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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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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1）
第十一章
蒙 在 鼓 里
读过大学、会说洋话的少将：李觉—— 造原子弹的一大功臣：吴际霖—— 核武器研制基地设在青海高原—— 再也看不到电影《金银滩》了—— 往西，往西，再往西—— 在玉门关外扎寨—— “八年抗战也没有那么苦”—— 陈赓点将，张蕴钰升账
1957年元月初，刘杰和冶金部部长助理高扬文商定，成立核燃料元件厂选厂小组，去山西、陕西踏勘合适的地方。当时由冶金部负责管理核燃料元件厂，两年后才划归二机部。
选厂小组先是在山西和陕西跑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山西大同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适宜建厂。可他们回来向部里汇报之后，却不料遭到了否决。刘杰在开会时说，虽然这里交通运输和给排水等建厂条件不错，但这个地方不行，因为离沿海只有300公里，属于国防线里第一道防线的范围之内，安全隐蔽性比较差。
苏联专家日特琴科一听，特别生气，一边拍桌子，一边说，既然这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还作为一个点让我们去选？
会场一时僵住了。刘杰说，这个原来是我们的错误，现在跟领导一汇报，李富春副总理也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我们的考虑有欠周全。但是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责调整。
专家听刘部长这样一说，也就不再吭气了。
春节过后，选厂小组重新组织人马出去考察。苏联专家日特琴科被换掉了，新来的是莫斯科设计院的萨果东诺娃。他们先后在甘肃、内蒙古一带看了看，最后发现有个叫万家亨子的地方，在包头北部东河与昆都仑两区之间，交通水电条件都不错。这里位于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一马平川，村庄和人都比较少。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几个大的厂子，比如包头钢铁厂等等，新的厂子以后可以利用这些工厂的设备。
第40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2）
几个厂子选定后，接下来就是核武器研制基地往哪里建的问题了。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之后，二机部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原子弹的机构——核武器局，它的代号是九局。经宋任穷推荐，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调任二机部九局局长。
李觉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将，并在大学里读过书。他说自己有好鼓捣的特点，做过炮弹和电雷管，能说几句洋话。这在当时的中国将军中并不多见。1954年秋他就发现有心脏病，在高原不适应。1957年李觉回北京治病，准备做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想他再去西藏恐怕身体吃不消，就确定把他调回来。李觉说，我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到军队哪个地方搞点具体事。那时候，很多等待分配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来来往往，都住在帅府园总参的招待所。记得7月份的一天，陈赓到那里去了，一见了面，他那个人是很客气的——哎，老李，你怎么样？我说我回到内地，能吃能喝能睡的，没啥事。他说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这时候我才知道要我离开军队。我问他干什么事情，到哪里去？他不告诉我，就拄着拐杖笑着走了。第三天宋任穷去找我，说你的工作中央有考虑，现在是和平时期，让你搞工业。你去找赖传珠。我找赖传珠，赖传珠让我到三机部也就是后来的二机部报到，没有说具体是干什么。然后出去选场，到11月才回来。回来之后，宋任穷就找我，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搞核武器，研究原子武器。我说没这个知识，没这个经验哪。他说，在工作当中学习，组织大家干嘛。我当时还是军人，没有办什么转业手续就来干这个了，手续到1958年秋天才办。宋任穷找我谈过后，我一想，这个担子太重了。
李觉到任之前，吴际霖和郭英会两位副局长就已经先来了。吴际霖毕业于华西大学化学专业，曾在山西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为前线将士讲授防化常识。后来经中共地下党介绍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自然科学研究室任教员并从事军工生产。1955年调到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吴际霖曾三次到苏联参加谈判，九局成立前任二机部计划局副局长。郭英会则给周恩来当过军事秘书，最早也曾在阎锡山那里干过。李觉说，郭英会是广东人，人很好，他是从山西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出来的，然后到了军队，当了团政委，然后到总理那儿去了。那时候我们分工由他负责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他后来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吴际霖一开始在山东铝厂，出了个事，人家要斗他，戴手铐戴得手腕都磨破了。陈云知道了，就把他弄来当北京钢铁学院的负责人，就是在有色金属设计的地方做工作。后来把他调到二机部这个系统。那个时候不是去苏联谈判吗，总得有搞化工的，他在四川大学学过化工。后来他经过西安跑到陕北去了，又从陕北到山东军区搞炸弹。因为几次去苏联谈判他都参加了，所以就把他调到九局做副局长，我们三个这样弄在一起，后来又加上一个朱光亚，帮我们做一些方针研究。吴际霖这个人很好，事业心很强，非常直率。十年动乱的时候，抓吴际霖的反革命，我把他弄回北京，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我，带来一封信。吴际霖死后我又把信还给他的女儿留做纪念。他母亲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也精神失常，跳河自杀了。
