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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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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去担负各种艰苦的劳役。1942年日伪又相继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以及《学生勤劳奉公令》；在全伪满境内确立了勤劳奉公制度。1942年后日伪对学生的奴役劳动，变本加厉；学生参加劳动依据《学生勤劳奉公令》而制度化、法制化，学生所遭受到的劳动奴役也日渐增强。法令规定大学生编成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军事工程、铁路及道路的修缮、兴修水利及造林、土地开发、农作物收获、救灾等。出勤学生每年服役期限为30～45天，后期时间则大幅度增加。且同时还规定：“对于无正当之事由”而不能完成规定的“勤劳奉仕”的劳役者不允许毕业。中小学则根据《学生勤劳奉仕规程》编成“勤劳奉仕队”从事各种劳役。每年都有1～2个月或更多的时间。
1943年伪文教部重新设立后，在学校教育之中又增设了“终日实习”、“终日训练”课。使各级学校全年授课时数普遍减少，劳动和训练时数大大增加。授课也只能采取“重点分配”和缩短假日的办法。此种状况随着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加深，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此一时期，东北学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无偿的劳动力。4战时体制下的军事化教育
伪满后期学校教育还有一点所不能忽视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使东北的学校教育适应和满足战时军事体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整个东北的学校采取军事化教育。其目的是为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培养后备军事力量。
伪满对中等以上的各类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实际上从1938年就已经在部分学校里开始实行。1940年2月起日伪统治者便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作为学校军事训练的专职教官。初期以尉官居多，后期以校官居多。同年12月，在对新学制实施后第一次修改的《学校规程》中明确规定，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均开设教练科。还规定“教练以实行军事的基础训练，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实行身心之实践锻炼，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为要旨”。由1941年开始，教练科被列入正式课程之中，中等以上学校统一实行军事训练。教练科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主要是理论教学，教授军事知识，军人素质，与此同时向青年学生灌输日本的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绝对服从等级观念。术科则是野外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有部队教练、指挥法、射击、防毒、距离测量、旗语、测图以及其他有关军训方面必要之事项。军事训练除了日常的课内训练外还进行军事检阅、行军、入营等较大型的活动。1943年起，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的失利，伪满的大中学校的军事训练进一步加强。为了能尽快培养出数量更多，素质更好的军事力量，1943年3月，日伪又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把中小学原有的体育科改为体练科。训练多以实战训练为主，在训练中间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献身圣战、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
此时东北的学校教育已完全军事化，整体教育事业充满了野蛮和血腥。到了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决战体制”，军事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宣布了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的制度，并且降低征兵年龄，由原来的20岁降到19岁，为此大学的修业年限缩短6个月。可见其用心险恶，为的是从速把东北青年赶赴战场，来填充弥补日伪军事力量的薄弱和不足，迫使东北青年献身于“大东亚圣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充当炮灰和挡箭牌。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思想文化专制（1）
一伪满文化统治中枢的建立
伪满政权前期，日伪统治者虽着重推行“治安第一主义”，倾注全力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但是言论文化统治作为其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伪统治者也从未放弃和忽视。日本帝国主义深知要想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必须彻底地占有东北，实现彻底的殖民统治。而最为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则是进行文化上的殖民统治。采取东北文化日本化的方法，即用日本文化来代替中国的民族文化，摧残东北文化，采取文化上的种族灭绝主义。因而在其采取各种手段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时，设立专门的文化统治机构，实行其殖民文化的统治。
