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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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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从西便门到阜城门以西，推进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就分布着国务院、华北局、中央机要局、广播事业局、全总、轻工业部、新华社、公安部、中央政法干校、铁道部、国家计委、中科院、商业部、物资部、一机部、二机部、国家建委、六机部、二炮、北京市政、建工、物资诸系统等单位的宿舍。1958年以后，北京城外陆续建起了若干片居民楼群，如和平里、虎坊路、古城、水锥子、龙潭、垂杨柳等小区，作为各种机关的宿舍。一些占地颇广的小区，又形成区中套区的格局，如和平里地区，分为1…14 区，分属化工部、煤炭部、劳动部、文化部、林业部、轻工部、中直机关等单位。百万庄一带是按子、丑、寅、卯……来划区的，除申区系部长们住的两层小楼外，其他各区，分属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一机部、国家外文局等机关的宿舍。有些规模庞大的部委，则自划其宿舍区，如铁一、二、三区等。
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在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的第一句是：“我国有七亿人口。”我们也可以接着毛主席的话说：“北京有七百万人口。”1964年，北京实有人口（含远郊区县）为759万，1982年为923万。如果除去接近半数的郊区人口，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市区人口也就在四五百万之间，这个数字略高或者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那时，除了少数家庭的保姆，北京几乎没有常住的务工流动人口。过于数字化和概念化的东西难以说明问题，形象一点的描述是，那时，居委会小脚老太太，对管片住户的人头状况烂熟于胸，摸得底儿掉，外地人来京探亲访友，要报临时户口；那时，除了公园、闹市区等场所，大街小巷里，轻易见不到外地人，公共汽车上外地人占的比例也极少；那时，上班和上学的时间，居民区周围经常是静得出奇。胡英兰是低我两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她和我说起过，上小学时，有一回没做到“三带 ”（水碗、手绢、红领巾），回家去取，从街面到院子，一个来回，看不见什么人，只有两个老太太在洗菜，一派都市通幽的景色，其意趣，竟让一个小学生难以忘怀，记住了二三十年；1969年…1972年，大批机关干部作为“五七战士”划入军事建制奔赴干校，家属“随军”，不少宿舍楼里空着大量的屋子，有的实住率甚至低于半成；倘再加上一茬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军，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相对很低的。
上面所写的，大概可以粗略地构成一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市、交通、居住、人口等方面的鸟瞰图。当年的北京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着。
注释
①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② 邓云乡《百年东长安街》，载《水流云在琐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林株《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⑤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一版。
⑥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⑦ 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二期。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间入学的高校学生（1977、1978、1979三级），年龄跨度在十多岁，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出头。历史的误会让他们成了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景。
