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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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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三玩
沙包的玩法很多，有踢包、砍包、夹包种种，沙包还是玩抓拐的辅助工具。
沙包大小不拘，用五颜六色的棉布缝成六面的正方体，里面的瓤，一般是红豆黄豆之类的东西，也有大米小米，还有沙子或小石子。
砍包分成两拨，一拨横列在场地中间，另一拨选二人站在两端。开始后，由两端的孩子中的一个持包，砍向中间的一拨，砍中了谁，谁下场；砍不中，则另一端的孩子捡包接着砍，场上的一拨孩子必须不断地转身，面向持包人。他们可以躲包，也可以接包，如果把砍过来的包接住，则对方失分，有下了场的可以被救活。砍包讲求速度，砍的一方速度一快，躲的一方容易乱阵脚，也容易躲闪不及，更不容易接包。坎包一方也有技巧，不能往对方怀里砍，那样最容易接住，最好是照大腿或肩膀出手，以对方不易接住为原则。
夹包不分拨，或者说是一人一拨。先由两人上场，在当中画一道线，孩子站在两端，一方先夹，用两只脚尖夹住沙包的一个角，然后跳起，猛一甩，包必须过中线，离线越远越好，对方也如法炮制，直至一方夹不过线为负，换人。夹包需要点技巧性，关键在那一甩，高手能甩出几十米开外，对手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踢包的玩法较前两种略复杂。先画一个锅（圆圈），锅前再画一道线。也是分拨，一拨先踢，另一拨在前面接包，阵势和规则都有点像打垒球。踢包是一人一人上场，接包是全体出动。踢包的孩子以线为界，动作类似足球守门员开球，也是以不被接住，越远越好。如被接住，就得换人，所以踢包的一般都尽量让包贴着地皮出溜。没接住，就要由接包一方自包的落点处把包往锅里扔，此刻，踢包的孩子可以在线内用腿挡扔过来的包，如包进了锅，踢包者自然出局，换下一个。如没进锅，用眼估摸，按鞋的尺寸要分，一脚为一分，说出要几“脚”，然后用脚量，要少了吃亏活该，狮子大开口要过嗦了下台。最终以两拨积分多少定胜负。
沙包的这些玩法，都不属于剧烈对抗的游戏，也不含任何恶作剧成分，因而男孩女孩都玩，或者掺和着玩，女孩的技术有时甚至强似男孩。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粘蜻蜓
陈子建和我是多年的舍友。去年夏天，他有一次来电话说，逮了一只蜻蜓，想送给一个放学的小学生，不料那孩子被吓得倒退好几步，死活不敢接。子建也不懂了，他问：“现在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怪不得孩子，时过境迁了。有个朋友曾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说过：“你看看，现在哪还能见到蜻蜓？一只也没有！”想当年，就是30年往前，北京孩子哪个没充当过蜻蜓和鸡鸟的杀手？
粘蜻蜓算不上游戏，但它是暑假里孩子的主要活动之一，可以当游戏来说。
粘蜻蜓的主要工具是竹竿。那时夏天兴挂蚊帐，家家都有成捆的竹竿，或戳在墙角，或搁在床底下。粘蜻蜓用的器械，就是这种竹竿。竹竿上头，绑上一根冰棍棍、扫街的长笤帚苗或长短相仿的较细的木棍，在头上抹上胶。当然，先得熬胶。
胶的原料是皮筋或自行车内胎，用剪子剪碎，把铁皮的玻璃罐头瓶盖翻过来，将碎皮筋置于其上，再用火烧，名曰熬胶。黏度如何，火候相当关键。胶熬好后，盛在中药丸盒子之类的携带方便的容器中。至此，准备活动停当。然后是沿街搜索。粘蜻蜓最好是三人一起出动，一人负责操作，一人负责拿着盛胶的盒子，一人负责拿蜻蜓。走的都是小马路上的便道。
