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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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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北京孩子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出溜，这种鞋脚感滑溜，轮胎底的差点，布底垫底。“文革”中后期，开始流行浅棕色的翻毛皮鞋，结实、经穿，适用于上了中学的孩子。翻毛皮鞋与劳动布裤子搭配，看上去很协调。但这种鞋保暖性能差，仅一层单皮子，过不了冬，大冷的时候，还是得穿棉鞋。
夏天，背心裤衩，光脚穿塑料凉鞋是孩子居家时的日常装束。60年代，流行的凉鞋样式为“三横一竖”、前面包头，有黑、棕两色。也有不带竖道、前面敞口的襻鞋，多被孩子视为“女式”，不爱穿。“文革”后期，前面一个叉子，脚后跟系襻的款式最常见，这种凉鞋和懒汉鞋一样方便，提上就走。其实，夏天甄别北京孩子的时髦与否，不在于穿什么款式的凉鞋，而在于是否穿凉鞋。在街上飞着耍“飘”的孩子，天越热越不穿凉鞋，而是穿布鞋穿袜子，就像冬天“耍单”一样，追求所谓“反季节”打扮。不少孩子被家长逼着穿凉鞋上学，出门转一圈，待家长上班走了，再摸回家换上布鞋袜子。放了学进门再换上凉鞋。似乎穿布鞋比光脚穿凉鞋上一个档次。
整个六七十年代，跨度很长，又可以分出若干时段，北京孩子的装束打扮并非一成不变。但市场一直是僵化和单调的，穿着的时尚准则变化余地不大，无非是今年流行一身绿，去年是上蓝下绿，明年是上绿下蓝。大体是军用服装在领导时尚的潮流，当年一度流行的顺口溜中，有一句为“狂不狂，看米黄”，指的也是军装。军帽、“国防绿”上衣或一身“国防绿”、“白边儿懒”，背“军挎”（一种军用书包），用脚后跟蹬把车座拔到顶的26“燕把”链套转铃八成新的自行车，手持钢丝锁，这副打扮，用今天的词来形容，叫“酷”，用前几年的词来形容，叫“ 潮”，用那个年代的词来形容，叫“份”或“狂”，意思是一样的。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毛线帽、拉毛围脖、蓬松发式
六七十年代，女孩子身边的“化妆品”，在今天看来，应该打上引号。最常见的是蛤蜊油，比蛤蜊油高级的是雪花膏。抹雪花膏如今已经算不上化妆了，当年还须担待“臭美”的骂名，或被上纲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至于做头发、染发、用唇膏之类，是想都不能想的。女孩少白头，也只能听其自然。《看不见的战线》上映后，许多少白头的少女被赋予片中女特务“白桃花”的外号，有的进而被引申为“特务”。严格说，与化妆沾边的、能让少女改变模样走向亮丽的打扮和修饰，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倒退到几乎是空白的地步。
冬天，十来岁的女孩与男孩一样，流行戴帽子。女孩的帽子是毛线织的，状如古代武士的头盔，把脖子以上除脸以外的所有部位都包在里头，耳朵下面耷拉着两条长带子，出门时在脖子上绕几圈，然后系在后脖颈子的位置。大点的女孩，则戴头巾或围脖，拉毛围脖最“酷”。总之，用今天的眼光看，保暖而已，“怯”也难免，“俏”则都谈不上。
女孩的发式，多少还有点变化，不似男孩，小学生一律平头，中学生赶时髦的，顶多把头发留成“一边倒”。女孩的头发可长可短，长发必梳辫子，无论年纪大小。而披肩发、马尾巴，烫发，使用发卡和扎蝴蝶结，都为世俗观念所不容。当年从十来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一律用寸把长的黑色卡子。女孩的辫子也必梳成两根，一般在耳朵后面，位置可随潮流稍有挪动，靠前点靠后点靠上点靠下点，挨得紧点或分得开点，变化的余地，不出这个圈子。辫子的粗细也因人而异，但单根和多根的辫子也有臭美之嫌。尽管当时正是大唱《白毛女》里《扎红头绳》的歌的年代，但北京女孩梳辫子，大多不用头绳，更不用说红头绳了。一般用牛皮筋作头绳，扎猴皮筋差点。短发的款式大同小异，细看，有娃娃头、运动头和“飞机头”三种，但还短不到八九十年代所谓“小子头”的程度。界于短发和辫子之间的所谓“刷子”，也流行，即从耳根往后的位置分出两绺头发，但不编辫子，直接用皮筋扎起来即可。梳“刷子”，头发得留得恰倒好处，太长太短都不宜。