复课以后，“北京孩子”的走势，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1971年起恢复高中，71、72两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分别为1/10 、1/5）成了“时代骄子”，被选拔升入高中，多数人直接就业；但上了高中的，毕业后也大拨发到郊区农村插队。73届以后，高中升学比例不断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毕业后全部到郊区插队，几年后返城就业，特殊情况（如独生子女等）例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两到三年以后。复课后，北京市实行的学制是小学六年（1974年以后改为五年，当年该上六年级的同学“戴帽”在原来的小学读初一课程，次年转入各个中学与前一级同学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复高中），高中两年。若以中学毕业而不是岁数为限来划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届以及69、70、71、72届的同学们，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结束了“北京孩子”的时代。
“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学有等级之分，中学还有男、女、混合之分。“复课闹革命”以后，各类等级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无论毕业于哪一所中学，都谈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经历。因为当时的中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学校，历史不一，规模不一。城里老牌学校的历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产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发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顺天中学，再过两年，将是她的百年校庆，有四中之名，也是民国元年（1912）的事情。解放后，陆定一和郭沫若都题过“北京四中”的校名。又例如与四中相距不远的西城区福绥境小学，可以追溯到鲁迅出生那一年（1881），当时叫八旗第三小学。崇文区的汇文中学，更有长达130年的历史。城外则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学校，全面恢复高中及小学缩短学制后，中学一时爆满，迫使一些小学升格为中学，如三里河四小就摇身一变，成了214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214中的头拨学生，还参与过学校最初的基本建设（砌围墙）。但学校的历史与它的质量，并不一概成正比。圆明园边上的101中学是解放以后建成的重点学校，所以叫101中，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郭沫若给命名的，意思有点夸张——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成绩要超过100分；另一说似更可信一些，即再建一所重点学校，番号已不可能靠前，索性另从一个百位数数起。郭沫若确实题写了校名，校歌也是他作词，由李焕之谱曲。
阔气一点的学校，有相对正规、配置齐全的教学楼和操场，甚至有“东西校区”或“南北院”之分；差一点的，则随处将就了。当年北京有不少学校，因地制宜，安在庙堂里。月坛二小的校址，是月坛公园里的大庙；宽街小学的校址，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北京三中的校址，是祖大寿的家庙，7路公共汽车在附近有祖家街一站；13中的校址，是一处贝勒府；八面槽小学的校址，是王府井北面路东的天主教堂。159中（女三中）的校址，是阜成门内路北的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本是一所明代建筑，主殿名景德崇圣殿，里面支着六十根金丝楠木二人无法环抱的大粗柱子，供奉着自炎黄以下历朝有功名的帝王的牌位。清朝的乾隆皇帝题的“报功观德”的匾额高悬殿中央。帝王庙变成女三中（后改为159中）后，如此大殿成为一个“多功能”场所。全校师生集会时，它是礼堂；刮风下雨，它是学生上体育课的操场，铺上垫子折跟头。“文革”初破“四旧”，红卫兵为摘下乾隆题匾，据说冒着“舍得一身剐”的风险。这块匾从此不知去向，后来有关部门悬赏50万找它，至今下落不明。2003年，159中终于搬家，迁入了一所据说有游泳池等设施的现代化的校舍里。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穿越当年的校园
也有一些学校，因袭了学堂时代的旧址。一位叫姚和林的作者，在网上追忆他位于南横街米市胡同里的母校时说：
那是旧时的一家老学堂，分前中后三套院落，教室有大有小，院落也是大小各异。红红的校门，有一个高高的活动大门坎，其实就是一块磨踏得没有漆色，没有棱角的长木头。大门后是一个红影壁，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手书体的白字。校办工厂就在它的旁边。那时的我们总盼着两周一次的学工课，总是比赛谁缝的笔记本多。前院的北屋是一间有着青石板高台阶的大教室。斜对面是不大的校长室。当年是一位姓何的女校长。校合唱团排练就在大教室里，各年级的男女生都有。那年月有时还要到区里去演出。数同班的李凯亮嗓门最洪亮，我俩一起担任领唱，还记得那首歌叫《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冬天里，男生在课间围在前面的火炉旁，侃这侃那。那种火炉同民用的火炉不一样，里套没有瓦，炉壁是带棱的。加足了煤，烧得炉壁红红的。教室北面的窗户就是同学家的小院。