蜻蜓一般爱拣秃树枝上落，只要胶熬到了火候，粘起来很少失手。当然，手要稳，竿不能打颤，有句歇后语为：“老太太粘鸡鸟——竿（肝）颤。”将竿悄悄升起，挨近蜻蜓，带胶的竿头对准蜻蜓的背部，猛一点，一只蜻蜓就下来了。也有胶不黏的时候，竿还没缩回来，粘住的蜻蜓就挣扎着飞了。
粘下来的蜻蜓都被夹在手指缝里。夹蜻蜓也有讲究，不能夹翅膀，那属于姿势走样，和弹球里的挤豆差不多，一只手也夹不了几只。要夹住蜻蜓头下面的身子，把翅膀留在手背上面，这样一个手指缝可以夹四五只。赶上丰收的时候，两只手上能夹四五十只。当然，要不停地换胶，粘多了或碰上土什么的，胶就会失去黏度。相识的孩子难免在马路上会师，就比谁粘的蜻蜓多。
蜻蜓有若干品种，北京天上飞的，一般是黄色的那种。还有一种灰色的，比蜻蜓大，尾巴是一节一节的，尾巴头上还有个飞轮，叫膏药。一种蓝色的，也比蜻蜓大，称老子儿。还有一种红色的，与蜻蜓一般大，就叫红蜻蜓，或小辣椒。好像有不少文学作品，爱拿“红蜻蜓”当标题，也有一些公司冠以“红蜻蜓”之名，寓意何在，不得而知。北京的孩子也没觉得红蜻蜓有多么特别，就是尾巴很硬，也很直。蜻蜓都咬人，似乎红蜻蜓更甚。那时比谁不怕疼，就拿一只红蜻蜓来，看谁敢把手伸过去。膏药和老子儿也比一般蜻蜓厉害，且不多见，半天下来，粘到几只，就算不错了。
蜻蜓粘回来，也没什么用，乐趣都在过程中。顶多放养在家里的纱窗上，让它吃蚊子。也有的孩子把蜻蜓的翅膀撕去一半，像扔纸飞机那样扔着玩，此时的蜻蜓还能飞，但飞不高，扑腾而已；或者在蜻蜓的尾巴上拴根线，像放风筝一样。更有手黑的孩子，捏着翅膀，将蜻蜓“分尸” ，然后喂鸡。
用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粘鸡鸟（即知了，北京孩子又叫“伏天”、“大马猴”）。鸡鸟都趴在柳树的高处，一般的竿长度够不着，得杆接杆。粘起来比蜻蜓费劲，要寻着叫声仔细观察，发现猎物，弄不好还得登栅栏爬墙上树，有时候好不容易让竿够着了，鸡鸟一察觉，飞了。我们院有个孩子小时候为粘鸡鸟，在复外一小铁栅栏的横梁上没站稳，摔了下来，头没事，栅栏尖扎着了肚脐眼儿。
那时候可逮的活物并不只是鸡鸟和蜻蜓，像蚂蚱、刀螂（螳螂）、扁担、老牛、花大姐等等，随处可见。晚上路灯下遛几圈，能抓几碗“一斗油”，回来放锅里炸着吃，据说还挺香。
这都是老北京的儿童游戏，六七十年代也玩。
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种儿童游戏，两头尖，中间大。”木头做的，状如枣核。它的配套工具是“刀”，也是木制的，形状和菜刀没两样，有时候也拿光板的乒乓球拍子当刀。玩法是用刀剁嘎嘎的尖部，使之弹起，再用刀面猛击，将其打出去，越远越好。游戏规则也许版本不一，但套路差不多，也是“锅”式玩法居多。先画个圆锅，把嘎放在锅里，猜先。先打的可以击三次，再由对手往锅里扔。有一个规定是，如果把嘎弹起来，但刀没跟上，击空了，也算一次，这在土地上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剁空了，或没把嘎剁起来，则不算，或只算三分之一次，即三次剁不起嘎，算打一次。三次都有效地击中，对守方来说，就没什么余地了，飞出去一二百米也是它。有时候一拍下去，嘎便不知了去向。
抽“汉奸”也叫抽陀螺。“汉奸”也是木头做的，圆锥型，锥部镶进一个滚珠，圆面上用彩色铅笔画几道不同颜色的圈。配套工具是鞭子，即在一根细木棍或树枝上拴一个布条。玩的时候先用鞭子上的布条缠住“汉奸”，猛一拉开，让“汉奸”在水泥地上转起来，再用鞭子不停地抽锥底，使之不停地转动。也有用手启动的，两只手把住“汉奸”，离地，猛地呈顺时针方向转动，让它转着落地，再接着抽。抽汉奸一两个人玩也没多大意思，居住环境中如有水泥地空场，那就热闹了，几十个汉奸在地上转，转起来花花绿绿，也是一景。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抓拐
