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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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叵喽杂Γ谖甭诓可栌斜０簿值忍匚窕购妥橹１０簿衷谝滴裆鲜芄囟匚窕氐闹富佑爰喽剑涑稍鼻逡簧际侨毡救耍⒈桓秤琛翱梢圆痪笈兄苯哟觥钡奶厝āＲ虼颂匚窕氐淖锒窬拖缘酶魏臀薹ㄎ尢臁Ｈ�1939年伪三江保安局就以所谓“苏联间谍”名义，将两名中国人秘密杀害于松花江上。在1941年日伪制造的“三肇惨案”中，伪滨江保安局将抗联领导下的5名农民秘密毒死。中央档案馆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702、674页。保安局还在各地设有秘密监狱，如长春的“东亚寮”、“东兴寮”，哈尔滨的“松花塾”，奉天的“敷岛寮”等。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惨死在特务机关的屠刀之下。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是积极参与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罪犯。在731部队进行实验用的“马路大”中，有许多苏联人和蒙古人就是从特务机关所属的“保护院”转运来的。据曾任“保护院”副主任的山岸研二供称：1945年内被分批遣送到那里（731部队）去的总共约有40名苏联公民。《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第154页。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活动于我国东北的恶魔，而且还将黑手伸向内地，远至西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为转移国际视线，保证伪满政权的出笼，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主谋策划下，由日本军事间谍田中隆吉挑起了“上海事变”。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对华北和内蒙虎视眈眈，伙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展所谓“华北工作”。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主持下，日本制订了分离华北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日本侵略者或拉拢所谓“名望者”，如北洋将领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造成华北“自治”的局面；或以武力支持汉奸叛乱，如制造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或不断挑起事端，逼中国方面就范，如“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日本通过上述各种谋略工作，迫使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使华北成为“灰色”地区。在经济领域，特务活动也无孔不入。特务机关伙同满铁制定了对华北的经济蚕食政策，在贸易、金融、关税等方面展开侵略。对于内蒙，关东军也早有侵略野心。
纵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历史，我们认为：
第一；间谍、谋略、特务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
第二；关东军特务机关作为日本最大的军事间谍机关，其形成和发展是与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相适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产物。
第三；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侵略和战争罪行。
第四；在内容上主要可以分为谍报、防谍、谋略等若干方面，其中在谋略工作方面的“功绩”是十分显著的。
第五；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在方向上主要可以分为“对华”和“对苏”两大方面，“九·一八”事变之前，工作重心在“对华”（即“对满”）方面，其后转为以“对苏”工作为重心。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1）
如前所述，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主要是在东北，如制造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等。本节主要阐述在东北以外关东军所进行的“谋略”活动。一关东军与“上海事变”的阴谋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向中国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局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那么，这次事变是怎样引发的呢？又与关东军有什么瓜葛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种形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一些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也就中国东北问题展开了辩论，而此时关东军正在加紧制造伪满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南方某个重要城市制造一个事端，一则可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东北的视线，以便使伪满洲国顺利诞生；二则可以试探英美等国的反应和让步程度，伺机扩大侵略战火。于是，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主谋策划下，一个阴谋计划出笼了。
据这一阴谋的指挥者和实施者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893～1972）日本岛根县人，经广岛陆军幼年学校入陆军士官学校（第26 期）。 期间板垣任其区队长。1914年毕业。1927年作为参谋本部中国研究员，在北京张家口活动。1929年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1930年10月任驻上海武官。1932年接受板垣命令，制造了“上海事变”。1935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1936年指挥伪军挑起绥远战争。1939年1月任兵务局兵务课长，1940年12月任兵务局长，1942年9月转入预备役。战后作为“证人”参加东京审判。在战后供述：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
问：是活动费，是笔大款呀！
田中：折合现在的钱，六百万日元。用这笔钱，我总得搞出些事来。说实在的，因为我也是和满洲事变有关系的一个人，希望它务必成功。当时有个和我亲近的女子叫川岛芳子川岛芳子（1906～1948）清末肃亲王善耆第14女，原名显；又名金璧辉。1912年善耆将显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取日本名字良子，因“良子”和“芳子”在日语中同音，被讹称为川岛芳子。尔后，川岛芳子一直在日本生活。1927年回到中国后，与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结婚。1929年川岛芳子与其夫分离，再去日本。1930年回上海，与田中隆吉制造了“上海事变”。此前还受日本军部之命赴天津协助土肥原，挟迫溥仪妻子婉蓉去东北。伪满政权成立后，依靠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组织“定国军”，自任总司令。1933年夏一度回日本，是秋又潜回京津。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于1948年3月25日处决。。……
田中：就把这二百万日元交给她了。上海有一个叫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果然就这样干了。
问：干了吗？
田中：一个人被杀，两个人受伤。于是，我想，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青年同志会，就叫刚刚到上海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这个团体，袭击了这个抗日色彩很浓的三友实业公司。我相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果然，以后日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到了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陆战队和十九路军发生了冲突。
田中还供认说，由于他在上海这样一搞，“满洲独立成功了”。“以后，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我被称赞了一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9～51页。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阴谋。
其基本过程是：
