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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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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4）
1940年6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汉奸工头得知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活动，报告给了关东州警察部外事课，于是日本统治者开始了大逮捕。至8月，相继在大连、沈阳、上海等地逮捕了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显等13人，以及受牵连群众100余人。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了残酷的刑讯。在审讯黄振林和赵国文时，警察将黄的手拷在桌腿上毒打，并用竹棍毒打赵国文，以至棍子都打断了。在残酷的毒打下轻者全身浮肿、出血，重则被打成残疾，甚至惨死。灌凉水是又一种折磨人的手段，日寇将受刑者衣服扒光，绑在长凳上强行将自来水灌入腹中，日寇称之为“请喝啤酒”，受刑者大都因此得了胃肠病和肺病。还有一种吊刑，即将受刑人反绑架吊起来悬在半空，然后进行毒打审问。还有一种称之为“皮衣”的刑具，给受刑者穿上勒紧，可以将人活活憋死。此外还有火刑等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6页。
日本侵略者对国际情报组成员秋世显，进行毒打和灌凉水之后，又用烟火烧炙，使其面孔被烧烂，还用刑夹断了十指。邹立升也遭到了同样的刑罚，手皮都被剥掉了，痛得死去活来。在日寇的酷刑折磨下，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等人被折磨致死。
国际情报组的成员虽然受到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的折磨，但他们大多数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痛斥敌人。当法官问纪守先“你们为什么放火？”纪守先严正反问道：“你们为何侵略中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东北？为什么杀害我们同胞？”驳得敌人哑口无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7页。
最后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审讯之后，日寇于1942年3月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死刑，李泽民、周文礼、丁兰盛等17人被判处7～10年徒刑。纪守先等人面对死亡，仍然继续斗争，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旅顺监狱绞杀了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等9人（其余秋世显等3人已被折磨死于狱中）。
在破坏国际情报组之前，日寇就以“放火犯”的罪名，大肆抓捕平民百姓，并进行残酷迫害。1937～1940年间，日本宪兵警察就进行过几十次大搜捕，迫害百姓达千人以上。例如，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会社着火，日寇便将工人集中起来，调查放火者，抓捕嫌疑者100多人，将工人李境、吴学金等人以放火罪名各判处徒刑15年，工友卢某在刑讯时被活活打死。由于日寇滥捕过多，以至于拘留所内过于拥挤，造成伤寒等传染病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治疗，被迫害致死。
大连放火团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又一个血证。
6“一二·三”事件
1941年12月，日伪当局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在奉天、新京、哈尔滨等东北各地，对各阶层的爱国抗日人士和组织进行了有计划的大逮捕和疯狂镇压。先后抓捕355人，170人被判刑，10多人死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35页。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法西斯为巩固其统治，在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在伪都新京等地建立了许多大学，如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大同学院等。在这些学校里，一部分具有爱国精神的进步学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深感到做亡国奴的痛苦，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反满抗日活动。1936年6月，陈树满、王国贤、李逢春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成立了“读书会”，启发学生的爱国民族意识，培养反满抗日的爱国精神。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各地，仍继续保持联系，发展扩大力量。至1940年底，该组织建立了齐齐哈尔核心小组，并在伪新京军官学校等伪满机构和学校中发展了成员，遍布东北各主要城市，人员达200多人。还与中共和抗联等取得了联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秘密抗日组织。1941年8月，读书会更名为“铁血同盟”，明确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傀儡政权”的宗旨。以助乐读书为形式，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并开展搜集情报、张贴反满抗日传单等抗日活动。
1940年5月，由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吕殿元、崔立福（崔黎夫）、孙景庚等人发起，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反满抗日组织“恢复会”，其意为恢复失地。该组织发展很快，到1941年11月，已发展会员36人，占军校第1期中国学员的五分之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38页。；该会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编演话剧、歌曲等，积极开展反日活动，并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很多人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读书会。成为在伪满军事部门中的一个重要抗日组织。“青年读书会”是由《大同报》编辑李季风发起组织的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反满抗日组织。于1940年6月成立，该组织成员利用编辑等有利条件，以笔作刀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时政，其作品对青年影响很大。
