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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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党籍！这时，毛泽东所率红一方面军坚持北上，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样，终于结束了历时一年、经历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十二月五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的口气是如此咄咄逼人。　　　　
　　　　中共面临着大分裂！红军面临着大分裂！毛泽东面临着严酷的局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接受张国焘那个“党中央”的“领导”；以张国焘为首的那个“党中央”，也不会服从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是两路兵马，背道而驰。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育英出现在陕北。他出席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除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而这时他是共产国际特使。中共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了吧。　　　　
　　　　林育英在中共党内，具有很深的资历。曾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的林育南，就是他的胞弟。林育南还是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次突遭国民党特务大搜捕时，林育南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林育南死于上海龙华刑场。林育英早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一九二四年秋，他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员，两人结下友谊。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遭捕。寒天腊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坚不吐实。在狱中十三个月，遭受百般折磨，以多病之身获释。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此时，他担当起说服张国焘，防止中共大分裂的重任。他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叙：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应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指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十六日九时据考证，这“十六日”应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于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育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这么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他们（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　　　　
　　　　一九三六年六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军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会师之后，十二月七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二十三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口口声声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却耿耿于怀。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黄陵之际，投奔国民党。他随身只带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时，不愿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晚景凄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　　　　
　　　　林育英则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之上的那顶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终于，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了。哦，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桃子”的。在苏联的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眼下正是回来坐“帅椅”的时候。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初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对他谦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就会看到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位子。偶然有一两张是王、毛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胛。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那时，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共表示愿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订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时，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终于，王明走出了一步险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派人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王明扣下了《论持久战》，不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只同意印成小册子。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1

　　　　一九三八年八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元。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一九三三年，由于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谎称共产党人纵火，因此正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被捕。九月，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当众揭露法西斯阴谋，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他无罪。　　　　
　　　　苏联派出专机到德国。季米特洛夫出了监狱，直接上了飞机，飞往莫斯科。不久，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据王稼祥回忆：　　　　
　　　　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医院开刀。在出院之后，因身体虚弱，被送到南俄疗养，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中接到莫斯科电话，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时，说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　　　　
　　　　在王明、康生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斯大林知道王稼祥经过长征，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就问他：“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王稼祥据实回答：“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这时，王明在一旁插话道：“还有三十多万人。”王稼祥立即更正道：“斯大林同志，是三万多，不是三十多万。”斯大林听罢，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王稼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逐渐壮大。”斯大林高兴地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斯大林转向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斯大林当着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泽东，于是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泽东。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共产）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据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跟他说起，在王明回国之前叮嘱过：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尽管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已给他打了“预防针”，可是王明回国后依然故我。说实在的，王明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远不如张国焘。他能够趾高气扬，是因为当初得力于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到了后来，米夫失势，反而成了王明的部下！一九三八年，米夫甚至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那时米夫不过三十六岁！王明回国后，采取“恶人先告状”，背地里托回国的苏联人向季米特洛夫打小报告，告毛泽东，反而弄巧成拙。　　　　
　　　　季米特洛夫最初从陈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时，知道毛泽东的经历，支持了毛泽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便坚决支持毛泽东。应该说，由于王稼祥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高层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这使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了解毛泽东、支持毛泽东，起了很大的作用。须知，在中共的领袖人物之中，绝大部分曾在苏联学习，唯有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这一回，因为王稼祥决定回国，所以改由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的。虽说任弼时过去执行过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时整过毛泽东，特别是主持宁都会议，撤过毛泽东的职。但是后来，在实际斗争中，他逐渐转为拥护毛泽东。此时，他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毛泽东在中国的斗争情况和在共产党内享有的威信。任弼时如实的汇报和对毛泽东的称赞，使季米特洛夫更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信任感。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2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究竟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还是由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元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上。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对本书作者口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毕竟在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