弘报处就是为实行殖民文化统治而设立的专门机构。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在资政局内设弘报处（也称弘法处）主要是向东北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但是好景不长。1932年6月资政局被撤销，它所承担的宣传业务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处新闻班所继承。不久由于日伪为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军事宣传、情报活动的需要；于1933年2月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成为伪满政权的言论文化统治中心，在关东军的领导下把新闻、出版、广播以及通讯等舆论宣传阵地统管起来。1937年行政改革时，原情报处被改为弘报处，并进一步扩大其权限，全面统治舆论宣传，控制文艺，掌管主要政策之发表，领导和监督新闻机关，管理出版物、电影及其他宣传品，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掌管情报，负责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等。此时，弘报处已成为伪满言论文化统治中枢和宣传情报的首脑机关。此时弘报处长则由日本法西斯军人崛内一雄担任，其他成员全部为日本人。1939年则由司法官吏出身的武藤富男担任弘报处长。此后，弘报处的职能不断扩大。在1940年末，随着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伪满行政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总务厅弘报处再次扩大为所谓大弘报处，依据1940年11月9日火曜会通过的《中央地方行政事务合理化纲要》接管了原伪治安部对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和监听国外短波的审查与监督，以及伪民生部的关于文艺、美术、音乐、电影、戏剧等文化工作的审查和管理，伪外交部外务局的对外宣传实施等业务。1941年初扩大后的弘报处建立起“弘报新体制”把情报和宣传结合起来，强化各地方的思想言论统治。1942年12月8日伪满《基本国策大纲》发表以后，弘报处为适应战争时局的需要，进行决战意识和必胜不败的对内对外宣传。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思想言论文化的统治，建立一系列反动的文艺团体和各种协会组织。并与协和会和满铁等相勾结，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思想文化专制（2）
二殖民地文化统治的强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东北地区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地区，备受各国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在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控制东北的舆论宣传，达到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首先严格地控制新闻通讯和报刊出版、广播事业，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在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基于一国一通讯社的方针，于1932年12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该社主要是由“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设在东北的原电报通讯社和新闻联合社两社联合组成，同时国通社也继承了原电通和联合两社的通讯发行权以及设施和工作人员。伪满洲国通讯社直接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实质上是日本通讯社设在伪满洲国的分社机构。伪满洲国通讯社成立之后，即取代了原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进行反动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在伪满处于新闻报道的垄断地位。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1935年关东军以其报道班为核心，筹划建立了满洲弘报协会，进行高压言论控制，严加管制东北的新闻、通讯工作；限制和取消了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实行报道、言论、经营 三方面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官制文化统制。弘报协会其实是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为全面垄断中国东北的新闻通讯和报刊发行而设立的统治机构。
弘报协会直接投资、经营新闻、通讯和出版事业。1936年弘报协会对东北的报刊发行事业着手进行整顿和控制。采取控股方式将伪满洲国通讯社和其他一些主要报社控制在手中，成为弘报协会的会员。其中有中文报纸《盛京时报》，该报是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10月18日在沈阳创办的，是行销东北的头号大报，发行量很大，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摇旗呐喊的主要阵地；《大同报》是“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在伪都新京创办的伪政府机关报。还有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是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提议由满铁出资创办的。创办的主要目的是把它办成经营满洲的有力宣传工具。《哈尔滨日日新闻》1921年创办，是发行在北满地区最有影响的一种日文报纸。此外还有日文报纸《大新京报》、《奉天日日新闻》，朝鲜文报纸《满鲜日报》，英文报纸《每日新闻》，俄文报纸《哈尔滨时代》等报纸。可见东北的新闻通讯和主要报刊发行都在弘报协会的统治之下。弘报协会作为统制会社，统一支配各通讯社和报社。1937年由于时局的变化和为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弘报协会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建立了独立的通讯体制，即1937年7月1日由弘报协会全部出资的伪满洲国通讯社宣布成立；取代了原来的伪满洲国通讯社。与之相适应；弘报协会采取强制性手段，对未加入弘报协会的报纸进行整顿，使之纳入到协会的统治之下。在奉天、大连、新京、哈尔滨四城市，只准许保留弘报协会控制之下的成员报纸中、日文各1种，其他各市、县地方基本上是采取1地1报的原则。通过收购、吞并、撤销等手段，使一些资金缺乏的弱小报纸被淘汰；具有进步倾向和对东北文化事业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报刊，受到严重打击。1937年废除了《满洲报》、《关东报》、《民报》、《大亚公报》、《民声晚报》、《奉天日报》、《奉天公报》等七家报纸，使东北新闻出版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经过此次整顿日文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弘报协会所控制的报纸发行量已达到全满报纸发行量的90％，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目的已经达到。
