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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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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苏联设计的生产装置是两层炉子，可以控制三段温度，但615的人费了很大劲，翻箱倒柜才找到一根两米长的无缝铜管，只能根据这仅有的一根管子来设计，所以他们因陋就简，只能设计成一层炉子，控制两段温度。
随后从复旦大学调来负责六氟化铀简法生产的吴征铠教授说，这个简法生产装置，是黄昌庆、李仲芳他们根据初步设计简化了的。本来应该是上下两层炉子，它有三段温度不同，现在简化成两段了。这个设计虽然简单，但想法很好，水平不低，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当时一般工厂只能电镀小的零件，没法在这根长2米、粗30厘米的铜管上镀镍。后来他们打听到山东有个仪器厂，能做这件事，就把铜管送去。那个厂非常重视，想尽办法，解决了镀镍的问题。
黄昌庆说，只要铜管有了，反应炉这个主要材料基本上就有了，就可以具体设计。大机修的老李李仲芳是设计组组长，设备要在他们那里加工，于是就请他做结构上的设计。要求由我来提，具体制图由他们去做，做好了以后，耐腐蚀性还不够，铜还不行，当时也没更好的合金。要的合金那钢铁部门还没有呢，要花10万块钱试制费，得一年以后，可我一个月就要进车间，就要出产品啊，来不及。所以，后来大家商议，盯住镍，镍是很耐腐蚀的。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多了，二局的文处长，王世盛，都到我们那儿去，因为这是重中之重啊，都在一起做这个工作，铜管在山东镀镍以后要往回运，但是铁路上规定不允许，后来铁道部部长亲自下令，叫沿途铁路放行，放到客车里运，因为这东西是新的，没放射性也没危害，就下令从客车带回。带回以后，拉到我们实验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做了一个大罩，把它罩起来。再把原来615的一些能够用上的容器，全拉来。筹备阶段用了一个月时间。在第一次试用前，钱三强亲自到研究室去，给我们鼓励。我们没有干过，他怕我们没信心，就说，第一次啊，能出一克产品，就算胜利。那时候部长每个星期都找我们去汇报，只要有问题，立刻支持解决。生产24小时不能停，我们提出要人，部长立刻就指示工厂，把将来生产的全套人，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长、老工人调来615参加工作。所里又从别的研究室抽调骨干技术人员参加。刘允斌是十室主任，他说你们需要什么人，我把最好的同志叫去支援。这些骨干力量业务上非常强，政治上也表现挺好。喂料工作有毒，有放射性，搞不好要死人的，他们不在乎。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力完成这个任务，为国争光。有的同志，这一班工作完了，见下一班缺人，又连着工作。苏联专家曾经说过，搞这个工作，几年下来人就报销了。所以，工厂来的同志心中没底。第一次装料的时候，操作员把料送到设备里去，心里害怕得手发抖。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这次实验行不行，副部长也亲自到实验室来了。管这个产品增加重量的老工人一看，装置底下的大磅称上反映出来了：3。3公斤！这说明有产品。赶快去实验室啊，化验一部分，证明是六氟化铀。这是1960年的10月11日。
第85节：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2）
黄昌庆说，这次实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还有问题，但证明我们的路线可行。但是，有人怀疑它的根据和可靠性，说我都不这么干，你干行吗？有不少人，包括有相当地位的负责人，看不起我们的工作。这是中国人自己搞的，你没有抄人家的这个那个就变成了没有根据，阻力相当大啊。一直到最后，生产任务完成了，产品要往兰州运了。一检查，质量不行，说615的产品不合格，不能用。这个事就大了。大家那样的努力，干了这么长时间，出了一个研制原子弹要用的产品，最后却说是质量不合格不能用。部党组对这事很重视，立刻下令，让原子能所检查质量。这一次找到我了，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什么不合格？原来做检查的人说镉化合物不合格。那不可能啊，你这样品是怎么取得的？一检查，所取的样品不能代表产品。一个容器几百公斤产品，要讲质量合不合格，就要说这几百公斤的产品合不合格。取样怎么取呢，他就取一点，因为这瓶子不能装满，装满不安全，所以，中间有点儿空气，空气里有六氟化铀、氟化氢、氟气等杂质，它们的挥发性整体比六氟化铀高。尤其他在这个空气里取样，一检查就说不合格。很明显，这个取样方法不对。我们商量的结果是要以几百公斤样品做标准，不能以瓶子上面就像汽水瓶上面那点儿汽水作样品。然后就每10公斤取个样，总的一平均，显示产品的杂质比规定的杂质含量低得多，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部里批准，运到铀浓缩厂去，进入下一道工序。
对于这一阶段的试验性生产，刘杰认为，原来习惯讲简法生产，实际上并不简单。我们所从事的并非一般的，而是尖端事业的简法生产。因此，简法生产的困难不但在于没有经验，而且还在于有许多特殊要求，如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高真空度、高清洁度以及安全防护和产品质量等都有严格特殊的要求，这些特殊要求尤其是涉及产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并不因简法而降低。所以，说起来是简法，其实里边有特别复杂的问题，都不简单。在当初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对产品质量标准要求从严，就必须加强化学分析工作。试验性生产产品质量不稳定，有生产工艺和操作问题，而没有成熟稳定的分析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白文治说，当时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长于分析检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钱三强推荐了两位。我看了这两位专家的档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选中了陈国珍，因为他有教学经验，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又有在一个新的领域勇于探索的精神。1962年5月，陈国珍动身到了福州，却碰上当地发大水，闽江水位大涨，铁路桥断，水淹福州，汽车几乎无法开行。刚到省交际处，还没有住下，碰上厦门市长，叫他赶紧一起回厦门，他只好又回去了。到8月份，他赶到了二机部。
