子弹，足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周恩来此电表明，他与张学良已经就红军南下河南问题达成协议，并得到张学良愿意为此拨子弹10万发的承诺。不过，这一行动几天后就停止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这时得到了西南可能发生事变的消息，如果西南地区发生事变，整个西北的局势无疑也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并需红军积极筹划响应，西北计划有迅速实施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中共中央原定派部队经陕南下河南的计划自然中止。但前议由张学良拨付子弹的计划并未因此变更，6月1日，6万发子弹仍旧照约定送到了延安，准备送给红军。
第三件事，是双方商定了有关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大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就是“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这显然是第二次延安会谈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毛泽东在5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目标，并明确提出了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步骤，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周恩来将中共有关此一计划的设想向张学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且双方进一步商定了发动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的西北国防政府的具体时间表，规定9—10月间为两军共同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并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时间。而促使张学良对这一大计划全力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对于取得苏联援助的信心。关于这种情况，很容易从下面的来往电报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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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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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即第二次延安会谈过去一周之后，中共中央曾有电报给红四方面军和第2、第6军团的领导人：关于“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在目前仅能使高级干部知道，对外应守秘密”。此计划的中心内容就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至于苏联的态度，可以说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5天之后，即25日，中共中央再一次去电，更具体地解释了这种情况，说明已与张学良商量好，协助陕北红军策应红四方面军和第2、第6军团北上，渐次接近外蒙，接取援助，苏联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电称：
（一）国蒋系将领毛炳文内及国际的政治局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和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这时，根据预定作战计划，红军主力已经开始进入甘北作战，准备背靠东北军，控制庆阳、镇原之线以北地区，力争转进宁夏，接通外蒙。东北军除照约定应为红军让路外，还应尽快控制兰州及其陕甘大道。为此，中共中央接连致电王以哲及张学良，要求后者务必尽快照原定方案迅速部署部队，便利接通苏联和成立西北大局面的行动，切勿让蒋介石的军队制其先机。其5月26日电称：蒋介石如令王均、毛炳文部进驻，则割断了陕甘大道，对将来东北军增向兰州，准备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之计划，大有妨碍。据此，请立时准备以东北军一部进驻镇原、隆德等地，以制先机。5月底、6月初，红军西征作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更多次通知张学良、王以哲，强调“兰州为西北大计划之最重要战略根据地，部务以适当兵力预先控制”，并将部队保持于庆阳、镇原之线，以便于红军“向固原、预旺、盐池、灵武求得确定的胜利，接近黄河，有利于尔后打通友邦之步骤”。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已经在西北大联合计划问题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双方在关于计划内容、行动步骤、大致的实施时间乃至东北军与红军公开联合起事后在西北的经营范围，也都有了重要的默契。
第四件事，则是双方商定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一切，安排援助事宜。其实，此事早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就已经有所商定，这次不过是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而已。而张学良为此积极筹划和帮助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张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邓发去苏联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在第二次延安会谈过了20天后，邓发才开始动身。根据约定，刘鼎于6月3日前往延安城外之川口与周恩来等见面并带邓发经洛川前往西安转去新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此行并非仅仅为了送邓发转去苏联，以及听取刘鼎近期工作的汇报，根据中共中央这时的布置，周恩来此行还负有十分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向刘鼎说明中共中央主张推动张学良响应西南两广事变，并递交中共中央为此起草的具体行动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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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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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时已有消息说明西南不稳，两广之陈济棠和李宗仁已开始揭旗反蒋，因此中共中央极力主张东北军与红军迅速做好在西北发动事变的一切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由周恩来当面交待邓发与刘鼎转交张学良。计划书中除具体分析了当前的西北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及敌我两军态势等综合情况之外，“并将彼我两军关系，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外蒙关系及缩短准备时间等，均具体开列给张，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在具体布置了这一工作之后，刘鼎与邓发即一同于5日返回延安，致电王以哲派车接应，然后于8日抵达洛川，9日中午飞到西安，10日即面见张学良。据刘鼎事后电称，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可见张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也颇为动心。随后，张学良当天就亲自驾机飞至兰州，前往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再派飞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并写信给盛世才，其热心程度尤为引人注目。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两广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即转告王以哲：“据报粤桂军揭抗日反蒋旗帜，组抗日革命军，陈济棠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军夏威部未遭湘军抵抗，七日进占衡阳，粤军张达部将与夏会合，继续北进。”“此间拟派代表南下联络。”《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9日。王以哲也明确主张中共方面应当派人前去西南活动。
这种情况颇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奋。中共中央除迅速选派联络人员交王以哲送出，分别派往两广和河北宋哲元等处进行联络外，立即开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毫无疑问，对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发动来说，西南的反蒋发动是对西北发动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中共中央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西南的发动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在6月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更进一步提到了以西北发动响应西南事变的问题，有人明确主张：推动张学良加快发展，加强对两广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加速西北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因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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