拐，分猪拐和羊拐，系猪蹄和羊蹄上的一块骨头。一般是四个一副，拐上都涂有颜色。每个拐有几大部位：鼓、坑、针。辅助工具是沙包或乒乓球。玩的时候是一人一拨，找一块水泥地（家里的桌子上也可以玩），先拿拐当色子，扔出一把，看谁的针多，即先玩。玩法是把包抛起，包在空间的刹那间，用夹、捏、抓等手段活动拐的各个部位，在包落地前用手接住。这算一个回合。包如落地，即下台。各部位如何活动，是有次序的，不能乱，最后一个次序是将四个拐一把抓齐，再把包接住。如果都不出现掉包的情况，输赢的标准是谁能在较少的回合里完成活动拐的所有次序。
抓拐的技巧性很强，手的动作要快而稳而灵活。眼睛要盯着抛起来的包，靠手的触觉判断拐的部位。这种游戏适于女孩，男孩也玩，但肯定玩不过女孩。技术水平另说，女孩子人人都得有几副，带在身上，随时掏出来玩，即使一个人，也能自己玩。
猪拐比羊拐大，羊拐比猪拐秀气，且比猪拐难得，因而“含金量”高。今天，留下来的拐已经成了一种藏品。马洁是50年代末出生的北京孩子，她手里有一副60年代的羊拐，三十年后，送给了她的女儿。
其他如链子枪、子弹头砸炮、铁环、跳皮筋等等，尽管也是风靡过的玩的形式，但游戏成分的含量极少，接近于零，说起来故事也不多，只能点到为止。 有些北京孩子玩过的东西，归到上列哪一类，都不靠普，但不能不提，甚至大说特说，只好另归一类。其实它们之间也挨不上。
养鱼
如今四五十岁的那几茬“北京孩子”中，不少人至今还保留着养热带鱼的爱好，追溯起来，他们的养鱼史，都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我的朋友里，也有几个。
那时，家家养热带鱼，大人若没兴趣，孩子也养。鱼缸是自己铆的，到处找三角铁，找铁皮，找玻璃，找玻璃刀。找不到就偷。不少孩子偷着拆了家里的镜框，用玻璃做鱼缸。《父亲茅盾的晚年》里曾提到，茅盾的孙子在家里折腾，“把相框上的玻璃全拿下来做了鱼缸”。这种玻璃也就二厘，三厘的都少，做不成太大的鱼缸，顶多三四十公分长。有个朋友住在新华社附近，他们的玻璃来自新华社一个仓库的阁楼，做案工具是铅笔刀和钳子，先用刀把腻子喀嚓下来，再用钳子拔出钉子，玻璃就到手了。实在没有鱼缸，就用玻璃的水果罐头瓶子替代，有不少孩子家里的桌子上，摆着一溜罐头瓶子。但这不成气候，多少给人一些“业余”的感觉。
材料有了，鱼缸做起来也不大费事，主要是用腻子和铆钉来固定边角。这两样东西需要买，但都不贵。铝铆钉一分钱七个，铜铆钉一分钱三个，腻子几分钱一斤。鱼缸玻璃分成三部分，行话称：底、堵（两头）、面。先做底，把架子固定住，再往上说。
鱼的品种，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那么几种。普通的是“孔雀”，这种鱼容易活，直接下鱼，自然也最常见。稍“名贵”一点的是“红箭”和“黑玛俐”，也直接下鱼。“神仙”最少见，为热带鱼里的极品。谁家的鱼缸里有条“神仙”，那是能让满室生辉的事情，恨不得一楼的孩子都来观赏。养鱼最成风的那段日子，两条“神仙”可以换一辆锰钢车，而自行车的地位，当时居家庭三大件之首，锰钢车又是自行车里的奥迪。可见神仙之俏与热带鱼之火爆。那时也没听说有什么鱼市，都是互通有无，孩子间大体本着等值交换的原则换鱼，如三条“红箭”换两条“黑玛俐”之类。像“红绿灯”这样的甩仔的鱼，都较为难伺候，需要“粪”，有的要用蒸馏水养，一般孩子就不费这劲了。
鱼虫也是自己去捞。像护城河、莲花池、青年湖，大凡沼泽水域，每天都有成伙的孩子带着家伙来捞鱼虫。有一阵子地铁工地发大水，长安街沿线成了一条河，也成了捞鱼虫的好去处。也有走街串巷卖干鱼虫的，用纸包包着，大小不一，几分钱一包。
热带鱼并非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北京人养鱼的历史当然不可能这样短。但是，如果写一本人类养鱼史，六七十年代是不能不重点提到的，因为此前和此后，都不再有过如此盛大的养鱼景观，能让它成为一种覆盖了几乎所有男孩子的娱乐方式。绝大部分养过鱼的孩子，并没有成为终身的热带鱼爱好者，他们是随着潮流卷入了由孩子组成的养鱼大军之中。
