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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屉，从开了包的一盒烟里抽出一根，开始了他的吸烟经历。有头一回便有第二回，就这样瞒了父母一年多，上了中学才被家长发现。那次也不是在自家，而是犯了大忌，和几个同学到一个家长不抽烟的孩子家，抽这孩子家里招待客人用的中华烟，一次造出去小半盒，露了馅，该孩子家长遍晓“做案分子”的家长，结果是几个孩子分别被施以了程度不同的管教。结果的结果是——没用。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孩子“烟民”（2）

　　　　另一个自初一开始抽烟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不慎被他妈从衣裳兜里翻出烟来。其母大怒，抄起炕笤帚就抡过来。并打电话把他爸从办公室叫回来，说“家里出了大事”，他爸匆匆回来看到真相，并不以为是什么“大事”，结果爹妈嚷嚷了一场，他倒趁机溜之大吉，先躲开再说。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无论抽不抽烟，都知道这样一句顺口溜：“高级干部抽牡丹，中级干部抽香山，工农兵，两毛三（指北海牌，两毛三一盒），农村干部大炮卷得欢。”大体是据收入情况，把烟分成四五毛、三毛多、两毛多等几个消费档次。孩子没有收入，烟的来源五花八门，没有固定的消费档次，有了钱六毛五一盒的中华过滤嘴也敢买，没钱大街上拣烟屁回来撕月份牌上的日历纸卷大炮的事情很多孩子也干过。有的孩子烟瘾犯了甚至抽过树叶、草纸、丝瓜秸等等。那时很多烟在商店里有零售，可以论根买，这在一定意义上方便了钱不够又等着过烟瘾的孩子。英达也是打小抽烟的北京孩子，他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我7岁的时候，父母入狱，被关了四年，惟一的姐姐16岁就到内蒙古支边，我流落街头。我学了一身坏毛病，比如抽烟、打架，父母回来那天，母亲给了我5分钱，我没有像其他小孩子那样去买糖果，而是举着那几分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到胡同口的烟摊，买了几根香烟。母亲知道了，伤心得不行：“这孩子怎么办啊！”母亲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改正我的毛病。　　　　
　　　　再大几岁，比如上了中学的孩子，开始把抽烟引为一种生活时尚的标志，这就有了品牌意识，基本原则是以价钱在三毛以上的为不跌份。那时恒大烟简装的三毛一，锡纸包装的三毛四，上海大前门三毛六，锡纸包装的三毛九，二者之间同一档次的还有光荣（三毛六）、香山（三毛四）、红叶（三毛二）等畅销品种。高一个档次偶尔能企及的是四五毛的，像牡丹、云烟、群英、礼花、上海、凤凰等，低一个档次凑合能抽的是两毛多的，像北海、八达岭、工农、海河、大生产、飞马等。再往下数，一毛来钱甚至几分钱一盒的，如战斗、绿叶、春耕、工字、经济之类，别看孩子不挣钱，也羞于搭理。如果时不时冒冒牡丹烟，那是一种飘飘然的、能觉得出许多孩子在垂涎的感觉。有个朋友回忆起有一次他们院一顽主刚从“局子”出来，他花一块钱买了两盒红牡丹，当着一帮孩子给了该顽主，意为巴结，以后遇事让他给自己戳着。还真立竿见影，该顽主当即对众孩子放话：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我不在，他有什么事，就找你们丫了。言罢把烟盒拆开，撒给了这帮孩子。　　　　
　　　　倘有孩子不亮烟盒，把手伸进裤兜直接掏烟，常这样干的，多半为叶子窄（钱少）而烟瘾大的孩子，兜里揣的是不好意思出手的便宜货。其实这种姿势并非北京孩子的发明，早就有人回忆，当年鲁迅掏烟，就用这种姿势。确切说应该不叫“掏”，而叫“摸”。70年代初，市场上流行一种阿尔巴尼亚烟，硬壳掀盖包装，状如非一次性的金属烟盒，打开后先是一层锡纸，烟呈扁圆形，平着码。听说是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制造的，属于出口转内销产品。这种烟很便宜，一毛几一盒，看上去也不丢份，很多孩子爱拿它充样子，但据懂烟人一致的感觉，就是——没法抽。后来市面上又出现一种朝鲜烟，两毛多一盒，据说更没法抽。这就是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场上仅见的两种所谓“外烟”。　　　　
