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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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人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　　　　
　　　　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虽然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你让我怎么样？”“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因为我……”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毛泽东……井冈山的天黑得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页。　　　　
　　　　这本《贺氏三姐妹》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写成是在毛泽东得知杨开慧英勇就义之后举行的。这完全违背了起码的事实：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当时杨开慧带着长子毛岸英正被军阀何键关押在长沙狱中。杨开慧是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军阀何键枪决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这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已经两年半！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贺氏三姐妹》一书为毛泽东粉饰，大可不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写道：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　　　　
　　　　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写道：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　　　　
　　　　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之前，一九二八年春，朱德和二十五岁的伍若兰在湘南结婚。伍若兰是湖南耒阳县城南金兰村人，曾就读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她参加湘南起义，跟朱德相识、相爱，结合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她跟朱德部队一起来到井冈山。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1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欢快！欢快！真畅！真畅！”胜利的歌儿，在井冈山传唱。歌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就在这时，两个“生意人”从安源出发，昼伏夜出，朝井冈山方向进发。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绕过一道道哨卡，冒着生命危险，去井冈山做“生意”。从安源到井冈山，半途有一个莲花县。那是最难通过的一关。当他俩好不容易过了这道关，便分道而行，一个去永新县，一个去宁冈县。毛泽东正在永新，红军的大本营则在宁冈，两处都是做“生意”的重要去处。　　　　
　　　　那个朝永新进发的“生意人”，二十一岁。六月三十日黄昏时分，他到达永新城里，找到了毛泽东。他扯开衣服上的补丁，取出一卷纸。那纸看上去是白的，一经涂了药水，字就出现了。毛泽东皱着眉头，看了一遍。那是中共湖南省委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两封指示信。其中一封给湘赣边界特委，全文如下——　　　　
　　　　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四军（即红军第四军——引者注）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此致　　　　
　　　　敬礼　　　　
　　　　湖南省委　　　　
　　　　六月二十六日　　　　
　　　　原来，那两位“生意人”，是奉中共湖南省委之命而来的。前往永新的，是“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即杜修经。前往宁冈的，便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　　　　
　　　　杜修经又名杜辉义、杜非，湖南慈利县太乡太国村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长沙负责学生联合会工作，此后，担任过中共湖南华容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杜修经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在一个月前，杜修经来过一次。可是，这“学生娃子”毕竟是“省委巡视员”，成了毛泽东的“上司”。杨开明比杜修经大两岁，湖南长沙县板仓村人。他是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和杨开明之父杨昌楷是亲兄弟。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宁冈之前，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秘书。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设在安源。省委书记是安源工人廖宝庭，但实际上是由常委林仲丹和贺昌负责。那两封指示信，便出自林仲丹之手。林仲丹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俄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毛泽东最怕省委乱指挥，最怕“钦差大臣”满天飞。三月间，那位“钦差大臣”周鲁使他吃够了苦头，成了党外“民主人士”；此刻，又来了“钦差大臣”，要他“立即向湘南发展”，而且规定“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毛泽东看罢省委指示信，双眉紧锁。他已得到情报，打垮“江西两只羊”之后，敌人正在准备报复，发动第二次“会剿”，此刻怎能把主力调往湘南呢？在省委看来，调兵去湘南，简直像喝米汤那样容易，所以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称之“诚乎其为喝米汤的省委也”。面对这“喝米汤的省委”，毛泽东自有主意。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并说明这指示“不适宜”。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一下子就使天平倾斜，几乎无人支持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就连巡视员杜修经本人，也不得不最后在会上表示，省委指示“不适宜”。这样，毛泽东便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否定了“喝米汤的省委”的意见。会毕，毛泽东吩咐警卫员去买草纸。警卫员买来后，才知毛泽东要用药水在草纸上写密信。那信是七月四日写的，写给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写道：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2

　　　　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　　　　
