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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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列宁格勒实习，由王中蕃和刘宝庆带队，王成孝搞理论计算，华戈旦搞主工艺，陶平搞仪表检修，彭士禄搞机修。他们在列宁格勒认识了很多人，维尔滨当时就是列宁格勒设计院理论计算专家组的组长。铀浓缩厂在核燃料生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气体扩散行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中国人去的时候，住在列宁格勒最好也是最大的旅馆阿斯多利亚里头，在基辅广场对面，给了一个办公室，规定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能随便走动。中方人员所有的笔记本，包括手稿都是早晨到保密室领出来，晚上再存放入保密室。每天工作结束回旅馆的时候，一张纸片都不能带出来，要求十分苛刻。
设计院总工程师鲁钦对中国人十分友好，经常邀请几位实习人员到家里做客。因为王成孝当时还是单身，鲁钦就对他开起了玩笑，说他夫人有一个侄女，是这个设计院的描图员，长得又漂亮又聪明，你们应该出去跳跳舞。我们苏联两亿多人口，一半是女的，难道挑不到一个你认为好的吗？在苏联搞了几个月之后，根据中方建议，原准备在苏联做的一些设计和审查改在国内进行，王成孝他们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一批专家便一起来到了中国。30岁就当了教授的流体力学专家卡拉卡立搓夫也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
因为当初勘选这个铀浓缩厂时刘宝庆参加了，所以上级就让他也参加设计。在苏联做了三个多月的初步设计，审查完之后，就开始搞施工设计。在当时苏联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中，其他工厂的生产人员都可以到苏联去实习，但只有铀浓缩厂是个例外。因为铀浓缩工艺是国际上最绝密的一个内容，苏联人连他们的铀浓缩厂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公开。为了既帮助中国解决铀浓缩问题，又防止泄密，苏联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派出专家，到中国来专门建一个试验室，也就是建一个小型的试验大厅，培训生产人员，然后再进行大工厂生产。为此，二机部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在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建了一个615实验室，为中国铀浓缩厂培养最早的技术人员。
到北京不久，卡拉卡立搓夫便了解到，兰州的铀浓缩厂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启动方案，是几位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专家制定的。这批方案计划分17批启动，卡拉卡立搓夫对此颇感疑惑。王成孝说，铀浓缩厂的初步设计工作是在苏联进行的。我们在列宁格勒设计院结合具体资料进行学习和熟悉、掌握有关业务，我负责理论计算组，有四位专家对我进行了辅导。后来卡拉卡立搓夫来了，审查完初步设计之后，一共去过铀浓缩厂三次，我等于是他的助手。原来他还曾经答应过我，说等到兰州铀浓缩厂出了产品以后，希望我还能再回莫斯科去做他的博士研究生，然后再回来。我当时也挺高兴的。平常的时候，卡拉卡立搓夫和夫人住在友谊宾馆里。他夫人在莫斯科教英语，是一位中学老师，来北京时他们带来一个小女孩，当时友谊宾馆的东边不像现在，挺荒凉的，那里有一个小湖，冬天结冰的时候，他让我带着他的女儿去滑冰，他的夫人后来在北京还生了一个儿子，叫京生。卡拉卡立搓夫大概是1959年初来的，实际上是二机部浓缩铀厂的生产顾问。他也管设计院的事情，铀浓缩厂当时的机器很多，所有的机器大大小小有几千台，同时启动是不行的，先要准备好一部分机器，然后再启动一部分机器，叫做分批启动方案。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经济了。卡拉卡立搓夫看了初步设计的方案是分17批启动之后回来问我，为什么要分17批启动？为什么不能20批、13批或者10批？我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同维尔滨、丹娘一起讨论过，我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说为什么这样，我还要做一些分析以后才能告诉你。当时设计是在列宁格勒的第二设计院做的，卡拉卡立搓夫本人是在莫斯科，他那个时候同设计院在行政组织上没有关系，设计院只知道卡拉卡立搓夫是流体力学方面的专家，在业务上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并不知道已经有了17批方案，到中国来一看，资料上面有一个17批方案，于是他就提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也是参加这个工作的，他就要我回答为什么这样。经过分析，我告诉他说，17批是不是最好，我并没有把握，这要实际运行以后才能知道。我只是告诉他，级数如果分得越多，到工厂之后拿的产品就越多，假如级数分得少，拿的产品自然也就少了。最佳的级数分批要通过理论计算才能得出来。卡拉卡立搓夫是铀浓缩厂负责生产的专家，他为什么对17批启动的方案表示质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调节器，而调节器要由苏联按时生产，要短期内交货，就很难保证时间。他在我们二机部三楼12号房间的一个套间办公，他的生活翻译是林棣。我是在三楼15号房间。他听了以后觉得我这个分析是对的，并且问我有多少人能工作？我告诉他计算方面有四五个人，他说，能不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做做这个工作，看到底是分多少批比较好？那就做吧，我们就在那里搞这个方案，差不多是1959年的6月左右，通过三个月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结合现场实际，分17批是有一些毛病，因为分批启动要有很多管道联接，有很多条件限制，设备也很多，操作也十分频繁。操作越多，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查了一下，我们的设备都是从苏联进来的，如果分17批启动，还差20多台调节器。于是教授和我们一起讨论确定出减少批数的方案，然后交给王亮娟等一起计算。经过反复研究，算了很多稳态级联方案，最后提出了一个分9批启动的方案。但是，方案提出后，其他的苏联专家反应很大，因为方案一变，所有的供应管道设备采购甚至包括一些辅助系统都要更改。正好这时候，大概是1959年的5月份，根据协定，苏联派过来一位总工程师，叫布扎也夫，原来是苏联铀浓缩厂的一个总工艺车间主任，还有谢苗诺娃等专家，一共有十几个人，住在设计院，负责施工设计审查。他们看到原先的17批启动方案被改成9批启动，意见很大，维尔滨和丹娘见了我就说，我们是一起工作的，王成孝你怎么能这样，说变就变，也不跟我们商量。我一听，有些不好意思，感到特别为难，我后来找到卡拉卡立搓夫，说你得出面跟他们做做工作，我自己给他们解释也说不清楚。

