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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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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嘲裁竦穆废撸毡窘谡巍⒕隆⒕酶鞣矫嫒π沓∩煲玻骸堵奘卤浃丐蔚馈以饨护忍镏型饨弧罚醒牍凵纾�1972；第220～221页。。在参加张作霖葬礼期间，林权助等人先后4次与张学良会谈，对张进行极为霸道的“劝告”。尤以8月9日的晤谈最为猖狂。此前田中再次电训林久治郎，提出对张学良的最后通牒：“如果张学良不停止南北妥协，日本将改变以往对张的善意态度，必要时采取自卫措施。”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第220～221页。因此，在会谈中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林久治郎甚至狂叫：“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王家桢：《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文史资料选辑》〈6〉。但张学良始终没有一个正经的答复。在会谈后的筵席上，张学良还十分巧妙地给林权助等人以有力回击。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得都周到。”林听了很高兴。但张学良话锋一转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有替我想到。”林惊讶地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张说：“我是个中国人呀！”弄得林无可奈何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
这次会谈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中国内政的绝妙表演，同时也是张学良以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聪明睿智与侵略者进行的顽强斗争，但是敌人已经把军刀摆在了桌面上，东北当局也不能不有所考虑。经保安会议讨论，为避免与日本最后决裂，酿成重大事件，决定易帜暂停三个月。林权助接到这个消息，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总算保全一个面子，悻悻地回日本去了。经过这次斗争，虽然易帜被迫再次延期，但实际上等于日本默认三个月后东北可以易帜。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4）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谋略”
如果说日本的威胁；恫吓，粗暴干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硬方式的话，拉拢引诱，阴谋煽动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软方式。在东北易帜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这种软方式的对策。
挑拨离间是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阴谋伎俩之一。在奉系军阀中历来有陆大派与士官派之争，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学良和杨宇霆。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张、杨之间矛盾愈加激烈。于是，日本企图利用这一矛盾造成奉系内部混乱，为日本控制东北创造机会。据卢广绩先生回忆，林权助在完成“吊丧使命”，回到日本后，曾对记者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德川家康原是丰臣秀吉的重臣，秀吉死时将其子秀赖托孤于德川等重臣。后来德川杀秀赖取而代之。林之所言，暗示杨宇霆为德川家康，将张学良视为秀赖卢广绩：《张学良将军一夕话》，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果然，张学良对林的讲话“确很注意”，并感觉到杨“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成为后来杨常事件的诱因之一。从当时的情形看，林权助的讲话确实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希望张杨为争权而火并，造成东北动乱，以便日本有可乘之机。
另一扰乱事件是，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居心叵测地搞了一次东北民意测验，在报上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投票评选。据高纪毅回忆，杨宇霆每日大量购报，在选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寄回报馆，以显示他是民意所归之人。张学良知道后自然十分不满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52〉。。这件事的作用就是要造成东北军政要人之间的互相猜疑，破坏东北的稳定局势，可谓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在日本龌龊卑劣的表演中，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愤然地说：“态度最坏的就是土肥原。”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此人表面上总是一副温和的面孔，大谈什么“中日亲善”，但骨子里却十分阴险狡诈。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土肥原曾施阴谋诡计，诱骗、挟持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其实早在东北易帜过程中，他就施展过这种阴谋，曾假施善意地写了一份叫“王道论”的长篇文章，其主旨是让张学良当“满洲皇帝”。张学良非常气愤地质问道：“你这不是要用这一套叫我叛国吗？”后来张学良干脆对土肥原一概不见，可见对其憎恨之深。
与此同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实干家”的大川周明也造访过张学良。此人以鼓吹“皇道精神”而闻名。这时他粉墨登场，为军部法西斯助威，对张学良侃侃而谈什么“王道政治”。他说：“中国与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毕竟不外乎王道，故吾等须为共同之理想而战。” 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其意在规劝张学良与日本合作，同行“王道”。实际是要把张学良拉入日本法西斯主义轨道之上。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施尽千般诡计，万般阴谋，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实行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从当时时代发展的历史情形看，东北易帜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初掌政权，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正义精神和非凡的外交斗争艺术。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首先，坚持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的根本原则。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在涉及民族生存、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和永不屈服的高尚精神。其次，审时度势，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并利用人民的力量，使自己站在斗争的有利地位。如对路权保护运动的支持即是明证。再次，不急不躁，忍辱克制。在敌人凶狠时不鲁莽对抗、巧妙周旋，既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又使其无可奈何。张学良不愧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东北易帜”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阴谋伎俩。在日本的应对中，既有军部的武力威胁论，也有内阁的强硬外交论。既有公开的压服“劝告”，也有暗中的挑拨离间、“亲善论道”。可谓软硬兼施，手段何其多也。
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道主义。在他们眼里，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只有服从于他们的意志，而绝不允许其独立、统一、平等。东北易帜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以史为鉴，在今天人们企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明确“落后就要挨打”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硬道理。只有自立自强才能不被人欺侮。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构想（1）