　　　　毛泽东还写及，红军离开了井冈山，在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信末的落款是“特委、军委”。发走了密信，毛泽东松了一口气，离开永新县城，到五十里外的永新田溪乡去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过了些日子，忽地传来惊人的消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在朝湖南酃县进发，看样子要进军湘南！毛泽东急忙写了长达三页的信劝阻，交给江华（当时名叫黄琳）即刻送去。江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里，赶上了西进的队伍，送上毛泽东的信，要求他们返回宁冈。但是，无济于事。江华回来报告说，这两个团还是朝湘南去了。为什么这两个团会去湘南呢？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出以后，在二十九团里产生强烈反响。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宜章暴动的农民所组成，农民思乡之心甚切。一听说要回湘南去，无不欢呼雀跃。杜修经一听说二十九团愿去湘南，正好可以执行湖南省委交给他的使命，当然给予支持。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鼓动着二十八团一起行动。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出席了两个团联合召开的干部会议。据杜修经回忆，会议“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这时，主要是二十九团受逃避斗争、欲回家乡思潮的影响，对当时敌情并不清楚，也没有考虑到边界党的路线的正确，群众基础好，怎么与敌周旋的有利条件，便冒然决定去湘南……”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杜修经曾请示过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湘南之战，败得够惨：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百余人，并入了二十八团。不少二十九团士兵自由行动，跑回家乡宜章，遭到厄运。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使该团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红四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听说袁崇全叛变，带着一个排追去。追到二营驻扎的镇子，已是黄昏时分。王尔琢一路奔，一路高声大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我是你们的王团长，来叫你们回去的！”二营的兵士，都熟悉团长的声音。一听团长来了，都不再射击。营长袁崇全正在打麻将，听说王尔琢要召士兵们回红军，提起两枝驳壳枪冲了出去，砰！砰！袁崇全双枪齐鸣，王尔琢猝不及防，当即倒在血泊里！王尔琢当时二十五岁，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北伐时是东路军先遣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起义。他在红四军中，是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第四号人物，竟死于叛徒之手！他死的时候留着长发，因为他自南昌起义时就不理发，说是直至革命胜利才理发，他看不到胜利之日了。湘南之战，两个团之中，丢了一个团，反了一个营，死了军参谋长，真的被毛泽东所言中：“虎落平阳被犬欺！”“恐招全军覆灭之祸！”史称“八月失败”。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时，下辖两个师九个团。改称红军第四军时进行了缩编，取消师的建制，九个团缩编为四个团，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四个团。湘南去了两个团，等于去了一半的兵力——尤其是其中的二十八团，乃是南昌起义部队的正规军。得悉红军主力前往湘南，赣军顿时活跃，调集十一个团猛攻永新县城。毛泽东手下只有三十一团一个团，在那里苦战着。　　　　
　　　　得知湘南大败，毛泽东对那“喝米汤的省委”愤懑至极。为了挽回败局，他留下袁文才、王佐守山，自己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主力。　　　　
　　　　毛泽东一走，赣军猛扑，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城都落入赣军之手，连井冈山都危在旦夕……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黄洋界上炮声隆”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是决定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日子。在一口气占领了井冈山北麓山下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座县城之后，探知井冈山空虚，湘赣两省“会剿”部队联手，调集了四个团，黑压压地从北面朝井冈山涌来。消息传来，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于八月二十九日急行军上山，守卫井冈山。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敌军集结在黄洋界哨口下面。这样，红军把黄洋界之外的四个哨口交给王佐部队把守，把三十一团一营那两个连，调到黄洋界。黄洋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两山对峙，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正面，山岩陡峭。站在黄洋界，一眼可以望见山脚下的小村庄。四个团的敌军，正聚集在那里，而上面的红军，只有两个连！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亲自在哨口指挥。朱云卿才二十一岁，何挺颖二十三岁，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一个在上海大学受过培训。红军的弹药很少，每人才三至五发子弹。朱云卿和何挺颖一商量，想出几条妙计：　　　　
　　　　第一，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二十枚竹钉。这种竹钉，本是当地“老表”用来打野兽的。井冈山翠竹遍野，有的是竹子。“老表”们用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用火烤过，用陈尿泡过，又锋利又有毒，野兽踩上去，脚会长脓腐烂。眼下，在黄洋界上山的二十里山路上，撒满这种竹钉，令人望而生畏，成了一道特殊的防线。　　　　
　　　　第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设置障碍，又是一道防线。　　　　
　　　　第三，在必经之路上挖了壕沟，又是一道障碍。　　　　
　　　　第四，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　　　　
　　　　第五，动员男女老少上黄洋界，作为“疑兵”。战斗时听口令，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冒充机枪声；或者呐喊“冲呀”、“杀呀”，以壮声势，使敌人摸不透山上到底有多少兵。贺子珍、伍若兰都参加了这支呐喊的“疑兵”。　　　　
　　　　如此布置停当，红军便“恭候”在黄洋界哨口。　　　　
　　　　八月的天气，江西如同火炉，井冈山上却如深秋。八月三十日清晨，云雾弥漫。待旭日升起，云散雾消，便看见山下的羊肠小道上，蠕动着一连串黑点。敌兵开始向山上发起进攻了。小道只容得单人独行，敌兵以“鱼贯式”长蛇阵前进。一边往上面走，一边乒乒乓乓放枪。山上却沉默着。朱云卿在等待着敌军进入射程范围。子弹是那么的少，一颗子弹要当两颗用。他把第一连布置在阵地上，另一个连第三连后备待命。　　　　
　　　　敌军在机枪掩护下前进。终于进入射程范围，朱团长这才喊了一声“打”，枪声和鞭炮声混合在一起，敌人弄不清楚山上到底有多少兵。敌军不断地逼近，一次又一次发起冲击。从上午打到中午，打到下午，还在那里发起冲击。这时，红军的枪声变得稀少，子弹已所剩无几，只得不断往下滚石头。在这关键的时候，连长谭希同、班长刘荣辉和贺敏学等人，把一门迫击炮扛了上来。这门迫击炮有毛病，本来放在茨坪的军械所修理。战斗急用，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扛上黄洋界。这门炮，一共只有三发炮弹。下午四时光景，架好了炮。第一发，哑炮。第二发，还是打不响。眼看着，只剩最后一发炮弹了。突然，山上一声巨响，迫击炮“发言”了！炮弹不偏不倚，竟命中敌军指挥所。山上一片欢呼，冲杀声响成一片；山下乱作一团，仓皇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