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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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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修铜后改为“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平浏即平江、浏阳，湖南县名，后来作者改为“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对于毛泽东来说，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实践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不过，毛泽东自知光是依靠农民的长矛、梭镖是难以“出政权”的。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便讲得很明确：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毛泽东要寻找枪杆子，要寻找“一两团兵力”，正巧，一支正规军正驻扎在江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这支正规军是一个警卫团，团长居然是中共党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穿过湖南和江西的边界，朝江西进发，才在半途发生那番“历险记”……
这个团自武汉来，原本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可谓精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指派了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出任警卫团团长。这位团参谋长既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又是中共党员，名唤卢德铭。卢德铭成了警卫团团长，便使这个团处于中共领导之下。
中共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时，卢德铭奉命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鄂湘赣三省交界“三不管”的修水县暂且栖驻。这支精兵，马上被正在寻觅“枪杆子”的毛泽东所看中。于是，二十二岁的卢德铭被任命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则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卢德铭这个“四川伢子”，在上中学时就读《新青年》，思想日趋进步。十九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去报考黄埔军校。离家时，正值春节，他挥毫写下一副春联，贴在家门两侧：“问客何来想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当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过。他求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他小小年纪，革命愿望如此强烈，便召见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这样，孙中山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二期学生。
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卢德铭来到中共领导之下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独立团成了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卢德铭从连长升为营长，升为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任警卫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
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
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
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
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
二团、三团先克醴陵县城，才占领了两天，不得不在强敌面前退出。改取浏阳县城，占领后陷入重围。
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浏阳文家市。
九月十九日夜，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首脑人物齐聚那儿，前敌委员会会议在书记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虽说从九月九日至十九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却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而秋起的受挫，使他清醒，意识到长沙“啃不动”，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长沙势必败北。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总指挥卢德铭是位精明聪颖的人，他以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甚高，他倒向毛泽东，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翌日，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行军的第四日——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
原来，那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布下了伏击圈。当毛泽东、卢德铭率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口令，伏兵倾巢而出。在激战中，二十二岁的总指挥卢德铭饮弹而亡。毛泽东痛失他最初的得力战友。卢德铭倘若不是过早地死于非命，定然会成为元帅级的中共军界领袖人物。
毛泽东幸免于难，且战且走，带领着受惊的队伍绕开萍乡南进……毛泽东要把队伍带向何方？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当革命的“山大王”
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要把部队带上井冈山！