在伪建国大学内，由大学生柴纯然、杨增志等发起组织了“建大干部会”，并与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战机构”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此外还有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地开展反满抗日活动。上述以“读书会”为突出代表的抗日组织及其活动，使日伪当局极为恐慌，加紧对其进行侦查和镇压。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5）
1941年7月，“读书会”成员王国贤以“贪污”罪被捕《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2页。。敌人通过这一线索、掌握了一些读书会的情况，遂派遣特务和叛徒伪装成中共负责人，打入读书会，进一步了解到读书会的活动十分广泛，有青年知识分子，军校学生，感到读书会等对日伪统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决定采取集中检举的方式，将读书会等组织一网打尽。
12月30日，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和大镇压，在哈尔滨抓捕了“读书会”主要成员马成龙、常吉、崔立福、徐连汉等人，在伪都新京逮捕了“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恢复会”的领导人和《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以及建国大学学生柴纯然等。还在奉天和锦州等地进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可谓五刑俱全。最惨无人道的是烧女人乳头、阴户、将男性生殖器拴住牵行。受刑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用火烧阴毛，用竹签刺阴户……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0页。
除酷刑摧残外，日寇还采取“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折磨得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3页。崔立福有时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读书会”成员有五人死于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监狱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顿吃的高粮米粥，也被克扣得尽是些稀米汤，菜有时是烂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伪建大学生柴纯然得了伤寒，不给医治，很快就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4页。张辅三、王觉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于狱中。日本看守还动辄行凶毒打，从1942年到1945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残害致死。
7“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路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221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绪。
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40余名。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８“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下），第53页。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桃园工作”。3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238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6）
日寇对被捕者进行了严刑审讯。国民党延寿县党部书记长李芳春被捕后，日寇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其腿部，李当即昏死。有的被浇上凉水冻成冰砣。被捕的无辜群众也惨遭迫害。据李芳春回忆，黑龙江省党部委员柳国栋回哈尔滨时被敌跟踪，他便躲到绥化的表弟关铁峰家，敌人未追捕到柳国栋，便将关家父子逮捕入狱，并严刑拷问。关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给治疗，不几天就死去了。《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9页。
被捕者经过在拘留所的审讯之后，日寇将所谓“重要者”送交伪省高等检察厅起诉，继之由伪法院判决。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王育文、督导员侯天民等3人被判处死刑，督导员崔荣，李继武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7～20年有期徒刑。干事傅乃新未及审判即病死狱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及张滔等人被伪新京特别法厅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龙江省党部主作委员萧达三在哈尔滨被判处死刑。
日伪当局在对被捕者进行司法处理的同时，又策划了新的逮捕行动。即所谓“晓工作”。1945年5月22日，日伪在伪都新京召开会议，阴谋策划了大逮捕计划。5月27日再次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及其有关系者实行大逮捕。在伪奉天省，仅据敌伪档案记载，抓捕人数就达322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657页。日本战犯沟口嘉夫也供述，在伪滨江省预定逮捕的约有60名。此次大逮捕，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等均遭逮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30页。
更多的是许多无辜百姓被逮捕，受尽酷刑折磨，惨遭迫害。营口的被捕者万枝荣控诉：“在被关押的70多天当中，曾受到警察们用灌凉水、上大挂、皮鞭抽打、压杠子、夹钉板、拳打脚踢等刑罚，惨无人道地对我进行拷打，打得遍体是伤，昏迷不醒……”《档案资料选编》（8），第671页。日本战犯时任伪辽阳市警察局特务主任的木村正二也供认，为调查辽阳市康德新闻社记者任某（县党部干部），将其妻（21岁）逮捕，当时拷问的方法是让其光脚跪在削尖锋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进小腿，使人剧痛。《档案资料选编》（8），第660～661页。许多被捕者在刑讯中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出狱后不久即死去了。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受刑过重导致各种疾病，有的被判了死刑。辽阳的赵宗林、李福舜等人被判死刑，已经吃了长休饭，正准备行刑期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他们才免于一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45页。
