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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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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十九路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蒋介石五万大军入闽，十九路军所辖五个军中的四个军倒戈，投向了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中华共和国的首都福州易帜，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先后亡命香港。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也就降下帷幕。蒋介石消灭了异己的十九路军，松了一口气，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1
就在中华共和国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正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花了一天时间在上海匆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开过中共中央全会了。会议在瑞金沙洲坝老茶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
那时的老茶亭大兴土木，坐落在那里的“中央大礼堂”，简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动工修建的。据说，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建造，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建造，双方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才三个多月工夫就落成了。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在山沟沟里算是很不错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那时，瑞金叶坪也在大兴土木，那里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灯游行”后举行联欢会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个广场——瑞金的“天安门广场”！一九三三年冬，广场上一片热闹景象，一群新的建筑物正在施工。
广场上最为忙碌的人物是钱壮飞。钱壮飞跟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强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吴兴县人。一九一四年，十九岁的他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一九二六年，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护。一九二九年，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跟李克农一起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他居然成为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一九三一年四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徐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瞿秋白立即转移，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在瑞金，他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一九三五年三月长征途经贵州息烽时战死。此时，这位医学学校的毕业生，居然改操新业，变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叶坪广场上的一群新建筑物的蓝图，全都出自这位设计师之手，而工程指挥则为梁柏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广场上高达十三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相当于后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造型颇为别致，塔座呈五角星形，塔身却是炮弹形，远远望去，像一枚正在射向蓝天的火箭。正面，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构思的巧妙，不亚于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此外，广场上还建起了砖木结构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公略亭纪念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沙场捐躯的名将黄公略。博生堡呈碉堡形，纪念的是宁都起义领袖赵博生，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战死于江西南城黄狮渡。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在红都瑞金如此大兴土木，其实透露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要在瑞金长期“扎”下去！在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之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城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潜台词，便是反对毛泽东。
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即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
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为负总责。李云龙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何时设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张、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简历表上写有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笔者向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请教，据告，项英是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尚待进一步查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另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自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不再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至此亦正式撤销。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2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结束。四天后——一月二十二日，那“中央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千人蜂拥而入。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六百九十三人，候补代表八十三人，还有众多的人参加旁听。
开幕那天清早六时，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虽说只是几门土炮而已。沙洲坝鹅公岽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八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的“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直至此时，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错了地方，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左看”才对！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头上戴着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时就结束了，避开了国民党飞机的“铁蛋”。“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上了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那字是黄亚光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
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像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是由文书科丁良相刻蜡纸，贺子珍也帮助刻印了一些。所谓“乡苏”，即乡苏维埃。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才溪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毛泽东把这两个乡树为“模范乡”。毛泽东曾到这两个乡，摆开八仙桌，请来各色人等，一边用粗饭碗喝茶水，一边口问手记，作调查研究，写出这两份调查报告。“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的设计稿。那国徽呈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面则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样，也就是以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张闻天为政府总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总理，使毛泽东真正成了“加里宁”！在任命各人民委员（即部长）时，教育人民委员引起了众人瞩目。第一届的教育人民委员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为副职。毛泽东告诉人民委员们：瞿秋白不日到达瑞金！在宣布这一任命两天之后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脸色苍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袄，出现在瑞金沙洲坝。他那般倦怠，不仅仅因为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奉命离开上海，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到达红都，而且还因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击，使他的心境怆然！
自从三年前的六届四中全会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之后，瞿秋白转到了文化战线，成为鲁迅的挚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锋利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新著。鲁迅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击，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指出：“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还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刚到瑞金，肺病就纠缠着这位忧郁、苦闷的“才子型”红色领袖。三天两头发着高烧，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钱盐！他正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崽卖爷田心不痛！”1
江西的群山之中，只有在潇潇春雨浇洒之后，那红土下才会骤然钻出嫩嫩的笋尖。一九三四年初，尚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却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钢骨的“冬笋”。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这五千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一九二九年，鲁涤平向蒋介石转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岳写了《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戴岳：《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卷，第四十五辑。，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后来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赛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
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
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由顾问而成为统帅。他的翻译伍修权如此回忆当年情景：“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天价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铜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不管那里是山是河，反正按距离计算行军的进度。他甚至就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应布置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作了规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不准确！据云，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曾从国民党一位团长那里弄到一整箱军用地图，交给了郭化若，运到瑞金。
李德是一位“街垒专家”。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据曾经担任他的翻译的王智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告诉笔者，李德去瑞金的四所军事大学讲课，均由他翻译。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以黄公略名字命名）、特科学校。王智涛的印象中，李德讲军事课程是内行的——当然所讲的全是苏联军事学院的正规课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及：“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他来到中国之后又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所知甚少。他用下“国际象棋”的经验来下“中国象棋”，这不能不跌跤！两个日耳曼人赛克特和李德，以中国的江西省为“棋盘”，对弈起来。
赛克特，熟悉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十九世纪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并效命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李德，熟悉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并投身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帝国，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国际。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是广昌。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旴江左岸。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照毛泽东的以往的打法，那会放弃广昌，甚至会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打的是阵地战，在广昌严阵以待，死守广昌。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下达了。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命令指出，“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
军委主席朱德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崽卖爷田心不痛！”2
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广昌城里，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蒋介石和北路军总指挥陈诚调集了十一个师，沿着盱江，一边建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红军呢？“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彭德怀自述》，第一百八十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只是没有水泥钢筋，用的是木头架子，垒上泥土，如此而已。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德国顾问赛克特也不顾高龄，亲临前线司令部，坐镇指挥。
赛克特，用的是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李德，用的是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一场正规化的大战，一触即发。
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这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的部队，采用的全然是新的战术。三四十架飞机先轮番轰炸，再用德国进口的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轰击，然后步兵徐徐推进，每天只进一两公里，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站稳脚跟之后，第二天重复着昨日的“操作程序”。决战从四月十日开始，清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雨点般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因为红军的“土堡垒”不经炸，所以死伤惨重。一位战士发牢骚道：“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到了下午，看看炸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军队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黑压压地攻过来。
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不够，打得非常艰难。
如此激烈地争夺了五天，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僵持了十天。红军终于守不住，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四月二十七日，是战斗惨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夹攻广昌县城。彭德怀这样描述当时的激战：从上午八时至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九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彭德怀去的时候，把一套旧军装放在包里，作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预料可能他会被带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气，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三军团的政委，本来一直是滕代远，此时患病，由杨尚昆代政委。杨尚昆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和张闻天结伴回国。他们经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一九三三年二月杨尚昆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此刻，他作为政委，跟彭德怀一起来到前方总司令部。
李德、博古找彭德怀、杨尚昆，本想安排他们明天走后的工作。没谈几句，直性子的彭德怀便开始“放炮”！他历数李德的指挥错误，斥责他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伍修权把他的话一句句译成俄语给李德听。李德绷紧了脸。
彭德怀越讲，火气越大，他骂起李德来，用一句湖南的土话：“崽卖爷田心不痛！”可是，李德竟没有反应！彭德怀估计是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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