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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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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无辜。③防谍工作是伪满宪兵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对伪军内部来说，家属探访，雇用员工等，都要经过宪兵的审查；对那些受过惩处的官兵，都由宪兵严密监视，防止进行反日活动。从外部关系看，涉及军事设施的工程，伪军对外联系的有关团体等，都受到宪兵的监控。总之，伪满宪兵以伪军为主要监控对象，从内部到外部，从军官到士兵，以及与伪军和军事设施相关的各领域各层次，都受到宪兵的监视、侦察。
日本关东宪兵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工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关东军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和镇压抗日的凶神，通过密布情报网的特务方式，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屠杀中国人民，镇压抗日力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1）
一疯狂镇压反满抗日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则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反满抗日运动。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中，以宪兵队为首的日伪当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逮捕与镇压。
1“六·一三”事件
1936年6月，日本关东宪兵队下达命令，对北满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
1936年初，中共在东北建立了东满、南满、北满、吉东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领导东北抗联和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沉重打击。因此，日伪当局始终把中共作为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年春，齐齐哈尔宪兵队侦知当地新闻、教育界有反满抗日活动。经调查判明，在满洲里、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北满地区，有大量的共产党人秘密活动，于是关东宪兵队决定在北满实行大逮捕。为此，由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对策”主任兼警务部第3课长的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了侦察计划和命令方案，并向各个宪兵队进行了传达。
6月初，关东宪兵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了侦察结果，得到实行大逮捕的批准。原定于6月底某日实施，由于6月6日海拉尔军队抓捕的北满特委任福路等人于押送途中逃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前于6月10日下达了逮捕命令。并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进行了周密部署。《档案资料选编》（8），第42页。
从6月13日开始，日伪警宪特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一齐出动实行大逮捕。仅第一批抓捕人数就达149人，其中哈尔滨52人，齐齐哈尔38人，海拉尔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继续在各地抓捕，总人数达213人，其中教育工作者87名《黑龙江文史资料》（28），第14页。；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如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大北新报》画刊社编辑金剑啸，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宪章（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常委），教育厅体育股长姜赓年，龙江省立日语专修学校教师麻秉钧，省立第一师范教师王柱华等人。
日伪当局对抓捕的爱国抗日人士进行残酷刑讯，据时任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的土屋芳雄交代：曾采用灌凉水、上大挂、棒打等酷刑残害被捕者，有的被当场迫害致死。在日本宪兵队审讯王宪章时，他高声怒斥敌人：“士可杀不可辱，头可断不可侮”，并挥拳与敌搏斗，当即被宪兵枪杀。《黑龙江文史资料》（2）；第14页。日本宪兵队对被捕者进行刑讯折磨后，分别做出了死刑和不同刑期的判决。1936年8月，日伪将在齐齐哈尔被捕者王甄海、金剑啸、麻秉钧、王柱华、阎达生等5人判处死刑，26人被判徒刑；8月15日，王甄海等5人于齐齐哈尔北郊英勇就义。10月，日伪对丁立足等52名在哈尔滨被捕者，判处死刑15名，无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25名，其他缓刑。《档案资料选编》（8），第31～50页。
这一事件是日伪镇压共产党及反满抗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2“四·一五”事件
1937年4月15日，日伪宪警特对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以及南满奉天、抚顺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并残害了一大批无辜群众。
1937年3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从叛徒的供词中，获得了中共哈尔滨特委的组织机构及有关人员的活动情况，于是召开警宪特务镇压机构会议，制定了大逮捕计划，确定在日本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行动。从4月15日晨开始，日伪当局在苇河县等哈东特委活动地区，逮捕中共抗日人员及无辜群众207名，其中中共苇河县委书记杨树森、地下党员伪苇河县警务科警长张霭如等均被逮捕，使哈东特委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同时，在哈尔滨逮捕哈特委书记韩守魁等110人，在安达、双城、阿城等地也抓捕了数十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117页。接着又将逮捕扩大到奉天、大连等地，至11月，共有中共党员、团员及爱国群众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8人被杀害。《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228页。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以及海伦、呼兰、抚顺等县委、特支等遭到严重破坏。
