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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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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给我们先进的东西的思想准备。
1957年7月，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向国内报告，说苏联要中国派代表团去谈判有关原子弹和导弹的事项。同时，阿尔希波夫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了中国政府。
第24节：第七章 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1）
第七章
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
宋任穷谈原子弹—— 陈赓谈导弹—— 刘晓要宋任穷带赫鲁晓夫的口信给毛主席—— 扎吉江为中国着想—— 苏联外交史上第一次—— 下榻克里姆林宫—— 专门给中国代表团放军事记录片—— 中苏联合寻找铀矿—— 周恩来听李四光汇报—— 三〇九、五一九、二〇九
1957年8月底，经过多次试探性接触，中国希望就有关生产原子武器、导弹和飞机的援助请求，最终获得了苏联政府同意谈判的照会。中国方面很快便进行了访问谈判的准备，组成了由聂荣臻为团长、宋任穷和陈赓为副团长的一个代表团，刘杰、李强、万毅、钱学森、王诤、张连奎和刘寅等人都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9月7日，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分乘两架苏联制造的伊尔－18飞机，抵达莫斯科努契科伏机场。简单休息了一天之后，中苏双方便于9月9日开始了谈判。苏联方面主谈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斯大林死后，别尔乌辛曾误上了马林科夫的船，所以，他算是被赫鲁晓夫开恩留用的。别尔乌辛虽然有所保留，但总体上对中国是比较慷慨的，他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日下午，聂荣臻拜会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米高扬表示：中国必须掌握原子武器和导弹武器，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苏联将尽量给予中国帮助。
随同代表团一起到苏联的，还有21名专家做谈判顾问，他们按照不同专业，分成几个组，原子能组由刘杰、吴际霖、陈一民和卢荣光组成。卢荣光说，代表团团员很多，有三四十个人，宋任穷把我们都召集起来，说你们各个组之间要互不通气，不要你打听我的我打听你的，大家要互相保密。有一次，聂荣臻和宋任穷、刘杰他们说起张太雷儿子的事情，我们是随员在一旁听，话题是讲这个人学习不刻苦，行为不太好，想把他送回国去。聂荣臻不赞成，说我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和苏联谈判时，我们这个组就直接对他的原子能工业部，部长是斯拉夫斯基，他把援助中国的专家都找来，比我们人多，十来个人，我们就三四个人加上翻译。二机部的专家总顾问扎吉江也回到莫斯科帮助我们出主意。记得有一天，宋部长、刘杰部长、我、陈一民我们几个人在他们招待所一个小别墅的书房里，谈这些项目怎么搞，合适不合适，扎吉江来了。扎吉江说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好消息，你们中国经济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想很快地搞，苏联有一个工厂淘汰了，但它的设备很有用——你们用这套设备很快就可以开始了。扩散机的小机组这一部分，有很多台，苏联要把它更新下来，非常便宜。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原先也曾研究过这件事，现在再一讨论，决定接受下来，可以省一大笔钱。后来在“文革”中还有人利用这件事情攻击刘杰，说他把人家的烂设备买回来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谈判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进行。苏联人介绍援助中国工厂的情况，说得特别简要。来一个专家，拿一个大图板，讲这大致是什么，大约也就几分钟，然后再换一个专家介绍。讲完之后，斯拉夫斯基让别人都退下去，他单独跟宋任穷和刘杰再谈。
宋任穷说，我和刘杰专门谈原子弹方面的问题。我们9月份去的，谈了个初步结果，派我回来汇报。刘晓对我讲，你回去向主席汇报，说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主席去莫斯科，使馆倾向于接受赫鲁晓夫的要求，请主席来。这个时候正好遇到咱们国庆，我一下飞机，连家都没回，毛主席就把我叫到钓鱼台12号楼，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都在场。我汇报了两个内容：一是谈判的初步成果，二是大使馆的意见。我还谈了搞原子弹，一要找铀矿，二要建反应堆，三要搞铀浓缩厂，这种工厂很费电，苏联明确讲他们有部分用过的铀浓缩厂设备可以卖给我们，四要建铀水冶厂，五要搞从四氟化铀到六氟化铀的转化厂，六还要搞个锂厂，以后搞氢弹需要锂，苏联表示可以给我们一个锂厂。至于导弹方面，是陈赓他们谈的，苏联答应给我们P…2型，我只看了模型。
听了宋任穷有关谈判过程的汇报后，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代表团所谈下来的结果也表示同意。宋任穷转达了赫鲁晓夫通过刘晓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节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口信。汇报结束，离开钓鱼台后，宋任穷即给驻苏使馆打电话，找到聂荣臻说，主席、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可以做签署协议的准备。同时，宋任穷在电话中问道，谈判中许多事情已经基本上定了，我就不用再回去了吧。聂荣臻说，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你还是要过这边来。宋任穷便赶紧又飞到了苏联。
第25节：第七章 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2）
在谈判桌上，那时苏联对中国代表团还是比较友好的，别尔乌辛就曾对聂荣臻说，除了单子上所列出的内容，你们还可以考虑提一些新的项目。不过，有时也需要艰苦的谈判，比如对一些有关项目，苏联政府往往给了资料便不给样品，有的是给样品不给资料，原子弹方面起初是光给资料，不给样品，聂荣臻仅就这个问题，便和别尔乌辛谈了好几次。后来苏方经请示他们的最高层同意，答应写进了协定。在宋任穷带上谈判初步结果回国向中央汇报之前的9月14日，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向聂荣臻提交了协定。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赖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在等两个中央批准协议的十几天里，聂总分别拜访了几个人，给他们送了一些中国礼品，他们都特别高兴。
总的看来，整个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前后历时35天，最后于10月15日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协定签字仪式。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署了《新技术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苏联应允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并且，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提供P…2导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这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并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就在中苏这次谈判期间，苏联于10月14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