1931年11月，关东军为保证顺利制造伪满洲国，决定在中国南方挑起事端。于是，由板垣给时任驻上海武官的田中隆吉发去电报，要田中完成“转移视线”的任务。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决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 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0余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戳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 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2）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焚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这样，事态日趋严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①市长向总领事道歉；②逮捕处罚凶手；③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④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反日”言行，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力进攻上海的准备。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 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终于挑起了战端。
二关东军的“内蒙工作”
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军部就将蒙古划分为东部（内）蒙古、西部（内）蒙古和外蒙古三大块，决定分步吞并，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所谓“大蒙古国”。根据这一战略，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展开了“内蒙工作”新攻势。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后至1934年底。早在伪满政权建立不久，关东军就在关东军内设立了直属于副参谋长的蒙古研究员制度，专门搜集有关内外蒙的情报。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时，收容原汤玉麟部李守信部队，组成“兴安游击师”，指使其进犯察东，企图建立侵攻西蒙的前进基地。但李守信伪军遭到由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同盟军的坚决抗击，狼狈退出察境。
武力进攻失败后，由于关东军的重点在于围剿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遂暂缓了对内蒙的军事攻势，转而施展谋略手段，对西内蒙展开所谓“和平工作”。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68页。
为开展内蒙工作，关东军任命松室孝良为承德特务机关长，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建立安定满洲国西部边境，对与热河省相邻的察哈尔东部居民通过经济文化工作而形成附满亲日的气氛”。松室孝良大佐在承德通过与一些内蒙王公的接触，于1933年10月制定出详尽的《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建设“蒙古国”进行了充分论证，拟定用三年时间完成“蒙古国”建设。松室得意地认为，这一计划将“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兴起，（日本）帝国将成为真正的盟主，雄飞于世界”。
于是，松室一面扩充李守信伪军，设立特务机关，一面在多伦召开蒙古代表会议，策划建立“蒙古国”。1934年2月松室又制定了《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72～485页。
这一阶段，关东军谋略工作的重点，就是拉拢内蒙王公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后，东内蒙四盟被划入伪满领域，对西内蒙引起很大震动。一些王公为保存自己地盘，开始打着“边疆安全”、“民族自治”的旗号，欲行独立，德王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此人野心很大，梦想恢复“大蒙古帝国”。于是，一方面关东军意欲寻找在西内蒙的代言人，一方面德王欲借关东军的力量称雄，双方为了各自利益，暗中往来密切。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内蒙实行“自治”。对于德王的野心，蒋介石虽有觉察，但还是同意了德王提出的“自治”要求。据德王后来回忆说：“这是蒋介石想把我作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并达到“防共”的目的。1934年3月，国民党政府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据此，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大会，名义上由乌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担任委员长，而实权则掌握在由德王担任的秘书长手中。蒙政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在内蒙设立了与华北政委会相似的“灰色”机构。蒙政会成立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拉拢德王的工作，派遣大特务盛岛角芳潜入百灵庙，秘密会见德王，表示关东军愿意帮助德王建立武装。不久，关东军就给德王送去捷克步枪200支。德王得到关东军的好处，便一步步走向叛国之路。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3）
第二阶段，1935年初至1936年底。对于内蒙实现“地方自治”，关东军并不甘心，而是要使其成为亲日政权和进一步向西北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研究讨论并决定要加强对华北和西部内蒙的工作。于是，关东军伙同驻华北日军，接连在华北和内蒙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一系列挑衅事件，迫使中国政府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其中对于内蒙，关东军要求“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活动”等许多承认其侵略的事项。通过这些协定，关东军实际上已控制了察北地区。
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出了详细的《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西苏尼特方面”。〔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92～495页。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经济措施。
接着关东军首脑相继出马，加快了内蒙工作。9月，板垣征四郎副参谋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田中隆吉参谋赴西乌珠穆沁王府与德王和索王会见，表示支持德王的独立活动。关东军派专人常住百灵庙以便于同蒙政会联络。而这时德王的心态按照他后来的回忆是：“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到了1935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
11月底，德王接受关东军邀请赴长春与关东军南次郎司令官、西尾寿造参谋长会谈。结果商定，日本答应帮助西部蒙族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德王50万元和5000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该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同时由村谷彦治郎等日本人组成顾问团，掌握伪政权。日本方面派来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这样，德王终于与国民政府正式决裂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关东军将其作为侵略的马前卒，出钱、出枪，出顾问武装起来一支万余人的伪军，唆使其向西北进犯。为实现西侵战略目标，1936年5月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确定了由田中隆吉提出的《西北施策要领》。8月，借伪蒙古军阅兵式之际，以参谋长板垣为首的一批关东军骨干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了入侵绥远的计划。任命田中隆吉为德化特务机关长，全面负责实施谋略计划。
经过数月准备，田中认为必定马到成功，于1936年11月5日，指使德王向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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