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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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发展原子能的种种梦想与呼吁不仅在军界和科技教育界发生，就是国家高层，也已经在千头万绪的繁忙工作中，有过一定的考虑与试探。
从1946年起，王亚志就到了延安军委作战局，长期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50年代初他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当参谋时，接到调令回国，为彭德怀做秘书。因为彭德怀在1952年至1956年期间主抓国防尖端事务，所以王亚志多少也知道一些原子弹的事情。他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有军工部分及军队的五年计划，这时候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能的事情。当时这一部分计划的起草人是雷英夫，他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不懂，周恩来就指派韦明和雷英夫于3月27日去找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说，首先要召集人马，没人不行，并且原子能很费钱，得花大钱，动不动就上亿，我们搞不起。真要搞，最好请苏联援助。雷英夫如实向周恩来汇报了竺可桢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是内行话。1953年，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回到中国就向毛泽东写了个报告，这个报告是10月28日提交中央讨论的。在此签字前后，彭德怀就曾提请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考虑发展原子武器的问题。

第9节：第二章　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件事（4）

王亚志还记得：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时准备隆重庆祝，赫鲁晓夫要率领代表团前来祝贺。“十一”前一天——9月30日，我值班。那天大概是上午吧，彭德怀到我这个房子来了，我们是在西屋他是在北屋，永福堂。来了后他问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我说情况就是9月3日到9月22日炮击金门，中间打了一下子，国民党用飞机来报复，我们打下了12架打伤了33架，我说这个也不一定准确。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们那时候用的还是手摇磁石机，总机说李富春副总理想找彭总讲话，怎么他办公室没人哪，今天到哪里去了？我说就在我这里。我说，彭总，李富春副总理找你接电话。他说好吧，他就来了，站着接的。我听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准备充分一点，准备跟苏联代表团谈判，说那个“嘴”呀，那个“嘴”一定要列上，宁可削减其他的项目也要把它列上。彭总说的是方言，湖南话“堆”（原子反应堆）和“嘴”发音差不多，所以彭总说一定要把原子“嘴”搞出来。二战时美国人不是把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了嘛，日本人受辐射的事，我也给彭总汇报了一下，我还引用了一个科学家的话，大概是爱因斯坦吧，说一个人问他，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和木棒来打，意思是说原子武器将毁灭人类。彭总说：哪有这么严重，说得太玄了。钱三强最早也曾向高岗写信，建议搞原子能，但没有下文。后来他又向彭德怀建议搞原子能，这一次时间不长就有了回应。
钱三强曾率领由26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于1953年到苏联学习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并就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期间，钱三强曾提出参观有关原子能设施的想法，未获同意。从俄罗斯解密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更早的时候，刘少奇在1949年秋天秘密访苏期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被斯大林拒绝了。不过苏联人还是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因为苏联第一枚原子弹是8月29日爆炸的，而刘少奇此时已离开了，所以后来还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置疑。也许，刘少奇虽然没看到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实况镜头，但苏方给他看一些与此相关的影片，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在参观苏联的研究所时，钱三强试探性地问陪同他的斯柯别里琴院士，苏联能否在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方面给中国以技术上的援助。斯柯别里琴也曾在居里实验室呆过，和钱三强可以用法语交谈，不用翻译，他回答说，回旋加速器有可能，反应堆则需要研究。钱三强回国后，很快同丁瓒一起向主管国家计划工作的高岗作了汇报，谈了中国发展核科学和核事业的想法，以及苏联给予援助的可能性。高岗说，国家经济目前还很困难，发展核事业恐怕一时不好办，但我一定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
1954年8月22日，彭德怀把钱三强请到家里，请他讲解有关原子弹的原理和构造等科学知识。彭德怀是应苏联邀请，将于几天后的9月间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参观核爆炸试验的。谈话间，彭德怀问道：中国要研制原子弹应该怎么办？钱三强在回答中强调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用它们可以开展科学实验研究，为建设核工业和研制核武器做技术上的准备。对于钱三强的话，彭德怀听得非常认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一再提问。国防部长如此关心，这使钱三强感到兴奋，他意识到，国防上的需要可能是促进核事业的重要动力。
去苏联参观核试验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还有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陈赓，总共10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授军衔，后来按军衔来说就是两位元帅，三员大将，三员上将，两员中将。代表团到苏联的第一天，是由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作报告，讲解演习程序，随后就开始了演习。他们是9月13号到达托斯克（托茨科耶）的，安置在离核爆炸区不远的一个营地，那里临时搞了一些建筑，供各国代表团住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也在那里参观。苏军参加此次试验演习的有45000人，当时，张伯恒作为随员，也观看了这次名为雪球的爆炸当量为4万吨的核爆炸军事演习。
张伯恒说，演习的地点叫托斯克，所以，一般就叫托斯克演习。到那之后，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都到彭总那儿拜会，因为他们非常崇敬彭总。彭总指挥志愿军抗美援朝，威信非常高，他们都伸大拇指。这是一次带核爆的士兵演习，真刀真枪。我们看的时候，距离可能相当远吧，但蘑菇云都看到了。至于当量多少，因为保密，没告诉我们。核爆炸的冲击波很厉害，引起的狂风把彭总的帽子都给吹掉了。到17号演习结束，讲评，然后开了一个宴会。
在这次宴会上搞了一个仪式，布尔加宁将一把原子弹的启爆钥匙赠给了彭德怀。
1954年国庆期间，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庆祝典礼。10月3日，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国领导人，与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为一方的苏联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两国最高级会谈。苏联除了答应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四个中苏合办的公司移交给中国外，还给中国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说，我看到了，你们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苏联人民非常钦佩。苏中两国应该继续团结，互相支持。不知道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这是事实。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今天我们两家在一起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把毛泽东的这番话译了过去，赫鲁晓夫一听，愣了一下。赫鲁晓夫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如果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集中起来都难保证。不过，若中国迫切想搞这个东西，并且是为了科研和培训人员，为将来打基础，那么苏联愿意帮助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个一般比较好搞，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第10节：第三章　一块石头定大事（1）

