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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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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变，变，再变
合物理化学为一体的名为《工农业基础知识》的课本，第一面同样是一幅毛主席像，每一章的上方，是用半个太阳图案作花边框起来的一段“ 最高指示”。课文里不时出现黑体字样的毛主席语录，前加“毛主席教导我们”。数学、外语等课本，形式上的变化，也都差不多。
当年的课本，封面多设计为人物，印着工农兵高大的形象。拿到课本后没几天，不少闲不住的孩子就动手“再创作”，一般是不论男女，都给戴上眼镜，或者让年轻英俊的同志长出胡子。
复课不及一年，也就是1968年的夏秋之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的中学。到这年9月，北京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已达三万七千多人。工宣队和军宣队实行轮换制，学校的一把手一般由工宣队或军宣队的队长担任，也就是说，他们在学校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当然，前列的情景，都发生在“文革”前期，有些荒唐的举措自然是短命的。随着运动的渐趋平稳，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若干过激之举得到了纠正，诸如连、排的设置，课目的设置（生理卫生课除外），五好战士，都恢复了以前的名称。大部分校长也获“解放”，被陆续“结合” 进领导班子。但开门办学、红卫兵、工宣队和军宣队等等名目，一直延续到“四人帮”扫除以后。我们上中学时，已届“文革”后期，本校工宣队是由北京供电局派的，我们还赶上了一茬轮换；军宣队未知出自北京军区的哪一支部队，只剩下一位李姓的“政委”，一直担任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据说来校前是某团的政治处主任。他曾在我们班“缴获”过一本《牛虻》，然后借看“黄色小说”为题，给全班训话，其口气和用词与后来反映这段生活的一些电视剧的讽刺场面一模一样，惟一的也是更滑稽的区别在于——李政委操唐山一带的口音。
复课以后，干部子弟及成绩拔尖的学生扎堆的现象已不再存在，一些学校（如男四中、101中、育英、十一、景山等学校）的“贵族气”也随之荡然，学生结构完成了新的排列组合。“劳动人民”的子女，能进最高学府，更能进最好的中学。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女儿的同学中，一定不乏“贩夫走卒”的子女。这其实是毛泽东早就希望看到的。1952年6月14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里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学校之间的落差被拉平了，学生之间就学的“待遇”也被拉平了，但有些无形的东西，并不能一扫而尽。出自各类门第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又难免生成等级化的变种。紫竹院旁边的曙光中学，以前并不起眼，是一所由小学升格而成的中学，生源来自四片：万寿寺甲2号的东风大楼（总参二部和中调部合并时期的宿舍）、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几个由杂居户构成的居民大楼（附近孩子叫“居大”）。东风大楼的子女，大多出身“革军”或“革干”，优越感最强；民院和外院的，多来自知识分子家庭，逍遥一些，不大靠近主流；居民大楼类似于胡同里的大杂院，那里的孩子，显然与前三个院子的孩子过着两样的生活，他们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红”得发紫，要么痞劲十足。“合一”为同学后，这些学生并没有真的打成一片，东风大楼与两个高校院里的孩子，倒还来来往往，没什么障碍，而这三家与所谓“居大”孩子之间的距离，则有如他们生活质量上的距离，拉得很开。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当年东风大楼的孩子，她告诉我，毕业以后，同学之间的这种来往局面也一直在延续，至今开同学会，还是如此。
在更多的学校，生源并不似曙光中学这样整齐和典型，家庭出身只起着一种潜在和微妙的作用，学生与学生之间，还是以“好”“差”（或曰先进后进）两类来分别。
当时，老师判别学生的优劣，主要不以成绩划界，或者说，成绩仅是个参考值。大体遵守纪律的孩子，便在好学生之列。反之，便不算好学生。好坏学生，经常是分成两拨，泾渭分明。“坏”学生课外的劣迹另说，老师观察所及的是，他们经常旷课，很少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吹口哨，下位子，打闹，起哄，答茬。这类学生为数不多，也不少，一个班总有十来个，占去男生的一小半。每个学校、每个班、每天都会有“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出现，仅是闹事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位朋友70年代在150中上学，他的日记本上还记着某一天班里无故旷课的同学达九人之多。好学生除了遵守课堂纪律，还要积极参与班里的斗争，他们放学后很少按点回家，煞有介事地从事如开干部会、写大字报、出黑板报等等的活动。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学生热衷于此，恐怕与男女生之间的关系不无关系。那时，有男女界限一说，即在课堂上男女生之间不说话，这是一种风气，即使是问一道题，借半块橡皮这样的事情，也极少发生，更不用说随意聊天了。学生无论好坏，表面上都守着这个规矩。而惟一被视为男女生之间“正当”的交流，就是在“各项政治活动中”的往来。像一道出黑板报，一道开学生干部会之类的活动，不论男生女生，牺牲多少时间，心里都是乐意的。尽管一般不会有什么出圈的事情发生，说的也都是一些套话式的大道理，但毕竟是少男和少女之间的搭配。至于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