第二节石 原 构 想——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构想
皇姑屯事件后，河本大作眼见阴谋失败，但贼心不死，又重整旗鼓，把称为日本陆军“鬼才”的石原莞尔调进关东军做他的助手，开始制订新的侵略东北的阴谋计划。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这个阴谋当时除少数法西斯分子之外无人知晓。后来1942年河本在与伪建国大学教授森克己的谈话中略有表白。但世人真正了解“满洲事变”的阴谋还是在战后。我们认为，从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是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的继续和发展。
一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岗市一个旧藩士家庭。其父石原启介曾任警察署长，对石原莞尔从小就进行“武士道”教育，对于培养石原莞尔的性格有着重要作用。1902年石原13岁时，进入陆军仙台地方幼年学校，1905年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又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第21期）。在此期间，石原莞尔全面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他特别重视战史、政治、哲学方面的学习。他还目睹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情况，这使他开阔了眼界，开始注意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形势的变化。这些都为后来“石原构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5年石原莞尔进入日本军人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第30期）学习，于1918年毕业。此后开始信仰佛教，1919年加入田中智学主持的佛教团体国柱会，成为日莲宗的信徒。1920年4月，他被派遣到中国汉口，在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在这里与板垣征四郎相遇，两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日〕《人物昭和史》（3），筑摩书房；1928，第52页。；为后来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础。1921年7月，调任陆军大学教官。1922～1925年被派往德国留学，深入欧洲“战争现场”进行考察，对欧洲战史和军事理论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继续担任陆大教官。1928年10月，即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四个月，根据河本大作的推荐，调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
石原莞尔比起其他日本法西斯军人，在军事理论和战略预见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前已提及他在早年对军事理论和战史的研究较为重视。他在陆大期间对日俄战争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日本取得胜利，“仅仅是建立在侥幸之上”。当时日本所实行的战略，完全是照搬“以武力迅速使敌人屈服的德意对法作战”的模式，“如果俄国再稍加坚持抵抗的话，日本很难取胜”。《石原莞尔全集》第一卷，第15～17页。在这里他对日本以往所奉行的战略提出了疑问。后来他在汉口时，对战争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将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的想法。
石原莞尔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在留学德国期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新式武器被使用于战场，促使战略战术产生了新的变化，战争形式以及军事科学出现了飞跃发展。石原莞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德国。他不仅详细考察了现代战争的实况，而且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最大收获是，接触到了德国军事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汉斯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依此对从古代到现代的军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他以前对战争的认识和军事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石原莞尔回国后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构想”的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1927年他在陆大所写的《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和到关东军后于1929年发表的《战争史大观》两篇文章中。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74～86页。在这两篇文章中，石原阐述了他的荒谬的军事理论。认为：“战争的进化与人类一般文化的发展，其步调是一致的。即研究一般文化的进步，可以推断战争发展的状态；同时，了解战争进行的大趋势，可为判断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获得有力的证据”。“战争破坏文明，但同时又是产生新文明之母”。可见，他是把战争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他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两大文明各有一个中心。西洋文明的中心过去是英国，而现在“正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由伦敦转向美国的同时，各种西洋文明正以全速开始向美国集中”。东洋文明的中心在哪里？石原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日本“正在努力集以自己为中心综合全世界文化的日本文化之大成”，而且“日本国体综合世界所有文明，并给予他们所憧憬的绝对和平，乃我大日本的天业”。这很明显是说日本应该成为东洋文明的中心。他接着断言：东西两大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发生这样的战争的时机有三个条件：“1、日本完全处于东洋文明的中心地位；2、美国完全处于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3、飞机能不着陆环球一周。”当这三个条件成熟时，“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即将爆发。石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各民族的最后决战，称为‘世界大战’是不妥当的”。这次以日美为中心的战争才是“真正世界大战，人类最后的大战争”也就是日莲（日本镰仓时代的僧人；佛教日莲宗的创始人）在《撰时钞》中所指出的，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即人类宗教信仰的统一，首先必将“于阎浮提（梵语，指人世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斗争”。通过这样的战争，东西文明才能得到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进入“黄金时代”。
所谓“石原构想”，简要地说就是日本要同美国通过世界大战，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实现“神武大帝八一宇之皇谟”。而作为其第一步就是要首先占领满蒙；确立“以战养战”的基地；第二步征服中国，威压苏联，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三步由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与西洋文明的代表美国进行总决战，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可见，石原构想与《田中奏折》一脉相承，因此得到了关东军和军部中央的赞同，成为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导思想，石原构想是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大杂烩参见张劲松《石原莞尔军事思想初探》，《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是军部法西斯侵略理论的突出代表。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构想（2）
