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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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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执行三年计划的过程中，每一年都订有年度计划，称为《××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年度期限为当年4月至第二年3月。还分期，例如1936、1937年度，都分三期，第一期为4月1日至7月末，第二期为8月1日至11月末，第三期为12月1日至第二年3月末。这就是短安排。
此外，有的地区，还根据不同的情况，订有一定时期的计划。例如1937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制订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纲要》和与此相适应关东宪兵队制订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的《东北防卫地区警务机关治安肃正计划纲要》。
（2）点面结合。三年计划期间，以重点讨伐为主。重点讨伐地区是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四省及奉天、安东两省之一部（即东边道和三角地区）。同时兼顾面上的讨伐。重点地区之中还有重点，南部重点地区之中的东边道北部，北部重点地区之中的三江地区是重点的重点。重点讨伐也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有先有后。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先对东边道北部进行所谓“独立大讨伐”；1937年7月至1939年3月对三江地区进行所谓“特别大讨伐”。
在面上，关东军将东北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东北、东南、西北、西南，9个防卫地区，每个地区驻有日军师团或独立守备队，由师团长或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任防卫司令官，统一指挥驻该防卫地区内的日伪军警。每个县分散配置一定数量的日军，负责并组织驻当地的日伪军警维持治安，随时进行讨伐。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3期（3）
（3）治标、治本、宣抚、思想工作并行。
伪满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规定：“以剿灭既存匪贼的治标工作为首位，并行以普及贯彻建国精神的宣传宣抚和警防镇压共产主义、反满抗日及其他不良思想的政治工作，以及通过适当施政，来分离匪民，控制和稳定民心的治本工作。”《满洲国警察史》第300页。
所谓治标工作，就是由日伪军警对以抗联为主的抗日武装进行武力讨伐，由日本关东军和伪军政部（1937年7月1日改为治安部）组织进行。
所谓治本工作，是与治标工作相配合的各项工作。其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妄图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粮食、物资、武器、弹药和军事情报的来源，使之陷于困境，如建立集团部落，划定无人区，收缴民间枪支等；二是最大限度地为日伪军警防止抗日武装的袭击和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加强警备公路建设和通信网络等。治本工作，主要有以下各项。
第一；建立“集团部落”。治本工作的核心是建立“集团部落”，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即所谓“匪民分离”。其具体做法是，强迫散居山林峡谷的群众，集中到日伪军警监视范围内的开阔地区，建立“集团部落”。
每个部落中心都设有警察派出所，配备有10人以上的武装警察，对群众进行监控。有的重要部落还驻有日本守备队。
部落中的18～40岁的男子，都被强迫编为自卫团，受军事训练，拿着棒子站岗放哨。实行严格的保甲连坐制度，一家出事，十家连坐。12岁以上，不分男女都发给居民证、通行证、购买携带物品许可证，出入大门必须持有这些证件。
集团部落，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第二；划定无人区。与建立集团部落同步进行的是划定无人区。无人区规定为“匪区”。无人区划定之后，无人区内的居民必须在限定的期限之内搬到指定地点，建立集团部落。逾期不搬或未搬完者，房屋、物件一律烧毁。以后凡进入无人区者，必须持有规定的证件，否则一律以“匪”论处。
第三；建设警备公路。警备公路与一般公路不同，它是专门为所谓“治安肃正工作”来修建的。警备公路大体分为三种：①联系县城及日伪军警驻地的公路，主要是为了便于日伪警备机关的联系；②由省、县或日伪军警驻地通向抗日武装根据地或抗日武装活动频繁地区的公路，主要是为了便于“讨伐”；③联系警防所（设于由集团部落接近抗日武装根据地及其通路的无人区，由50～200名伪警组成）及防卫（集团）部落的公路，主要为了便于警防所及防卫部落之间与警备本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支援。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制订之后，鉴于抗日武装基本上活动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为了便于“讨伐”，急需整备警备公路。因此，与“治安肃正三年计划”相适应，制订了“警备公路三年计划”，工程预算总额为18724万元，1936年新建公路35665公里，1937年新建56825公里，1938年新建25223公里，三年合计新建警备公路117713公里。
第四；建设警备通信网。日伪军警的通信设备有三种：有线通信、无线通信和信鸽。
有线通信（警备电话）；线路分为干线和支线。干线为中央机关与省、省与县和县与县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支线为县与警察署与分驻所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
