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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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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餐厅，地安门一带的马凯餐厅，前门一带的都一处、全聚德、丰泽园等等。这些饭馆，当年很多北京孩子即使没去过，也能脱口说出它们的方位。论时尚指数，则它们再有名，还得往后算。北京孩子的首选饭馆是两家西餐馆——展览馆后面的莫斯科餐厅和把崇文门十字路口西北角的新侨饭店。倘向当年赶时髦、如今50岁上下的北京孩子打听是否去过或去过几次这两家餐厅，很多孩子会回答——“无数次”。
莫斯科餐厅“文革”中改称展览馆餐厅，是北京展览馆苏式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1954年餐厅开张时，据说是一色的男服务员，都是从哈尔滨抽调来的。这里起初俗称“小莫”，后被叫成“老莫”，这个称号如今男女老幼、外地人北京人都这么叫，发明者是谁，已无从考稽，但可以断定他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北京孩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场戏，两拨孩子打群架，最终被王朔饰演的一个顽主摆平，双方杀奔饭馆，举杯欢呼并像奥运会冠军对待他们的教练般地把顽主抛了起来。饭馆就选在莫斯科餐厅。北京有那么多家有名的饭馆，由王朔、姜文这些北京孩子构成的创作班底所以把莫斯科餐厅搬出来亮相，是清楚“老莫”在北京孩子眼里的分量的。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牛鱼排、罐闷鸡、杂拌、鱼子酱、红菜汤、黄油、果酱、面包、色拉、什锦炒饭、红茶、葡萄酒之类。但 “老莫”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而在于饭外的东西。说白了，那里的就餐环境、餐具、吃饭的姿势，都有别于中餐的“土”饭馆。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七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桌椅台布透着洋气，刀叉和杯盘更不待言。服务员推车送餐，盛罐闷牛肉、罐闷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的镀银货。餐厅服务员的着装和态度也显得比别处温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一份”。去“老莫”吃饭，是那个年代没有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的理想，也是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禁不住常向别人回味一番的话题。以至于或同学，或同院，很有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如何攒钱凑钱，去一次“老莫”，已经构成一种现象，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年有什么大事难事麻烦别人，北京孩子的一句口头语就是： “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吃一顿。”有位如今已腰缠万贯的女性朋友告诉我，她上中学时有一次和院里另一个女孩在大街上捡了十块钱，两人合计怎么花。当年十块钱能干太多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都非小数，何况孩子。她们商量来商量去而后付诸实践的，就是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饭。这件事足以印证当时莫斯科餐厅对北京孩子的诱惑力。我认识的另一个孩子，把到莫斯科餐厅掌勺当作“我的理想”写进了作文，声称要“做一名战斗在反修前线的厨师”，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尝，不过不是掌勺，干的是白案。