这大概可以被看作当年北京城里的小学的缩影——简陋、古朴、温馨，类似一件古董，有一种让毕业生几十年都挥之不去的怀旧氛围。城外新建的学校的毕业生们，少有这样的情怀，而且各个学校之间，硬件上的差异甚大。那些带“育”字头和“一”字尾的，如育民、育才、育英、育红，十一、八一、七一、六一等学校，条件相对优裕，当中的大部分，其实是军队所属的子弟学校。
复兴路小学（现在的白云路小学，位于白云观北侧）曾是一所设施一流的地方学校。它有一栋L形的四层教学楼，系苏式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近于礼堂规模的圆形木地板音乐教室，相当于今天的多功能厅。有标准化的操场、教工和学生食堂、图书馆、自己的锅炉房。楼内每间教室配有玻璃黑板、电铃、清洁柜，每层有供热的饮水池。课桌椅是木制的，课桌的设计是平面加坡面的组合，平面也就两寸来宽，用来放铅笔盒，上面有一道能放一支铅笔的小槽，坡面是放书本和写字用的。这样的条件，超过了一般的中学，城里很难见到，城外也不多见。
与复兴路小学也就一箭之遥的复兴门外一小，是另一个世界。它的校园在小学当中，占地算是相当大的，楼前楼后两个操场，一大一小，还散落着好几处平房教室，校园里还套着有住户的院子，给人的印象是大而杂。那里的教学楼也是L形，但它是一座类似南方常见的走廊外露的两层简易楼，没有暖气（冬天生炉子），没有电铃（上下课敲钟），没有玻璃黑板（木头黑板）。“复课闹革命”时，甚至连桌椅都供不应求，一部分学生要自带马扎或小板凳上学，课桌也是那种老式的合二而一平面长条桌。整体感觉似一破落地主。
育民小学位于复兴门西侧长安街路南，也就是复兴路小学的东北、复外一小的东南方向。“文革”前，它是财政部所属的子弟小学，全员寄宿制。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祝东平教授1962年到1966年在这里就读。2003年暑假，我和祝东平因事路过育民小学，恰值学校准备翻建，一栋楼已被腾空，成了工地。东平一时触景生情，在里面盘桓了一个多小时。这所学校有两个楼，那时候北楼是学生宿舍，南楼是教学和办公楼，两楼之间是一个操场。东平边环视边回忆说，教学楼顶层是一个多功能厅，常举行各种联欢和游艺活动。教学楼南面是餐厅和浴室。他们星期一早晨到校，星期六下午被家长接走。每个班都配有生活辅导员，类似于今天的寄宿制私立学校。育民小学的生活及学习条件没什么说的，惟一让祝东平和他的同学感到不自在的是，他们平时不准跨出学校半步。学校大门也是宿舍楼门，门前的一道线，等同于国境线，两条腿如果都出线将被处罚。学生们经常是把一只脚固定在线内，另一只脚尽量往远了伸（若打篮球时的定点持球状态），头探出去四处张望，透透外面的风。“文革”初，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指斥校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据有人推算，这所学校的学生人均占地六倍于普通学校的孩子。
中学和中学之间，反差也很大。好学校，有400米标准跑道的操场以及篮球场和排球场，甚至游泳池，有分开的教学楼与办公楼，有礼堂，有学生食堂，教学楼中有阶梯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图书馆等等。这样的条件，甚至已经超过了吴玉章当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一些名牌大学。
地处文化相对薄弱的宣武区的15中，是一所花园式学校。四座低矮建筑—两栋办公楼、两栋教学楼—隐在绿树成墙、曲径通幽的校园深处，即使在校门口，也看不出它是一所学校，以致发生过不明真相的两个老太太误以为是公园，要买票入内的事情。西城区的西单以西，集中了四中以外的几个“名校”。复兴门内按院胡同里的八中，有三个院子（本校、分校和操场），本校的建筑有环廊连带，其舒适和怡人不难想象。巧的是，“文革”期间，八中的斜对面，西侧住着风云人物姚文元，东侧住着后来审判姚文元的江华；“文革”后期，姚文元的两个女儿也在八中读书，其中一个据说腿还有点毛病，而另一位风云人物王力的儿子王鲁军，则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八中的东边，小口袋胡同里的35中，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它也有两个院子，北院有一个木结构的小楼，是志成学校时代留下来的，颇有二三十年代的特点，电影《青春之歌》的若干镜头，就取自这里。“十七年”时期，西城区的中学在声誉上，民间排序有四（中）、八（中）、三十五（中）一说。此外，这一地带还有二龙路中学（教育部曾打算把它建成一所十年制的部属子弟学校）和150中（前身是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实验中学）。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条件一般的学校，多不值一提。拿42中为例，前身是社会路中学，说是中学，其规模、设施、面积，都与一所普通小学相仿。全校仅一个三层的教学楼（行政、教学、后勤人员和学生都挤在里面）和一个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打篮球就没法踢足球，开运动会要借用隔着两条街以及一个月坛公园的月坛体育场。上过这个学校的学生都会有过抹不开身的体会。惟一可以让他们引为自豪的是，这栋教学楼是用建人民大会堂剩下的材料盖的，全校师生，无人不晓。后来才知道，人民大会堂工地剩下的材料，不仅盖了这所学校，更盖了颇有气势的军事科学院主楼及前面提到的永安里那几栋九层高的煤炭部宿舍楼和白塔寺附近的一栋居民大楼。挨着月坛体育场的112中，就更不用说了，人称“棒子面中学”，这是一个双关称谓：一者，玉米面的价格当时是0。112元/斤；二者，学校差，廉价的意思。
