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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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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此说者，认为长征应以前卫行动之日起算。“十八日”之说，主张此说者以毛泽东的行动为长征的标志——毛泽东于这天下午六时从于都北门出发，走过东门浮桥。此说最盛于“文革”期间。“二十一日”之说，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为标志。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二十日上午十时，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加强侦察等工作的指示》。“二十二日”之说，则是红军于此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以上六种关于红军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当然，采用“模糊数学”的手法，称之“十月中旬”甚至“十月”，也就回避了争论。眼下许多史著，往往用这样笼统的时间。“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在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谁都未曾想过这一走竟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做“西征”。至于国民党，则用贬义之词称之为“共匪西窜”。后来，贵阳的羽高书店便曾出版过胡羽高著，以国民党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就叫做《共匪西窜记》。
此时此际，李德成了大忙人，因为关于西征的计划，是他草拟的。如他在《中国纪事》中所写及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从他的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参与中共决策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已是“三人团”中的一个。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为了准备“转移”和把权力高度集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么一来，李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最高统帅，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三驾马车”之一。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2
自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不过，在红军主力西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走，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的。随主力西征，固然也艰险重重，但是留下来显然要冒更大风险，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万六千余人（内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一万多受伤病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思索着该把谁留下来。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后来牺牲于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项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在危难之际接受重任，就这一点来说，项英是好样的。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八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医疗器械已经装箱。十月九日，陈毅在医院里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动手术。周恩来立即嘱令卫生部长贺诚去红军医院，把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取出，派两名医生给陈毅动了手术。术后翌日，周恩来前往医院探望陈毅，并将“三人团”决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诉了他。当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为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张闻天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于是否要把毛泽东列入留守名单，曾有小说详细写及“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坚持留下毛而周恩来坚决反对的情节，但现存的史料中似乎并无这样的记载。小说家显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驾马车”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后写出来的。
“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个人。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临行之前，李德和项英作了彻夜长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
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总是不同的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这次彻夜长谈，是李德代表“三人团”对项英的留守工作作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仅有建议权的顾问，而是掌握着领导权、决定权的铁腕人物。
除了项英留守，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张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因病留下，没想到离别成了永别。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
“邓、毛、谢、古”中的毛、古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住在云山古寺中的贺子珍，接到毛泽东警卫员送来的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要她收拾衣物，随军行动，他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了。但是三岁的小毛，无法随军行动。贺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把小毛交给他们，让他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妈家中。谁知她这一走，竟与小毛永别了。后来，毛泽覃战死，小毛下落不明……
贺子珍安顿好小毛之后，赶往“休养连”报到。这个连队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女红军。董必武是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在这个连队，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也在这个连队。邓颖超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上海到达福建汀州的，在那里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恩来。那时，她患肺病，被安排到瑞金工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开始西征时，她仍不时发低烧，痰中带血，她在异常艰难之中踏上漫漫征途。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鸽子飞了！”
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十月七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筠门岭四十里寻乌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长工。粤军派出的代表杨幼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全文如下：
幼敏、宗盛两先生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与贵代表在寻乌先行协商一切，希接洽为盼。
专此顺颂。
大安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谈判在这幢临时赶修的二层小洋房里秘密进行了三天三夜。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二十二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一九二五年，三十一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后，陈济棠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不过他毕竟并非蒋的嫡系，跟蒋介石时有摩擦。他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一九三四年五月粤军攻占筠门岭之后，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跟中共拉上了关系。不久，陈济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参谋长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认识周恩来，终于接上关系。