有不知多少北京孩子在莫斯科餐厅受到西餐的启蒙教育，往往是第一次用刀叉吃过饭，第二次便以老炮自居，刚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当另一个来这里受教育的孩子的教练：刀叉不能使出动静，面包要用手掰着吃，用勺喝汤要从里向外舀。当年，莫斯科餐厅的镀银餐具，手感沉甸甸的，不像商店里流行的不锈钢产品，亮堂照人，实则小气。这种餐具凿实而气派，别处根本见不到，看着比牛排更诱人。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我不止一次听当年出入“老莫”的孩子提到过，他们是如何利用桌布作掩护，顺那里的餐具，通过军大衣、棉猴里的深兜带出去。用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口气。中苏关系和缓后，展览馆餐厅正名为莫斯科餐厅。 90年代，一位当年在那里顺过餐具的朋友约数发小去重温旧梦，进门发现，从镀银刀叉到杯盘到桌椅台布到饭菜和服务质量以及价格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剩下的只是那间不可能变的房子。他们大发今不如昔之慨，回来的路上，叹了一道。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2）
去“老莫”消费，底线是多少呢？友人田晓鸣是1953年的北京孩子，他几次和我说起他的“老莫”之旅。60年代末，晓鸣因病住过一段复外医院，同室病友中有个青工，两人处得不错。有一天闲着没事，青工对他说：晚上请你去“小莫”吃饭。他一愣，问道：你有多少钱？答：五块。再问：五块钱能去“小莫”？再答：没问题，跟我走吧。晚上，两人在“老莫”点了红菜汤、罐闷牛肉、色拉和面包，这是田晓鸣头一次进 “老莫”，算是开了眼，吃得很舒服。出院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用晓鸣的话说，去过“不知多少次”“老莫”，多数是他请客。晓鸣家当年属典型的小康之家，父母收入不错，子女少，连要带摸，总能从家长手里蹭出钱来，手头之宽裕，是他那帮孩子里的“大户”。他说，在“老莫”最多一次花了25块钱，大概请了四五个孩子，还喝了葡萄酒。当时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去晚了得等号，他们一般是一早动身，先逛动物园，十点来钟出来，在餐厅门口等着赶头拨。吃晚饭则需在四点以前赶到餐厅门口排队。去得多了，他们在那里遇见过不少名流，有一次几个孩子刚点完菜，看见北影演员张平进来，穿着一件当年很流行的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落座邻桌。有个孩子脱口而出：“这不是《小兵张嘎》里的老忠叔吗？不吃烙饼摊鸡蛋改吃西餐了。”这话被张平听见，扭过脸笑着向他们点了点头。
莫斯科餐厅毕竟是一家高消费的餐饮场所，北京孩子再怎么向往，也不可能拿它当自家食堂，不眨眼地说去就去。中餐馆档次错落，选择余地大，自这个意义上说，又是“老莫”这样的西餐馆所不能替代的。
下什么样的饭馆，要看手头如何，钱多可以去那些前面提到或未曾提到的一流餐馆高消费，钱少可以去供应正餐（炒菜）的二三流饭馆，钱再少可以去小吃店。都有酒喝。北京当时有不少中等饭馆被划成两个区域，一进门是小吃，包子饺子凉菜之类，里间是正餐，或者楼下是小吃，楼上是正餐，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依当时的消费程度，去吃翠华楼那样的大饭馆，人均怎么也得三五块钱；中等饭馆一两块足矣；小吃店看怎么吃了，有个朋友上中学时，有一次在操场上折腾到四点来钟，有点饿，请两个同学到小饭馆吃东西。三人要了三碗馄饨（一毛钱一碗）外加两毛钱粉肠，切了一大盘子，总共花了五毛钱。据他回忆，那顿只是垫垫肚子的“饭”吃得非常舒服，馄饨馅实打实，碗底的虾皮、冬菜也不是象征性的，他一直没有忘掉这顿“饭”。如果再要三杯啤酒，也不过八毛钱。人均合两毛多，这个数目，大概就是北京孩子70年代进饭馆的底线。
