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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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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家中最多的是书,可是红卫兵倒不认真翻书,只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子的书架问爸爸:“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拿军刀的头头说:“ 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⑧
茅盾当时的处境,尽管也不怎么样,但与更多更不幸的作家相比,还算是幸运的,顶多属于靠边站的一类。毛泽东有指示,个别文化人不在批判之列,茅盾名列当中。他的作品(如《林家铺子》)尽管也不能幸免于横遭批判,但人似乎从未尝过“揪出来”的滋味,家里的书也未被抄走。但这段出自他家的对话,却反映了字书在“文革”初期的真实境遇。
一阵疾风暴雨过后,“毒草”们并没有被灭绝,时显“沉渣泛起”之势。漏网之鱼,还在游弋。有个住在军队院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院大校楼一位留苏的九级干部家被抄后,家门洞开,他有一次去那里游荡,看见桌子上赫然摆着一套《静静的顿河》,顿起肃然之感。三十年以后,我也有过一回类似的经历:2000年的夏天,去哈尔滨开会,有人在车上和北师大教授汝企和闲聊,说起他的姓不多见。我随口答茬说:有个翻译家叫汝龙。汝教授说:他是我父亲。我听后也“顿感肃然”了一番,眼前闪过这位有名的翻译家以及和他相关的托尔斯泰、契柯夫乃至聂赫留朵夫的影子。那些年那些作品曾让无数的孩子大中其“毒”,当中也一定包括破“四旧”时杀在前面的红卫兵。所以说,矛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尽在变数当中,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复课以后,学生靠分看家和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了不少闲工夫。一些孩子“飞”在外面瞎折腾,另一些孩子呆在家里大看借来的小说。那时学“毛著”的榜样门合,有“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的经验之谈。这样三句话似也可以用在一些孩子读小说的体会上,以至传看小说,成了在一部分孩子中风靡一时且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他们看的,都是些传来传去的小说,有的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盖着形形色色的单位公章。外国小说中,不少是竖排繁体字的那种,人名和地名用曲线或直线标出。因库存过久,纸张多已泛黄,散放着一股仓库中的霉气味。很多小说由于倒手次数过多,成了少头缺尾的残书。不知道过了多少道手,遇上看不过去的,包上马粪纸书皮,用钢笔写着《安娜·卡列尼娜》、《红色保险箱》、《上尉的女儿》、《三家巷》、《苦菜花》、《古城春色》、《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的干脆没头没尾到底,书看完了还人家时,还得现打听书名。那也看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我估计有些小说没头没尾是故意之举,至少是读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体现,不然让“毒草”招摇于市,有点危险。一般来说,小说的传阅速度都是闪电式的,头天拿到手,便被叮嘱:“明天想着还我。”很多孩子的书包里总装着一两本没头没尾的小说。大街上也常见兜里揣着小说的孩子,路上碰见熟人,问:“干嘛去?”答:“还书去。”或者应了后来的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那句话:“你拿的是什么书?”回答当然不会是《歌曲集》。中间插一杠子,把书截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借书给他们的孩子,已经说不准是几道贩子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黄新原的读书生活
黄新原是我的朋友,确切说,是高我一级的同学黄汉青的哥哥,多年前因一次工作上的合作(我给他写的一本书作编辑)而有了过往。论岁数,他应该是68届的,由于身体原因(不是成绩原因)蹲了一班。他父亲在玉泉路的政治学院和红山口的军事学院之间调来调去,他家也随之搬来搬去。他的身体比较糟糕,打小有哮喘的毛病,去年又安上了心脏支架,植物神经也不大正常,怕风,休息不好。但他精神尚健旺,聊天时,常能听他翻腾出小时候的旧事,很有一些是和孩子看书靠边的。
“文革”初期,他家在玉泉路政治学院。他这茬孩子成长到大看小说的时候,不分中外,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了“毒草”。孩子都有点逆反心态,越不让看,越得看。书借不出来但偷得出来。院里几个高玉宝式的孩子合谋在学院图书馆溜门撬锁,黄新原也在当中。好在那时图书馆管理松懈,已陷于瘫痪状态,经常是大门一锁,管理人员便没了踪影——多半“闹革命”去了。他们大得其手,拣自己喜欢的往家里运,然后换着看。
