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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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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溥仪对吉冈带有某种惧怕的色彩的话，那么对关东军司令官则表现出一种毕恭毕敬的媚态。按照关东军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平时每月都要按惯例“晋见”溥仪，实际是对溥仪进行训导。对此曾一身兼三职（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书记官， 伪“宫内府行走”，关东军嘱托）的林出贤次郎， 在其撰写的《严密会见录》中有过详细记载。其中在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一次“晋见”溥仪，谈到如何对待采访时，武藤大谈了一通日本如何“援助满洲国”的功绩，而后溥仪诺诺连声地说：“我也这样讲吧。”《皇帝の密约》第142～143页。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关系，正如许多人所描述的那样，是“儿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
另外，我们从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日满”关系的变化。伪满初期称日本为“友邦”或“盟邦”，到1942年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时，便改称为“亲邦”了。“亲邦”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种长幼有序的亲子关系。按照吉冈的话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友邦、盟邦、应称做‘亲邦’……日本犹如陛下（ 溥仪）的父亲，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 ”《伪满宫廷杂忆》第136页。在1936年9月关东军炮制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中， 第三项专门阐述了“天皇、军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说溥仪是基于“天意（即天皇之意）”而即位的，因此必须“以天皇之意为己心”。文中还形象地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像月亮借太阳发光那样。而关东军作为“天意”的体现者和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
关东军作为这种“监护人”，不仅对溥仪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进行严密的控制，而且在精神上将“八弦一宇”的肇国精神强加于溥仪。关东军诱迫溥仪说，“日满亲善”也应该精神一体，“满洲国在宗教上也应该与日本一致”，应该“把日本的祖先迎过来，立为国教”。于是，1940年5月，溥仪以庆祝日本纪元2600 年庆典的名义，第二次访问日本，专门将日本的天照大神请到了东北，建立起“建国神庙”加以供奉。这样，“满洲国”完全在“天照大神之神庥”和“天皇陛下之保佑”之下了。
所谓“日满”关系，说到底，对溥仪等汉奸卖国贼来说，是一种唯命是从的主仆关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被奴役被压迫的关系。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3）
二关东军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制
伪满政权建立后，如何治理“满洲国”，是关东军的一个重大课题。一方面关东军要凭借武力镇压抗日运动，维持伪满政权；一方面又要治理好“满洲国”，为侵略战争服务。治理好“满洲国”，关东军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解决所谓“在满机构”的统一问题，即完成以关东军为首的一元化统治体制，一个是如何贯彻“以华制华”的策略，打着“满人治满”的招牌，实际由关东军进行殖民统治。这两个问题相互交错，构成了关东军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制。
1关东军统一“四头政治”
伪满洲国建立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构有关东军、关东厅、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4个机构，分别受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管辖和监督，当时称之为“四头政治”。
这4个机构在侵略东北的过程中相互勾结，共同干了不少坏事；但因所属系统不同，也常常不能协调一致，甚至争权夺利，各自为政，日本政府难以统一控制。对于“四头政治”，日本统治层中早就有人指出其对侵略东北的不利影响，并主张加以统一。但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这种统一“四头政治”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凭借武力侵略的功绩，其势力与野心急剧膨胀。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试图利用关东军的威力，改变“四头政治”的分立局面，实现以关东军为中心，对我国东北殖民统治的一元化。关东军本身则更为积极。1931年12月，关东军制定了“满洲都督府官制案”《现代史资料》（7）；第287页。，提出在东北实行都督制，由“满洲都督担负全满洲的国防和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主张把关东厅改为民政厅，把满铁改为铁道厅，作为其属下的“国家机关”。这是关东军统治东北的基本设想。1932年5月关东军炮制了《对满蒙方策》（第四次案）；6月炮制了《满洲国指导要领》（草案），提出了统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机构的方案，主张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将关东厅、领事馆、满铁等方面统一起来。《现代史资料》（11）；第636～637页。日本政府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1932年7月26日，日本内阁做出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洲国大使和关东长官。并于8月8日，发出兼任命令，迈出了统一“四头政治”的第一步。