女孩若真想抖“俏”，得等到上了中学以后，拿头发做文章。要害是无论留什么头，都不能梳得太紧，尤其是自脑门刘海处到耳根附近，头发更不能紧贴着脸，要故作蓬松状。当然，严格说，如此打扮，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尚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品行的定位标志。有个 5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告诉我，当时敢于以这副打扮在街上招摇的女孩，背后必有男人做支撑。他的意思是，那些不大正经和规矩的，爱在更不守规矩的男孩圈子里混的女孩，才持这种装束。当年，妙龄少女中凡发式蓬松者，一般难逃“浪”的声名，并有着男孩 “赐给”的外号。尽管留这种发式的女孩为数不多，在班里永远属个别现象，但依然能在全北京市通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如果有人来写一本北京人的时尚生活史，这是抹不去的一笔。那时候，在梳妆打扮这个生活末梢上，封闭、单调、一元化及各种禁锢已经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所以才生出可以靠发式的细微变化来衡量人品的逻辑。话又说回来，任何事情都建立在相对的意义上，当年的头发故作蓬松与今天的“花枝招展”，其视觉的心理效果是一样的。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军装、花格外罩、假领、肥裆裤
“文革”初期，常说这样一句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或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其实是挥笔，并非挥手。1961年2月，毛主席曾挥笔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诗云：“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诗在后来的“文革 ”中随着另外33首“毛主席诗词”一道，被广为吟诵，妇孺皆能背诵。它对日常生活的直接和实际的影响，就是改变了中国妇女（不论年龄）数千年不变的天性和根本追求，将“爱美”而导致的衣着装扮剔除于她们的生活目标之外，或者说，它改变了“美”的原始概念。女孩着装也不例外。
不用说，50年代的少女装束——连衣裙（俗称“布拉吉”）、高筒袜、装饰化的色彩斑斓的上衣——统统进了垃圾堆。女孩衣服的颜色和男孩子一样，大体不出蓝、灰、绿三种。款式也都千篇一律，侧面开口的裤子更是肥大而没型。不如此便有被扣大帽子之虞，至少被目为异类。既然是响应毛主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号召，女孩的时尚打扮，只有向军队看齐了。事实也是如此。军队大院的女孩，得了风气之先，以女式军上衣“飒爽英姿”了一段不短的时光。
由于男女军装可以通换，军队院里的女孩，无论母亲是否是现役军人，都能弄到那种两兜仨扣翻领的女式军装，这是春秋两季最时髦的少女装。女孩的蓝色便装，也经常被做成军装的款式，钉上军扣。即便弄不到女式的，穿男式军装也不逊色。凭心而论，用“飒爽英姿”来形容戎装打扮的少女，还倒贴切。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也在部队院里成长，“文革”初期大概十四五岁，已经到了注意女孩的年纪。他回忆说，同院年龄相仿的女孩，或一身绿，或上绿下蓝，梳着刷子或短发，骑着26女车，这副装束对男孩子的吸引力，较之女性化装束，甚至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冬天，军棉袄、棉军帽、四个兜的军用冬装、甚至军大衣，都是女孩的应时装扮。地方大院的女孩除了嫉妒就是羡慕，她们顶多弄到一两件，还不知得费多大的劲。那也不过是点缀一下以求不致落伍而已。嫉妒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女孩的，并非只有弄不到军装的地方大院的女孩，甚而还有一些地方院里的男孩。曾听熟人回忆说，一年冬天雪后，二炮后勤部院里的两个女孩，骑车到附近某地方大院楼下的商店买东西，皆着棉军服、蓝裤子，脚穿五眼条绒塑料底棉鞋，围拉毛围脖，戴着口罩。她们被在楼顶上打雪仗的几个男孩发现，遂满腹妒意地一齐冲两人起哄大叫：“圈子！（意为女流氓）圈子！”并朝她们头顶乱拽雪球。想不到此二女竟不失军人子女的血气，绕过商店就进了单元门，直奔楼顶而来。结果是吓得这帮男孩惟恐跑不动，四下逃散，有两个腿慢的孩子被当场抓获，挨了一顿臭揍，脖子里塞满了他们自己攒好的雪球。
