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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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　　　　
　　　　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的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身份，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机，又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七月十二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至于他为什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熟知中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绕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以及中共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七月二十一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二十八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一个名字。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艭”，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艭”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他长大后，嫌“艭”字过分冷僻，于是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霜”都与秋天紧相连，所谓“秋高气爽”，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由此衍义，取了笔名“秋白”，亦即“霜”的含义。倘若不是这么细细考证，人们很难知道“秋白”竟出典于他头发的双旋！瞿秋白聪颖机敏，又擅长文笔。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在苏俄采访，写下大量报道，写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一九二三年初他回国之后，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二三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党纲。一九二四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又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瞿秋白在中共担任的职务，逐年上升：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可能基于这两点原因：　　　　
　　　　第一，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因此，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当时首先是能否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的反对派的他，就不奇怪了。　　　　
　　　　就在七月二十一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汉的第三日——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达武汉。当天夜里，新任代表便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们通宵长谈……紧接着，七月二十七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　　　　
　　　　鲍罗廷回去后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头上。因此斯大林拒见他。随后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一九四九年鲍罗廷被捕，据说是有“特务”嫌疑。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十七岁的他，惨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直至斯大林死后，一九五六年苏共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罗易回去后，由于参加反对派活动，于一九二九年被印度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开除。他从苏联返回祖国印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病逝。　　　　
　　　　三人之中唯有维经斯基还算不错，未遭厄运，先后从事农业、工会、教育工作，做了教授，一九五三年病逝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新代表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他与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共贯彻新的指令……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1

　　　　八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网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汩汩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二十九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屋里的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二十九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据会议的出席者郑超麟回忆，“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百五十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六年版。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一八九七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共（布）。一九二六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星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这“全权”两字，表明他身份非同小可。　　　　
　　　　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二十五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二十三岁时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二十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沓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句。担任翻译的文弱青年，穿白色短袖纺绸衫，脸色苍白，肺病正在折磨着他。他便是瞿秋白。此时，他的手中也拿着一沓厚厚的纸头，他事先把罗明纳兹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当罗明纳兹离开稿子“发挥”几句时，他的目光也离开了中文稿补译几句。　　　　
　　　　瞿秋白扮演的不仅仅是翻译的角色。罗明纳兹的报告长达三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他们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会议是在极度匆忙、　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最初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可是，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武汉。推迟到八月三日，仍然来不及。可是，再等下去是不行了。这样，当外地代表来了一部分之后，就决定在八月七日开会。会议非常紧凑，从早到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次会议，由于是代表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由于是在八月七日这天开的，史称“八七会议”。六常委中的一半人——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南昌前线，未出席会议。留在武汉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及病中的蔡和森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主席是一位大高个子，三十一岁，湖南口音。他便是常委李维汉（如今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李铁映之父）。当年，他是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留学法国，在那里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前身）。一九二二年底他回国，由毛泽东和蔡和森作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跟毛泽东、蔡和森很早便认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求学时，毛泽东、蔡和森则在第一部读书。他在一九二三年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的透明度，要比中共“一大”高得多，因为当年会议的详尽记录，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查阅会议的原始记录，便能得知会议的真实情况。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2

　　　　会议的出席者共有：　　　　
　　　　中央委员——罗迈（即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湖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　　　　
　　　　在会议记录上，发言者用简称，如“迈”即罗迈（李维汉），“东”即毛泽东，“亦”即罗亦农……内中不时出现一个代号“D”。经查证，“D”即罗明纳兹。在原始记录上，大会主席李维汉的开场白中，这么说及：　　　　
　　　　在七月四日（十二日）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太五人（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引者注），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太二人。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指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急会议。此会议原定七月廿八开，后因为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　　　　
　　　　李维汉的开场白，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　　　　
　　　　李维汉开宗明义，指出大会的任务在于纠正“错得太远”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亦即以陈独秀为首的前一任领导机关。已经“不视事”的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不能出席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而召开的。在李维汉讲话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致辞：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共产党英文开头字母——引者注）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　　　　
　　　　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会议记录上写着，罗明纳兹报告结束之后，“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继续开会，讨论报告。令人注意的是，第一个发言者是“东”，即毛泽东。原始记录上，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　　　　
　　　　毛泽东的话，保持着他幽默辛辣的风格。他是这样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的：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　　　　
　　　　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提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八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后的七月十二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就再一次换班、改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是这么说的：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认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任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指导，这是很对的。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候选名单。内中有：四十二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地道的海员工人出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三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八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根据会议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二十票）、向忠发（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罗亦农（十八票）、顾顺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李维汉（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时（十四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十三票）、周恩来（十二票）、毛泽东（十二票）、彭公达（十一票）、张太雷（十一票）、张国焘（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二十人），超过了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的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即领导——引者注）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指总书记——引者注）。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调查一下他是否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八月九日，正好三个月。这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五月九日，三常委即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七月十二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七月二十一日增加瞿秋白）；　　　　
　　　　八月九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