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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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步，签订停战觉书。24、25日；蒋、汪分别连电何、黄电报内容详见《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4～258页。；表示愿对停战之事同负责任。但最好“避免文字方式”，不得已签订条款时，绝不能有“承认伪国及放弃东四省”之类似文字。实际已同意签署停战协定。何、黄等据此精神商议后，于25日派徐燕谋前往密云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与关东军代表永津达成觉书五项。《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49～650页。其要点：中国军队撤至永津所提之线，而后不得越线并不为挑战行为；日军以飞机侦察等方法视察中国撤军；在以上确认后双方代表做停战成文协定；至协定成立为止，在中国不挑战之限度内，日军不越前记线追击。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停战交涉与《塘沽协定》（3）

　　　　第3步，签订停战协定。何、黄等对日方条件等研究后，决定委派熊斌以军分会总参议名义作为正式谈判代表，让黄绍急赴庐山向蒋、汪请示。29日，蒋、汪听取黄绍报告后，分别回电何、黄，表示“欣慰”，准许谈判。　　　　
　　　　5月30日，关东军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为代表，率永津等7人；中方派熊斌为代表，率钱宗泽等6人，于塘沽正式举行谈判。日方中山代办，藤原武官列席。下午举行第1次会议，双方交换委任状。31日上午召开第2次会议，正式开始谈判。冈村拿出拟定好的协定案，声言一字不得更改，限中方1个半小时内答复。熊斌阅后认为不违背中央所定原则，便提出《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希望共同讨论，遭到冈村拒绝。熊斌屈服于限定时间内在日方所提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其主条文如下：　　　　
　　　　（1）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以西；而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得有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方对此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方便。　　　　
　　　　（3）日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线追击，且自动归至长城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之地域内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任之，但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自签字后即生效力。《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940～941页。　　　　
　　　　协定签字后，午后又以恳谈方式召开第3次会议。熊斌　　针对协定内容提出说明性“协定节略”三项《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0页。；几经磋商双方同意作为协定附件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时，应由双方协议后再行处置。《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2页。　　　　
　　　　此外，尚有当时未予公布的日方口头提出的希望四项：丰宁西南之骑2师应即撤至限制线以南；速将平津附近华军40个师他移；白河口之防备违背案约，应即撤去以示诚意；排日为中日纷争之源，望厉行取缔。《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3页。熊斌对前3项表示允诺，第4项当代转达。　　　　
　　　　从军事角度看，从日军进攻热河开始，继之发动长城沿线战役，进而侵犯冀察，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军事行动。《塘沽协定》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从关外到关内进行侵略的一个阶段总结。至此关东军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基本告一段落（此时察东仍有战事）。但不能认为这是日帝侵华之停止或割断。就连日本军部也不把《塘沽协定》看作是“满洲事变”的终结，而将1933年6月以后的死伤者，仍按“满洲事变”的死伤者对待。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第63页。　　　　
　　　　《塘沽协定》形式上是交战双方（中国华北驻军、日本关东军）军事首脑委派代表签署的军事协定，但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协定并无差别。其政治含义远远超过军事意义。其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默认了日本对东四省的非法侵占；其二，设定由长城线至中国撤军线之间为非武装区（停战区），使中国丧失了冀东、平北19县与2设治区（一说22县）之完全治权，日本得以涉足干涉，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的前沿阵地。美国女学人多罗西·博格（Dorothy　Borg）曾评论：《塘沽协定》“等于授给日本侵袭华北之特许状。”《1933～1938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第37页。而后日本利用这张“王牌”继续侵略，终于发动卢沟桥事变，进行全面侵华。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1）

　　　　一“新国家”的设想及方案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那么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殖民统治呢？对于这个问题，关东军和日本军部中央早有设想和打算。　　　　
　　　　早在1929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计划时，石原莞尔就在《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中提出了“军政占领案”，主张占领东北后，立即实行领土“合并化”，与朝鲜、台湾一样，设立军政合一的总督府，推行总督全权制的殖民统治方式。同时也强调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给当地中国人以必要的位置，来保证日本殖民统治的顺利实行。《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7～89页。这是关东军对占领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基本构想。　　　　