“九一三”事件以后，也就是70年代前期，“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些许变化。这时候，两个兜的女式军上衣依旧为少女所青睐，但已经不再独领风骚。女孩穿着上的款式和花色出现了余地有限的变化。如夏天各种图案的长短袖的确良翻领衬衫，松紧带人造棉裙子，冬季各种颜色的中式棉袄外罩，春秋两季花格子外套等，开始装扮北京的女孩。到了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后期，女孩中开始流行一种衬领，即看上去是一件衬衣，实际是一个领子，套在毛衣或外罩里面，把领子翻在外面。衬领自然较衬衣便宜得多，颜色也是多样的。家长给孩子一买就是若干件，可以三天两头地换换，既不失为一种修饰，也显得衣裳多，富有变化，其实是既蒙不了自己，也蒙不了别人，因为北京的女孩几乎人人如此，大家心照不宣罢了。但裤子则依然以蓝、灰色调为主，且样式无变化可言，都是则面开口的那种标准款型，面料为棉布、的确良或的确良咔叽布（简称“的卡”），看上去有种肥打扮的意思。至于连衣裙之类，依然属于奇装异服。即使是普通松紧带裙子，多好看，也只能在家穿穿，敢穿裙子上学，要有点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有个70年代在铁二中上学的孩子说，她曾经鼓足了勇气，和另一个同学把裙子穿到教室，立刻鹤立鸡群，被当作怪物对待，她还能硬撑着，同伴不堪指指点点，课没上完就哭着回了家。
当年的女孩子不戴任何饰物，若硬提装饰，恐怕除了假领子，就是毛衣的颜色和花色了。那时毛线走俏，论两卖，收取工业券。混纺毛线给人以搀假的感觉。家家无论男女老少，身上的毛衣差不多都是自家织的，女孩无论出身贵贱，一般从小学起就开始学打毛衣，每家都有一堆竹子的或金属的毛衣针，还有用一根细塑料管连接两根毛衣针的所谓“元宝”针。毛衣的色彩和编织花样，是能让少女展示爱美天性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办公室、公共汽车、公园、电影院……凡公众场所，织毛衣的妇女随处可见。当年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回忆说：“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高手是大可以引此为自豪并招徕学艺者无数。手巧的男士当中，也不乏一些能织毛衣者。上了中学的女孩，把正织的毛衣塞在书包里，带到学校偷着打，被老师没收而引起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不是个例。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襻鞋、猪皮鞋、塑料凉鞋
六七十年代，女孩与男孩一样，以穿布鞋为主。最常见的是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襻鞋，最时髦的是白塑料底白边布面襻鞋，冬天更一样，都是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五眼棉鞋，不分男女。他如轮胎底或纳出来的布底都不入流。如今餐厅服务员及舞蹈演员的工作用鞋，即黑色绒面棕色模压塑料底襻鞋，当年也有，是大人穿的，孩子穿它，看上去有点怪异。只有生活相对困难或姊妹成堆的家庭的孩子才穿这种鞋，显然是捡大人的旧鞋而省得给孩子买了。总之，除了带不带襻这一男女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穿鞋的时尚标准，男孩女孩差不多。其实女孩中也不乏穿懒汉鞋者，或者说，懒汉鞋当时是一款不分男女的鞋。球鞋同样男女不分，像所谓“军球”、白球鞋、回力，都不乏女孩穿它们，而且可谓不减风韵。夏天，男女孩子穿鞋的区别最分明。女孩都穿带襻的塑料凉鞋，款式大同小异，颜色较之男孩的黑棕两色，要丰富许多，但大体还是以黑色为主旋律。审美的标准是可以转换的，当年的女孩，凉鞋和丝袜子一道穿，是一种时尚和上档次的体现，现在还如此打扮，则显得有点跟不上趟了。如今一到夏天，入时的女孩或厚打扮（厚袜子加运动鞋），或光脚穿拖凉鞋，即便穿高跟襻带凉鞋，也不能穿袜子，真是乾坤颠倒了。