但是，这仅是驻“满”机关首脑的一体化，其下属的事务系统，依然是军事、外交、行政不相统一。而且其上的指挥系统陆军、外务、拓务3省，也难以步调一致，问题仍未解决。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驻“满”机构改为“二位一体制”，废除关东长官，在关东州设敕任知事。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驻“满”全权大使在外交上接受外务大臣的命令和监督，拥有对关东州知事、满铁等行政监督权，设置关东局作为办事机构。此外，在日本内阁设置对满事务局统一调整各省对满行政事务；由陆军大臣兼任事务局总裁，并附设参与会议，由各省有关局长参加。至此，“四头政治”结束。“四头政治”的统一，加强了日本军部在日本统治中国东北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关东军主宰伪满傀儡政权的实权。
2所谓“内部指导”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侵略者对其操纵的方法是：使其在外表上保持“独立国家”的姿态；而在内部，则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的统辖下，通过参加伪政权的日系官吏，对其严加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指导”。“内部指导”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所谓“总务厅中心主义”，即伪满政权的实际操作，不是实行“总理或部长（后为大臣）责任制”，而是由其属下的总务厅掌握实权。二是“日系官吏要职制”。与“总务厅中心主义”相配合，伪满政权中的重要职务（如总务厅长官等）均由日系官吏担任。由此构成表面上是由以溥仪为元首的“满洲国”，实际上是关东军为最高统治者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系。这在近代政治史上可谓一大“奇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和政府就一直研究利用日本人参加伪政权，实行“内部指导”的方法。早在“溥仪·本庄书简”中，就取得了伪中央及地方各官署可任用日本人，并由关东军司令官直接任免的权力。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中又规定：“为了贯彻执行帝国有关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应设法建立或改革新国家维持治安机关，特别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204～205页。同一天日本内阁通过的《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中也提出：“为了在外交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现代史资料》（7）；第495页。同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炮制了《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更提出了一整套如何控制伪满政权的办法，其中有：“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在承认满洲国前，以关东军为中心，在我驻满政治机关的合作下，担任满洲国的指导与谈判；在承认满洲国之后，则改组或废除旧有我国行政官署，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负责指导满洲国政府；此外，关于外交手续，则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此外，关于日本对伪满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驻满全权大使），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伪满洲国政府的重要事务，不许脱离日本的监督。“其国务院会议之决定事项，于提交参议府会议前，必须使总务长官向关东军参谋长通报”。“日本人参议应经常领会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参加参议府会议，加以指导”等。《现代史资料》（11）；第640～641页。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又通过了一个《满洲国指导方针要钢》，即所谓“八·八决议”。该决议则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对伪满的指导方针、指导重点、指导方法等问题。其指导方针是，“基于《日满议定书》的精神，把满洲国作为与大日本帝国有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在此方针下，规定对伪满国的指导，“要顺应满洲国社会的特性，尊重其独立的体面和旧有习惯”；同时，“要保持帝国的指导威力不断地潜在跃动”。其指导的重点是，“关于满洲国的国家根本组织、国防、治安及外交方面的事项，以及关于日满经济运营方面的特别重要的基础事项，以及关于确立国家基础的重大内政事项”等等。其指导的方法是，“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来实质地进行”；同时要求“为了使日系官吏成为活动的中心，便于其统制，要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制度”。