第48节：第十三章　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2）

气体扩散究竟怎么个启动法，当时确实令人头疼。白文治说，改这个启动问题是在1959年冬天，卡拉卡立搓夫找布扎也夫去谈9批启动方案，叫王成孝汇报。布扎也夫一个人不好做主，又找来谢苗诺娃、阿布津和约尼斯基三人一起谈。结果他们都赞成9批启动方案，他们都认为17批启动太繁琐，会给启动带来许多麻烦。接着，卡拉卡立搓夫找维尔滨、萨玛依洛娃和拉马斯基谈，也是叫王成孝汇报，萨玛依洛娃当场就跳起来反对，因为施工设计都按17批搞好了，如果改为9批启动就要做大量修改。维尔滨倒是比较尊重卡拉卡立搓夫，表示同意。这之后，卡拉卡立搓夫又找设计院工艺设计师契卡洛夫和尼古拉谈，契卡洛夫不高兴，但维尔滨已经妥协，契卡洛夫也只好同意。
当时，中方并没有过多考虑时间因素，不管是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出产品，关系都不是太大，因为和苏联关系很好，设备也是从苏联来的。王成孝说，产品早出晚出的问题在1959年并没有提到，至少像我这一级的技术员还不知道中苏关系有什么问题。当时在协议中明确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但苏联却迟迟不供应。卡拉卡立搓夫这个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向苏联代表提出赶快把六氟化铀运出来，一方面是615也建成了，急需要六氟化铀，再就是铀浓缩厂也需要六氟化铀，让工人进行操作。直到1959年快过年的时候，刘杰有一次把我找去，问我气体扩散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没有什么问题。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要我好好学习。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王中蕃不是说我不懂政治嘛，看来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真理报》在北京有卖的，卡拉卡立搓夫经常研究。等过了年，到了1960年初，刘杰说你要全部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如果苏联专家不教，你告诉我，由我来出面。我说我和苏联专家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他笑了笑说，你不要那么乐观。后来我还真的感觉到卡拉卡立搓夫态度有了些转变。比如说，过去我看到苏联人提供的材料中有很多参考材料，在礼士路100号设计院专门成立的保密室，我也可以去借，后来苏联人告诉我，你不可以去看资料了。开始我陪卡拉卡立搓夫到设计院资料室的时候，林棣是生活翻译，她在我的办公室没什么事，我就借点资料给她看。有一次一个苏联专家看到了，后来借资料的人和维尔滨都受到了批评。1960年3月份，刘杰开会让卡拉卡立搓夫答复好多问题，很快，到6月份的时候，刘部长的秘书告诉我，你马上回兰州。我就告诉卡拉卡立搓夫，要走。他问我为什么要回去？没想到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也要回莫斯科休假，而且带着老婆孩子。他头天说兰州的西瓜很好，你回来要给我带几个，我过几个月才休假。我到兰州以后，王介福告诉我中苏关系有点儿不妙，铀浓缩厂正采取很多措施，向专家学东西。一个对一个，我和刘宝庆分到的对象是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年轻的时候得过斯大林奖金，布扎也夫原来是车间主任，而哈里东诺夫各方面都要比布扎也夫高一点儿，他来了以后，各方面的关系相处的都很好。那时我们也明确告诉哈里东诺夫，你们要走了，我们就一个对一个地学习。那时刘宝庆是铀浓缩厂的副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厂里的事情很多，名义上是我和刘宝庆跟着哈里东诺夫，实际上是我天天陪着哈里东诺夫。从机器怎么开始安装，到安装之后有什么问题，向他讨教了许多东西，当然我们对哈里东诺夫招待的也很好。王介福说他找我，就是要尽快出产品，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有办法，提前一点儿是可以的。9批启动，第七批出产品，也就是从第一台机器开始启动，要拿产品就需337天的时间，这是一天都不能少的。他说最好能够提前，越快越好。这时候在时间上已经明显着急了。
兰州铀浓缩厂是核燃料生产中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工厂。厂长王介福曾于1955年到苏联考察工业，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政务参赞。1956年底，宋任穷点名把他调来担任铀浓缩厂厂长。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白文治说他一顿能吃二斤牛肉，头上常戴一顶回民的白布小帽，脚上穿一双秃成白头的黑皮鞋，整天都在施工现场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会换上外交官的行头。王介福和地方省委市委关系搞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那个年代，得到了许多支援。他工作起来既有条理又有魄力，平时关心群众，关心技术人员，给重要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发枪支，因为那时候有传言说，特务可能要对技术人员下手。有一次王成孝想要去江西探亲，王介福还专门派保卫人员一路保护。当时政府和组织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王介福为此制定了一个土政策，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王介福解释说，分析师就是靠手的敏感来工作，把手磨粗了，感觉不出来了，对工作没好处。大家都拥护他。白文治说，宋任穷点名要他，可以称得上是千里马遇到伯乐了。王介福很有本事，贡献很大。可惜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得胳膊骨折，80年代患上肺结核，90年代又精神失常，有一次在深圳他儿子那里竟然走丢了！

