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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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二机部的管理太不正规了。包括赵尔陆同志也批评过二机部管理不正规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非驴非马，我开玩笑说，非驴非马是骡子，有杂交的优势。其实我也知道问题是存在的，但当时是特殊情况，你正规管却办不了事啊。当然，提意见的人事后证明也没什么不对。这个时候，聂总对有关事情也盯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就是范济生啊，刘长明啊，还有安东，经常向聂总汇报。聂总在确定两年计划之后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来进行支持，并派军队方面支援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保障。他曾经给我打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给我带来了鼓励，树立了信心。他也曾经批评过我，说刘杰你刀子不快啊。因为在当时人们最困难的时期，确实发生过许多不好的现象，说我处理得不坚决。周总理在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为了力争实现既定的计划，二机部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制订出详细、具体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并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促其实现。按照专委的要求，二机部做了规划，各部门各单位都根据生产建设和科研任务，先倒排年月，也就是按最终完成日期往前面排，借以暴露工作衔接中的矛盾，然后再顺排年月，就是说按工作向前推进的顺序往最终目标排，定任务，定进度，定措施，使这个规划步步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全范围的综合平衡，前后衔接，左右配套，环环紧扣，最终把实现两年规划的各项要求都落到实处。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搞规划的办公室。
对于一项大的国家工程，有预见，做出恰当的规划，意义特别重大。于敏说，做好正确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原子弹是这样，随后我们的氢弹更是如此。氢弹是比原子弹更复杂得多的系统，所以领导预见到要早做准备，在原子能研究所找一部分人先从事氢弹原理研究，这时是1960年底了。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还是工作条件。但是大家有爱国主义激情，无私奉献精神。另外主要靠的是我们非常细致、深入、活跃的学术气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研究，后来证实，当时发现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基本是正确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刘杰和钱三强是很有远见的，对我们这么快突破氢弹是英明之举。但是，和过去不同，现在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正在由过去的核威慑变为实战。第二，他们正加紧反导系统的研究，使得对方的核武器发生不了效力。而防御了对方的核威慑，就成为新的核垄断。中国当初费了这么大劲研制核武器是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嘛，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核威慑能力，我们就等于退回到了过去的历史年代。这个事情必须加以重视，当然，我们也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可以用创新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
1962年12月4日，专委会在西花厅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情况和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问题。会议厅面积不大，几只沙发椅摆成一圈，周恩来和专委会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问题。朱光亚说，　1962年11月，二机部提出研制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过了几天，第三次专委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审议这一规划。由于它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许多问题需要在会上商定，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午饭就在总理那儿吃，餐厅在会议厅背后，摆了两张大圆桌就没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说，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下午汇报完后，中央专委讨论和批准了两年规划，周总理讲了四点：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
在原子弹两年规划制订小组中，成员主要是三个人：卢荣光、怀国模和张绍诚。他们多方协商，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和计算，编制成了《二机部两年重要工作任务、总进度和措施计划》。这是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纲领性文件，很快即得到中央专委的批准。
卢荣光说，我当时在设计院，临时被调到部里，要我参与搞两年规划。因为两次去苏联我都参加了，许多设计工作我也都是身在其中，比较熟悉。按照部里交代的几个原则，我们就倒排时间，顺排计划，以基建和设备安装为主，从1964年往前推。怀国模在编制这个规划的时候出了不少力，主要是由他来计算。资料都是由各个厂矿提供的，比较可靠。搞了一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早响原子弹的愿望，信心很足，拼命工作。两年规划中有很多文字图片，搞出来后报到上头，先到罗瑞卿那里。后来听说，对这个规划也有不同意见。

第92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1）

第二十六章一年累秃了头涉及二十多个省市、九百多个工厂——　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了解了实际才有底——不光是科学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组织管理问题——先钻技术，还是先看全局——彭真说，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老老师和小先生要爆炸原子弹，就原子能工业本身来讲，从铀矿石开采到精选，一直到生产浓缩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牵扯到全国好多个厂矿，需要经过数万人的劳动，经过许多个工厂的加工，并且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出既定产品，就要上下互相衔接，环环相扣，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另外，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不光需要原子能工业本身的厂矿研究所能够承担，而要依靠全国的通力协作。所以，制定并实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两年规划小组经过复杂详细的调查计算，统计出由全国各个部门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提供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大概分布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二十多个部门，涉及九百多个工厂，而且一定要保质保量，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要求来完成，才能实现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目标。
怀国模说，两年规划的制订，体现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结合。我们在编制这个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讲的系统工程，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啊，但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符合系统工程原理的。我是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分配在鞍钢，1954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钢铁学院，后来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厂，因为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1958年的时候到二机部计划局，负责搞综合工作。当时保密要求规定得非常严格，你管矿山的事情，就只能管矿山，不能去了解后面工厂的情况，你管哪个工厂的事情，就只能了解这家工厂的情况，不能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那么，只能有很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搞综合的。综合就是从头到尾，从科研、设计、基本建设到生产综合平衡。那时候局长是张汉州。但具体的工作，细节上的事情，局长本人也不知道。二机部的领导，特别是刘杰同志提出了一个思想，一个编制计划的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所谓倒排暴露矛盾，是我们目标要求的，比方说，要求1964年底以前，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最后一关倒着推算：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条件，特别是最核心的浓缩铀产品，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浓缩铀…235，最晚什么时间提供，然后再往前排，需要多少数量的六氟化铀，需要多少数量的四氟化铀、二氧化铀，一直到需要开采多少吨的矿石，这些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根据生产的周期，生产这些东西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倒排还不行，要再反过来顺排，以便落实措施。比方说，按照矿石开采的周期和水冶厂建设投产的时间，不能满足后面产品生产的进度要求。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开始搞地质勘探采样挖出来的一些矿石，还有各个地方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产品收集起来，提供原材料，提炼铀的精华。又比方生产二氧化铀和六氟化铀原料的工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等不及，我们也是土法上马，先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一方面摸索生产工艺搞科研，一方面也提供了产品。如果不是这样事先周密计算周密考虑，光凭主观意志要什么时间完成，最后还是拿不到产品的。