《现代史资料》（7）；第589页。总之，“八·八”决议确定了关东军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傀儡政权进行“内部指导”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在日本既要把东北变为与日本有不可分的关系的殖民地，又要它在外表上保持“独立”的假象的情况下，所实行的新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这种制度的实行，充分表现了日本侵略者虚伪、阴险、狡猾的特性。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4）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内部指导”，主要是以“总务厅中心主义”来实现的。伪满洲国的《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为伪国务院的幕僚机关，凡伪国务总理主管的内部机密、人事、财会、需用等事项，由总务厅处理。但实际上，由清一色日本官吏组成的总务厅，是伪国务院的真正主宰机关。总务长官的职权远远超过伪国务总理之上，伪国务总理要秉承总务长官的意旨行事。凡伪国的重大行政事务，一律须经总务长官裁决，方可施行。总务长官不但统辖伪国务院各部、局，还统辖各伪省公署的重大行政事务。伪国务院各部都设置总务司，由日本人担任司长；各局相应设总务处，由日本人担任处长；各伪省公署都设置总务厅，由日本人担任厅长。伪国务院总务长官对各伪部、局、省公署的统辖，就是通过这些日系司、处、厅长实现的。这种以总务厅为伪国务院中心的伪行政组织的特点，被称作“总务厅中心主义”。
日本侵略者自伪满政权成立之日起，就“在军部掌握下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把伪国的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满人官吏变成傀儡。对此，当时代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曾说：“虽然任命满洲人担任国务总理大臣和省长，但那不过是个傀儡，而实权是握在由日本人充任的总务长官和次长手里。”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中文本，第83页。按照伪满国务院《官制》，凡属政策法令、条约、财政预算等重要国务，都必须经过伪国务院会议审议，即所谓“内阁会议”。然而实际上这个会议是徒有其名的。因为凡是提交到这个会议审议的议案，事先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才能提交出来。为此，关东军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火曜会议”，出席会议者主要是总务厅长官、各部次长、总务司长等日系官吏，关东军也派人列席。这个会议成为讨论决定伪满重要“国务”的常设会议，也是伪满最高决策会议。而“内阁会议”只是对“火曜会议”决定的事情举手通过罢了。难怪伪执政溥仪后来曾说：“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长官驹井德三。”《我的前半生》第319页。
总务厅所以有这么大的权限，是因为其背后站着关东军。在关东军内设有负责统治伪满洲国的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关东军司令官通过第三课，“利用总务厅作为窗口，对满洲国进行指导和统治”，第三课是统治伪满洲国的真正政治中枢。正如森岛守人所说：“主管指导满洲国事务的关东军第三课，事实上，就是满洲国政府这种说法，并不言过其实。”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实际上是凭借武力实现的。
这样，就形成了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体系。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代表日本政府与军部，通过关东军第三课，以伪国务院总务厅为窗口，对伪国务院和所属各部、局及各伪省公署，进而对各市、县，进行操纵和统治。在这一体系中，日系官吏是真正的掌握实权的统治者，而“满人官吏”则是用以遮人耳目的傀儡。这一体系的维持，完全仰仗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
关东军对伪满实行“内部指导”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日系官吏要职化”实现的。从伪满政权的人员组成看，大致可以分为“满系”和“日系”两个部分。无论何者，其人事决定权完全由关东军掌握。具体业务由关东军第3课（后为第4课）决定，再通过伪总务厅进行实施。按关东军的规定，荐任以上伪官吏的任命，都必须经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批准。如果从日本国内任用课长以上官吏，必须由关东军与日本陆军省协商决定参见《现代史资料》（11），《满洲国采用日本人重要职员要领》，第836～837页。；这个权力是不容改变的。
关东军通过这种权力，打着“五族协和”的旗号，将大量日本人充任为伪满高级官吏，并占据了重要岗位。日本政府最初的设想是，以较少的日本人官吏把伪满洲国控制起来。在伪满初期的约700～800名高级官吏中，计划日本人官吏占70～80人，为10％。这就是所谓的“比例制”。与此相适应，日本人官吏必须充任重要职位，如总分厅长官以及伪中央政府各部门副职等重要岗位均由日本人官吏垄断。“日系”官吏占据的职位是不能更改为“满系”官吏的。这就是所谓的“定位制”。在伪满初期，日本政府规定的在伪满中央政府机关必须任用日本人的高等职位就有71个。其中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和各总务司长是最重要的日本人人事。伪满初期，到伪政权中任职的日籍官吏一般都是由关东军选派的。而被选派的人大都是积极支持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投机分子，包括退役军人、关东厅职员、法西斯团体“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成员、满铁的职员等，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满铁职员。据统计，到1933年3月，关东军已从满铁抽调244人充任伪政权中的日系官吏，有11人担任伪国要职。由于这些人素质较低，不适于在伪中央政权从事政治与经济管理工作，不久，日本政府便和关东军协商调换了这部分日籍官吏。1932年6月，日本政府从大藏省抽调星野直树等7人进入东北，分别充任伪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主计处长、文书以及关税、会计司长等职。此后日本政府又陆续选派一些行政和技术人员到伪政权中任职，从而加强了日系官吏的力量。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5）