第49节：第十三章　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3）

王中蕃说，不是让我当这个铀浓缩厂的副厂长嘛，专家的事情我也要管。哈里东诺夫是一心一意帮咱把这个厂启动起来，我们两个特别有交情。我找到他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的启动问题就太大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嗨，谁能料到后来关系恶化成那样啊。苏联叫哈里东诺夫赶快走，因为他是个关键人物，这个人物不赶快走不行啊，催他走。我们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没有谈完，苏联那个飞机就要带他走，我们就把飞机那个腿给弄坏了，把那个轮子弄出了毛病，飞不起来，又延长了一下，还来谈。这个人太好了。那个时候大西瓜可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走的时候恋恋不舍，这是一个好人啊。苏联专家、苏联的人民对我们太好了。但是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往外运。
1960年7月前，苏联提供的扩散机已全部到货，并基本安装完毕。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近五十名，负责人就是王成孝上面提到的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曾经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他对厂长王介福和王中蕃都一再说，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报酬。在这一时期，苏联专家教得实心实意，中方人员学得也尽心尽力，像王成孝就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但也正因为这样，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成孝便成了重点保护对象。1960年11月，王成孝外出，因事情紧急，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赶路，途中遇到大雾，看不清，又遇到下雪天气，刹不住车，一下撞到停在路旁的一辆大卡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上头，刘杰非常生气，对铀浓缩厂的领导严词训斥，随后便给王成孝配备了警卫人员，加强保护。
刘杰说，王成孝受了伤，他们打电报给部里，我一听，很恼火，对王介福说：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可怎么办？话说得过火，但反映出当时对如何过技术关确实非常着急的心态。
1958年8月底，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副厂长杨朴找来他手下的蒋述善等三位设计人员，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们在45天之内拿下生产线的施工设计。
这个命令突如其来，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蒋述善说，我们三个人过去都没有独立承担过工程设计，手头除了几本初步设计书之外，一无所有。可当时的形势很紧，根本就容不得我们说一声不干，也不能说不会干，你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承担下来。杨朴给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批示，要尊重苏联同志，但也要破除迷信。我们白天和苏联专家一起做设计，尽量从他们那里多学些东西，晚上才坐下来画图，每天都要干到半夜以后，一直干了两个来月。
设计任务要求整个提前，一开始苏联专家极力反对，认为这是违背协定的，因为协议上说好是三段设计，时间上大概是8个月到一年，现在你们这样随便提出来，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科学规律。杨朴就找专家谈，说现在全国都是这样大跃进，都在要速度，赶进度，我们这样一个单位不这样也不行，从大局来说，是不是先把这个方案接受下来，再跟大使馆和总顾问去商量？专家一看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做吧。设计过程中日夜加班加点，减少了程序，取消了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当中又简化了图纸，虽然后来在施工过程中老要补充修改，麻烦不断，但元件厂的施工设计最终用48天抢了下来，赢得了时间。因为按照协定，必须先经过初步设计论证，再进行施工设计，原定时间为一年，等设计完成后苏联才提供设备。所以，元件厂施工设计的提前完成，使得中国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之前拿到了关键设备，保证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转。