如今，鱼市上的品种已经数不过来了，各种鱼缸琳琅满目，前几年，大商场里都摆着上万元的进口鱼缸（水族箱）。现代化的养鱼工具也一应俱全，要从养鱼中找回童年的感觉，已是难上加难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养蚕
每年春天，清明一过，就到了养蚕的时节。
头年让蛾子把仔甩在纸上，一片一片的。来年开春，就可以生出小蚕。蚕都是在纸盒子里养，小的时候，放在针剂药盒里就行，长大了，就得换成鞋盒子。
养蚕的难题不是拿什么养，而是拿什么喂。蚕只吃桑叶，北京的桑树并非随处可见，尤其是城外的大院里，桑树更少见。有时候拿榆树叶对付，蚕不爱吃，也不能健康成长，有的甚至绝食而亡。
寻访桑树，让不知多少孩子踏破了铁鞋。大家都一样，为弄一顿桑叶，不惜远涉十几里地，不惜贡献出最舍不得出手的小人书、三角、弹球，不惜翻墙入院冒偷东西的骂名，甚至不惜被桑树的主人抓住暴揍，打断了腿的。有个孩子告诉我，他当年特地买了张通用月票，见天从城里跑到西山摘桑叶。得到桑叶的一刹那，用“欣喜”来形容孩子的心情，是并不为过的。一个楼里，孩子都养蚕，但桑叶的来路，各是各的。众多家长也跟着忙活，有的家长单位附近能弄到桑叶，那就是每天的第一要务，将采来的桑叶垫上湿毛巾，搁在饭盒里。很多孩子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上顿没下顿地把蚕养大的。谁有固定的桑叶来源，不仅自己高枕无忧，倘再能分别的孩子一杯羹，就会被当救星一样供着。弄着桑叶，要把它捂在湿毛巾里，保持水分，这样可以存一两天。说一句回头话，那时要有人做桑叶买卖，肯定发财。
赵忠祥小时候也养过蚕，他曾目睹一帮孩子“洗劫”桑树的壮观场面：
记得我住的胡同东口，有一个把角儿的大院子，院门很大，但紧琐着，围墙很高，外面刷成深灰色，每天都聚了十来个男孩，叠罗汉似的，从墙外，上了人家墙头，里面大院子靠墙的地方，长着一棵大桑树。看人家院子的气派，不知住的什么人，反正他们家不会养蚕，孩子们又不可能被人家请进去堂而皇之地采桑叶，只能公开地“偷”，洗劫桑叶，头几天翻上墙头的孩子还用手捋，过了几天靠墙边的桑叶已经没什么了，远处的用手够不着，不知哪个孩子由家里拿了根竹竿，在竹竿上拴了一个绳套，大家“有物的出物，没物的出力”，身子灵的上墙头，有劲儿的当底托儿，扛着上边儿的孩子，摘完了桑叶，大伙儿分，我那天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那些孩子不是我们一拨的，我没法加入，只能另找地方 ……③
按赵忠祥的岁数推，这应该是50年代的事情。但让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看，照样离自己很近，也许身边就发生过，
蚕吃上桑叶，就会茁壮成长，隔不久脱一层皮。从蚂蚁大小，一直长到两寸长短，到后来，一天一个样。一鞋盒子蠕动着的蚕，怎么也得有百十来条，看着它们长大，对孩子来说，是一件乐事。吐丝的时候，有两种选择。如果想让蚕结茧，就置其于有角的盒子里；如果想要一张丝布，就将蚕放在一个平面上。结茧的蚕，吐完丝，就变成蚕蛹。再过几天，破丝而出，又变成蛾子，甩仔后，生命即告结束。蚕的生命，也就两三个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遛车
用月票遛车，曾是北京孩子的一种消闲方式。
放暑假的时候，一些孩子会得到家长“赐给”的一张市区公共汽车月票，用于游泳之类的假期活动。市区学生月票两块钱一张，可以坐30路以内的汽车和所有电车。加起来大概有四十多条线。你买了，我也要买，几经传染，就差不多人手一张了。有的孩子从春天起就憧憬着暑假，经常凑在一块对着地图商量，哪路车没坐过，哪个地方没去过。没有月票的孩子，想遛车或需要坐车又不想花钱或没钱，此时有两个办法——造假月票和用假月票。造假月票很简单，把真月票上的照片揭下来，换上自己的照片，用蓝水钢笔沿原压照盖章的地方再描一遍即可；借月票更干脆，就用别人的。孩子之间借月票用，跟借笔用一样不新鲜。