刘西尧说，吴际霖是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大功臣。在草原上的时候，完全是靠吴际霖来支撑维持“文革”引起的那个混乱局面的。说起来，还在“文革”之前，在四清的时候，我还把吴际霖给批了一顿。当时有人批他，我也参加了，我们那时搞四清工作团，左得要命。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有些小题大做，说他家里面的家谱是什么什么，那实际上并不是个什么事。等这个运动过去了，吴际霖也从来不计较。吴际霖后来得了一身的病，我去看他，人病得不像个样子，后来死在教务部旁边的那个医院。
1958年1月21日，吴际霖拟定了九局本年度工作纲要及第一季度工作计划。3月，苏联专家安德烈也夫、卡列尼奇、古多索夫等12人选厂组抵达中国，开始选厂筹备，并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
在苏联专家没有来华之前，吴际霖等带领有关专家先对四川、甘肃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分析和对比。研究的初步结果倾向于在甘肃张掖地区选厂。因为那里地势开阔，交通方便，移民任务较少，而四川绵阳地区却是山区，移民任务重；宁夏某地也是属于地震区，且风沙很大。1958年5月中旬，局长李觉回西藏处理一些事务，便由吴际霖和郭英会二位副局长率领何广乾总工程师以及张冶那、屠尔勒等4位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组长安德烈耶夫及其土建、给排水等专家，直接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选点。
第41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3）
经实地考察，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张掖地区可以作为一个方案。但缺点是水源不足，有一条公路与场区较近，兰新铁路又从工厂上方通过，对保密不利。另外，如将基地选在这里，就与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都集中在一条线上，于战备不利。
朱少华说，我是1956年12月到二机部的。九局当时加上我总共是5个人，有李觉局长、吴际霖、郭英会，还有从公安部调来的杨冠青，当保卫处长。我们这五个人住在西苑宾馆的一个小楼上，就两个办公室，有什么事大家都一块商量。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跟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要搞核武器。其中有四个项目，起步工作都是先要选场。1958年3月份苏联专家来了，专家有安德烈耶夫、卡列尼奇，他们在苏联都是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下面还有搞工程建筑的八九个专家。霍广盛和我做随行翻译。到了张掖，那个地区是戈壁滩，地势很开阔，交通也方便。坐汽车跑来跑去，专家也认为可以。
眼前的这个地方虽然不错，但专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水源如何解决？地下水怎么样？在雨季能不能再搞一个小型水库？众人讨论了半天，说回去以后找水文、地质方面的专家商量。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了一口很深的枯井，他们把所带的绳子都用尽了才够到底，而且井里面的水也不能饮用。显然，这个问题不太好办，只好再看看其他地区的情况了。
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设晚宴请专家们吃饭。席间提起这一段选场遇到的困难，说这里不太理想，看来得换一个地方。在座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就接住话头说，二机部的工厂那么多，都摆在一个地方也不好。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到青海去？我们青海有一个地方，地区很开阔，叫金银滩，你有多少工厂都能放下。
青海原先在选厂的范围之内，主要是考虑那里海拔太高，交通也没有河西走廊方便，大家就说这也好，去那里看一看。当时从兰州到西宁还没有火车，他们就坐飞机到了西宁。由于他们是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来的，因此青海省计委领导和好多人员都到机场欢迎，然后坐汽车到了海晏县。天色已晚，县长让大家先住下，嘴里直道歉，因为整个县政府也没有几间房子，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选厂组吃饭都是自己带的。
第二天起来，大家赶到了金银滩，见那里四面环山，只有一座庙，附近是劳改农场，没有人烟，就一些羊群。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议论说，从这个地方来看，完全够用了，几个方面的场子都可以放在这里。不过，还有一个产品储存场所怎么办？县长说过了山头有一个很深的沟，要不去那里看看。专家问他，那里的岩石怎么样？光有沟不行，产品最后是一定要进洞的。县长说，都是石头山，打洞估计没问题。郭英会便带专家翻过山头，进到那个大山沟里，发现山沟确实很深，有很多松树，不像金银滩那边，一棵树都找不到，条件要好于金银滩。专家们采集岩石样品做了研究，认为这个山没有问题，可以打洞。