3伪满行政机构的演变
由关东军炮制的伪满傀儡政权，在其存在的14年中，所谓“国体”以及行政机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若干阶段。
（1）在“国体”方面，伪满成立初期，实行所谓“民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元首称为“执政”。根据《组织法》（伪满政权没有宪法，最高法律是《组织法》），执政之下设伪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法院和作为执政咨询机关的参议府。这种体制在形式上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三权分立，并保持了中国所独有的监察权，实行所谓“四权分立”。然而实际上这些机构都是虚伪的点缀，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
1934年3月，伪满政体由共和制改为君主立宪制。根据新的伪《组织法》，“满洲帝国由皇帝统治之”，“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皇帝不负刑事责任，在国务上实行无回答制，还拥有统帅权等等。这些与原《组织法》相比，明显增加了封建专制色彩。按新《组织法》，伪国务总理改称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改称为各部大臣，伪国务总理大臣是皇帝辅弼者，统辖各部大臣，并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停止或取消各部大臣的命令。原有四院一府继续保留，又增设了宫内府、尚书府、侍从武官处，军事咨议院等机关。
（2）随着伪满国体的改变，伪中央行政机关也不断调整。作为伪满政权最高行政机关——伪国务院，在伪满成立时，下设有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实业部、交通部、司法部等7个部。1933年初又增设伪文教部。1934年实行帝制时，仍沿袭8个部。1935年初将原直属于伪国务院的伪兴安总署改为专门处理蒙族事务的伪蒙政部。
以实行帝制为契机，关东军着手在行政人事上进行了大手术。伪满成立时，为了拉拢汉奸，关东军平衡各地区势力，使其各得其位。但这种格局并不利于关东军推行的中央集权制。于是，1935年5月，关东军对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重要职位又进行大换血。伪国务总理大臣由死心塌地的汉奸张景惠接任，原辽吉两派汉奸巨头臧式毅、熙洽被调离重要岗位，臧转任参议府议长，熙担任了毫无实权的伪宫内府大臣。其他各部都相应做了很大变动。这次人事大调整使伪满政权更加傀儡化了。
1937年，为进一步加强法西斯殖民统治，日伪当局进行了所谓“行政大改革”，5月8日伪满政府公布了《行政改革大纲》，6月5日，又发表了修改后的《组织法》，同时公布了新的《国务院官制》、《国务院各部官制》和《省官制》、《兴安省官制》、《新京特别市官制》等，从7月1日开始实施。
这次行政机构改组的宗旨，表面上是为实现伪满机构的“简素化”、“一元化”、和“效率化”，特别要防止政治上的“分立化”；实际上是要进一步强化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伪满各级政权机构的全面控制，使之日本化。为此，日本殖民统治者把目标放在加强伪国务院对各部局的横的控制和对内外的纵的控制上，即加强伪总务厅对伪满政权进行横的和纵的统辖权力，使总务长官更有效地总揽伪满的一切行政大权。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为了加强对抗日力量的镇压和对人民的统治，对一些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合并与加强，并协调军警与行政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经济掠夺计划的推行，强化了经济机构对一些重要工业及农产品的统制职能。此外，还强化了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这次机构改组的具体内容是：将伪国务院的原9个部减为6个部，即治安、民生、司法等行政3部和产业、经济、交通等经济3部，将原来的实业部改为产业部，财政部改为经济部，军政部改为治安部，取消民政部、文教部、外交部与蒙政部，新设民生部，同时在伪国务院内设置内务、外务、兴安等3个直属局和审计局。
此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伪满的行政机构，还有一些小的变动，主要有：1939年1月设立直属于伪皇帝的军事咨议院；1940年6月将产业部改为兴农部，7月设立直属于伪皇帝的祭祀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行政机构随着时局的变化，又做过一些变动。主要有：1942年外务局再次升格为外交部；1943年4月将治安部改为军事部，警察业务移归总务厅所属的新设的警务总局，同时，恢复文教部；9月设立了司法矫正局；1944年8月在总务厅设立防空部；1945年3月，民生部改为厚生部，国民勤劳奉公局变为国民勤劳部等。
（3）与伪满政体变更、中央机关改革相适应，地方伪政权机构也发生了变化，伪满刚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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