到了“文革”后期，中学生里，开始有追逐时尚的女孩穿皮鞋。穿皮鞋是否入时，取决于皮鞋的来历。属于自己的，款式和成色都是新的，一般是猪皮平跟的襻鞋或丁字鞋，一看就是专门做给学生穿的；一些女孩拣家长的皮鞋穿，则是另一回事，与入时无关，甚至效果相反，家长让孩子穿它，也是一种无奈。冬天，还流行过一种鞋襻在脚脖子上绕一圈，绕到脚后跟系襻的平跟靴子，女孩穿它，看上去并不美。整个“文革 ”期间，高跟鞋一直绝迹，它和烫发、口红、连衣裙一道，对那些风华正茂的少女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或一种念想，没有人敢付诸实践，用它们来装扮自己。
以上装束，差不多概括了六七十年代女孩的日常梳妆打扮。倘要勾画一个时髦女孩的具体形象，不出这样的装束：春秋两季，上绿（女式军装）下蓝或上蓝下绿，衬衣领子翻在外边，梳短发或刷子，穿黑色布面白边白塑料底襻鞋或条绒面黑边白塑料底懒汉鞋，骑26线闸女车；冬天则四个兜的冬装军上衣，围拉毛围脖，戴口罩，穿黑色条绒面白塑料底五眼棉鞋，一提裤子要露出毛裤裤腿。
大体如此。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打群架—茬架
打群架曾是一种社会时尚，一种半大孩子普遍参与的活动，说起来会让今天的同龄孩子感到莫名其妙，当年，确是如此。
茬架
“文革”初期，北京的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达近三个学期（1966年6月…1967年底）。孩子扎堆活动，多以宿舍院为单位。院子的称谓多是周围通晓的单位简称，如空军大院、轻工部、七机部、军科（军事科学院）、三部（总参三部）、计委（国家计委）、设计院、钢院等等。名头最大的是“国务院”（即国务院宿舍，位于西便门），有的简称用宿舍所在门牌地址，如新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三号（月坛南街3号，华北局宿舍）、某区（如和平里七区、三里河三区、百万庄酉区，皆为中央国家机关宿舍）等。胡同则依旧称化简，如八条、西堂子等。这些简称，在方圆数里的圈子内有效。那时北京城外，某个地段，会座落若干院子。如复兴路沿街是一色的军队院子，颐和园周边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总参三部、中央党校、中调部、西苑医院、北大等单位的宿舍，北蜂窝一带有铁道部、新华社、四机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宿舍，东大桥一带有纺织部、外交部、农业部等单位的宿舍。月坛地区机关最多，有个顺口溜说：“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 当中的“三”，即指月坛地区的三里河，那里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国务院之称，这个地段的机关宿舍院，前面已经提到过，不必重复了。
打群架之风，是大气候所致。停课以后，上了中学的孩子无正事可干，且精力和火气正旺，属于没事滋事的年纪。瞎折腾、疯玩、“闹革命” 之外，就着“横扫一切”的社会风尚，孩子之间群殴之风的兴起，便在所难免。导火索很容易形成，因琐事产生的摩擦，因争风吃醋（所谓“ 拍婆子”）引发的恩怨，因这个院的孩子多看了那个院的孩子一眼（所谓“犯照”），都会酿成院和院之间的“战争”态势，甚至两院结下宿怨，“战争”时起时落；有如巴以关系那样。有时候混战的规模更大，出现“三国演义”甚至“战国七雄”的局面。打架的前奏，有不少孩子常用的形容术语，如“叫茬呗”、“挡横”、“犯各”、“乍刺”、“装丫的”、“执拗”、“来劲”等等。粗话如“装什么丫的”，在孩子圈里常听得见。