井冈山，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不算出众。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大山。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不能不说是天才的选择！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长青，山泉淙淙，地势险峻。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两省即湖南、江西，四县即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在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年月，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何况那儿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乃穷乡僻壤的所在。
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在于易守难攻。在崇山峻岭之中，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守住了哨口，也就守住了大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井冈山四周，那时没有公路，要想调兵遣将前来攻山，辎重难行，只得靠两条腿和轻武器。井冈山的“井”，其实并非水井，而是指天然的泉水。井冈山有“五井”，即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乃是山中五口泉水罢了。泉水之处有人家，有“井”也就有村。山上五个小村，就以井命名。山上有一条小溪，叫“井江”，于是山得名“井江山”。又因土语中“江”与“岗”音近，所以人称“井岗山”。一九五四年第一批简化汉字把“岗”简化为“冈”，于是今名“井冈山”。毛泽东深知当时湘、赣军阀各自为政，他带领兵马朝井冈山进发时，故意走“S”形路线，时而进湖南，时而回江西，在两省交界的夹缝之中钻行，甩掉了尾追的敌军。
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作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
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遭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谈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也正因为这样，九月十九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当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南下萍乡，向井冈山进军时，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了这么一番话：“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秋收起义之时，四个团有两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几次失利，损失了一千多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前进时，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开小差。一位营长派人去追逃兵，毛泽东知道了，马上阻止道：“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要走，让他们走。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不走，跟我们走到底！”毛泽东甚至提出，给走的士兵发路费，以使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乡。一位名叫陈三崽的贫苦农民说，家有老母，必须回去照料。离开部队时，领到五元路费。可是，他走了才一天，却又回来了。毛泽东见到他问道：“你怎么又回来啦？”陈三崽诉说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遭遇，说是半路上遇见国民党部队，不仅抄走了那五元路费，而且还把他当壮丁抓去当兵。陈三崽说：“我不回家了，家乡也是国民党的天下。我就是回到老家，也无法侍奉老母，也会被抓去当壮丁。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部队！”毛泽东表扬了陈三崽。许多思乡之心甚切的士兵，听了陈三崽的话，也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九月初秋收起义至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仔细清点一下人数，尚剩七百多人。不过，这七百多人，倒是经历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早已在半途散去。这七百多人中的精华，是原先的卢德铭手下的警卫团，毕竟是正规军，除了战死者，很少有人半途离去。此外，另两部分人则是安源工人和浏阳农民。这支七百多人的队伍，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成了燎原之火的最初的火星。
这支队伍的核心，是一批大学生，成了毛泽东手下的骨干。内中有：何挺颖，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二十二岁。伍中豪，也是二十二岁，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
何长工，二十七岁，一九二二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此外，大学生中还有不少英才，如罗荣桓，中山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宛希先，黄埔军校毕业生；张子清，湖南讲武学校毕业。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手下是一个师的兵力，下辖四个团。到了三湾村，毛泽东手下只剩一个团的兵力，遂缩编为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浩，党委书记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及特务连、军官连、卫生队和辎重队。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制定一项重要原则，即“党指挥枪”，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在每一个连队，设立中共党支部，设党代表。当时十个连队的党代表，有七人是大学生。毛泽东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六十五至六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完成三湾改编之后，十月三日，率部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县就在井冈山下，再跨一步，就可以进入井冈山了。此时，一道棘手的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井冈山上下，有两股土匪，怎么办？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力取，二是智取。很多人主张力取。这两股土匪，不过百把人，几十条枪，倘若用武力解决，轻而易举。