六七十年代，北京城里分布着不少因实惠和有特点而备受欢迎的小吃店，不少孩子光顾过。像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庆丰包子馆，西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包子铺，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餐厅（专营冬菜馅包子），平安里丁字路口东南角的山西刀削面馆，人民市场斜对面的隆福寺小吃店，宽街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回民食堂，西单北大街路东的迎春饺子馆，王府井八面槽的馄饨侯，府右街路北的延吉冷面馆等等。
拿吃包子来说，庆丰和西四这两家包子馆天天长队如龙，不少人是端着小锅、饭盒专门去打包子。我的一个同学住西四附近，常被家里派去买包子，他往往在路上就忍不住趁热吃几个。站在里面等过位子的顾客一定不忘这样的场面：包子出屉时是鼓的，少待片刻会塌陷下来，有点发扁，馅里的油开始往面上浸。这时候的包子最馋人，也最好吃。在这样的场合等别人吃饭，只觉着时间过得太慢，恨不得催人家快吃。包子不宜干吃，老北京讲究用绿豆粥“溜缝”，咸鸭蛋和酱菜是不可缺少的；也可用白菜豆腐粉丝鸡蛋汤搭配；西四包子铺的佐餐是炒肝，自有特点；包子加炒菜的吃法，不可取。北京孩子去包子馆是另一路吃法—佐以凉菜和啤酒。当时类似的饭馆都供应拼盘凉菜，有些是自制的，味道很不错。只是满堂找空位子的感觉，一些孩子不耐烦，往往另找地方。孩子下这些小吃性质的饭馆，花个人均块儿八毛的，就能酒足饭饱。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3）
如今，庆丰包子馆、迎春饺子馆都不知去向（西什库一带后开了一家庆丰包子馆，并四处设连锁店，也不知和从前的西单那家有无血缘关系）；来今雨轩当年人满为患、露天摆桌子的情景已经被门可罗雀的萧然气氛替代，冬菜包子做得皮厚馅少面硬；馄饨侯到处开连锁店，老风味早就散尽；西四包子铺现在叫二友居，看样子也是惨淡经营；隆福寺小吃店更是不能提，我的一个大学同学70年代在宽街小学上学，他母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每逢学校组织学生去那条街上的东城区工人俱乐部、长虹等处看电影，他和母亲便先到隆福寺小吃店吃饭，也算是常客了，他最爱吃那里的豆面素丸子汤。前些年，有一次我和他路过那里，饭口上他提议进去吃饭，本来也是图个问旧，却实在吃不出个所以然了。邻桌两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操着京腔嘀咕，听上去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客户，她们的感觉与伯工一样糟糕。这几家小吃店，如今可去的，仅剩下平安里刀削面馆一家了，仍然是老汤浇面，仍然是把老汤酱肉盛在玻璃罩子里，论秤约。
那时候，孩子兜里揣着几块钱，就敢在大饭馆请客。西苑餐厅的羊肉串钎子都是那种电镀带把的，比如今摊上的长出去差不多一倍，也不过一毛钱一串。知味观的“烧二元”六毛一份。一块钱以上，就可以在大饭馆点黄花鱼了。据说现在中学生下饭馆普遍实行AA制，吃完了结账后分摊。那时候也兴AA制，但都是事先凑钱，一人掏一块、两块、三块……可着钱点菜，量力而行；零花钱充裕如田晓鸣那样的孩子动辄借小事请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或者这回你来，下回我来。总之付账的模式，与今天大体无异。几年下来，北京那些有名的饭馆，也能去过不少个。
孩子进饭馆，喝酒自然难免，一般是喝啤酒。夏天在饭馆用一升量的塑料容器喝生啤酒，是一些孩子常干并视为舒爽的事情，喝着喝着就多了的现象也难免，倘周围有一两桌同样情况的孩子，相互叫茬，八成要打起来。有个人大院里长大的朋友说起一年暑假，和三四个孩子中午在友谊餐厅喝啤酒，每人三四升进肚后，有一个孩子迟到，他们嚷嚷着罚他，这孩子说你们掐表数着，然后用接近一饮而尽的速度灌下一升啤酒，手表秒针显示：21秒。大概不少北京孩子的啤酒量，是用塑料酒升或搪瓷茶缸子这样的大容量容器干杯练出来的。那天一桌子菜除了凉拌西红柿等个别凉菜，基本没动筷子。正好穆铁柱一干人也来友谊餐厅吃饭，当年还不兴单间，穆氏一行的雅座不过是用屏风隔出一张桌子的地方，用这位朋友酒后的感觉形容，一般人站在屏风里面顶多露出脖子，穆铁柱一站起来，屏风挡不住他的裤腰带。吓了他一大跳，以为天外来人，酒也醒了一大半。