　　　　军部中央与关东军的想法有所不同。1931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曾提出过三个阶段的方案，即：①组织亲日政权；②建立“独立国”；③吞并“满蒙”。到1931年末，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成为既定方案，这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　　　　
　　　　事变发生时，在关东军内部主张立即吞并“满蒙”的论调占优势。事变第二天，关东军立即对沈阳实行军管，成立了由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任伪市长的军政府。对此军部中央有所顾虑。时正在沈阳出差的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建川于9月19日夜，曾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发生争论。翌日，建川向关东军司令官建议说：“推翻东北现政权，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政权为上策。”为解决这一问题，9月22日，关东军召开会议，商讨如何统治东北的问题，土肥原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方案，大家认为这一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可以收到实际效果且易于实现。结果，综合土肥原的方案和建川的建议，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该方案内容分《方针》和《要领》两部分。其方针是：“建立受日本支持的，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新政权。”其要领是：①“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讯由日本掌管；②国防及外交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③起用与关东军有联系的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为地方镇守使；④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该方案是关东军于事变后提出的第一个方案。　　　　
　　　　与关东军方案相对应，军部提出了建立亲日的“独立政权”的方案。9月30日，军部通过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之方针》，决定“为使满蒙在政治上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建立独立政权。在初期，建立三四个地方政权；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中央政权。帝国要对这一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和操纵，使其信任和依赖帝国。”《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31页。据此，10月8日，陆军三长官会议还决定了《处理时局方案》，规定“满蒙问题，拟同将在满洲建立的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新政权进行交涉，以求根本性解决。”《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35页。　　　　
　　　　关东军与军部中央的两个方案，虽然有所区别，但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东军依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使其建立伪国的意见逐渐为陆军部中央和政府所默认。　　　　
　　　　接着，关东军加紧制定建立“独立国”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案。10月24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规定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是：“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的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现代史资料》（7）；第232～233页。；并设想了具体政策和步骤。这一方案立即上报给了军部中央，成为日本法西斯拟定各种“独立国”方案的蓝本。在此前后，关东军勾结满铁中的侵华积极分子，炮制了若干有关“新国家”建立和治理的具体方案。主要有满铁职员关东军嘱托松木侠起草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和由满铁的金井章次炮制的《东北自由国建设纲领》等。这些“新国家”方案的要点是，第一，建立一个完全脱离中国行政统治的“满蒙独立国”；第二，“新国家”的疆域首先包括中国东北四省区，将来扩大到内外蒙；第三“新国家”采取“文治主义”的所谓“民主政体”；第四，最重要的是“新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包括军事、行政、外交等），必须完全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从这些方案可以看到伪满洲国的基本轮廓已经成形了。　　　　
　　　　1932年1月初，日本占领了锦州，东北三省绝大部分已经沦陷。这时，国际联盟决定派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感到必须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之前将一个“新国家”产生出来。于是，军部中央要求关东军派人回日本汇报，做最后的敲定。关东军决定派板垣前往东京。行前的1月4日，关东军研究确定了“新国家”的最后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1）设置伪“满蒙中央政府”，以溥仪为“元首”，给以总统之类的称号；在伪中央政府中设置参议府，以便由日本参议传达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　　　　
　　　　（2）建立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以脱离中国本部。但为避免与《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章程》相抵触，应伪装成中国人本身的内部分裂。　　　　