第三章
一块石头定大事
成立专门的办公室——　高兴得把皮带刮断了——　在广西找到的第一块铀矿石多次进入中南海——毛主席握着刘杰的手说，“它是决定命运的啊，要好好干！”——　听专家讲课，观世界风云——　同苏联签订援助协议——　在房山荒滩上设点安装
1954年2月28日，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的杨士文被分配到了国家地质部。起初，他是被安排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工作的，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原因他不知道。当时，地质部人事处长刁仁文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只交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地点是位于北京西城三里河的地质部，收信人叫安桐馥。当杨士文按图索骥，照着信封上的门牌号找到安桐馥时，才知道接头的人是地质部的保卫处长。
杨士文说，找到一楼，这一敲门呢，他自己在屋，他儿子也在屋。后来，他把儿子支出去了，说你出去！出去之后，就把门关上了。他这时就跟我讲，很神秘的样子：我们搞的事啊，是保密的，是搞原子弹原料的……
阜成门外百万庄有国务院统一盖的一大片房子，杨士文被安排在一幢楼的二层。地质部当时成立了一个全国普查委员会，杨士文他们对外叫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要是普查石油的。杨士文说，第二办公室人少，一开始就安桐馥一个，我一个。没过几天，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之杕，陕西子长人，说是教授，是技术负责。后来人多了，就跟普查办分开住，我们到了西四羊肉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
普查第二办公室是副部长刘杰直接领导的一个秘密机构，保卫处长安桐馥和北大一位副教授高之杕任副主任，杨士文和同班同学曾卓荣就在他们手下任技术员。杨士文注意到，很多苏联专家一来，都会向众人介绍，有个大胡子专家干什么却不做介绍。后来他们才慢慢知道，这位专家叫拉祖特金，是搞铀矿的。
薄一波说，有一次在中央召开的国务会上，毛主席讲，现在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人家有导弹，有原子弹，我们只有手榴弹。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向这一方面来努力。有关的事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由刘杰负责。
第二办公室的人虽有不少是地质系毕业的，但以前没学过与铀相关的知识。杨士文和曾卓荣查阅了国内所有的资料，从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报道：一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一为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
这年7月，由高之杕带队，和拉祖特金一起到东北海城去实地查看，杨士文和曾卓荣也跟随工作，加上警卫翻译，大约十来个人，所带的仪器是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全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
海城大房身这个长石矿，是座大型露天长石矿采场，下采已低于地面百余米。杨士文说，专家领着我们一块去检查这个异常点，这个点在花岗岩里头。拉祖特金年龄比我们大得多，爬上爬下非常辛苦，最后发现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一打打出铀矿来了，非常高兴。挖了几块好一些的标本，回到我们住处以后，他高兴得要刮掉自己的胡子。为了鐾刮脸刀，他把皮带拿下来一擦，一下把皮带刮断了，结果就没有裤带系了。哈，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第11节：第三章　一块石头定大事（2）

