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由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但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这时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而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呢？那是因为当时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六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此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友善的反应。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会议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两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苏联顾问帮助他制定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起，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工夫，便拿下了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想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提议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在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北洋军阀部队三千人和警察两千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由此声威大震。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上海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手臂缠着“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1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刚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日的声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四月二十七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三员“大将”中一位是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四十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一九二三年四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一九二七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八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六年前，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辏б约八镏猩街铀锟疲鞘抢聪蛑泄脖硎咀：氐摹！ �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的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立即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沓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五月九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2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二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那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一九二七年二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地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声望在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被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来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据郑超麟的回忆。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委员，十四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候补。
在八人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五月十七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六月十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晤。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移：“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从车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经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时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两党公开决裂。在中共《对时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于是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崭露头角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