剩下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要考虑这里的海拔太高，因为他们上了高原之后，不光是人有反应，连汽车都有反应。以后大批的科技干部到这里来，这样的海拔能不能承受得了？回到西宁，开了几个座谈会，技术人员都说能够适应，到这里总要有一个适应期，过一段可能就会好的。专家又问，大人从内地到高海拔区，经过一段适应可以呆住，那孩子呢？大家说，从内地到青海，孩子也能够适应，环境能够改造人嘛。朱少华说，关于交通问题，专家也基本上认可了。记得郭英会对我说，这次金银滩之行，没有白跑，是个意外收获。回到西宁后就和计委同志谈，因为计委当时是大包大揽，受大跃进的影响嘛，他们打包票说，只要你们建厂，我们就把铁路修到厂区。事后才知道，这谈何容易。专家还提出来说金银滩距大城市太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还说到技术人员研究出来的成果发表问题，因为苏联人很重视这方面的事情，技术人员写文章要发表啊。中方当时只好给他敷衍过去，说这些问题以后都好办，事实上以后都没有解决。返回北京之后，专家组和设计分院一起论证了很长时间，包括基建局陈一民局长他们都参加了论证 ，最后向上报告，黄克诚批准了。
实际上，选择青海高原做原子弹的研制基地，中方有人是持反对态度的。比如水质问题、地方病问题、交通问题、高原问题，勘选小组的何广乾等中方人员就提了出来，但尽管他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设计师，苏联专家对这些意见仍都不以为然。扎吉江也同意苏联专家的看法，说我们苏联也有高原，开始有的人嫌苦，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工资要提高，生活要搞好。高原有很大的优点，细菌少，吃肉也没有问题。
第42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4）
最终，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在青海草原秘密建设。
1958年12月，苏联向二机部提供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初步设计资料。次年2月，基建队伍陆续进入场区施工。来自全国各部队的两千多名转业军人，以及七千多名民工和两千多名建筑工人，顶风冒雪开向了这块西部高原。
与此同时，一部刚拍摄不久的电影也被打入了密室。这部电影叫《金银滩》，里边有一首插曲唱道：高山上跑马啊云里穿，要找凤凰到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在此定点建设后，这部电影就被悄悄禁映了，原因是保密。
为了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警卫战士大多从本地招收入伍。同样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给战士以走向天涯海角的感觉。等退伍后，一些士兵才发现，自己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当了几年兵，站了几年岗。
1958年5月，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敦煌，在古阳关之外的大漠里安营扎寨。当时，彭德怀元帅正好在西北视察，顺便在鸣沙山下接见了这支部队的大队长张志勇和政委常勇。
见到元帅，张志善报告说，首长，我们是0673部队的。彭德怀一听便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毛主席说了，要搞一点导弹、原子弹。
此前不久，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后称核试验基地），由工程兵负责勘察选址、设计与施工；以商丘步兵学校的一部分人员为基础，组建第一支核试验部队。这支部队先参加核试验场的勘察和建设，然后担负核试验任务。根据军委决定，商丘步兵学校被撤消，原班人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由校长贾乾瑞带领建设原子弹仓库，另一部分人则由政委常勇和副校长张志善带领建设原子弹靶场。同年5月，以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为首的选场委员会，根据苏联专家提供的选场条件，研究了有关资料，先进行图上作业，认为适于建场的有甘肃敦煌以西、新疆罗布泊以北等4个地区，以敦煌以西地区较为合适。最终选定了新疆罗布泊地区。
5月下旬，常勇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随陈士榘到甘肃敦煌西部地区勘察原子弹靶场场址。一同去的还有四名苏联专家。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温度非常高，有时能达到五十多摄氏度。几天下来，选场人员便一个个晒成了紫色，连胶鞋底都让地表给烫得变了形。那里有一种花蚊子特别可怕，抱着团一齐向人进攻，扑上来就咬，打死都不松口。众人只好找个草帽戴上，再用纱布封在上面，就像蒙面人一样。这样一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蚊子一时倒是咬不着了，可是你不能去大便，因为一脱裤子，蚊子早就等着呢，大家只能选择一个有风的地方来避开蚊子。
从西北回来后，常勇即给张志善打电话，要他和校长贾乾瑞到北京接受任务。张志善和后勤部副部长乔广林两个先走了一步，随后贾乾瑞也到了北京。常勇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选场的情况，说那个地方特别艰苦，喝不上水，陈士榘是上将，最后也只好一起喝汽车水箱里的水。
随后，万毅召集开会，交代了第一项任务——组织一个勘探大队，张志善任大队长。张志善和常勇回去以后，拿出名册，集合人员，选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110个教员和机关参谋、干事、助理，配了两名医生和护士，带了两辆美制大卡车，要了一辆专列，买了五麻袋盐，浩浩荡荡往西而去。出发前他们做了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并且和被选中的人员分别谈话，说这个任务是毛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不准通信，不准打电报。