二制造屠杀血案
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在疯狂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和反满抗日活动的过程中，还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杀人罪。下面仅列举较大规模的案件，揭露关东军的罪行。
１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距离市区约4公里，此地原有一座小土山，由于抚顺西露天煤矿的开采，许多矿工移居此地，挖沙取土，将小山削平，故取名平顶山。“九·一八”事变时，村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多为矿工和小商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是众多抗日义勇军的一支队伍。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夜，该义勇军分三路攻打抚顺，担任主攻的中路自卫军1200余人，在梁锡福的指挥下，从抚顺东南的千金寨，经平顶山向市中心进攻，沿途在杨柏堡杀死采矿所长日本人渡边宽一，捣毁了煤矿的机械厂、变电所和老虎台事务所、汽车库等，打死了敌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日本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引起日伪当局极大震动。加上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一部哗变，日伪当局认为在守备森严的矿区居然被袭击，“治安”问题十分严重，遂决定实施一次大屠杀，以杀一儆百，镇压抗日斗争。
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等人为首，开始策划实施大屠杀。9月16日晨，关东军驻抚顺的几个头目在小川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伪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回忆，日军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报告的，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他们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会议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其他人均表示同意。并初步商定了实施办法。《不能忘记的历史》，第89页。两个小时后，又在抚顺煤矿会议室召开了所谓“机关首脑”会议，除川上、小川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参事官山下满男，以及伪政权方面的伪县长夏宜、抚顺警务局长佟世勋等日伪首脑人物。会议在川上的主持下，决定对平顶山周围村屯实行“严惩”。屠杀任务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地点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同时将全村烧毁。会后敌宪警伪各自分头准备。为保证顺利实施屠杀，汉奸王长春等人提出了以照相为由集合百姓的鬼花招，被小川采纳，守备队出动了大部分兵力6个小队（共8个小队）约190人，宪兵队派出七、八人，川上和小川亲自驱车前往平顶山附近指挥。
16日中午12时左右，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200多人乘车开进平顶山，分兵把住路口，同时按原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便衣特务进村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照相”。但这一办法收效甚微，许多群众并不愿意出来“照相”。于是日本兵便全副武装进村，用刺刀逼，枪托打，强行把全村人赶向东山坡。途中突然有人喊道：“日本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望去，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呢？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成想全村都被送上了屠场！”《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7）
人们拥挤着被赶到了东山坡洼地，这里西面是断崖陡壁，高约二、三丈，北面是养牛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早在日寇策划屠杀阴谋时，川上已派人察看了地形，决定把这块既便于把守，又便于屠杀的坡地作为屠场。
这时，人们南面站着手持上着刺刀步枪的日本兵，东面山坡上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着带支架的东西，许多人都误以为是照相机，其中有的机警的群众发现有些不对头，欲逃离现场，这时蒙着布的东西被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了，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机关枪和步枪雨点般射向群众，刹那间，人如墙倒，血肉横飞，尚活着的人们高喊着：“冲出去，快逃命啊！”拼命往外冲。可是东、西、北三面是绝路，只有南面一个缺口，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冲出去的幸存者甚少。大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刽子手停止射击准备撤走时，突然发现尸体中有呻吟声和人体蠕动，于是又重新开进屠场，挨个用刺刀扎一遍，有的鬼子竟用刺刀将婴儿挑起抛向空中，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场屠杀直到当日傍晚，历时3个多小时，夺去近3000名无辜居民的生命。
日军为掩盖屠杀暴行，于次日派人用钩子将尸体拖到山崖下堆积起来，当时尚有受重伤不能行动者，也同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埋尸体，销毁罪证痕迹，后来又在烧毁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企图掩人耳目。《档案资料选编》（8），第10页。
从此，往日热闹的自然村屯变成了人骨堆积的荒山，一个由人群流动形成的自然居民地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消灭掉了。后来人们悲痛地编出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石头，
拾起一根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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