三年计划期间，先后由民政部警务司拨款总额为1663397元，新建线路10121公里。
无线通信；1935年以前，伪满共有无线电台68台，报务员75名。1936～1939年新增电台114台，报务员184名。电台多数为固定电台，也在讨伐部队中配备有少数随身携带的移动电台。固定电台，除配备在伪中央机关、省政府、县政府外，有些国境警察队、海边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一些“治安肃正”办事处、警察署，也逐步配备了无线电台。
信鸽；1935年开始使用，当年从日本购进信鸽300只。1936年增加1440只，1937年增加960只，1938年增加1200只。主要配备国境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警防所。
第五；收缴民间枪支。这一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枪支、弹药流入抗日武装手中，同时还可以用来武装日伪的群众性武装团体。例如1937年拨给三江省1万支洋炮。用来装备集团部落的自卫团。后来又拨给日本开拓团步枪2万支。短枪发给伪警察和部分伪军，总数不下3万支。
收缴民间枪支，从1933年即已开始，到1935年末已收缴98万支。1936～1938年又收缴了79万支。到1940年共收缴205万支，包括各种枪支。以1938年为例，在收缴的22万多枪支中，步枪16386支，短枪6583支，自动短枪53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5挺，猎枪96支，洋炮198089支。
第六；铁路、公路两侧禁止种植高棵作物。日伪为了防止抗日武装利用铁路两侧高粮、包米等高棵作物，袭击火车，1933年开始禁止在铁路两侧各500米之内种植高棵作物。后来又鉴于抗日武装经常在公路上袭击日伪汽车，1935年又规定在“国道”和警备公路两侧各200米内禁止种植高棵作物。由于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得已于1937年将公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200米减到100～50米；1938年将铁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500米减到400～200米。
治本工作的其他有关措施如保甲制度，自卫团等，在集团部落中都有所涉及，不再详述。
所谓宣抚工作，就是由宣抚小委员会；通过广播、电影、讲演等手段，进行“建国精神”、“王道乐土”、“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以及“通匪”、“纵匪”、“窝匪”、“济匪”、“反满抗日者要受到严厉制裁”等反动宣传和恐吓活动，并通过医疗、救助等手段，施以小惠，恩威并用，妄图笼络民心，控制群众，从思想上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治本工作”。但日伪一般不把它包括在“治本工作”之内、而是单列一项。
所谓思想工作，主要是镇压共产党和一切反满抗日的“不法思想团体”及个人。这项工作在关东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宪兵和警察进行侦察、逮捕、刑讯、审判和处置。
三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3期（4）
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没有日军参加，完全由伪军“独立”地对东边道进行讨伐。
过去日伪对抗日武装的大规模讨伐，都是以日军为主，伪军辅之。但关东军一直想让伪军能够早日担负起讨伐抗日武装，维持“治安”的担子来，以便使分散配置的日军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准备对苏作战。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一次尝试，一次检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1936年11月24日在通化军政部讨伐指导部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东北大讨伐》第315页。
所谓“独立”大讨伐，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从上到下都是由日本顾问、指导官，教官控制和指挥的，伪军仍然是傀儡。关东军的这一招儿，不过是为了“减轻负担”，减少流血“牺牲”，让伪军去当炮灰。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是关东军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决定的。1936年7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命令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贵官在第二期中，指挥尽量多的满军，主要在东边道北部（辑安、通化、柳河、辉南、金川、江、临江、抚松、长白各县和磐石县东部、桦甸、安图两县南部），以满军独立彻底进行治安肃正。”这里的“第二期”是指1936年度治安肃正计划的第二期（8～11月）。关东军1936年度第二期《治安肃正要领》规定：“军政部最高顾问……尽量将满洲国军向北部东边道方面集中……使之独立担任桦甸、安图两县南部和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据此，伪军政部于1936年8月26日发布《满作命第1号》命令，对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做出了部署。10月1日，在通化设立了讨伐指导部，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第1军管区主任顾问河崎大佐全面负责组织指挥（相当于参谋长）。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也在通化设有讨伐司令部，在讨伐指导部的“指导”下具体指挥。下辖5个地区司令部，参加讨伐的伪军共计12个旅（包括教导队和靖安军）、2个团，约25万人。此外，在桦甸、安图地区还有伪第2军管区的配合。