专列一路向西，到了郑州往西去，到了西安还往西去，到了天水也不停下来。走了几天，到了兰州站，因为调车，专列暂时停顿下来，队伍以为可能到了。有人就问张志善：还往西去吗？张志善说，还得往西去。又有人问去那里干什么？张志善答复道，去了那里再说。专列又往西开，到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车又上汽车，走了几个小时搓板路，到了敦煌，他们和一周前先行抵达的先遣队会合，这支二十来人的先遣队是在乔广林带领下打前站的。再往里走，呈现在这支队伍眼前的，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四起，有些人正在挖坑打井，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在这里干什么。
就在这样一种懵懵懂懂当中，大家开始展开工作。许多人一开始虽然不明着议论，但背地里免不了嘀嘀咕咕。有一天收工回来，几个干部就找到张志善，说副校长你和我们都很有感情，怎么现在信不过我们了？张志善其实也知道他们的来意，可他也知道不能讲，就故意反问道，我怎么信不过你们了，没这个事。干部代表们反驳道，那你说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说是开荒却没有水，搞工业也不像，天天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干，到底干什么？张志善说，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反正毛主席指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几个干部更加好奇了，说你不告诉我们，我们这叫打的什么仗，我们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现在大家成天嘀嘀咕咕，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第43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5）
显然，干部们反映的问题不容忽视，张志善立即给总政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这边的情况，请示究竟该怎么办。很快，总政回了一份电报，同意他们在注意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说明和动员。8月底，在敦煌刚落成的电影院里，张志善向全体人员交了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一个原子弹、氢弹试验靶场。我们一定要打破核垄断，长我们国家的志气，意义很重大，任务很光荣。大家一听，马上就蹦起来了，说原来是搞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了也无怨。
白天干活，除了累，让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蚊子。解手要选地点，找风向，速战速决。到了晚上，人就不敢在外面活动了，只能钻到蚊帐里面，说话唱歌写东西都不能出蚊帐。几个领导要听汇报了，也要坐在蚊帐里面一边汇报一边记录。照明用的是蜡烛，还要尽量节省，谁发言就用电筒照一照，因为在敦煌连蜡烛都没有，要去兰州才能买得到。所以蜡烛也得节约。张志善讲起那时的情景，说八年抗战都没那么苦。比长征呢，也就是缺了敌人在后面追。可战士干部的工作情绪仍然非常高昂。晚上唱歌，哼河南梆子山东小调，吃过饭睡觉还唱两支歌，情绪非常好。过去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和战士一块吃一块住，后来到了商丘步校，跟战士感情就差了一些。这次到了戈壁滩，大家又是同吃同住，感情又恢复到了战争年代的那种样子。那时水缺得厉害，一个人一天刷牙、洗脸、吃饭只有半缸子水。但就是这点水也要到远处去拉。新疆鄯善县有一个地方叫底坎，这里有一个水泉，我们战士送水，发现这个水泉以后，大家都跳起来了，说找到水了。可维吾尔族老百姓看到我们，那衣服是破的，棉花露着，就把我们当野人，都吓跑了。
勘探大队在敦煌地区工作到10月底时已基本完成任务，陈士榘与苏联专家随后来到现场，视察了试验场各区域位置。当时核试验场的爆心被初步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这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建场因素就是高空气象的情况。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当地的气象资料，专家先要回到苏联，经过研究分析和敦煌相邻地区的气象资料，才能做出答复。
就在常勇和张志善率领这支部队去敦煌勘察的时候，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在大连也接到了调令。张蕴钰说，1958年8月初，正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陈赓叫你来，你赶紧动身，我在北京饭店等你。第二天我就从大连坐火车去了。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曾绍山就领我到灵境胡同去见陈赓。陈赓原是我们兵团的司令，他这个人很简单，一见面就说张蕴钰你来啦。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可以吧？他是老首长又是那么高级别的领导，我还能说什么？我说服从命令。陈赓接着就说，那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第二天，张蕴钰便去总参装备部见安东。安东和他以前就很熟，对他说，知道你这几天要来。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
两个月之后，张蕴钰把家搬到北京，住在广安门志愿军办事处宿舍。这时常勇回来了，找到他介绍了一番情况：国防部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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