后来,他父亲受命给军委办事组(由黄吴叶李邱等人组成)讲《法兰西内战》和《反杜林论》这两本书,凭着一纸盖着总政公章的介绍信,可以在中国书店买旧书。他说,他父亲借机廉价买了大量的与两本马列经典不搭界的旧书,不下几百本,光《圣经》就有三种版本。他也跟着看。他父亲曾指着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对他说:“你可以看看这本书。”这在家长中,是做了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曾国藩的头上,顶着 “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的帽子,看他的书,无异于看蒋介石的书。没点见识的家长,躲之都惟恐不及,岂有放任孩子接触“封资修”甚而反动作品之理,更不用说推荐给孩子看了。
再后来,黄新原随着部队子女的大流,参了军,在老挝前线的一个山头上扎营一年。回来时,哮喘病犯了,住在天津的464医院里。那时他身份是大头兵,医院里有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女大夫,已经是四个兜了,人也算长得漂亮,就是有点个性。有一回两人聊天,女医生问他:最喜欢看什么书?他大概说的是《三国演义》。对方抱以不屑的一笑,再问:外国的呢?答:《牛虻》,对方又抱以不屑的一笑。把黄新原问得只好反问她:“那你最喜欢看什么书?”女医生也用反问代替回答:“你看过《战争与和平》吗?”他还真没看过,一时张口结舌,有种“窝脖”的感觉。后来他借到一本《红字》,被女医生知道了,拐着弯找小护士来叫他。那天黄新原正洗着脚,以为是说病的事,没敢耽搁,趿拉着鞋就过去了。女医生表示也没什么事,意思是听说他有一本《红字》,想借来看看。黄新原一听就撺了,这回是正色地一口回绝,好像还说了些“ 别说书是借的,就是我自己的,你也甭想看”之类的话。书还了以后,女医生后来也许意识到那次说话有点伤人,一再道歉,表示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这本书。到了她也没看上。新原说,现在想起来,当时年轻,有点意气用事。但他从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和读书之间,是有高低之分的。为了不致再遭跌份的尴尬,他后来捏着鼻子狂看世界名著。那时就是这样,很多孩子读外国小说,出发点是虚荣心作祟,最终却堕入小说的风情、情节、人物心理活动之中,丰富和成就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
手抄本
读书是一种极具私人化和静态感的生活方式,黄新原的读书生活牵扯了不少孩子,可知当年的读书,有时候确是风行到了一种集体活动。这类经历并非孤证,50年代前后出生的孩子,和书相关的故事素材,是说不尽的。我的同事黄蔚琦也常提这些往事。他曾提到一位画家的儿子在钢铁学院讲《基督山恩仇记》,连着讲了三天三夜,是当年在那一带轰动一时的事情。还有一位名范与中的才子,根据英译本手译《基督山伯爵》,写了六大笔记本,在孩子中传抄。“文革”当中,开了手抄本先河的,也许就是这部翻译作品。后来才有了《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曼娜回忆录》、《绿色尸体》、《别墅魔影》、《第100张美人皮》等手抄本创作作品。我们上中学时,全校盛传一个笑话:某班课间休息时女生留在教室,男生到走廊活动,向来如此。某日有个孩子上课看手抄本小说《曼娜回忆录》(也叫《少女的心》),竟致下课后无法站起来出门,当了十分钟的“党代表”。那时,有孩子看了手抄本,便在院里添油加醋地开故事会。像重庆梅花党的故事,就在北京孩子当中口耳相告,流传甚广,夜里听着还挺得慌,把王光美也搁了进去。孩子手抄的不仅是小说,我们上大学时,听说中文系有个同学70年代抄过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整本谈创作体会的书,此同学早年想必做过作家梦。也是70年代,北京孩子间一度传抄1965年和1972年分别去世的柯庆施和谢富治的“遗书”,真假莫辨。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窗外事
建国后,二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大体不再有作为,有个同学称他们是“集体堕落”,仅少数人如孙犁等例外。因而十七年间的小说,有不少出自革命经历丰富的“草莽”之手,还有不少出自工农兵之手。即便是他们的作品,也差不多集体沦为“毒草”。在北京孩子传看小说的同时,这些新老作家的倒霉境遇也在传说当中。事实是,《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周扬、《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没进去的,大多也在劳改之列,被拘在湖北咸宁或天津静海的“五七干校”里。有人说当年全中国的文艺活动靠的只有八个样板戏加一个作家(浩然),不无道理。