70年代，北京的饭馆无论大小，晚上一般只营业到九十点钟，到点轰人，没什么说的。除了火车站附近，24小时营业的饭馆极其少见，要想在饭馆“渗”到后半夜，东四的青海餐厅恐怕是惟一的去处。友人赵福琪“文革”时父亲落难，被关进监狱，扣发工资达七八年之久，家境苦不堪言，也一言难尽。1975年落实政策，父亲平反，补发了工资。有一天晚上他造访曾借宿其家的宣传队朋友李以平，闲谈一阵后，他执意请李出去吃顿饭，而且非要在当夜吃上。子夜已过，他们骑车出门，挨街转悠，所有饭馆都已打烊。从宣武门兜了几个圈子，最后转到东四，眼睛一亮：青海餐厅还开着。终于不虚此行，了却了他的这桩“急”愿。福琪还记得，当时在餐厅吃饭喝酒的，尚有几桌，都是些半大的正值刷夜年纪的孩子。这家餐厅80年代还在，我们上大学一年级时，暑假前期末考完试的当天，有几个同学打了半宿扑克，想吃夜宵，也是骑车去的青海餐厅，从双榆树到地安门，用了一个多小时，进门已经后半夜了。回来时骑到二里沟附近，天已大亮，困得不行，索性躺在路边宿舍楼下的木头椅子上睡了几个小时。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拍婆子”（1）
把“拍婆子”纳入那时候的词典，可以解释作“男孩勾搭不相识的女孩”。它盛行于“文革”中前期，“文革”后期，这个词演化为“磕蜜” 。往今天的词上套，或许和“早恋”搭点界。
孩子到了青春期，自然会去注意同龄的异性。六七十年代，北京这个年龄段的男女孩子之间，表面上界线格外分明，上课不说话，放学不结伴，甚至撒尿和泥玩起来的“发小”，长到半大孩子，碰面也行同路人。违“例”者则被树为靶子，立竿见影。这种现象，也套用当时的一个词说，是彻头彻尾的“假招子”。在这种男女界限表象的背后，当然是另一回事情。男孩凑在一起，倘话题和眼神从不沾女孩，岂非怪事。因此，说“拍婆子”这种另类孩子的社会实践，先要从它的前奏—男孩对女孩的品头论足—说起。
有个叫陈向阳的北京孩子写了篇文章，名为《快乐的70届》，贴在网上。70届孩子若没有蹲过班，应该是1954年生人，如今也“五张”了。他家原住一机部宿舍，1969年他随父母去干校，家也端了过去。1970年，他一个人从江西一机部干校回北京参加分配，和一些情形相当的孩子一起被安置到百万庄一处腾空了的三层楼房里（原系一机部成套设备局办公楼），过了不短的一段日子。男孩住一楼，女孩住二楼，吃食堂。这篇文章的快乐所指，之一就是可以一起放肆地欣赏和评论楼上的女孩：
住了没两星期，女孩全搬走了，吓的。男孩里的张华原来家住百万庄辰区，第二天就把他们那片的哥们儿全勾来了。这么大的楼空着也是空着，折腾吧，唱歌、吹口琴、又叫又骂，每天晚上至少热闹到12点。有的哥们儿干脆就在这儿过夜了，那会儿的话叫“刷夜”，都觉得比在自己家睡觉强。一大帮男孩老坐在楼门口台阶上，那几个女孩一路过全盯着看，然后就评分。100分算满分，其中最漂亮的得了70分，最惨的才10分。评完分就开始分配，都挺谦让的，说70分的应该留给张华。但张华的表情像是吃了苍蝇，说70分的谁要啊？！他早就有女朋友了，９５分！哪天带来让你们开开眼。既然张华不要，就给伊平吧，他白白净净的，有空就梳头、抹油、照镜子，碰上女孩就盯着看。伊平赶紧说７０分的他也不要，可早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于是就算定了。下一个是５０分的，更没人要了，张华就硬分给了他的一个哥们儿叫麻驴的，麻是因为一脸的壮疙瘩，驴是脸太长。麻驴谦让了几句就认了，然后给５０分的姑娘起了个名叫“点子”，因为他爱养鸽子，点子是鸽子里最可爱的那种，即所谓的和平鸽，一身白。麻驴以后就不看别的姑娘了，一往情深的只盯着点子，还站在楼下，冲着二楼亮着灯的女生宿舍，吹一段口琴再唱一首歌，唱之前大声宣布是唱给“我的小点子”的。歌都是《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都带姑娘、爱人这些字眼。过了没几天，那些女孩不见了，大家有点发慌，尤其是麻驴。赶紧跟踪侦察，这不难，那几个女孩还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结果发现她们搬到了一机部的另一处宿舍。
打分和起外号，是男孩议论女孩的两样惯技。有时候男孩也按长相给女孩授衔，与打分异曲同工。对漂亮女孩泛称“将军”，中等长相的称“ 校官”。若是有名有姓的个体，则细化到“上将”、“少将”、“大校”、“中尉”之类。按照这种方式划分，女孩若得个“上校”、“大校 ”，就算是长相不错了，“将军”是很少见的。倘某天某孩子提到在某场合看见了一个“元帅”，众听者表情必和听说他见到真元帅一样的以为是天方夜谭。“元帅”，意味着顶级美女，全国屈指可数，那得有多稀罕。照此标准，住在百万庄办公楼的女孩，是一群“尉官”和个别“ 少校”。有时候，男孩之间也会因某个女孩该封“少将”还是“大校”发生争执，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还有的时候，男孩也用黑话形容女孩，诸如“盘儿亮”、“震空军”之类……再往下说，就出黄段子了。