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谈，达成五条协议，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原来，“你喂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十月十日。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她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菽，终于获释，回到家乡。
“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十月十五日，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十月十八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叙及。
十月二十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
二十一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自从在寻乌附近那幢二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向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京一所由洋人办的名牌医院，却取了道地的中国名字：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由美、英合办，后来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这家医院从一九一四年起就开始保存病历。日积月累，竟保存了二百多万份病历！这里保存着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病历显示，他们同时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高等病房（这一史实从未对外披露，是笔者一九九○年六月十四日从北京协和医院病史室的档案中查出）。蒋介石怎么会和宋美龄同时患病、同时住院呢？病历显示，蒋介石夫妇并无大病。他俩是在十月初下了庐山，前往北平。当时报纸登载，蒋介石在北平视察，并接见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得以宽心，也就飞到北平来了。由于他乃“党国要人”，因此一到北平便陷入应酬的旋涡。一连几年“剿共”，忙得他焦头烂额，难得歇一口气。于是“称病”，和宋美龄一起躲进协和医院高级病房，一边全面检查身体，一边难得清静一下。病历上记载，蒋氏夫妇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双双匆匆出院。那是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惊动了蒋介石。于是他和宋美龄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南昌行营一片哗然，蒋介石的部下们正在那里对红军的动向你猜我测，众说纷纭。蒋介石在紧急会议上如此说：
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他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好好策划。
蒋介石在这里用了一个新名词“追堵”。从此，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围剿”，改为“追堵”，即后追前堵。正因为这样，那些国民党将领后来所写的回忆录，差不多一色用《×××追堵红军记》这样的标题。
随着南线传来的一阵阵枪声，蒋介石明白了：红军在朝南突围。不过，红军究竟要向哪个方向前进，蒋介石仍心中无数。蒋介石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
蒋介石坐镇南昌，电令四路兵马，从四面追堵红军：何键部为西路军堵击红军进入湖南；陈济棠部为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广东；李宗仁率桂系主力堵击红军西进广西；顾祝同部为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湖北。随着红军的转移，蒋介石军队不再“步步为营”，而是长驱直入了。历史记录了双方在南方交错的进程：十月二十二日，红军在南线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占领红区重镇宁都。
十一月八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部队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红都瑞金。
十一月十三至十五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和陈济棠部队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七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于都。
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会昌。
在最初的一个月中，红军在蒋介石摸不清动向的情况下，突然朝南突围，又有陈济棠暗中“借道”，一下子顺利地冲过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部队则一下子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二十日上海专电、南昌电：蒋委员长以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六县匪化最深，决划为特别区，设政治局。赣省府遵令拟具施政纲要从教养卫着手实施。
蒋介石对“匪化最深”的赣南的“整治”持续了多年，直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蒋太子”蒋经国三十大寿那天，被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蒋经国坐镇赣南，进行深入的“整治”。另外，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日报》报道：“毙伪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一名，生擒伪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及伪团长以下官兵四千六百余名。”刘伯坚在狱中不屈不挠，写下壮烈诗篇《带镣行》，于《中央日报》报道登出的当日，倒在江西大庾刑场的血泊中。陆定一之妻唐义贞则早于刘伯坚牺牲。
唐义贞因怀孕临产，不得不留下。这时，她在叶坪村所生的女儿叶萍已四岁，寄养到老乡家中。她自己则随毛泽覃、贺怡夫妇转移到闽西汀州。十一月二十日，她在汀州圭田乡范其标家中产下一子，取名“小定”，即“小陆定一”之意。产子后的第四日，她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范家，自己随部队转移。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她在战斗中被俘。“三十一日清晨，唐义贞趁敌人给她松绑的瞬间，把藏在夹衣里的一份秘密文件强咽入肚。不幸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为了从她肚子里取出文件，惨无人道的敌人立即把唐义贞等人反绑双手，押往下赖村的三棵栗树下，进行剖腹……”何新华、凌伟中：《陆定一寻女忆忠魂》，《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唐义贞终年仅二十二岁。后来，陆定一曾为她赋诗一首：
结婚仅五年，
分别却四次，
再见已无期，
惟有心相知。
中央苏区落入蒋介石之手后，血流成河。据史料载，瑞金被杀达十二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八千三百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四万余户。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项英、陈毅所率留守部队，在蒋介石大军压境之下，损失惨重，最后被围困在于都仁凤山中，所剩只一千八百多人。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冲出重围中，贺昌、刘伯坚便被俘、被杀。陈毅依据井冈山的游击经验，和项英一起把部队带往粤赣边境大庾岭中的油山，依踞深山老林，坚持游击战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亦即新四军。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就在主力红军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发自贵州东部，与四川、湖南交界的印江县木黄的一份密电，使博古和李德陷入兴奋之中……在那千里之外的大山丛中，在木黄之北、贵州沿河县的枫香溪镇附近，忽地冒出一支穿国民党军装的队伍，一百三四十人的样子，引起了镇旁一座小山上的红军的警惕，红军当即进入戒备状态。
小山上的红军，属贺龙部队。贺龙本名贺文常，湖南桑植县人氏。小时候便喜欢学拳、舞棍。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他凭着两把菜刀，带着二十多个青年，袭击了湘鄂边界的芭茅溪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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