《青春之歌》是“大毒草”之一,也是孩子私下传看率甚高的作品之一。当时流传一个故事,有个中学的工宣队队长没收了一本《青春之歌》,回家看了一遍,过两天召开批判会,给林道静下的结论是“破鞋闹革命”。聂元素(聂元梓的姐姐)是从“一二。九”运动中过来的老干部,也曾有过写一本反映“一二。九”运动的小说的打算,好像已经动了笔,因《青春之歌》的出版而打住了。听说杨沫当年得了笔不菲的稿费,在香山附近买了一个院子;又听说白杨和杨沫是姐妹。这都是那时在看《青春之歌》的孩子间传来传去的小道消息。另一部传阅率甚高的小说是《欧阳海之歌》,这本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很多三四年级学生的小说启蒙读物。它对低龄孩子的刺激尤大,不少孩子沉浸在军营的故事里而不能自拔,恨自己不马上长大,参军去。他们不会知道,这本让无数孩子的理想“插上翅膀”的小说的作者金敬迈,自1968年以后就被摘掉领章和帽徽,丧失了自由,在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八年。他后来把这段经历写在一本叫《好大的月亮好大的风》的书里。
70年代以后,《高玉宝》、《海岛女民兵》解禁,《桐柏英雄》、《闪闪的红星》出版,高尔基的《童年》第八次印刷。这是几本当年最流行的小说,都不厚,十几万字。《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是李心田,后来另一位作家王愿坚把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今天的孩子都知道同名电影,至少知道这部电影里的几首插曲,而对原创小说,恐怕是了无所知。再后来,《连心锁》、《难忘的战斗》、《征途》、《新来的小石柱》、《较量》、《大刀记》等作品纷纷亮相。电台里也重启配套的“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征途》是根据金训华的事迹创作而成的,在电台播出时,演播者张山与小说里的阶级敌人恰好同名,他等于天天在电台里糟践自己。《海岛女民兵》后来也被改编成一部著名的电影《海霞》,此片与《创业》一道,惊动了毛泽东,它的作者黎汝青在当时能写东西的作家中,算是有实力的一个,后来还写了以土地革命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大刀记》一出就是三大本,但反应平平,据说作者郭澄清勤奋有余,灵气跟不上。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写完了《大刀记》,又写《千秋业》,此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准备一手托《千秋业》,一手托骨灰盒。”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水浒》情结(1)
1972年,是一个值得爱书人称道的年份。这年4月,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再版发行,都是竖排半繁体字的那种版本。《红楼梦》的注释者是启功,这已经是第九次印刷了。《水浒传》是七十一回本的,当时距评《水浒》的运动尚有时日。把这四套书全买下来,也不过十块钱出头。它们的出版,最大的受益者,是60年代出生的这拨孩子。我们刚好到了读这些书的年纪,没被耽搁,就可以不必藏着掖着而放心地猛看。那时男孩都爱看《水浒》,没有谁能数得清自己看了多少遍,不少孩子背得出一百单八将的名字、绰号和星号,有的孩子甚至到了能按次序倒背的地步。毛泽东说,《红楼梦》至少要看五遍。也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可以放在枕边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的书。其实《水浒》这部小说,在一些大人以及更多的孩子看来,比《红楼梦》更具吸引力。把这本深入人心的小说拍成电视剧,非在一切环节上力求百分之百地忠实原作不可,这不是一般艺人靠几分杂耍本事便能做起来的事情,除非你不自量。前两年拍的那部四十三集电视连续剧,大肆篡改原作,或曰:走了大样。这让打小就熟悉《水浒》并怀着兴致看了几集的观众,大受刺激。我问遍了我们历史系能问到的同学的观后感,总结为两个字—“扫兴”。
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看来,《水浒》是一种精神食粮,是他们的憧憬和榜样……这是今天的孩子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这样的《水浒》爱好者,听说《水浒》在拍电视剧,自然要翘首以待,甚至是数着脚指头等着首映的那天。
他们等来的是什么呢?用我的朋友邢东田的话说,是“差点没背过气去”。看了电视剧后,他气得逢人便骂,读不懂原著,靠看小人书演剧的戏子(据报载,有些演员在表演之前,反复阅读《水浒》小人书,以加深对《水浒》的理解),糟改英雄,荒唐透顶,他特意写了篇《鲁智深岂能再遁空门!》(发表时署名“新江”),将“未解水浒真义,以凡度圣”的编导连损带骂了一顿。好在文章不长,照录如下,可以体味一下具有“《水浒》情结”的那一代孩子的真实情感。
鲁智深岂能再遁空门!
邢东田
好容易耐着性子看完43集电视剧《水浒传》。大失所望。这就是那部中国人引以骄傲而我情有独钟的古典名著《水浒传》吗?真是城郭依旧人民非,晁盖不是晁盖,宋江不是宋江,林冲不似林冲,武松不似武松。他们怎能是我心许已久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水浒英雄?好憋气!好憋气!诸位哥哥,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惟有鲁大哥差强人意,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有那么点意思。然看到后来,又差点背过气去,豪杰一世的生龙活虎竟悄悄溜回大相国寺,混迹于庸碌僧众之中,就地打坐……
不由不拍案而起,这是鲁智深?请不要搞错!