光说不练是不够的，少数孩子不甘于过嘴瘾，还见诸行动，是为“拍婆子”。怎么个“拍”法，并无一定之规。有蓄谋已久并跟踪目标多时后择机上去搭话的，也有大街上一见倾心愣往上冲的，还有在冰场、影剧院之类的场合动心思的，不一而足。似以马路上找适龄女孩搭腔者为相对贴切词义，通常是先找个借口，进而单刀直入：“交个朋友行吗？”冬天，颐和园、什刹海的冰场上断不了发生因女孩而引起的殴斗，多数情况是有男孩见扎眼的女孩滑冰，凑过去搭话，想“拍”一道，孰不知妙龄时髦装束的女孩上冰场，十之八九名花有主，甚至一帮男的在一边 “保驾”，他人是不那么容易戕走的。若是两边都聚着一帮人，必化为一场恶战。即使是彬彬有礼的文明方式，“拍婆子”也始终被目为“坏孩子”的游戏。我随机问过一些50年代前期出生的北京孩子，当年是否“拍”过“婆子”，多数人摇头并用“那都是小流氓干的事情”这样一句干脆的话作答，语气显然带着几分不齿。当年，在所有大人和多数孩子看来，“拍婆子”属于骚扰甚至调戏女性的勾当。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拍婆子”（2）
这种估计大体不错。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拍婆子”现象之所以能存在达数年之久，和一些女流氓及半女流氓充做土壤不无关系。那时，在“ 坏孩子”堆里混的女流氓泛称“圈子”，城外差不多院院都有，城里一条胡同也背不住出几个。中国有句俗谚：江湖上三种人不可惹：小孩、和尚、女人。意思是说这三种人一般不走江湖，一旦闯荡江湖，必非善茬。外国有个电影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说的是一样的道理。据说 70年代王洪文为看这部电影可以置重要公务于不顾。女孩学起坏来，有时候确比男孩子更厉害。那时，“圈子”有大小之分，大“圈子”提起来能让方圆多少里以内的男孩闻之胆寒，许多以男孩为骨干的小流氓团伙，发号施令的却是“圈子”。这些“圈子”中的多数并非天生的女流氓坯子，当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革命军人和高级干部家的“千斤”。不少“圈子”小学时代做过班主席、少先队长，在轰轰烈烈的岁月中因家长落难而浪迹街头，但骨子里出人头地的心劲并没有被磨掉。某名牌大学有位副校长，“文革”中死于非命，至今死因不明，他女儿的经历相当典型，人长得漂亮，生活没有着落，浪迹街头，最终被“拍”了“婆子”，后来成为女流氓，被逮进去，判了几年。她们的堕落，貌似自毁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那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听三里河一区（计委宿舍）一孩子说，他们院有个“圈子”，家里的阳台与她家阳台相对。有段日子，她常在阳台上看见该“圈子”招一帮男女，在家抽烟，胡闹。有一回她在阳台上远眺见那“圈子”先往床上一躺，一男孩也跟着上了床。她满怀兴致，正待深入观察，窗帘被拉上了。此女粉碎“四人帮”以后，曾主演过一部引起社会反响的电影。
“婆子”被分成几类，有一类称“军婆”或“兵婆”，指的是部队院里的女兵——电话兵、卫生兵和文艺兵，有些当兵复员的北京女孩或住军队院里常着军装的女孩，也在此列。女兵不招农村户口的，都来自城市，普通话说得好，模样也过得去，身上的军装更能给她们添几分姿色。军队院里的“坏孩子”常怀觊觎之心。有个住军队大院的孩子告诉我，那时候院里经常有部队文工团或宣传队来演节目，文艺女兵较一般“兵婆”更令他们垂涎。每逢这种当口，他和院里的一帮孩子就往后台凑。当然，过眼瘾的居多，但也真不乏胆大的，上去就“拍”——打听联系方式，或约出来见面。
胡同的痞子拍婆子则另来一套。他们染指机关大院的女孩，可能性不大。多数孩子就地取材，这也符合门当户对的硬道理。但小痞子拍婆子经常强买强卖，近似张恨水小说里的军阀做派，往往搅得四邻不安，引发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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