施工设计完成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一步是生产技术的掌握。1959年9月，二机部派元件厂杨朴率领蒋述善、计秉贤等14名技术人员紧急赴苏实习。对杨朴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去苏联实习了。上一次去苏联是两年前的秋天。杨朴当时是技术组负责人，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带队去生活实习，一共去了42个人，有技术人员，也有工人。火车一到莫斯科车站，以前和他们一起搞设计的不少苏联老专家都来欢迎，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束花。中方每个人也都带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对方。以往大家在一块，逢年过节都要送点礼物，不管是在哪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等到后来双方关系渐渐有些紧张了，国内又派了八个人，由洪景荣带队，去6号车间实习，这个厂子是专门生产原子弹弹壳的。但这时苏联方面已经拒绝中国人进入了，等到他们回到国内，苏联专家也撤了，部里面在清查项目的时候，看到有个6号车间，但是，在所有的设计任务书上都没有这个车间，也没有土建任务，连厂房都没有，显然这是个漏项。上头查了半天，问这个车间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朴这时候才突然回想起来，有一次他和莫斯科设计院萨玛依洛娃谈的时候，她曾经提起过，要生产一个圆形的壳。部里面就把这个生产圆壳亦即原子弹外壳的任务放到了202厂，把仓库腾出来作厂房。

第50节：第十三章　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4）

1958年前后，正是各种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时期，二机部的事情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群众运动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互相传染，互相起哄。宋任穷当时算是比较清醒的，他给下面打招呼：要掌握分寸。原子能所的李毅说，我现在回想起来，部里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宋部长他们对我们说，你们那里的任务重，整风反右不能影响到基本建设啊。人家苏联专家都在那里干，你这边却停下来了，不行。最早大家鸣放得不少，有时候晚上搞，礼拜六搞，礼拜天也搞。提意见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一个是当领导不懂科学的问题，一个是苏军在东北违法乱纪、撤退时拉走机器的问题。到反右时，在这些问题上大鸣大放的人被抓住不放了。但具体到划谁为右派，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后来按我的意见搞，副研究员及其以上和工程师及其以上的专业人员没有一个是划了右派的，只划了101的一个技术员，还有一个基建处的一般技术员。以后拨乱反正的时候我叫组织部赶紧去调查，让他春节以前一定给人家落实政策摘帽子。后来周恩来不是也说过嘛，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没乱。实际上，我当时处理这些事时也是非常慎重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有教训啊。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微山湖西也叫苏鲁豫皖边区，那时曾搞过一个抓托洛茨基匪徒的运动。康生在一本小册子里说，托匪比汉奸特务还坏，然后在各个游击队中反托。湖西部队搞得最凶。四大队是梁兴初在那里，政治部主任王洪民以及组织部长、区党委书记等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后审讯人，一审当然就有问题，几天之后就把我们都抓起来了，说是要向上报告，其实没有。我们在监狱里向山东分局写信，没想到随后他们连梁兴初都抓起来了，开大会，会后把统战部长和军事部长都枪毙了。统战部长王洪涛还是我的同学。杨得志那个部队也受这个区党委管，也要他们搞。后来这事让罗荣桓知道了，他带人到湖西一了解，认为是扩大化，便把所有关起来的人全放了。湖西运动后期，曾定了七个准托匪，事后问为什么定这个，回答说肃托运动搞得这么大，不定几个人说不过去。我当时算是死里逃生，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不能给人随便戴帽子，不能随便给人定罪。后来康生又在延安搞整风，搞抢救运动，山东就没搞，罗荣桓、肖华都比较清醒。这样，到1957年以及后来搞运动时，我都特别小心。钱三强对运动之类的就很谨慎，不大说话。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多次教训，人命关天，涉及到人的事可得慎重啊。
说钱三强这时比较谨慎，不大说话，也许另有原由。白文治说，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发表公报时，原稿上写了一句在党中央关怀下，而没写在党中央领导下，部长当场就发了火，特别严厉地批评我和李毅。我当时一言未发，刘杰接过去说他自己党性不强。这其中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在1957年一次党组会上，钱三强曾批评说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弹来。
曾经做过钱三强秘书、后来查阅过钱三强全部档案的葛能全说，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理由是说钱三强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并且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某部长对事物本身性质没有很好理解，用行政办法领导科研工作，部里有衙门作风等等。隔了没几天，又着重对他的所谓一贯骄傲自大情绪批了两天。我跟了钱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学院张劲夫说的，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不管是在科学家里头还是行政干部中，不管是一开始还是后来，都难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后，他心中郁闷，无处排解，就对刘允斌讲了，这是在7月份的一天。刘允斌当时没有吭气，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