　　　　（3）“国防军”以日本充任，其费用由“满蒙中央政府”负担。　　　　
　　　　（4）驻“满蒙”的日本官厅，要采用都督制或总督制，但如不可能时，则在关东军内部设置政务部，在关东军司令官的直辖下掌管产业及交通等。《现代史资料》（7）；第333～334页。　　　　
　　　　板垣于1月6日到达东京，这时，军部中央已经制定了《处理时局要纲案》，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方案完全一致。进而由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要纲》。该要纲有关“满蒙”方面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根本方针是运用帝国的威力，使“满蒙”成为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各方面，为日本的永久生存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地区。　　　　
　　　　（2）当前，要引导“满蒙”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使其逐渐具备“独立国家”的形态。为此，要确立、稳定各省的伪政权，使其在适当时机联省合并，宣布成立“新的统一政权”。　　　　
　　　　（3）让日本人以顾问或其他身份参加“满蒙”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以加强日本的政治统治力量。　　　　
　　　　（4）当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日本负责，今后，日本也要起指导性的骨干作用。　　　　
　　　　（5）“满蒙国家”的国防由日本负责，使该地成为日本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驻该地的兵力至少要增加3个师团。　　　　
　　　　（6）通过“满蒙”地方官民乃至“新的统一政权”，恢复和扩展日本在该地的权益。　　　　
　　　　（7）实行上述措施时，为避免与国际法或国际条约相抵触，“要尽量采取中国方面自愿的形式”。　　　　
　　　　（8）彻底改变“满蒙”的经济结构，使之与日本成为共同的经济体系。《太平洋战ヘの道·资料篇》第171～172页。　　　　
　　　　这个要纲，成为制造伪满洲国的指导性文件。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2）

　　　　二所谓“地方自治”与“独立”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按照其设想，一步步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到1932年3月伪满中央政权成立前，有过一段过渡性政权时期。最早有过极短的军政统治阶段，尔后在各地建立了地方性的所谓“自治”和“独立”的政权。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即实行军政统治，将沈阳改名为奉天，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任“奉天市长”。这一举动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谴责。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外务部门也觉得这样赤膊上阵，过于露骨。陆军中央部认为：“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不够妥当，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181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建议：“市政机关必须由中国人出面组成，即使由日本人在背后加以实际指导，形式上也必须由中国人组成。”《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中文本，第142页。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不得不改变策略，加紧网罗汉奸，以维持治安为名，搞起了地方的所谓“自治”与“独立”。　　　　
　　　　在辽宁省，事变后关东军逮捕了省长臧式毅，企图诱降未逞。于是，关东军纠集了早就与日本方面来往密切的亲日分子袁金铠、于冲汉、阚朝玺、赵欣伯、丁鉴修等人充当其组织地方伪政权的工具。1931年9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宣告成立，袁金铠任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任副委员长，丁鉴修、赵欣伯等9人任委员。25日，这个伪组织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交一份媚日卖国的“请愿书”，要求日军“切勿撤兵”，“维持秩序”。26日，“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改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设立省实业和财政两厅，暂时代行伪省政府的职能。关东军派金井章次、甘粕正彦等人为顾问，直接加以控制。10月，关东军撤销了土肥原的奉天市军政府，将市政移交给了维持会，成立了以赵欣伯为市长的伪奉天市政府。11月，又将辽宁省改名为奉天省。此间，关东军还指使汉奸组织了伪“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和伪“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等伪组织，共同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国民政府。　　　　
　　　　由于这些伪组织，是由“为虎作伥”，“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所组成，因而遭到了辽宁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无法有效地贯彻关东军的意图。还有当时设在锦州的辽宁省政府仍以臧式毅为省长。因此关东军决定换马，加紧诱降臧式毅出山。在关东军的多方威胁和利诱下臧终于投敌变节。紧接着关东军于1931年12月16日，解散了伪“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成立了伪奉天省政府，由臧式毅出任伪省长。同时关东军派出一批日本顾问，担任伪省政府顾问。通过这些日本顾问，关东军掌握了辽宁省政治、经济、交通、司法等大权；臧式毅等汉奸则成为日本关东军严密监视下的傀儡。　　　　
　　　　在吉林省，伪政权建立较早，而且也没有经过“地方维持会”阶段。它是在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后，由关东军直接操纵而成立的。　　　　