其实，当年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都差不多。因而学校的条件怎么样，教学质量怎么样，学生和家长都不大介意，介意也无济于事。毕业于四中、14中还是44中，无论是学生及其家长还是局外人，都绝无谁高谁低的感觉，这是一个事实。倒是有不少普通学校，后来沾了按片入学的生源的光，如被国家机关宿舍“包围”的44中，“文革”结束后，升学率与声誉同步跃进，成了一所莘莘学子趋之若鹜的学校，这又是一个事实。但是，话还得两说着，即便不以成绩论，也即便不影响毕业以后的前程，北京的孩子，毕竟是成长和学习在或优或劣的校园中，面对的是不同层面的老师，也给了他们或多或少的心理上的影响，这同样也是一个事实。
复课以后，北京香厂路小学马上干了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香厂路小学关于建立“红小兵” 的材料，此后，红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队，成为全国少年儿童惟一合法的基层组织（此前，小学生也挂红卫兵袖标）。它的标志最初是一种红底金边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别针别在左衣袖种牛痘—即以前和以后的大中小队干部所佩带的几道杠臂章—的位置。这种臂章原是棉质的，不禁脏，要到综合修理部压一个塑料膜，后改成塑料制品。“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个让孩子雀跃的事情是红领巾的恢复（当时做了绸子和布两种面料的红领巾，由同学视经济条件自己选），但红小兵的名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复课以后入小学，又是头一拨加入红小兵的孩子，有点 “黄埔一期”的意思，“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恐怕都忘不掉当年历史性的一刻。陈庚子，是复课以后入学的，表现积极，很有第一批加入组织的希望，由于家长的株连（受审查），未能遂愿。他还记得，那天躲在教室里，隔着窗户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在操场上举行加入红小兵的仪式，把新发的臂章往袖子上别，他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至今提起来，还挺委屈。其实没过多久，其父“解放”，1968年的“五一 ”，他就成了第二批红小兵。那时能不能加入红小兵，或者第几批加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天大的事情。
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并没有取代班组织，只是“文革”前“班主席”一职的称谓，改叫班长，班委会委员、小组长、课代表等，依然如故。此外，低年级（一二年级）每个班里，有一两个高年级（五六年级）品学兼优的同学来做辅导员，协助班主任。有个大学同学上小学一年级时，班里的辅导员叫姜雁奴，这个名字有点儿“各”，也容易让人记住，但他一直不解其意。十几年后，我们在学校的宿舍里议论起名的话题，他说起这个名字，上铺有学问的同学告诉他，“雁奴”系一个僻典，指的是人字形雁阵中领班的头雁，寓意不言而喻。
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尽管红小兵被当时的“中央文革”视为“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的组织，但广大红小兵毕竟是学生，而且是小学生，不可能有太大的“革命”作为。作为“文革”期间入学的“当局者”之一，我的记忆中，好像除了随大流参加一些象征性的“革命活动”，如开批斗会，游行，吃忆苦饭，早请示晚汇报等等，还是“以学为主”。当然，那时不会有计算机课，也没有外语课，也不存在一环扣一环的升学竞争因素。但小学的课程设置规范，即使是在“文革”最轰轰烈烈的那几年，也基本没有被破坏。自然，课文里的时代烙印，是抹不掉的。这里照录一本1970年秋季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的目录（主课文十七篇）：
一 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二 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三 全球响彻《东方红》万岁万岁毛泽东
四 傣族百岁老人心向红太阳
五 毛主席教导
六 绝不许潘家峪惨案重演
—一位老民兵的控诉
七 红灯记（唱词选段）
八 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
九 毛主席诗一首
七律 到韶山
十 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
十一 “打破洋框框”的一曲凯歌
十二 雪山雄鹰
十三 天山脚下的牧马姑娘
十四 毛主席教导
十五 平型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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