　　　　孩子抽烟，吞吐间也捎带着把抽烟的规矩与花活都迅速学到。例如吐烟圈，甚至吐烟棍；例如吃烟，用舌头和嘴唇合作，让叼着的烟头朝里入嘴，把烟闷灭；例如迎风点烟；例如一根火柴不点三根烟；例如掏烟、夹烟、弹烟灰和弹灭烟头的姿势；例如一根烟抽到底，烟头绝无湿感等等。总之看似简单的一个过程，其中之道还挺深。　　　　
　　　　五六年前，我曾见一骑小三轮的老头在街头和几个老太太发议论，话题听上去是某人刚患肺癌去世，岁数不是太大。老头一口京片子，底气十足地夹着国骂放话道：“都他妈说抽烟爱得肺癌，那是瞎扯。我打六岁抽烟，现在六十多了，什么他妈病也没得过。”看来北京孩子抽烟，作为一种现象，有更远的历史，并非仅见于六七十年代，但那时候是不是和六七十年代那样，抽烟能让孩子引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1）

　　　　烟酒之间，从名到实，都难分开。孩子充“酷”，两者中不管先沾上哪一样，离另一样就不远了。在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的眼中，抽烟与喝酒，时髦的程度不分高低。对家长来说，两者尽管都被视为孩子不学好的具体表现，但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多数家长无条件地拒绝孩子抽烟，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哪怕是对拿烟头点炮这样堂而皇之的借口，也决不松口；喝酒则另当别论，半大孩子逢年过节时在饭桌上要求喝一小杯葡萄酒或啤酒，一般会被允许。甚至有的家长自己喝酒时，用筷子头沾一下白酒送进孩子嘴里，看孩子又苦又辣的感觉，用意无非是逗着玩。作家汪曾祺就对自己的孩子来过这一手。他的女儿汪明回忆说：　　　　
　　　　我最初对“爸与酒”的印象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那也算是一种“启蒙”吧？说来奇怪，那么小的孩子能记住什么？却偏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保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还没开饭。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我费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儿直盯盯地看着他，吃几个豆，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来，把我抱到腿上，极有耐心地夹了花生米喂给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香的东西？”我傻呼呼地点头。爸用筷子头在杯子里沾了，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呛，嘴里就像要烧起来一样！我记得自己无法可想，只好号啕起来。妈闻声赶来，又急又气：“曾祺！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孩子！”透过泪光，我看到爸还在笑着。③　　　　　
　　　　但是，从未闻哪个家长有过用抽烟来“逗孩子玩”之举。　　　　
　　　　孩子有了自觉的喝酒意识，一般要到上中学以后。与抽烟一样，最初也是受新鲜感的驱使，谈不上什么嗜好，顶多是想赶点时髦。孩子所以对酒好奇，除了汪曾祺那样的家长的言传身教，恐怕与他们接触过的各类文艺作品有点关系，像小说《水浒传》、《创业史》、《沸腾的群山》、《艳阳天》，电影《铁道卫士》、《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里面都有或细致或诱人或壮观的喝酒场面。有个朋友当年在二中上学，他的一个同学酒后回家被家长呵斥，逆反心态大作，拿李玉和、杨子荣这样的英雄豪饮之举说事，和家长强词夺理。结果是父子混战了一场。这孩子天生是喝酒的材料，如今也奔五十了，前些年喝得肝出了毛病，住在医院里，已经这样了，据说吃药不用水——还得用酒往下送。　　　　