这次谈判，虽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都是属于原始阶段的东西，虽然这些承诺还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虽然苏联拒绝代表团参观核心工厂并拒绝提供核心技术，但对于不久前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来说，已经特别知足了。他们也明白，凡属新的、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最尖端的东西还得靠自己组织力量开发。
从这时起，中国制造原子弹才算真正得到确定，并逐步展开。
中苏新技术协定签订之后，仅过了十几天，毛泽东便应赫鲁晓夫的邀请，于11月2日率领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摄影师侯波说，苏联派来的是一架图…154，大概是最好的飞机，用最好的驾驶员。主席去以前就提出，不要搞欢迎仪式。赫鲁晓夫说，那不行，别的国家我们都搞了欢迎仪式，你这么大一个国家首脑来，不搞是不行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安排下榻在克里姆林宫。主席住在沙皇住的房里，很大，但把什么席梦思都去掉了，完全按照主席的习惯来安排的。
1957年1月，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俄文翻译组，专门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人当翻译。阎明复于当年2月调到中办翻译组，开始了为中央领导服务的工作。阎明复说，刚到中办翻译组时，我是给毛主席做翻译，可是毛主席那湖南味很浓的普通话我听不懂。1957年毛主席去莫斯科，主要是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我们简称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前往苏联时，给苏方带去了不少礼品，我记得有很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些宏伟的建筑模型，看了令人很激动。莫斯科运动对外维护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内部则存在不少原则上的分歧和争论。毛主席的日程排得很紧，他跟西方许多国家的党，包括意共、法共、英共、美共，还有亚洲国家像印度、印尼、日本等国党的领导人，频繁地交换意见。波兰党对苏联意见最大，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主席找哥穆尔卡谈了三次。我认为主席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根本问题上坚持和捍卫了原则立场。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个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侯波说，会没有开完以前不让其他人进去的，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坐在外边等着。会开完了，把门一开，我们就进去了。会议厅很大，一些记者从桌子底下往前面钻，我却钻不进去，心里很着急，完不成拍摄任务可怎么办。正好我的边上是法共代表团的一个同志，他到我们中国来参加过八大，他认识我，他就站起来，让我踩在他的凳子上跳进去了。我这一跳进去，赫鲁晓夫刚好注意到了，他哈哈大笑，主席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他正给别人签名。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苏联专门给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安排放映了一场军事秘密影片，一共三部，主要内容是原子弹、氢弹爆炸和原子条件下的军事演习。给毛泽东担任翻译的是军委办公厅的外文秘书孙立忠，当时才25岁，他本来是随代表团专门给彭德怀做翻译的，被阎明复临时拉来了，因为电影内容和军事有关，几个翻译中他算是专门搞军事的。电影放映过程中，众人都很安静，全神贯注地看着银幕上新奇而震撼的一系列画面。电影放完用了三个小时，毛泽东一边点燃香烟，一边和彭德怀聊天，说看来这个矛和盾还是同时产生的。彭德怀说，一种新武器出现，总会有对付它的办法。毛泽东说，这次咱们的军事代表团不是也来了嘛，叶剑英同志不是也来了嘛，来了这么多的将军，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一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接着，毛泽东转身对大家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等一等，今天晚上我们看的电影是苏联军事秘密影片，大家要注意保密，不要到外面随便去说，我们这些人知道就行了，不要扩大范围。
第26节：第七章 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3）
其实，好几年前，毛泽东在建国不久访问苏联时，就看过苏联原子弹爆炸的实况影片了。叶子龙说，1950年2月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来以后，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突然问我，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我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毛泽东在那次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毛泽东说，那次到苏联，开了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因为铀矿勘探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所以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后来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500名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兵。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55年2月签署了两道调干通知：一道是通知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四省区，为三○九队选调干部193名，限3月底调齐，在长沙报到；另一道是通知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六省区，为五一九队选调干部294人，限3月底调齐，在乌鲁木齐报到。
这样大规模的人马调集，是缘于一个多月之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在中国联合寻找铀矿的建议。苏联希望中国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能向苏联提供。而苏联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事出有因。美国在研制出原子弹之后，对于是否研制氢弹曾进行过多年争论，为了独占核优势，防止苏联也拥有原子弹，负责制造美国原子弹的格罗夫斯将军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购买高品位的铀矿石。但苏联于1949年秋天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便促使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1月决定研制氢弹。两年后，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并且大力投资开发南非的铀矿资源和加拿大新发现的铀矿床。苏联为了和美国一较高下，也于1953年宣布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着手扩大核武器生产计划，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购买铀矿石。但这两个国家的铀矿资源有限，所以苏联就想到了幅员广大的中国。双方将联合找矿的事定下来之后，苏联很快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规模快速度地展开勘察工作。双方成立了一个中苏委员会，地质部又成立了一个第三局，局长是原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雷荣天，副局长是安桐馥和高之杕。