陈国珍到部里不几天，刘杰约见了他，在座的还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刘杰对他说，我们争取1963年至1964两年内搞出原子弹，请你来负责杂质元素分析检验。原子弹一定要响，如果不响，首先检查设计有无错误，如果设计有错误，打设计者屁股。如果设计没错，而是杂质元素检验错误，就要打你的屁股。陈国珍说，我一定尽力做好，但指标你要定下来。刘杰告诉他说，指标已经有了，共有二十几个项目。
陈国珍是分析化学总工程师，局里也想让他兼原子能研究所化学分析室的主任，使他有个实际的工作，更方便一些。白文治说，当时是一个星期六天工作日，他在原子能研究所三天，在通县矿冶研究所两天，在部机关一天，所以他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我们招待所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他家属又在厦门，所以住在外面。我听说后，马上找到他的助手侯卓，到西郊一个饭店去找他，他那时正在科学院开会，和化学家杨承宗住一个房间，杨承宗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个高级流浪汉，坐汽车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一觉睡起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确实是这样，三个地方轮着睡，睡醒了一时弄不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陈国珍自己也说有一次他到铀矿冶研究所，中午到食堂吃饭，饭后有人领他到一个地方休息，他睡醒之后，怎么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只好等人来接。
其后，试验阶段暴露出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上存在的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并陆续开始了正式生产。
在615乙取得初步成功后，1960年9月，二机部又在原子能所建了一个六氟化铀科研生产装置，命名为615丙，基本上完成了六氟化铀生产厂试车前的过关任务。这之后，六氟化铀大工厂也试车投产，满足了第一颗原子弹所用原料的要求。
湖南衡阳有一个处理铀矿石第一道关口的水冶厂，无论是工厂规模还是人员的配备，在当地堪称第一，因此也叫湖南一厂。因为在这附近发现了金银寨铀矿和大浦铀矿，水冶厂便建在了这里。
第86节：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3）
刘坤说，刘杰原来是察哈尔省的省委书记，他那时候对我也知道一点儿。1960年调我到厂子来的时候，苏联专家刚撤走。那个时候厂子很乱，搞运动，厂长书记都撤了，许多中层干部也靠边了。没地方调人，只能靠现有的人工作，该解放的都解放了，后来才上了轨道。刘杰在一次会议期间，把我们厂五个人叫去，把工作交代了一下，说两年试原子弹，必须拿出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参谋长罗瑞卿来了，和出席会议的同志见面。罗瑞卿非常严肃地阐明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动摇性，并指出，谁如果延误了时机，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一下子就感觉到重负千钧。我们厂处于龙头地位，必须提前完成任务，才能保证爆炸时间。原子弹要响，就要有燃料，要有燃料就必须去生产，我是第一关，我求谁啊？有十几个人是苏联学习回来的，我就跟他们谈。我那时候身体不行，血压有点儿高。两年拿出产品来，这个压力太大。我怎么办啊，我只有钻啊。
建厂开始很艰苦，当时没办法机械化，主要是靠人力。湖南雨季雨水特别多，工地上特别泥泞，两只脚陷进去很难拔出来。刘敬裘说，当时我们没搞过，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比如说建设过程中萃取塔的问题，按设计要求，塔与塔之间要有一个垫片，少一个都不行。那你把这个垫片垫上不就行了？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垫片有多种，是用橡胶垫片还是用聚氯乙烯垫片？不知道。它里面是硝酸介质，还有一个有机项叫磷酸三磷脂，这些介质到底对这个垫片腐蚀、溶涨的情况如何，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工作正在往前走，安装是不能停下来的。怎么办？赶紧做实验，在实验室模拟生产条件去浸泡材料，浸泡一定时间之后，拿出来再测试它的性能变化情况，然后再下结论，行还是不行。看起来是这么小的一个问题，但也发生了技术争论。北京铀矿冶研究所在1962年上半年试生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聚氯乙烯垫片不行。我们当时因为要抢安装，就认为这种垫片的性能虽然差一点，还是可以用，我们做过试验，有鉴定。这时候刘坤厂长就把我们找去，说任务很紧急，人家说不行，你们说行，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生产一试车就必须成功，如果一开车那个垫片漏了，那就没办法进行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连这么个垫片，这样很小的问题我们当时都不清楚，而我们搞的却是最尖端的原子弹燃料啊。