由于发现了铀矿，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拉祖特金非常重视。他和几位年轻人一起圈定这个矿体，计算储量。但最后计算出这个点只有800公斤的铀储量，价值不大。尽管大家非常失望，但对杨士文和曾卓荣他们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东北海城找铀无望，这条线索一断，就只能指望别的地方了。
两个月之后，已是金秋十月，拉祖特金由高之杕陪同去广西东北富钟县的黄羌坪检查。不久，在同一岩体附近的杉木冲果真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化矿，而且局部富集，原生矿残体和次生矿发育很好。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高之杕和曾卓荣他们竖大拇指，说是难得的发现。高兴之下，拉祖特金当晚就想上山搞荧光探测，并亲自参加编录、详测，部署揭露工程。拉祖特金叮咛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他认为这个地区是很有找矿希望的。
他们如获至宝，把铀矿标本从杉木冲带回了北京。情况刚一报告上去，上头就让刘杰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详细汇报。
刘杰说，哎呀，这块铀矿拿到部里头去了以后，确实让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啊！李四光部长也非常的兴奋，他那时已经60岁了。他说，哎呀这是铀矿！苏联专家库索齐金也大睁着眼睛看了。第二天，我们带着这块矿石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了。我们把铀矿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亲自拿起来看了看。我说这块矿石是从广西普查来的，仅仅是个次生的铀矿，还不能代表它是不是个矿床，有没有开采的价值。毛主席说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啊？我们用带着的盖革计数器一探测，发出嘎嘎的响声。毛主席就很高兴地说，我们发现铀矿了。他紧跟着就讲，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和总理送我到门口，毛主席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刘杰，要好好干啊。
自从广西杉木冲那块铀矿石被找到之后，短短两个多月间，就多次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国领导人反复谈论的一个对象。1955年1月15日，这块石头又被带进了红墙之内。
在此之前的14日下午，薄一波、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四个人应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研究中国核科学及铀矿地质资源问题。66岁的李四光因为正患牙病，表情比较痛苦，周恩来便执意要他先讲完后立即去医院治疗。周恩来向钱三强细致询问了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建立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在说到人才队伍时，钱三强说，每年只给分配10个大学生太少，要搞原子能，至少要10倍于此的大学生。谈到后来，周恩来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汇报，你们准备好矿石和简单的仪器，以便到时作现场演示。
第二天下午，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向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以及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会议选在这个时间召开，是因为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时说，李四光下午三点以前要午睡，晚上他的身体又难以支撑，所以在下午三点以后较为合适。
刘杰说，下午四点之前，我来到菊香书屋会议室时，已经坐了10个人了，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不一会儿，李四光、钱三强先后到了。主持会议的毛主席开口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作了预测。李四光讲完后，周总理提示要我做些补充。我简要地介绍了在广西发现铀矿的经过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把从广西带回来的铀矿石标本拿出来，打开盖革计数器，让各位领导听放射线通过探测仪器发出的嘎嘎响声。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和高兴。接着，钱三强讲了美、苏、英、法等国开发原子能的概况和我们的现状与设想，也谈到了我们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与会领导同志提了很多问题。
会议气氛热烈，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大家都对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我们也有一定的基础。但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第12节：第三章　一块石头定大事（3）

刘杰说，紧跟着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这是我第一次在毛主席那里吃饭。开了两桌，吃湖南豆豉腊肉、丸子和几个青菜。毛主席平时是不喝酒的，这次他拿出葡萄酒，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干杯。吃饭时，毛主席问李四光牙痛治好了没有，他还赞扬钱三强的父亲批章太炎，说他有勇气。
这是毛泽东在导弹原子弹方面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
中国制造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刻拍了板。
促成这次决策的原因，首先是这两年陆续从国外归来了一批各有专长的科学家，科技人才有了一定储备，但却苦于无处施展身手。其次是在国内发现了一定储量的铀矿，这都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此外，当时国际上核竞争十分激烈，美英苏都已相继有了原子弹，世界上在这方面的反响很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成了一面旗帜，美苏为此各自做出了姿态。1953年，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主张开展国际合作，和平利用原子能。苏联也声明愿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援助，这样，从国际背景上来看，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几乎就在政治局委员们仔细掂量那块小石头的同时，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签署了美台安全条约。
短短几年间，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危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真刀实枪血战了三年；同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1953年春季，美国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1954年9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1954年秋季和1955年初，海峡危机再度升级，美国拟定出了向中国全面进攻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短时期内接踵而至的这一连串危机，使得中国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如此咄咄逼人的结果，恰恰把中国逼上梁山，逼出了中国自成一体的核力量。本来，中国在1953年即初步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最后却不得不推迟了两年，个中原因，除了国内的一些问题之外，主要是由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冲突和台湾海峡危机所形成的钳形包围，给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与威胁。由于美国不断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而苏联又不愿明确保证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中国便只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顾不得政权初建困难重重的严峻现实，被迫实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做出这样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国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也取决于国家的基本利益。
1955年1月18日，也就是中南海决策后的第三天，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和东欧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又过了仅仅两天，北京和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是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协议规定，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外，其余由苏联收购。
中苏在尖端领域方面的合作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一方面，苏联本身随着核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同中国合作从而获得部分铀矿石，另一方面，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苏联在客观上需要增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巩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西方一些学者分析说，毛泽东1957年中期的反右运动，减小了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担忧，苏联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反对在波兰和匈牙利流行的反苏潮流的。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已开始在核领域进行相关合作，签署了几十个双边协定，苏联亦顺应时代潮流，与自己的几个友好国家进行核能方面的交流。美苏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各自既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又可以在政治上捞取好处。苏联认为，加强苏中双边的防御伙伴关系，中国便可以成为莫斯科在东方与美日对抗的一个强大堡垒，有利于壮大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立足未稳且又受到美国核威胁的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防务问题进行了磋商，其中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如何通过援助中国来加强苏联的安全。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加强中国，最终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同意派遣军事专家，提供火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