当年孩子打架，讲究“阵势”，即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十个八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院和另一个院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群人或一片人之间的事情，是所以谓之“群架”。打群架是有规矩的，事先要“茬架”，又称约架，双方派员商定时间、地点，一般选择在不收门票的小公园、学校操场或某个隐蔽的街道。八一湖土堆一带，即那时候的打架“胜地”之一。约定完成，接下来是分头去纠集人，韩信点兵，越多越好。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甚至数百人，机关规模大，宿舍院子大，楼多，自然在人数上占便宜。
“文革”初期，“参战”的孩子多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出生的年龄段。一遇“战事”，经常是院里适龄孩子总动员，倾巢而动，岁数小点的也尾随去长见识。人群中有好战分子，有跟着哄的，也有不得已而被裹胁去的。届时浩浩荡荡，骑车的，走着的，骑车带人的，有时候一长溜坐在马路牙子上，能排出小半站地，不时有人过来发烟、冰棍和汽水。个个都揣着家伙——菜刀、三棱刮刀、钢丝锁（又称棍锁、弹簧锁，一种自行车锁）、铁链子、板砖等等。我认识不少老三届的北京孩子，如今都顶着各种名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举止文质彬彬，当初概不例外地被充为“群架”堆里的一员。有一名牌大学教授，当年家住宣武区某院，常参与这类“活动”。他告诉我，他们院和外院茬架，一般约在宣武公园，他属于凑热闹跟着哄的一族，从不带利器，顶多从家中厨房里偷出一根擀面杖，塞在袖口里面，一则壮胆，二来防身。他参与了多起群架，但既没打过别人，也没挨过打。
其实，这种“群架”极少演成真枪真刀地浴血奋战的场面，人纠集得越多，越容易让“战事”流产，否则，便很难解释“茬架”频频，恶性流血事故却不多见这样一个当年的事实。那时把能折腾的一般孩子惹不起的名声在外的孩子称为“狂主”或“顽主”。打群架后来形成一个规律，阵势摆开后，双方营垒里总会有几个“顽主”彼此熟悉，甚至称兄道弟，继而由他们出来调停，把纠纷摆平，结局千篇一律—双方挑事的孩子握手言和。有时候双方招人竟约到同一个“顽主”头上，一场恶战转为友情聚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有这样一个场面，影片是依据王朔的作品改编的，王朔本人就在片中充当了一回摆平一场战端的“顽主”的角色。两伙子人马后来杀到莫斯科餐厅，干杯畅饮。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打群架—顽主
“茬架”规模的“大战”一般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导致的“局部摩擦”则时有发生。板砖“花”人，刀子捅人的事例虽不普遍，却也难免。架打多了，就涌现出一批“声威”播至十里八里以外的“名院”和“名人”。也比出了某一地段中，哪个院厉害，哪个院。
比如60年代后期，西长安街沿线的机关大院，二炮和国务院宿舍相对“拔份”，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就差点意思，全总和汽车局（一机部宿舍）也不行。再往西数，空军大院和海军大院，里面的孩子成长在兵营中，得传他们工农红军或八路军、解放军家长们的基因，穿着也划一而扎眼，折腾起来差不多能惊动北京城的西半拉。再往西，一溜军队院子，数铁道兵最厉害。和平里的机关宿舍区中，是化工大院最“牛逼” 。那时院与院之间，就似国与国之间，有一、二、三世界之分。两拨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公园里或冰场上相互“当横”，呛呛起来，必得互问：“哪院的？”人单势薄的一方若想避免祸端，要么背靠一个厉害的提起来能让对方胆寒至少发怵的院子，要么就得有人壮着胆子出面作外交努力，提对方院里“顽主”的外号或小名，说些“和你们院郭三、小建没的说”之类的软话，一般能化干戈为玉帛，否则难逃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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