1940年末伪满行政机构再次改组，弘报处的权限又随之扩大。为建立所谓的通信新闻新体制，强化直接操纵舆论的新闻机关，于1941年1月16日设立满洲新闻协会，取代以往的满洲弘报协会。伪满政府在同年8月25日同时颁布了《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等所谓“弘报三法”。将伪满洲国通讯社和《满洲日日新闻》（日文）、《满洲新闻》（日文）、《康德新闻》（中文）等四大新闻通讯机关改组为特殊法人。使之具有国家机关性质并将报纸完全改为官办，将原各报刊分别纳入康德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和满洲新闻社中，建立起所谓通信新闻新体制，实现了由伪满政府严格的直接的对新闻报道机关的完全控制。
对于广播，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控制得更为严格。“九·一八”事变后，在1933年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司，把东北的广播事业全部接收过去，统一管理东北的广播事业。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限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防止危及其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具有民族意识、抗日言论、进步思想的出版物的发行，采取法制化手段，强制性地控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出版事业，使原来就很薄弱的东北图书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伪满政权出台之后于同年9月12日颁布了《治安警察法》；具体地规定了禁止人民群众集会结社的自由，禁止在街道及公共场所张贴标语、传单、图画或散布、朗读其他读物，如有违反者，警察便以“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禁止或扣留。此外还禁止在外学习的东北籍学生回东北，断绝东北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各种出版物的检查和取缔也开始由警宪来进行。1932年10月24日公布了伪满第一言论文化专制法令《出版法》，以法律手段来控制言论出版事业。出版法规定，凡有变革“国家组织的大纲”，危及“国家存在的基础”；泄露“外交及军事机密”；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破坏行为，煽动犯罪，惑乱民心等内容的都禁止出版发行。包括报纸、杂志和普通出版物。并且还规定伪满洲国务总理大臣随时以有碍于军事、外交和维持治安为由，禁止或限制报纸杂志的发行和新闻报道。为此日伪当局采取焚毁、禁止发行、禁止输入等手段，禁绝和限制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出版物的发行和传播，采取强制性手段把具有民族意识的进步书刊全部焚烧。仅1932年上半年，就有650余万册图书被烧毁。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1938年禁止发行的报纸、杂志、普通出版物分别为7445份、2315份、3508册。被伪满扣压的分别为56091份、13664份、924852册。仅1934年6月29日一次即有36种报刊被禁止输入。特别是有关抗日的革命的具有民族民主进步思想的书刊，严禁在东北出版发行，更不准由外界输入，隔绝东北人民与外界的一切文化言论思想的联系和交流。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思想文化专制（3）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出版事业的控制，强化文化统治，于1937年3月29日成立了满洲图书会社，主要出版发行学校课本和宣扬建国精神、殖民统治的书籍，垄断了东北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事业，并进口大量日本出版物，向东北人民灌输反动思想。为此1939年又成立了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来与之配合。主要进口大量的反动的日本书籍。1941年伪满政府成立了满洲出版协会，全面统治东北的出版事业，控制东北的文化市场。此时，东北出版发行的书刊主要以日文中文两种为主，且日文占绝对优势，占领了整个东北的图书市场。其内容则是宣扬日本大和精神，日本的风土人情，尊皇崇神、誓死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美化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及所谓的王道、皇道等殖民统治政策等。以此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毒害，以实现巩固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
日本统治者为实行其反动的法西斯殖民统治；除采取控制新闻通讯、广播、报刊等领域进行美化和粉饰现实的反动的欺骗宣传之外，同时对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进行殖民文化统治。创办大量的文艺团体，力图运用文学艺术创作的形式为其殖民统治来涂脂抹粉。