二“石原构想”的落实
石原莞尔为实现其“构想”，他刚一到任就同河本大作共同拟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讨论。这个计划有三个方案。①在奉天集中兵力；②不可能时，在浑河以北地区集中兵力；③不得已时，在浑河以南地区集中兵力。经幕僚会议讨论，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岛田俊彦：《关东军》第81页。“万一发生事端时”，将“闪电般地消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 《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363页。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城；其实它的计划在三年前就已经制定了。
1929年4月，当河本调离关东军时，他同石原商量，把板垣征四郎调来关东军接替他。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少年就读于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10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随即参加日俄战争。1913年入陆军大学（第28期），毕业后长期从事侵华活动，是军部中“中国通”之一。1929年5月由第33联队长（时驻沈阳）转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于是板垣和石原这两个老相识联手合作，成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侵略分子狼狈为奸，形成了所谓“实行的板垣和智谋的石原二人的合作”。岛田俊彦：《关东军》第75页。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了解内情的花谷正认为：“如果说满洲事变是由于板垣的实力与石原的周密结合而成，那也是不过分的。”《文献昭和史》（2），第74页。
1929年5月，在板垣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东军情报会议。会上石原对目前形势进行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除非加以占领，使之成为日本领土，别无他途。”《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为了进行武装侵略东北的准备，会议决定以“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为名，进行北满参谋旅行。此行从7月3日开始，到7月14日结束。石原在这次旅行中因扮演主要的角色而大显身手。从长春到满洲里，一路上讲解了《战争史大观》，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和《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这些方案和计划使“石原构想”开始具体化。
石原在《方案》中明确提出：“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而“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6页。所谓“领有”实际就是吞并。《计划》则具体规定，首先对中国军队要“巧妙地解除武装”，即以武力推翻东北政权，由关东军占领。并且对占领后的统治方针、行政制度等也都做了详细规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7～88页。石原等人认为，占领东北并非难事，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统治？为此，石原责成佐久间亮三专门对占领东北后的统治问题进行研究。一年后，佐久间亮三完成了《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下称《研究》）的草案。这一《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对占领地实行军政统治，并对实施军政的要领，以及相关的交通、产业、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参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1～95页。这个《研究》不仅得到关东军首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军部中央的批准。《目击者谈昭和史》第3卷，第64页。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说，这一研究“在处理事变后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做出了巨大的基础性贡献”《秘录板垣征四郎》第47页。。如果说河本把石原和板垣弄到关东军来，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组织准备的话，那么这次北满参谋旅行则可以说是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的开始。
1931年4月，为了适应阴谋策划的需要，新设了关东军调查班。为了贯彻“石原构想”，重新印发了石原的《现在与将来的日本国防》和《战争史大观》，作为调查班成员的学习材料。关东军调查班幕僚在学习了上述两个文件之后，作为总结，石原做了题为《欧洲战史讲话的结论》的讲演，同时散发了一个附录：《对美战争计划大纲》，又名《为解决满蒙问题之战争计划的大纲》。“石原构想”在这两篇材料中又有了进一步展开。石原指出：“现今我国国策在于迅速获得东洋文明的冠军”。为此，对外第一目标：“在于解决紧迫的满蒙问题”，而“满蒙问题只有靠使之成为我国领土才能解决”《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5月，石原又写了《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强调了“满蒙的价值”，认为“满蒙实为发展我国国运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
通过上述一系列文章、文件的发表、制订和宣传贯彻；表明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东北的理论准备和策略方案基本完成。在军事准备方面；继1929年7月北满参谋旅行之后；1929年9月组织了一次辽西方面的参谋旅行；实际是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的课题是“新民的渡河攻击”、“向锦州追击”。1930年春季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实地研究；夏季进行了“夜袭弓长岭”的实地研究；秋季又进行了“东部国境方面现地战术”的研究。1931年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对我国东北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从军事部署、兵要地志、铁路交通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到1931年7、8月间；关东军策划武装侵略东北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法西斯狂热（1）
第三节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法西斯狂热
一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日本的冲击
1929年10月，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为开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从而打破了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2年与1929年相比，平均下降44％，几乎倒退了20年。危机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各国失业总人数达4500万。国际贸易缩减了1/3，国际货币体系严重混乱，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建立关税壁垒，进而造成了危机的深刻化和持久化。
这次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尤为严重。自20年代以来，日本在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打击下，陷入了长期慢性萧条之中。在1921～1929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3％，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仅高于英国的17％。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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