在“四·一五”逮捕中，日伪还制造了“法政大学事件”和“口琴社事件”。据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的回忆，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与交通员艾风林根据市委决定，假扮夫妻建立临时家庭，以掩护地下活动。其行动被伪哈尔滨警务厅特务科密侦郎树勋探知。在“四·一五”大逮捕时，冯策安被捕后在敌严刑下出卖了原法政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于维范和刘芳声。敌在逮捕2人时，从其家中搜出法政大学同学名录和结义金兰谱，认为是中共地下组织名单，于是敌人按名单抓捕了赵魁（中共党员）关文明等12人。
口琴社是成立于1935年的进步群众文艺团体，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参加其活动。该团体曾演奏进步抗日乐曲，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在“四·一五”日伪抓捕冯策安时，将同院的口琴社职员唐嘉伟捕去，唐在敌严刑拷打下，供出口琴社活动及其成员。于是日伪从4月18日抓捕了侯小古、王湘等原口琴社成员10余人，并将这一事件当成共产党案件上报伪中央警务司。
日伪对“四·一五”事件的被捕者施尽吊刑、电刑、上大挂等种种惨不忍睹的酷刑，使被捕者轻者失去健康，留下终身伤痕和残疾。如对艾风林刑讯时，日本宪兵泉屋扯开她的外衣，赤裸出她的胸部，用木棍拨打她的乳房，狂笑不止。对法政大学学生赵魁审讯时，残忍地往生殖器上狠踢，当场被活活踢死。仅法政大学被捕的12人中就有7人因刑讯致死。《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178页。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2）
3“三·一五”事件
“七·七”事变后，抗联和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在三江地区十分活跃，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于是日伪将“思想对策”的重点由滨江地区转向以佳木斯、汤原、依兰为中心的三江地区。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下的反日组织及抗日救国会，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大逮捕。
1937年7月，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组成的“特务工作班”和伪满警特别搜查班，在汤原县侦察、逮捕了中共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了解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及其领导的反日救国会组织的情况。接着在汤原日本宪兵分队队长藤原广之进的指挥下，日伪宪警逮捕了汤原、勃利等县的中共干部，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佳木斯日本宪兵队。于是日伪决定对三江地区的中共及抗日组织进行大逮捕。
1938年3月，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召开了日伪宪警各有关人员的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实施大逮捕的计划。据佳木斯宪兵队《关于“三·一五”大逮捕的报告》中说；“对于本管区内的（中共）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的领导机关、党员及其外围团体，预定以3月15日为期，进行全面逮捕”。《黑龙江党史资料》（9），第155页。
3月15日凌晨，以佳木斯宪兵队所属各宪兵分队为主，并纠集军警特等千余人，采用各种手段实施大逮捕。或对重点地区和目标包围搜查，或利用叛徒辨认逮捕，或伺机密捕。仅三天时间就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15人。至7月上旬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组织部长赵明九等13人，以及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海云（董仙桥）等党员和抗日群众60余人。日伪在这次行动中，共逮捕了党员、干部、群众387人，其中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30多人，抗联人员5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346页。
这次大逮捕，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的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佳木斯五县一市的中共地下组织和爱国群众组织均遭破坏。汤原县委因县委书记高雨春、组织部长周兴武、宣传部长尹洪明的被捕，致使其他干部全部被捕、下属各区委及抗日救国会分会均遭破坏。依兰县委书记刘洪泰、桦川县委书记赵明九、富锦县委书记刘善一等被捕，其所属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日伪统治者对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被害人葛延宗控诉：“殴打是最普遍的，另外还有灌凉水、老虎（凳）、跪砖头、举大棍、过电等等。”日伪对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实行“疲倦轰炸”，昼夜不停审讯3天，不给水喝、不让睡觉，并施以酷刑，使其几次昏厥，又用冷水喷醒，继续审讯。对于年仅18岁的桦川中学生李树昌，敌人采取诱供不灵之后，便采用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脊背上《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卷》第183页。；但是敌人灭绝人性的兽行并没使共产党人屈服。