日伪统治者于1934年成立了“奉天笔会”（满洲笔会）进行文学创作，其成员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是极力美化和粉饰日本侵略者和鼓吹侵略战争的，成为日本在东北推行殖民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日本作家高本恭造创作的殖民文学作品《奉天城附近》；把关东军残酷侵略我国东北的丑史，描写成皇军的光辉战斗历程。小说《满洲少女》无耻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描写日本侵略者如何以所谓优秀的日本精神，使一个具有抗日思想的满洲少女转变思想。作品极力宣扬日本民族优秀，丑化中华民族。其他殖民文学作品如《建国列传》、《晨晓的满洲》、《嫩江祭》等都是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作品。还创作了以吹捧日本人“开拓”东北业绩的；把武装移民称为“创造光辉的人们”，极力美化日本侵略者的移民开拓文学。如《太阳兵营》《圣锹部队》等。1933年6月30日在大连日伪又一御用文艺团体“满洲文话会”成立，在各地设有支部。该会出版了《满洲文活会通信》，并编撰《满洲文艺年鉴》。
到了伪满洲国的后期，日伪将文化事业完全归入战争轨道。在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制定反动的文艺纲领《艺文指导要纲》《满洲国史》分论上，第110～112页。，是日伪统治者强化文艺统治的重要措施。“要纲”规定文艺的性质是“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把文艺变成为战争服务的工具。“要纲”还规定文艺团体、文艺创作活动等一律由日伪直接指导，使文艺完全成为日伪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它只许歌颂圣战，美化战争，咒骂抗日斗争，使东北的革命进步文艺遭到严重摧残。“要纲”出台之后，日系作家则进一步占据了东北文坛，积极推行殖民文化。在弘报处的一手控制下，为适应“圣战”时期对文化统治“一体化”需要，又改组和新建了一批日伪御用文艺团体。1941年7月在长春建立满洲文艺家协会，是在弘报处的直接领导控制下的官办文艺团体。主要制作殖民主义文艺作品和汉奸文艺作品，歌颂法西斯统治，创作了描写关东军报道队的作品集《守护北方》。此外还有满洲诗人会、满日文化协会等团体。最具代表性的则是1941年9月在伪都新京成立的满洲艺文联盟，它由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摄影家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满洲作曲家协会、满洲舞蹈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俳句家协会等文艺团体组成；遍及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艺文联盟设有事务局，伪弘报处则通过事务局对各协会进行统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便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圣战”动员，鼓吹“圣战”，先后于1942年11月，1943年8月，1944年连续三次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前两次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三次在南京召开。在会上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极力鼓吹“决战文学”，为贯彻大会精神，日伪对满洲文艺家协会进行改组，新设了审查、联络、企画三个部，与侵略战争相配合。伪弘报处还在1943年4月召开满洲艺文各协会全国大会，积极动员所有会员投身于“圣战”、“决战”文艺创作。同年还由伪满政府召开了“决战文艺家大会”动员日伪作家为侵略战争写作。日本关东军则号召文艺家要为侵略战争创作出所谓的大东亚文学作品。紧接着日伪文化机关为鼓动和引诱作家为“圣战”效力，设立了三项文学奖：艺文赏、大东亚文学赏、盛京赏。1944年9月《新满洲》、《新潮》、《麒麟》、《朋友》、《青年文化》、《兴亚》、《艺文志》、《民生》等八大杂志联合举办悬赏征文“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觉悟”。此时文艺已经完全被纳入到法西斯侵略战争之中。
与此同时，日伪统治者为彻底摧毁东北民族文化，对文艺创作的审查和对抗日爱国文人的镇压迫害也日趋严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签发了治安密件，指挥特务“对管内对象实行侧面侦察”，并设立了专门机构“文艺侦察部”。因此许多送审的作品和等待发行的书刊常以被定为禁品而被销毁。1943年伪首都警察厅指示特务审查了1943年出版的报刊，结果从《青年文化》、《兴亚》、《新潮》、《华文大阪每日》、《民生》等报刊上发现了9篇有进步倾向的文学作品。并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刻分析”，其结果认为1943年及其后的文艺创作左翼色彩几乎隐蔽起来，相反的民族意识却还在高涨。这样一来，在审查作品的同时也把作者监视起来。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思想文化专制（4）
日伪对爱国抗日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和镇压可追溯到1935年。由1935年罗烽被捕开始，经过1936年的《黑龙江民报》社事件和1937年哈尔滨口琴社事件到1941年12月30日东北各城市的实行统一大逮捕，使许多抗日文人被捕入狱。日伪对爱国进步文人的镇压此时已经到达高峰。此次大逮捕之后仍时有迫害文化人士事件发生。1943年作家田琳被捕，1944年田贲、张汉、鲁瑛、王天穆等作家被捕，1945年李季风重又被捕。日本侵略者就是通过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统治，来达到消灭东北的爱国抗日的文化活动，致使许多作家和文化人士不得不背井离乡。
电影是整个文艺中最形象、最直观、最生动的宣传教育工具。伪满初期，日伪摄制的电影主要是满铁电影班跟随关东军拍摄的纪录片。当时东北电影市场主要是以上海电影和进口译制片为主。日伪摄制的纪录片和日本电影放映量很小。为此日本关东军等日伪机关策划占领电影阵地，垄断东北的电影事业，来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在1937年8月21 日成立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并于同年10月7日公布了《映画法》，实现了满映对东北电影事业的垄断。垄断了电影的摄制、输入和配给。《映画法》规定影片进出口和映演都必须经伪国务总理大臣指定官署检查，指定官署初为治安部，后期改为弘报处。指定官署规定，有损于日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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