月票到手，孩子就在家呆不住了，甚至在院里也呆不住了。最初的心理是既然花了两块钱，先把它“坐”回来再说。孩子在院里碰面，谁说一句：“遛车去？”往往一拍即合，三五个人，抬腿就走。有时候事先在交通图上查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哪远往哪去，哪没去过往哪去，西城的孩子往朝阳遛，南边的孩子往北边遛，大体都往总站奔。现在看来，也远不到哪去，市区路线的范围为：西到公主坟，东到十里堡，北到小关，南到大红门。也就是今天的三环路里外而已。但当年的三环路以外，甚至二环路以外，都能见到菜地或庄稼地。市区汽车的线路里，有不少能通到城乡结合部，这是孩子最愿意去的地方。到了目的地，其实也没目的，瞎转悠一阵子，新鲜新鲜，便打道回府。也有的孩子顺手在野地里逮点蚂蚱什么的，那里的土蚂蚱好逮。
一路公共汽车（俗称大一路），从公主坟到大北窑，坐一站地和自起点坐到终点一样，票价一律一毛，不利于捞回月票钱，而且一路车只走长安街，对北京孩子来说，也没什么观景的意义，都不爱坐，多半用作中转。其他路线，票价为六站以里五分，以外每六站加五分，线路较长的从起点到终点得两三毛钱。孩子爱坐的是长距离且拐来拐去的线路，如13路，能从三里河坐到和平街北口，有二三十站，最过车瘾，下了车，北边就是庄稼地。动物园是15路、16路、19路、7路、27路等汽车和多条无轨电车的总站或车站，遛车的孩子都没少去，或在那里倒车，或从莫斯科餐厅旁边的栅栏翻到动物园里兜一圈。有时候也去闹市区，逛大栅栏的劝业场、西单商场、东风市场、人民市场。这些地方也不白去，一般要挂着“遛人”，即事先算计好遛谁。其过程是几个孩子进了商店，某个孩子在某样商品（一般是孩子感兴趣的文体用品或小人书）的柜台前多扫了两眼，也就半分钟的时间，扭脸再一看，别人都没了踪影。他自然马上意识到挨“遛”了，只好孤独地往回返。其实他走出商店的时候，这些孩子很可能就在对面的商店里隔着玻璃看他的动向。
孩子遛车不图有座，上车以后爱往前边凑，看司机开车。有时候还嫌车上人少，专往人多的车上挤。有个朋友和我说过，一次几个孩子遛车，本打算去17路终点大红门，还没到倒车的那站，见一辆车很挤，关不上门，他们临时断然改变线路，下车往那辆车上挤车玩。添点乱，挤出一身臭汗，图的是玩点坏。
一个暑假下来，差不多就把北京城遛了一过。不少孩子还留下一些“后遗症”。有个中学同学，考前曾表示，如果有份司机的差使，他甘愿放弃高考。此人后来上了北京的一所一流大学。赵福琪如今已是年届半百的人了，至今说得出当年市区所有汽车和电车路线的起点与终点。“九一三事件”以后，北京市的街名和商店的招牌都从“文革”初期“破四旧”的风格中回归，像红日路改回东四北大街，诸如此类，蓝天、造寸、亨德利等商店以及一些食品店也恢复了原名，这也正是孩子遛车风行的时候。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北京孩子，对北京街道和商店的认识和熟悉，差不多都来自遛车的过程中。
以下是六七十年代两块钱一张的市区学生月票可以随便坐的汽车路线（某些线路难免一度或数度变更，大体如此）：
公共汽车
1路—八王坟至公主坟
2路—广安门至蒋宅口
3路—地安门至广渠门
4路—三里河至大北窑
5路—右安门至德胜门
6路—北京体育馆至莲花池
7路—前门至动物园
8路—东单至光明楼
9路—前门至金台路
10路—南菜园至东单
11路—大北窑至大郊亭
12路—北京体育馆至铁匠营
13路—三里河至和平街北口
14路—永定门火车站至北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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