在进行酷刑审讯之后，对抓捕的300多人中的112名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所谓审判，将高雨春等18人判处死刑，其中2人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其余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三·一五”大逮捕，堪称是日本关东宪兵队有史以来对中共实行镇压的规模最大和最凶残的一次，据宪兵队的一份报告，“中共东北党（匪）于游击区之抗日共产运动，以昭和13年（1938）‘三·一五大逮捕’时处于顶点。由于实施思想对策，其下属地方组织大都被逮捕消灭”。《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第77页。
4“安东事件”惨案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日伪统治者以“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借口，在这一地区疯狂抓捕爱国知识分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大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界民众纷纷组成抗日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其中之一。该会详情参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是由各阶级各党派爱国人士自发组织的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1932年救国会成员，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庭，曾秘密潜返安东开展救国会活动。
1935年12月，伪安东省教育厅在安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借此机会由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孙文琢）召集参加会议者中主张抗日救国的各县代表李云霖、左秀海等13人，“名义上是研讨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会议一致同意以安东省教育会为主，成立安东救国会。孙斗南、秦有德（林科学校校长）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之后，在伪安东省庄河、凤城、桓仁、岫岩、宽甸等县，成立了救国会分会。各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影响到工商界及民众之中，这种情况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恐惧和注意，派出特务密探，寻找线索，罗织罪名。
1936年由于汉奸的出卖，桓仁救国会的活动被敌查知，实行了两次大逮捕，抓捕了工商界和教育界等百余人，进而又查出救国会与安东教育局有关系。于是大逮捕从桓仁波及到安东。11月12日夜，安东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几十人，在安东市和安东县大肆抓捕抗日爱国者，先后抓捕了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礼教股长宋安东，以及各学校长及骨干张镇藩、于学礼、秦有德、李庆善等三四十人，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也遭到逮捕。不久，大逮捕从教育界株连到工商界，“荣庆常”经理雪志山，“合兴义”经理焦馨一等20多人被逮捕，至12月，在安东省城就有近百人被逮捕。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在安东各县，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大肆抓捕各县爱国人士。在岫岩，敌抓捕了县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内务局长夏治生等14人。在凤城，日伪抓捕了县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凤城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以及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关子荣、姜振昌、赵际清、马庆贵、李绍岩等19人。在宽甸，日本宪兵队在汉奸的指引下，逮捕了万字会长王冠五，亚新医院院长王锡忱，伪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教师李秀等。后又抓捕了县财务局长栾继先、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长李铭三等21人。
此外，在通化、庄河、辑安等又相继抓捕了很多爱国知识分子。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编的《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这一事件被捕者达311人，其中安东97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8～89页。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3）
日伪当局将被捕的爱国者，当作“思想犯”和“国事犯”，分批押到安东宪兵队，进行“突击审讯”或采用“劝诱”方式，或严刑逼供，或残酷折磨爱国者。在敌人的淫威面前，绝大多数爱国志士和救国会成员表现出了“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爱国精神。日伪在审讯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时，威逼他说出“同党”，不成便用皮鞭打、灌凉水、灌煤油。邓士仁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仍没有一句口供。敌气急败后，竟将邓空吊起来，致使其当场死亡。然后敌残忍地将邓士仁尸体送到连山喂狼狗了。《铁岭文史资料》（4），第120页。
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在敌审讯中英勇不屈，对任何事情均不承认，只承认为函馆震灾募捐一事。并怒斥敌人：“函馆地震只是几万人受灾，是小灾；东北失陷是三千万人受了大灾，难到不应当救吗？”伪岫岩县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时，怒骂日本侵略者：“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活活打死。女中校长关英华在敌严刑拷打时，乘敌不备，抓起案上的刀砍向敌人，当场壮烈牺牲。敌在审讯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贡生时，见其拒不招供，便想出花招，在他孩子面前对其用刑，孩子不忍父亲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王则厉声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人活活打死。宽甸县万字会会长王冠五备受酷刑，仍意志坚定，一字不吐，被敌折磨致死，扔进狗圈喂了狗。此外，左秀海，丛树春等爱国志士都表现出了舍生救国，以身殉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敌人酷刑审讯中，有7人被折磨致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9～91页。