　　　　孩子接触酒，一般是从香槟、汽酒、葡萄酒、玫瑰酒喝起，这几类酒多少有些甜味，而且酒精度不高，喝起来也容易得到家长的宽允。当年，最常见的甜酒是四毛五一瓶的红葡萄酒（后来涨到六毛五）和七毛二一瓶的佐餐葡萄酒，包装简陋，瓶盖与酱油瓶子盖无异，铁皮垫着橡胶圈用起子开的那种，一般食品店都有出售。烟台中国红和通化葡萄酒属于国产葡萄酒中的上品，不仅名贵，还一般见不到，想喝这种酒，得等逢年过节往大食品商场奔。至于洋葡萄酒和如今流行的干红干白葡萄酒，则根本见不到。香槟和汽酒属于介乎酒与汽水之间的饮品，被正经喝酒的人打入另册，属于女人、孩子或视喝酒为受罪的男人的专用酒，那时也看不见国际汽车拉力赛，不知道香槟酒的一个主要用途是颁奖典礼上　——获胜者先抱着瓶子乱晃一气，然后又乱喷一气。　　　　
　　　　啤酒是北京孩子喝酒的第二个台阶，虽说是苦味替代了甜味，毕竟酒精度有限，少喝点身体反应不大。那时还没有燕京和北京这两个牌子的啤酒，青岛和哈尔滨牌对多数北京孩子而言，也仅是听说而已。北京市面上的瓶啤牌子主要是天坛和五星两种，以天坛最多见，三毛多一瓶。此外就是散装的生啤酒，类似今天的扎啤。这种啤酒可以在饭馆里现买现喝，随意定量，最早是两毛来钱一升，一大海碗一毛。后来卖到一毛钱一杯，四毛钱一升，盛在白色塑料容器里；也可以用暖壶、塑料桶之类的容器往回打。夏天，散装啤酒最被孩子青睐，解渴刺激两不误。　　　　
　　　　烈性酒不为北京孩子所特好，但也免不了沾两口。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八大名酒都不易买到，茅台八块一瓶，竹叶青也得三四块。过年过节、内部渠道、托外地亲友是买这几种酒的前提。孩子抽烟讲究，喝酒则随遇而安，最常见的是喝二锅头，记得是一块七一瓶，属物美价廉的粮食酒。此外还流行过一阵子青梅酒，八九毛一瓶，顾名思义就是用青梅泡白酒，绿色，给孩子的感觉是不如纯白酒那样劲头猛烈。和啤酒一样，白酒也有散装的出售，副食店里摆着酒坛子，论两卖，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各种档次的都有，用提子舀。常年打酒喝的都是些酒腻子之类的老炮，在商店碰见孩子打酒，不是替他酒鬼老爹跑腿，就是偶尔凑凑热闹。大一些的，例如十六七岁的孩子扎堆喝白酒的现象，也难免。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2）

　　　　这三类酒之外，像南方的黄酒，欧洲的洋酒，日本的青酒，韩国的米酒，苏联的伏特加，都属于多数北京孩子听说过没喝过的酒。　　　　
　　　　那时北京还有一些纯粹的酒馆，一般只零售白酒，规模小，结构简陋，下酒菜也没几样，是板爷之类的人物去的地方，北京孩子名曰喝酒，实则连吃带喝，小酒馆里轻易见不到孩子。北京孩子的“酒桌”，大体设在这样三种地方：家里、饭馆、公园。　　　　
　　　　在家喝酒，要选择合适的机会，还要看居住环境。住平房、筒子楼或一家住两个单元，孩子在家干什么，受父母干扰的程度相对要小。我们上中学时，其他班有个住在政法干校的同学，他的两个哥哥当时一个在外地，另一个在北医工作，平时住宿舍。家里是两套房子，四楼的一居室父母住，二楼的两居室他和他姥姥各占一间。他住的屋子大约八九平方米，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关起门来自成一个世界，是地下喝酒的佳境。他不时约一二同学或院里的“知己”来家聚饮。一般是下午放学后分头去采购。酒是红葡萄、佐餐这样的甜酒，有时候也用暖壶去饭馆打两升啤酒。菜是一些熟食，如小肚、猪头肉、粉肠、红肠之类，买切好的盛在玻璃罩子里的那种，用草纸一包，装在书包里。晚上七八点钟，约好的同学摸到他家，台灯一开，报纸一铺，把包着熟肉的油浸浸的草纸一摊，香味扑鼻，都忍不住先下手抓几片往嘴里塞…　…这种就着暗色灯光边吃边喝边聊的氛围，在他们的记忆中，是一种可以伴随一生的享受。说起来代价并不算太大，一瓶色酒或一暖壶啤酒不过七八毛钱，粉肠四五毛能买绕着圈的一根，猪头肉九毛钱一斤。一两块钱就能让几个孩子痛快一个晚上并且回味几十年。沈小农曾提起过的一件事也是一个佐证。70年代初，他从云南兵团回北京探亲，下了火车进家们撂下行李后，就步行从雅宝路到八面槽的清华池洗澡，途径金鱼胡同的一家副食店，花四毛五买了半斤猪头肉，左手托着纸包的肉，右手一片一片往嘴里放。没走多远，离浴池尚有一段距离，半斤猪头肉就下肚了。那种感觉形容起来就是一个字—香！当年，一些家庭的孩子上中学后，一般一个月能从家长那里得到几块零花钱，大家一凑，就可以时不常地喝一顿。那时，同学聚一堆在家喝酒，这种现象在北京孩子中即便说不上蔚然成风，也是相当普遍的。　　　　