敌人把讨伐部队分为：堵击部队、扫荡部队和游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堵击部队：凡抗日军行动要路、出口一律封锁；扫荡部队：遇有情报时，或出“奇袭”，或在抗日军意料以外进行搜索；游击部队：经常在山里穿梭般行动，以使抗日军的活动受到阻碍。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1936年10月1日正式开始，而组织准备工作从8月就开始了。讨伐的主要对象是抗联第1路军和王凤阁的自卫军。还有吴义成的救国军。
当时，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第1军军长杨靖宇组织第1军第1师第3师西征、不在东边道；第2军第5师留在绥宁地区；在东边道的有第2军军部、第4师、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第1路政委魏拯民和第1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率领下，活动在江、安图、抚松、临江、长白一带。
王凤阁部活动在通化、辑安、临江西部一带。吴义成部活动在桦甸、安图、抚松一带。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分3期进行。
第1期，10～11月，全面铺开讨伐，重点是抗联第5、第6团和王凤阁部。7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8号”，各地区部队都编组了“游击队”。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游击”，王凤阁在辑安县的根据地遭到破坏。但没有发现抗联部队。
10月21日，敌讨伐指导部又下达“满作命第11号”：从10月25日开始，各游击队同时向临江西北地区王凤阁部发起总攻，至11月20日结束。结果还是没有捕捉到王凤阁。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200余人，于10月10日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第2军官区第7旅第10团发生战斗，击毙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以下数十名。
东清沟战斗后，敌纠集5000余名兵力，对抗联部队紧追不舍。王德春率部转战于抚松、临江、江各地，出没在林海雪原，与敌人兜圈子，终于把敌拖得疲惫不堪，被我军甩掉。
10月末，王德泰率抗联第2军军部和第4师主力，进入临江抚松地区活动。11月初，拔掉了大阳岔据点。而后，王德泰又率部来到抚松县小汤河。敌探知后，立即纠集伪军600余人，利用夜间袭击小汤河村。王德泰沉着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歼敌60余人，但我军也牺牲了军长王德泰以下13人。
讨伐的第一期，据日伪的记载，共进行战斗350余次，使抗联、王凤阁部队一些小股抗日武装，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其主要目的并未达到。佐佐木到一不得不哀叹道：“遗憾的是本期讨伐的主要目标东边道匪首王凤阁未能捕获。”《东北大讨伐》第266页。
11月15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25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第二期讨伐。讨伐的重点地区是临抚地区的抚松、临江、长白三县。12月上、中旬重点讨伐临江、长白一带的抗联。抗联有时避其锋芒，有时主动出击。在此期间的主要战斗有：五道河战斗、十三道沟战斗、七道沟战斗、黑瞎子沟战斗等。
12月下旬，敌讨伐重点转向吴义成部。敌人判断，吴义成“在瞎子河南方地区”，遂分几路向吴部基地进攻。吴义成部受到很大损失。
1937年1月敌开始第三期讨伐，到3月末基本结束，重点是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在临抚以西地区围剿王凤阁部。
1936年12月31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48号”，部署伪军进行讨伐。抗联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决定只留一部分主力在长白和临江县坚持斗争，以吸引敌人；其余部队转移到抚松县境，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相机打击敌人。从1月至3月，2军各部进行了小夹皮沟伏击战，明水沟伏击战等战斗，到3月下旬，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讨伐，抗联2师、4师、6师主力在抚松县东满大牛沟密营会师，总结了1936年秋季以来反讨伐斗争的经验。
敌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部队的同时，在临抚以西地区疯狂搜剿王凤阁部，1937年1月，敌下达“满作命第50号”，要求“全力搜捕匪首王凤阁，同时彻底歼灭小匪团”。敌此次讨伐采取拉大网的办法。集中10几个旅团四面围剿王凤阁。敌人如此兴师动众，搜寻两个月，始终未能找到王凤阁。到3月上、中旬，敌终于“得到了王凤阁部队约100余人在八道沟东北山地密林中活动的情况”；于是出动2000余人将老虎顶子团团围住，激战三昼夜，王凤阁部损失严重，迫不得已于3月26日夜突围，进入通化县第三区六道沟东方约6公里的王凤阁沟。敌又跟踪追来。由于连日苦战，已经人困马乏，弹尽粮绝，王凤阁及其妻儿和5名战士在突围中终于被俘。4月1日在通化被杀害。
历时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至此基本结束。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3期（5）
四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基本结束以后，日伪将讨伐重点移向三江地区。
伪三江省，辖14个县。当时，抗联的11个军，除1军、2军在南满，10军在五常、舒兰、苇河一带外，其他8个军，基本上都集中在三江地区。