日伪经过刑讯逼供和初审后，将主犯解往奉天（今沈阳）陆军监狱，进行所谓复审，给爱国者扣上了“反满抗日”、“叛国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进行了非法判决，除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者外；共有38人被判处死刑，14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91～92页表。
被判极刑的爱国人士，在法庭上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左秀海在给其妻镜青的遗书中说：“……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在赴刑场的刑车上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壮举使日伪宪警十分惊恐，忙将刑车开回监狱，用棉花将左秀海嘴堵上，用黑布蒙住其双眼，又押赴刑场。其他爱国人士也都高呼：“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慷慨就义。《丹东文史资料》（3），第27页。
这次惨案主要集中在安东教育界和抗日救国会，但株连甚广，达300～400人，很多是无辜群众。此案在时间上延续达三、四年之久，在地区上除安东地区外，还波及到奉天、海城、铁岭等地。这次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14年中对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镇压和极为残酷的血腥大屠杀。
5大连“放火团”事件
所谓大连“放火团”事件，系指1937～1942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地区陆续发生的放火破坏事件进行侦察，对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和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进行迫害、屠杀的事件。
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在大连地区，1934～1940年，建立起由爱国进步青年（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组成的国际情报组（又称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该组织接受苏联红军参谋部军事情报组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主要活动于大连地区。1933年底，该组织主要负责人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经在苏联进行秘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在大连、上海、青岛等地开展工作。至1937年，该组织在大连的工人中间发展组织，队伍扩大到几十人，多次成功地进行了放火、破坏铁路等抗日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从1935年开始第1次实施放火爆破，到1940年5月约有57次放火行动。《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2页。其中较大的行动有：
1938年4月，由秋世显领导，对甘井子石油会社第15、16号仓库实施放火，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烧掉，其损失最低估计约在70万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显、邹立升领导下，放火焚烧了码头4个仓库，大量布匹、糖、纸张、罐头、水银、机器等物资全部被烧毁。其后又两次焚烧了伪满石油会社工厂、关东军被服仓库、大连火车工厂、大连市内东泽木材工厂、特许品制造工厂各一次。1939年夏；大连台山屯满洲油漆株式会社起火。1940年2月，大连日清、三泰两油坊起火。
这些接连不断的放火，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军遭受毁坏和损失的军需物资达2300万日元左右，并扰乱了日本在关东州的统治秩序，使得日本统治者谈“火”色变，加紧对放火者的侦察和调查。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在放火过程中表现得机智勇敢，技术高超，最初日本统治者一直以为是自然火灾，后来因从现场发现了化学药品引爆的痕迹，才开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应建立起一套防谍机构，大规模搜捕放火者。其机构主要有：①特殊警察队。1938年4月，关东州警察部组成一个专门对付抗日放火人员的特殊警察队。由警察部长任队长，各警察署长为班长，设有特别班，负责化学药品的检验，以及采用科学办法（如无线电搜索）侦破。②防谍委员会。1938年6月，为加强对重点设施、工厂的防备，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厂均成立了防谍委员会，除加强警备设施、防火设备等建设外，还对工厂和重要地点实行严密监视。③水上警察署。1938年关东州警察部设水上警察署，加强对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断绝大连与华北、华中等抗日力量的联系。④关东州劳务协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关东州”厅长官亲任会长。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劳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实行工人登记制度等，以此来侦察工人中的抗日动向。⑤外事警察课，由镇压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务组成，其任务是检举、取缔“侵害日本帝国利益”者，特别是外国人间谍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工厂、码头等重要场所，利用汉奸作为耳目，采取广布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图破获放火事件。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4）
1940年6月，福昌华工株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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