　　　　熙洽，姓爱新觉罗，是清朝皇帝溥仪的本家。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在东北军及吉林省任要职。他还是进行复辟清朝活动的宗社党的头目之一，不仅与清朝遗老遗少来往密切，而且还和日本人暗中勾结，企图依靠日本的势力，复辟大清王朝。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关东军向吉林进犯，熙洽根本不做抵抗，迎接日军进入吉林省城，随即投降了关东军。　　　　
　　　　9月28日，在关东军操纵下，熙洽召集原吉林省军政两署要员及社会团体头面人物开会，正式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将原军政两署合并成立伪吉林省军政长官公署，关东军向伪政权派遣了以大迫通贞为首的日本顾问。这样，关东军便通过日本顾问严密控制了吉林省军政大权，熙洽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伪政权成立后，除少数汉奸附逆外，广大群众表示了强烈不满与反抗。许多爱国将领都不承认熙洽的伪政权。同时，张学良为反击伪政权，于1931年11月12日，在宾县另组了吉林省政府，与熙洽的伪政权对峙。吉林全省共42个县，熙洽伪政权当时只能控制10余个县。　　　　
　　　　在黑龙江省，事变初期，关东军兵力有限，又因碍于与苏联等国际关系，未立即对黑省武力进攻，而采取了先控制东省特区哈尔滨，进而攫取全省的策略。因为哈尔滨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恰好事变时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正在沈阳，在关东军板垣等人的诱降下，张景惠叛国投敌。于是，关东军出钱出枪，指使张景惠于9月27日在哈尔滨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但由于黑省政权的存在，张未敢公开投敌，但已成为关东军攫取北满的马前卒。1931年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后，关东军即授意汉奸赵仲仁、吉祥、李维周等成立了齐齐哈尔地方维持会，并由该会推荐在哈尔滨的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为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鉴于黑省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并且汉奸内部的斗争也很尖锐，不愿前往赴任。因此，怂恿关东军诱降马占山，以马占山维持黑省局面。关东军也觉得马占山在黑龙江省享有威望，是理想的人物。于是，便加紧对马占山进行诱降工作。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3）

　　　　1931年12月7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与张景惠密议之后，径赴海伦与马占山会晤，企图诱降马占山未果。其后，关东军又利用张景惠继续诱降马占山。12月中下旬，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张景惠与马占山进行了极秘密的会晤和多次接触，但马的态度不十分明朗。关东军迫不及待，逼迫张景惠自行“独立”。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黑龙江省独立宣言”，声称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此时，马占山看到抗日形势的恶化，锦州即将不保，已经产生了动摇的心理。1月6日，再次与张景惠会晤，表示愿意与张景惠合作。翌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举行就职仪式。仪式结束后，返回哈尔滨，与马占山商量，以黑省富绅吉祥为伪代理省长。而将省长一职留给马占山，这样，伪黑省傀儡政权登场了。它的实权也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村田等人的手中。　　　　
　　　　关东军除在省城相继建立了伪政权之外，还在一些地区和内蒙东部拼凑伪政权，搞“独立运动”。在辽宁西部拉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早在日俄战争时，就与日本有勾结。事变前拥兵于辽西，自霸一方，备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事变后，关东军为进攻黑省，与满铁勾结派人拉拢张海鹏。张利欲熏心，于1931年10月自任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政权。而后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扩充兵力，充当了关东军进攻黑省的马前卒。在辽宁东部，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是个实力派人物。事变后，关东军派大矢进计拉拢于芷山，于初脚踏两只船，取观望态度。不久见日军势力强大，于10月15日成立“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发表《独立宣言》，投入了关东军的怀抱。对于内蒙，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就利用蒙古族的个别败类，搞过“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利用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继续搞所谓“蒙古独立”。先是供给其枪支，帮助筹建反动武装“蒙古独立军”，并派和田劲充当其顾问。后来又改编为“蒙古自治军”。在这支武装遭到当地抗日武装沉重打击后，关东军又派去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接替和田劲，妄图挽回败局。其结果失败更惨，松井被击毙，“蒙古自治军”也垮了台。此外，关东军还指使呼伦贝尔盟副都统凌升在呼伦贝尔等地勾结土匪，发展武装，搞“独立”活动。同时，还利用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下设“临时蒙旗维持委员会”，以图控制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等地。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虽然操纵汉奸、卖国贼成立伪地方政府，控制了一些省、市的政权，但是由于各地抗日情绪高涨，各伪省政权的政令无法下达到所属各县。为了控制各县和指导筹建伪满傀儡政权，关东军决定成立“自治指导部”。1931年10月中旬，关东军与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民间法西斯分子共同制定了成立“自治指导部”的方案。为了粉饰“自治”的门面，11月3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面指派于冲汉充当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