1937年3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达“关作命第96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其“方针”是“除三江省外，满洲国全部地区，准备在日本军人后援下，初步以满洲国各机关的力量，独立担任肃正工作。”“对三江省，在适当的时期进行特别工作。”这是因为，在三江地区，抗联部队集中，不仅数量多，军政素质也较好，战斗力较强。所以，关东军在《纲要》的“方针”中，不得不把伪三江省除外。对三江地区，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赤膊上阵。而且不仅指挥军事，连伪行政权也一并统揽，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性质，即所谓“具有浓厚的军政色彩”。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都是特别之处，所以叫“特别大讨伐”。
1937年6月11日，植田谦吉又下达“关作命第99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纲要》，部署伪三江省特别大讨伐。根据这一命令，关东军特派当时在东北的5个主力师团之一第4师团前往三江地区，第4师团长松井任东北防卫地区司令官，全面负责三江地区的特别大讨伐。与此相适应，又调整了伪军管区司令官，派遣日本顾问进行指挥。
特别大讨伐，仍采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办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1937年7～10月，为第一阶段，以治本工作为主。治标工作主要是分散配置部队，收集情报，就地进行讨伐。
治本工作以建设集团部落为主，妄图隔绝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以断绝粮道，切断情报来源，使抗日武装陷于困境。日伪特别修订了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将康德4年（1937年）度预定数目78个增加150个，共228个。集团部落的建设，给抗日武装在粮食、衣物和药品的补给、情报的获取以及作战行动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937年11月，敌人的军事布置已基本完成，对集结在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形成包围之势。于是开始进入治标为主的第二阶段。所谓治标，就是武力讨伐。日伪军武力讨伐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破坏密营，妄图消灭抗联的根据地；二是捕捉抗联部队，妄图消灭抗联的有生力量。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敌多次向抗联密营发动进攻。例如：1937年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第8军4师、6师和第11军的密营遭到破坏。其中5军某连在抗击日伪讨伐中谱写了壮烈篇章。1938年3月，敌300余名向5军密营进攻。我军3师8团1连在小孤山顽强战斗，激战竟日，敌始终未能突破。是役击毙日军27名，伪军20多名。我1连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12人壮烈牺牲。为了纪念12名烈士，第2路军总指挥在追悼大会上宣布，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面对敌人凶猛的攻势，为了打破敌人“聚而歼之”的阴谋计划，跳出包围圈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打通与其他抗联部队的联系，1938年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向西南远征。敌得知我军动向，四处围追堵截，我军损失严重，但仍英勇抗敌。其中，1938年10月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至年底，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先后牺牲，部队全部溃散。第5军也损失惨重，第二路军西征失败。
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组织抗联第3、6、9、11军，向西北进行第二次远征。以3军、6军为主体的西北远征部队一路上摆脱敌人的尾追，冲破敌人的堵截，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终于跳出了日伪军在三江地区的包围圈，保存了抗联的一部分主力，粉碎了“聚而歼之”的企图。于年底分别抵达海伦县境，在黑嫩平原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9年1月，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将两次远征到西北的抗联部队，编为4个支队，决定依托小兴安岭山区，在黑嫩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初，日伪军开始向饶河地区大举进攻。抗联第7军为了避敌锋芒，决定除留军部与敌周旋外，1师、2师转至同江、富锦地区，3师转至宝清与5军3师共同开展游击战争。
抗联各部队在反讨伐战争中，在防御作战的同时，也相机出动进攻，积极打击敌人。例如：1937年8月，在5军副军长柴世荣的指挥下，抗联各部向刚刚驻在三道通的日军发动进攻，击毙击伤敌人40余名。8月20日，抗联5军、8军和独立师各一部，在周保中的指挥下，在桦川县孟家岗截击日军黑石部队，击毙敌300余人。1938年9月28日，抗联第7军参谋长兼代军长崔石泉率部，在挠力河下游的西风嘴子，伏击了归敌日野支队支队长日野武雄少将的汽艇，击毙敌日野以下39名。
敌人对抗联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政治瓦解工作，由日伪宪警组成的田中工作队和日军各部队中的特设游击队，通过侦察、诱降等手段，围剿抗联。第8军军长谢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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