　　　　有时也喝白酒，起初差不多都是看大人（如家长）喝不免好奇，或因一些进了工厂和插了队的大孩勾引所致。我们上大学时，外系一个同学住在东单附近的胡同里，有一次在宿舍聊天，提起他的酒史。他家住的是典型的四合院，他们住东屋，十四五岁上初二那年，北屋街坊家有个正在顺义插队的孩子回家探亲，给了他几毛钱，支使他跑腿到胡同口副食店打几两散装白酒。那天恰好两家大人都不在，北屋这孩子就教唆他喝点，此前他从未沾过白酒，据他形容，当时有一种趟地雷阵的刺激感觉，更贴近今天的说法，像似面对毒品。毕竟是在干一件不曾干过也不该干但又忍不住想试试的事情。北屋那孩子插队前也是滴酒未沾过，见他犹疑，便施以身教，边喝边说，把怎么合伙在村里偷鸡摸狗，杀鸡打狗炖肉喝酒这些插队孩子的普遍经历细搂一过，直至引得这孩子开了斋——用八钱的玻璃酒盅喝了半杯散装白酒。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初涉白酒，酒精的刺激加上越轨心态的刺激，感觉大体都是这样。万事开头难，不出多少时间，这些孩子便在喝酒这个领域长大成人，经常三五一伙半地下活动似地喝起来。多少年后，大概是四五年前，这位学兄告诉我，他刚戒了酒。原因是单位体检时，医生用手敲打他小腿神经部位，本应自然弹起，但他毫无反应，医生告以是喝酒过度导致的神经麻木，后果不堪设想，把他吓傻了。他那阵子喝二锅头，一般是两个人撅一瓶，三天两头如此。听说不久前又开了戒，开车去赴一个饭局，本来一桌人都喝啤酒，他喝了一杯不到就把另一半倒给别人，让服务员上“小二”，连喝了两瓶。　　　　
　　　　我的朋友田卫列小时候住前门鲜鱼口，前门第一旅馆是他姥爷开的。两三岁的时候，他姥爷就像汪曾祺那样用筷子头沾白酒往他嘴里杵。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在家偷他爸的二锅头喝，倒出多少，再兑上多少自来水，自己还炒个鸡蛋下酒。他爸则不能不常喝掺了水的白酒。如今很多　“北京孩子”在外边狂饮，在家不喝酒或很少喝酒，逢年过节也就意思意思。他则不然，说：“在家我也得晕着。”经常是睡到半夜醒了，起来开两瓶啤酒倒一杯白酒掺着喝。　　　　
　　　　70年代前期，结伴骑车郊游，是北京孩子为数不多的消闲方式之一。“郊游”这个概念，也因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为转移，当年的所谓郊游，目的地无非是颐和园、八大处、香山这些公园，鹫峰这样的地方都轻易去不了。吃吃喝喝，是这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喝者，汽水是幌子，实乃酒也。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3）

　　　　八大处二处有个规模不大的饭馆，去玩的孩子进门后一般会先奔这家饭馆，但不是去吃饭而是采购，那里的酱猪蹄之类的熟食做得非常地道。备好葡萄酒、啤酒和下酒菜以后，再负重从容爬山、照相、逮蝈蝈、刀螂、蚂蚱、用气枪或弹弓打鸟。几个小时过去，“会当凌绝顶”时，早已饥渴交加，顾不上再览“众山”了。这时候要找个空旷的地方喝酒吃饭，这是出游八大处的压轴节目。我们上中学时，班里有个孩子，八大处是他们家的一个玩点，每月一家子怎么也去个两三回，可谓轻车熟路。有一次几个同学去玩，他带路，没有沿二处、三处这条线往八处走，而是爬八大处南侧的另一座山头，那是一片叫不出名堂的野山，羊肠小道，山顶有一块既平且大的天然巨石，能容一二十人，宛如设计好的野餐专区。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家迫不及待地摊开报纸，掏出肠、猪蹄、咸鸭蛋、水果罐头和两三瓶佐餐葡萄酒，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伸缩式塑料旅行杯盛酒，一通“痛饮”。这是个完全放开的喝酒场面，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不像在家喝酒，有或多或少的顾忌，不能不担心家长破门而入。而且可以边喝边说边俯瞰下景，脚下漫无际涯，犹如置身在飞机上。我后来去过浙江奉化雪窦山顶的妙高台，蒋介石爱呆的地方，感觉也不过如此。就这样任时光流逝，日落而归。回去向家里报账，照例把肚子里的酒肉变成面包和汽水了事。从那块石头上五花八门的“题词”和附近的空酒瓶子看，这里并非处女地，而是一个很多北京孩子足迹所至的去处。后来因为渴望故地重游，我们班同学又去过几次八大处，自然又在那块石头上喝过酒。　　　　