1962年5月初，厂里开始试车，处理从各地运来的黄饼。由于黄饼里面含磷太高，要想办法把磷除掉。当时他们采取的是碱洗办法，加氢氧化钠来洗除。洗完之后要过滤，把固体留下来，把洗掉磷的溶液排掉。当年9月，水冶厂历经千辛万苦，首先建成了处理黄饼的生产线，并生产出了二氧化铀。任务完成了，底下高兴，上头祝贺，厂里一片喜气洋洋，像过年一样。厂长刘坤最高兴，因为他不用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了。
刘坤说，生产成了，那当然高兴了。在那个年代，你领了任务就是立了军令状，谁敢含糊。我说过，这么大的事，不完成任务，我掉脑袋也不足以谢天下。现在完成了，高兴了，杀头猪吧！那个时候困难啊，吃顿肉就算是最大的犒劳了。平时怎么能想到吃猪肉，杀猪哪儿那么容易。拿出产品来了，那个高兴劲呀。这样才咬咬牙杀了头猪，给大家慰劳慰劳。
北京的铀矿冶研究所和衡阳的铀水冶厂用黄饼生产出了二氧化铀，建在内蒙古包头的核元件厂则为第一颗原子弹生产了一种叫做绿盐的产品，它是制造六氟化铀的原料。原子弹上有一个重要部件，核部件，也是在这里生产的。但最早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有这么一个项目。
白文治说，1956年我们和苏联谈判中间并没有这个核部件的项目，协议上当然也就更不会提到了。到了1957年，聂荣臻元帅组团去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增加了一个项目，在包头那儿增加一个车间，就是核部件的项目。1957年我们要求派人去实习，斯拉夫斯基当时是答应宋任穷和刘杰的，但是正式派人去的时候，他又拒绝了，所以没有人去那儿实习过。1959年补交了一个初步设计，叫6号车间。当时也只搞了一个初步设计，产品只给了个尺寸，看不出它是什么。等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二机部集中力量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把铀…235作为一线，钚…239作为第二线，第二线暂停、缓建，集中力量搞第一线，基本建设是这样，科研攻关也是这样。所以苏联走了以后，我们主要是抓一线的攻关，二线则照顾进行。1960年8月苏联人走，到1961年冬天，我听取包头厂的报告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项目，没有什么6号车间，核部件这个项目他们就根本没有列进去，攻关的计划没有。再查，基建计划也没有，设计的计划也没有，也没有施工设计，是一个漏项。所以当时我就交给冶金处处长徐基乾，先到九局来查这个问题。然后徐基乾又查初步设计，查到货情况等等。还好，几台球面车床都到了，磨擦压力机也到了，这两个主要的设备都到了。后来经过各方面商量，利用包头元件厂已经建好的一个仓库做场地，用包头已经建好的冶金炉子，做这个铀的铀锭，把那个磨擦压力机和球面车床装在那里，作为厂房。检验还是用他厂子里原有的检验手段，做这个金属检验。压力加工要用气锤，就用附近一个工厂的气锤做锻压。用人家的大气锤，主要不是为了大的吨位，而是能够容纳大模具的尺寸，这样来摸索。在很冷的天气里摸索压力加工，还有各种铸锭，各种工作都在那儿进行。附近的那个兵工厂在攻关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说星期天去，那星期六的晚上就得把模具预热起来，到星期天清早，几辆卡车，带着各种器械，一大堆仪器材料，去了十几个人吧，对方只留一个人。进门的时候，都经过人家的检查。车进去，东西卸下来加工，地面都是铺的铝板，怕沾污了地面，就把它清扫干净，把铝板撤回来。我参加过一次，搞完以后还要打扫清洁，都弄干净了，再撤回来，回来就得下午了。
徐基乾带上刘杰开出的一份介绍信，专门去找了五机部的相关局长，说我们原子弹上面缺一个部件，需要同你们这个坦克厂协作。局长一听，满口答应。但因为两家做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放射性的，一个不是放射性的，就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坦克厂的技术负责人叫韩旭冶，正好和徐基乾认识。找了一处仓库作实验室，安了两个球面车床，一间放车床，一间放锻锤。
锻造只能趁人家不干活的空当去，他们礼拜六晚上赶过去，折腾一宿，周围挡上铝板和幔布，把炉子预热好了，派一个班的警卫站上岗。平常加热有10分钟就够了，但安纯祥等人加热了45分钟还不放心。随后，由维修工段的老师傅林福善掌钳，郭振阳开锤。现场的人心情高度紧张，不知道这一锤子下去，会炸还是会飞。
结果，16吨的锻锤一下去，由于高温，金属铀像豆腐一样，特别软，轻轻一压就出来了。
第87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1）
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
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刘少奇说，等调查清楚再定—— 陈老总说，我头发都等白了；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 林彪说，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目标定在1964年—— 刘少奇提出中央要设专门委员会—— 毛主席的15字批示—— 强大的15人专委会—— 既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
中国原子弹研制最初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1957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7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是了解情况，一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了。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第88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2）
刘杰说，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聂荣臻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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