第93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2）

怀国模说，这个两年规划确实不简单，不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当时我们找了很多专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部里也对计划、设计和基本建设比较熟悉的同志，比方卢荣光，还有生产技术局的白文治局长，等等，多向他们请教，具体的计算主要是李杭荪和我。从计划本身来讲，有一个不断细化，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后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中央专委，就是觉得这么大的复杂的事情，光有计划，单靠二机部来办不行，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由周总理来抓不可。周总理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4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填上，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得保存，每次专委会开完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经过批准。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文件以后，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专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给15个专委委员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给本人。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放在铁皮柜里也不行，而是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捡字，排版，印刷，不能离开。最后，要把排印中间的打样烧掉，把板拆掉。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的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两年规划就恐怕不止是两年，而是10年规划了。
刘杰说，部党组虽说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该这样干，另一种是这样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说，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李觉他们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则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对1964年原子弹爆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不行，担心是吹牛。他们一是对苏联专家撤走，可能太担心了。二是不大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一个厂一个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能完成。
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的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整个就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整个也会拖延。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是这样想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杜文明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多提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主张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是争取1964年，留半年余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第94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3）

1962年12月，刘杰召集核燃料工厂的几位厂长开会，讨论有关制订两年规划问题。刘杰说，他们听说后都很激动，表示坚决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确表示，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有把握的。他们是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最有资格回答两年规划是否有依据，能否实现这一问题。我以为，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当时之所以对实现两年规划有些担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局限，以致对实际工作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当然，核工业建设、原子弹研制中的问题困难还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出来了，但需要大型爆轰实验来检验，聚合爆轰出中子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术关还没有过。大型爆轰实验只能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而这个基地的基本建设到1962年底投资仅完成了百分之十几，余下的工程量相当大。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那么要承受这个压力，我就只好自我减压。我就这样想，中央决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讲了，总理也讲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不行的话1965年，还有个缓冲嘛。后来爆炸成功了，张爱萍一见我，几次都拍我肩膀，说，刘杰，怎么样，我说六四年，你说六五年。我只好说，你说得对。那时候提出两年规划时，确实条件不是太具备，有一定风险，所以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说，我对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说有绝对把握。我们说，力争1964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也有可能争不到啊。究竟如何，还得由实践来检验。现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因此，我在发言中一再说，如果经过努力，两年规划在1964年未能实现，1965年我们再干半年，留半年的余地。同志们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都表示赞成。曾一度主张推迟第一颗爆炸试验时间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认识就统一起来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有缺点。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造成在两年规划问题上一定时间内认识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班长，我负有主要责任。在讨论两年规划时，我做过自我批评，并在会后采取了改正措施。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的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铀浓缩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这都是经验教训吧。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1962年一年时间，头发就秃了。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的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顾不上这些，只一股劲要努力多学些，多补充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首先是看全局，抓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技术，钻的越深越好，但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学习思考，在里边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都要想，要善于在这里思考。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便于交流和分析。我自己没有更多的经验，中心的问题就是靠大家。

第95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1）

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
病得不是时候——内部人写了一封信——联合工作组来到二机部——　各查各的，各写各的——周荣鑫说，“努力工作两年，问题就清楚了，何必现在争论！”——三重困难也没压垮二机部——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自尊心受到伤害就要发愤图强
原子弹两年规划确定下来之后，刘杰又向第三次中央专委会汇报了原子能工业的生产、建设情况和今后两年的安排计划。到这个时候，他长时间紧张的神经才略微松弛了一些。但此时疾病却乘虚而入，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吴洁为刘杰诊断后，认为他是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发作，建议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关键时刻犯了病，刘杰心里十分懊恼，觉得自己病的真不是时候。经周恩来和罗瑞卿批准，1962年12月中旬，刘杰离京赴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治病休养。去疗养院之前，他还曾去上海医院做检查，那里的大夫认为他不是心脏病，而是劳累过度，得的是疲劳综合症，医学上叫疲劳症候群，也主张他离职休养一段。刘杰想起向专委汇报时，周总理曾要他订好详细措施，努力抢时间赶进度，力争实现既定目标，现在工作千头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