鲁智深,位列天罡,盖世英豪,从来处来,到去处去,赤条条无牵挂,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说杀就杀,说砍就砍,不来一丝一毫的虚假,也决不受半点腌气,自己不受,也见不得别人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顶天立地,仗义执言,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延安城里,三拳打死镇关西,五台山上,赤膊薅恼佛罗汉;大闹赤松林,烧瓦官古寺,夜宿桃花村,灭周通威风;倒拔垂杨柳,镇东京泼皮,授命野猪林,救林冲危难;水泊梁山,奏响聚义凯歌,中华青史,留得万世英名。响当当的男子汉,当当响的大丈夫,豪杰中的豪杰,英雄中的英雄。金圣叹自愧弗如:鲁达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李卓吾赞不绝口:是仁人!是智人!是勇人!是圣人!是神人!是菩萨!是罗汉!是活佛!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水浒》情结(2)
“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敬拜高僧,摩顶受记,智深乃佛门弟子,方外之人。但他却不守戒律,扰乱清规,我行我素,胡作非为,既不坐禅——十字横罗,鼻息如雷,又不忌口——酒也吃得,肉也吃得,人家骂和尚是秃驴,他也骂和尚是秃驴,佛殿后拉屎撒尿,酩酊中砸烂金刚,卷堂搅闹选佛场,出手打倒众禅客。然而,“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做祖根基”。智深初上五台山,众僧谓其形容丑恶,貌相凶顽,不似出家模样,不可剃度。智真长老力排众议:“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中国禅宗,乃民众的宗教,批判的宗教,革命的宗教,不立文字,不尊佛祖,我心即佛,率性而为。智深即最具禅宗精神,不读经,不礼佛,心性本静,无念为宗,揭竿斩木,乃光大佛法,放火杀人,皆修行的功课。水浒传诗赞:
自从落发闹禅林,万里曾将壮士寻。
臂负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
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
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成佛做祖,当之无愧。
吾人最恨招安,水浒后半部令人泄气。唯智深六和寺坐化,颇使人震撼,每次读来,都不由荡气回肠,感慨万千,或潸然泪下,或扼腕而叹,每每咨嗟不已。
水浒弟兄征方腊得胜而归,驻扎杭州六和寺。是夜,月白风清,水天同碧。夜半,忽听得寺外雷般声响,智深只道是战鼓擂动,摸了禅杖,大喝着便抢出来,待要出去厮杀。众僧拦阻,方知乃是钱塘江潮信,当下大悟:俺师父智真长老,曾嘱咐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万松林活捉夏侯成;“遇腊而执”,俺又生擒方腊;今日正应了“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合当圆寂。随即吩咐烧汤沐浴。又讨纸笔写一篇颂子,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闻讯急引众头领来看时,智深已在禅椅上坐化。做了三昼夜功果,合个朱红龛子盛了,直去请径山大惠禅师来与智深下火。那径山大惠禅师,手执火把,直来龛子前,指着智深道几句法语:
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
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
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
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智深厮杀半生,弘扬佛法,至此见性成佛,终得正果,无怨无悔,潇洒人生,获一个圆满,达涅境界。
水浒大千世界,豪情何在?不在庙堂府衙,亦不在佛寺道观。水浒豪情,在梁山,在水泊,在断金亭,在聚义厅,在江湖,在众弟兄,“八方异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受招安,征方腊,英雄末路,豪杰气短,西风古道,日暮乡关,往事如烟,哪堪回首!梁山豪气,风光不再,水泊理想,已然破灭,封妻荫子,与吾何干,佛门圣地,亦非净土……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然电视剧未解水浒真义,以凡度圣,居然让成佛做祖的鲁智深重回大相国寺,再度遁入空门,每日里吃斋念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这能是鲁智深吗!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小说之外
除了小说,别的书孩子也看。像蔡东藩的历史演义系列,林汉达的历史故事新编系列,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故事丛书,中国历史常识丛书,《古文观止》等等,大体还容易找到。后来出了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橘黄色的封面,也远比不上老版的。大点的孩子也看点大人看的书。像当年流行的六种马列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翻着看,其实也是瞎看,就记住了《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70年代,郭沫若的两本学术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和《李白与杜甫》再版或出版,这在无学术可谈的当年,已是绝无仅有的亮点。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中学时逐字看过两遍《甲申三百年祭》。几个日本人写了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也在新华书店里卖,但不摆在明面上,搁在柜台里头。这本书里有不少政治笑话,可以当故事看。如此内部发行的书,还有几种,如两卷本的《各国概况》,这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出版的,前面用铜版纸印着各国国旗,书里逐一标明各国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投的是什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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