铀矿地质勘察动作很大，摊子铺得很开，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注意保密。雷荣天面临的第一项困难就是抽调人员，组建队伍。这一切又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即便在本部门内部，事情也不是都摆在明处的。当时地质部的另一名副部长何长工因为分管别的工作，所以也不怎么过问刘杰他们的事情。雷荣天是山西孝义人，他说，为调人的事，我骗了何长工部长一下，骗了他13个技术干部。我们不是叫地质部第三局嘛，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他的人马呢。我自己这头衔也是保密的，叫了个地质部部长助理，我们这个三局叫地质部第三局，何部长以为这个组织是他那个部里的。我就跟他要了13个技术干部，后来他才知道不是他的。
国家对铀矿地质的重视程度是如此异乎寻常，让下面具体干工作的人既感到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国务院时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许多时候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刘兴忠说，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同学都不联系了，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不通信，不联络，就这样。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那时到国务院来汇报地质工作，李四光带着刘杰，带着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长，原来是成都市委书记。带着我，我去干什么呢？我负责挂图，坐在记录席上挂图。会上人很多，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郭沫若也参加了。李四光汇报，汇报了一气，总理就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说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来谈。李四光个儿很高啊，一米八，他罗锅个腰来汇报工作不行，总理对李四光多么尊重！后来总理一边汇报，一边又问刘杰：刘杰来了没有？刘杰赶紧站起来，我来了。刘杰我问你，你们在农田打钻，占了农民的土地，赔偿不赔偿人家青苗啊？刘杰说，赔偿，我们在哪儿打钻，占农民土地都要赔偿的。后来又问宋英，宋英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学地质的，后来到成都当这么一段党委书记。汇报中间，上了一些点心，总理说大家吃点东西吧。那时候我非常惊奇，上了些什么东西呀，黑面包，素馅包子，粉条，一点儿肉都没有。汇报完了，总理留大家吃饭。李四光说咱们走吧，我们赶紧把图纸卷了卷，回到地质部来了。
湖南三○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是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勘探大队的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都由苏联专家担任。三○九队的队长是康日新，五一九队的队长是齐俊德。地质部负责在新疆组建五一九勘探大队的是张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13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三十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第27节：第七章 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4）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4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尽快把一大批干部调来。1955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3月5号去的，我们13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总工程师吉林诺夫，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搞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停，到西安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包尔汉主席请吃饭，王恩茂书记都来看望。经佟城联系，新疆派齐俊德来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
五一九大队成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铀矿放射性普查。在专家指导下，杨士文他们带上食品，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我们很多人虽然毕业于地质学院，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煤矿，跟苏联专家检查，以后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一伙的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特大，得许多人一起弄才能把帐篷支起来，否则谁也甭睡觉。到布尔津，碰到一条河，当地和苏联人贸易都通过那条河。那时大小便都麻烦，蚊子多得要命，两只手老得打，蹲久一点蚊子便糊屁股了。
最早在野外普查，他们把人马分成几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六七个人，各自分头去指定的地域踏勘。杨士文也带领一个小队出去勘察，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马。有一次途中骑马时，杨士文的马惊了，一抖就把他给甩下来了。杨士文脚上穿了双登山鞋，人掉下来了，可登山鞋的后脚跟还在马镫子上挂着。这马正跑着，一看人这样子就更惊了，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快地往前跑，杨士文大头朝下，脑袋直往石头上撞。其他人赶紧追了上来，最后还是一个找矿员上去把他给救了。杨士文说，那个找矿员是个初中生，叫吴志冕，这小子挺机灵的，他过来把马拽住了，那真是捡条命啊，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这要怪我没经验，你想我老家——辽宁海城是个平原，只养过一头驴，哪骑过马呀。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四百多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那样，我根本不懂，这不成了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我们队长姓赵，叫赵志勇，在河北省公安厅当过头，14级干部。别的副队长也是16级干部，其他都是找矿员、技术干部，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辆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人挺愣，开到精河县，马上要进山沟了，开不了车就找来一个蒙古族的老头儿。用马来拉人拉东西。过河的时候，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还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前边一片片绿的红的挺好看。书本上讲过，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所以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衬上些红色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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