毛泽东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他力主智取文攻。他幼时熟读《水浒传》，同情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在他看来，这些“山大王”可以引作同盟军。再说，那两股土匪是本地人，消灭了他们，也就埋下仇恨的种子，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立足不稳。毛泽东初显他的统战才略……那两股土匪，头目分别为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驻扎在山下的宁冈茅坪，王佐则在山上的井冈山茨坪，山下山上互相呼应，成为犄角之势。两人结为拜把兄弟，唇齿相依。袁文才此人，二十九岁，宁冈茅坪马源坑人。他幼时念过私塾，有点文化。宁冈茅坪附近，有座半冈山。袁文才十九岁那年，半冈山上的胡亚春等人啸聚山林，组成一支“马刀队”。所谓“马刀队”，是因为他们没有枪，只有梭标马刀。“马刀队”以“吊羊”为生。“羊”，土豪也。“吊羊”，也就是绑架土豪作为人质，索以巨款。袁文才也参与“马刀队”的“吊羊”，加入绿林。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后来成了“马刀队”的参谋长，以至成为首领。
毛泽东来到宁冈古城时，一位特殊的人物前来求见。此人穿着一身西装，只是未系领带。在那山沟沟里，此等洋派的人物极为鲜见。他年仅二十二岁，本地人，名唤龙超清。此人乃富家子弟，曾由小县城宁冈到江西省会南昌求学。两年前，他在南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任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部长。开始北伐时，他受中共派遣回乡发动群众，迎接北伐，而他回乡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特派员。他回到宁冈后，担任中共宁冈支部书记。
龙超清跟袁文才有旧，曾与袁文才结拜为生死之交。一九二六年九月，他策动袁文才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吸收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率部抵达宁冈，自然使龙超清欢天喜地。经过这位穿西装的青年介绍，毛泽东得知袁文才原是中共党员，收编他的部队也就容易得多。龙超清说及，袁文才眼下最缺的是枪。毛泽东当即慷慨答应，送一百零八枝枪给袁文才。龙超清当即把喜讯转告袁文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向来讲究义气的袁文才，也就答应送给毛泽东部队六百块大洋。如此这般，“山大王”袁文才投靠了毛泽东。这样毛泽东的“文攻”，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袁文才主动请求毛泽东派中共党员前去训练他的部队。毛泽东派出了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前往袁部。几个月后，袁文才部队接受改编，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收编另一个“山大王”王佐，要比袁文才曲折……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1
王佐跟袁文才同庚，也是二十九岁，身材不高，白净面孔。他是井冈山附近遂川下七村人，裁缝出身。王佐识字不多，武艺不错。据云，他骑在马上，一枪射去，可击中野鸡。有一回，他突然遭围，操起一根竹竿一撑，跃身上了屋背，一个跟斗翻了过去，便不见踪影。他曾跟一位拳师王冬文学过几年武功，所以论武艺有两下。
一九二○年，湖南军阀部队里的一个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二十来个弟兄，到井冈山当绿林。这个连长名叫朱孔阳，广东人，他的耳朵不好，得了个绰号“朱聋子”。朱聋子在井冈山上“吊羊”，弄到了钱，买了一批布，给手下的弟兄做新衣，请来了裁缝王佐。王佐上了山，见朱聋子他们“吊羊”，日子过得舒畅，有点眼热。朱聋子呢，见王佐机警聪明，又有武艺，有意招他入伙。最初，朱聋子要王佐当“水客”。所谓“水客”，也就是侦探。因为朱聋子是外地人，人头不熟，不知“羊”在何方，需要“水客”报告线索。
当过一阵“水客”后，王佐也就正式落草。王佐出自贫寒之家，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所以他落草之后，“打富不打贫”，而朱聋子有时欺侮穷人。
王佐对朱聋子日渐不满，终于自立门户，另聚山头。王佐的队伍在“打富不打贫”的口号之下，慢慢兴旺起来，成了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比王佐活跃。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种种社会活动。王佐不然，蹲在井冈山上守老窝，不轻易下山。毛泽东的部队在山下安营扎寨的消息，飞快地传到山上。王佐头一回听说“中国工农革命军”，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难怪，“中国工农革命军”打出这旗号，也不过个把月。毛泽东不急于上山。他要做通“山大王”王佐的思想工作。“把兄弟”袁文才派人上山，诉说了毛泽东的队伍专跟土豪劣绅作对，跟他们“劫富济贫”是走在一起的。又听说毛泽东给了袁文才一百零八枝枪，王佐颇为震惊，因为他在井冈山上那么多年，也只弄到六十来枝枪，何况这些枪好多是土枪。他手下的兵，两个人摊不到一枝枪。毛泽东既然把那么多的枪给了袁文才，这已清楚地表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会“吃”掉他们。这样，十月二十四日，当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一个穿长袍、戴礼帽、个子不高、自称朱持柳的人便前来拜谒。原来，此人是王佐派来的代表，特意专程来迎接毛泽东上山。
毛泽东在荆竹山村的大道旁集合队伍，向战士们介绍了王佐派来的代表朱持柳，并宣布马上随他上山。毛泽东特别强调，上山以后要搞好和山上群众的关系，搞好和王佐部队的关系，特地制定了“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今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最初便是这么来的。
在朱持柳的带领下，毛泽东部队上山。山道如羊肠，在密林中穿越。渐渐，山势越发陡峭。这井冈山，果真是个据险易守的所在。王佐和毛泽东约定在双马石见面。所谓双马石，是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在一起，成为井冈山奇景之一。双马石乃井冈山五大哨口中的一个。那里格外陡峭，山林茂密，王佐已在那里布好队伍，以防不测。
毛泽东似乎早已料中王佐的心思，未到双马石，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他只带随从数人前往双马石，跟王佐会面。
王佐见毛泽东“单刀赴会”，也就放下心来，下了哨口，跟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极善言辞，向王佐说明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经毛泽东这么一番宣传，王佐心中明白了许多。毛泽东说：“我们打土豪，跟你们‘吊羊’是一致的，都是要跟土豪作对。你们是我们的战友。你们需要枪，我们给！”毛泽东这句话，正中王佐下怀。
毛泽东问：“你们需要多少枪？”
王佐不敢答，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毛泽东不答应。
毛泽东很爽快：“给你们七十枝枪，够不够？”
七十枝枪！这数字大大出乎王佐的意料之外。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走，我带你们上山！”于是，毛泽东部队在给了王佐七十枝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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