　　　　香山也算是北京孩子出游喝酒的佳地。但香山游人多，有点闹腾，不如八大处肃幽。香山半山腰的松林餐厅，用叶圣陶的话说，“菜颇不恶”　，按说就着美味喝啤酒，能得两种享受，但饭点上松林餐厅每每人满为患，即使入了座，身后站着一堆下一拨的客人，显然也喝不舒服，更谈不上“痛饮”二字。1976年4月18日和10月26日，叶圣陶一家及亲朋曾两游香山，头一次中午饭口上进餐厅时，已经客满，大概亲友中有人通过关系通融，去了管理人员的游艺室，用乒乓球台子当餐桌，“布陈二席”。第二次有了前车之鉴，到公园后就先去接洽饭店，“定下一席”再说，以绝后顾之忧。北京孩子去香山玩，摊上人少，也在松林喝酒，有个朋友曾谈到，70年代中后期，他上高中时和一帮同学去香山，在松林餐厅喝了两三升啤酒，大醉，躺在山亭子的座廊上睡了个把小时，把一个当年的稀罕物—有人从国外带回来当礼品送给家长的一次性燃气打火机—给弄丢了。尽管他回忆这件事情时，这种打火机已经满大街随处可见，五毛到一块钱一个，很多饭馆都免费相送，作为对顾客光顾的一种回报外加起广告作用，但言谈间仍流露出些许悔意。更多的时候，北京孩子成帮结伙去玩，还是自备吃喝，先爬山。“鬼见愁”上也不是“用饭”的地方，得到山腰树林里寻求僻静和相对空旷之地。另一个方案是先爬到山顶，再向南一直走到八大处，下山坐公共汽车返回香山再骑车回家。如此则这顿酒很有可能选择在从香山走向八大处的路上，某个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段才能喝上。　　　　
　　　　除了香山和八大处，可供北京孩子喝酒的去处，还有颐和园里的西堤、佛香阁后面，卧佛寺后面的樱桃沟，玉渊潭八一湖和后湖边的土坡，天坛公园宽旷的草坪等少数几个公园，但都不及香山和八大处能让孩子尽兴和有安全感。至于公园里的餐厅，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的仿膳、大众食堂，颐和园的听鹂馆等等，一来扎眼，二来人多、氛围不对，三来在那里用餐近似今天快餐式的吃法，都不宜于北京孩子的所谓“　畅饮”，还不如直接进饭馆，因此也就罢了。就北京孩子的喝酒实践而言，相对家里与饭馆，郊区公园所占的比例是最少的，却是最方便、最惬意和最具回味价值的。　　　　
　　　　至于在饭馆喝酒，似宜归到下一个话题里再说。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1）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无论家境如何，多数是吃粗茶淡饭长大的，绝少遗少般美食家身上的江湖气。70年代以后，下饭馆渐渐被北京孩子作为消费时尚，即便如此，这些孩子也并不真的懂得吃，他们从不为奔哪一道菜而有针对性地下饭馆，说不出升华到所谓“美食”境界的种种道道，平时聊天也从不涉及这样的话题。他们对饭馆的体验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直感：比家里做的好吃。因此，饭馆之于他们，只有大小之分，无所谓甲乙丙丁之类的档次上的概念，也无所谓菜系的概念，他们计较的是都去过哪些有名的饭馆，还有哪些家没有去过。在当时的中学生中，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豪言”：以后挣了钱，先他妈吃遍北京的大饭馆！　　　　
　　　　这话并非大得不着调。北京当年的饭馆数量，远比不上今天，大饭馆更是数得过来。有名的饭馆多座落在同样有名的闹市区，像西四一带的砂锅居、同和居，西单一带的曲源酒楼、玉华台、鸿宾楼、四川饭店、又一顺，王府井一带的东兴楼、东来顺、翠华楼、五芳斋、康乐餐馆，东四一带的江苏饭庄（森隆饭庄）、青海餐厅，地安门一带的马凯餐厅，前门一带的都一处、全聚德、丰泽园等等。这些饭馆，当年很多北京孩子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