学生干部主要由三套“班子”（班委会、红卫兵中队、团支部）的成员组成。这些“好”学生又大体分成两类。
一类是谢慧敏（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式的学生。刘心武在13中当了15年语文老师，他挖空心思刻绘的这个人物，确具典型性，在北京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有她的影子。我们是在上高中以后读到这篇小说的，不少同学读后马上就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这类学生学习不可谓不用功，但成绩平平，知识面更谈不上，几乎不看毛主席著作以外的课外书（当然，对毛主席的著作，他们也十有八九看不懂，硬着头皮啃，跟形势而已）；他们遵守纪律，关心集体，敢于向包括把《青春之歌》、《安娜卡列尼娜》带到教室里或把奇装异服穿到教室里这样的“不良现象”做斗争，断不了向老师汇报班里的动向；他们笔耕不辍，几乎天天干的事情是写日记，写决心书，写批判稿，写思想汇报，写黑板报，但从不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其“作品”的内容大体是一些套话，开头一般是“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而要对这“大好形势”作哪怕是一两句话的具体判断，他们便会感到茫然。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与斗争意识，引发过不少今天看来无异于笑话的闹剧。
拿我们班为例，中学时代赶上了“文革”末尾。至今逢同学聚会，必有人挑起回忆，似乎百说不厌。有一回话题扯到写大字报，他们都还记得，谁谁谁写了《论“假招子”》，谁谁谁写了《再论“假招子”》，谁谁谁写了《揭开初二一班阶级斗争的新盖子》，并记得这些大字报的创作原委。我的一个同学的日记本上，也还留有一位班干部的若干点评，如针对1976年4月6日日记里的一段话：“希望邓小平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他“批”道：“老机会主义者，改也难呀！”并在这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杠，以示着重（他其实是借用了传达过的毛泽东1971年夏天南巡时说的指向林彪的话）。还有一回，大家发现有个班干部正在看《列宁选集》，有人问他能否看得懂，答云：正因为学不懂毛著，索性从更难懂的学起。他以为先难后易，是一条能学通毛著的捷径。
这类孩子，大多出自缺少文化色彩，也缺少政治色彩的家庭，在结束学生时代以后，又大多从一个极端（“积极”）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无“恶”不做
另一类，虽说也腾在政治热情的云雾里，但与“谢慧敏”们比，是要另当别论的。他们肯读书，成绩靠前，有头脑，有议论天下事的兴趣，对所谓革命理想的理解和实践，也不那么庸俗化。“文革”后期，35中的几个高中学生干部就是这类学生的典型。他们曾立志像蔡立坚、朱克家那样放弃城市生活，去改造中国的农村。1975年12月，他们代表首都中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康生的追悼会后，便结伙骑车出发，穿越太行山，到大寨观摩。途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此后，他们每天上午在总理去世的时刻，面向北京，脱帽致哀。他们在毕业后确曾不顾重重阻挠（有人是瞒着家长迁走的户口），奔赴了延安，一度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四人帮”倒台后，大势已去，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成了政治热情的牺牲品。恢复高考以后，他们又在当地参加考试，后来又都如愿以偿，考进了大学。这类理想色彩甚重的“热血”孩子，北京哪个学校哪个年级哪个班似乎都能出几个，前面提及的我们班的陈凯和张锐，上初中时就有过一次“彻夜长谈”，话题是“两三年后高中毕业时，要争取当第一批到台湾插队的知识青年”。这个理想属于他们俩之间的秘密，当年并没有被张扬出去。我也是二十多年后，听张锐有一次在电话里偶然提到，才知道的。
无“恶”不做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中学课堂里，恶作剧一直与“各项政治活动”相伴，这也符合学习空气稀薄的环境里半大孩子的折腾人的心态。大家都看过不少遍《小兵张嘎》。
常规的课间恶作剧有三种：一种是把笤帚放在虚掩着的门上，让推门而入的同学挨砸；也有胆大的孩子，刻意在响上课铃前来这一手，目的在看老师的热闹，这种孩子差不多都属于“傻坏”的一类，因为明摆着，会有“好学生”让老师知道是谁干的，不愁没地方秋后算账。另一种是暗地里在别人的椅子上放摁钉，它的效果是能把这把椅子的主人从座位上弹起来。还有一种是课间上厕所时干的，名“刹闸”，即对着正在撒尿的同学的屁股猛拍一巴掌，使其“断流”。这几招都不新鲜，有点“老三篇”的意思。
有些恶作剧是专对老师的，“创意”极损。我的朋友李乔是东方红中学（后来的167中）70届学生，他们班有个善弹唾沫的孩子，记录在十几米开外，既远且准。所谓弹唾沫，是先储存尽可能多的口水，然后将舌尖缩卷，再与上牙床相撞，将口水弹出去。这本是一种孩子之间脸对脸时，互相“攻击”的恶作剧游戏，但该孩子将目标对准了远处的老师。他坐在最后一排，有一回趁老师背对同学，正往黑板上写字，他“呵啷” 一口，唾沫“飞”了出去，“啪”的一声，贴在了黑板上老师粉笔刚落的地方，一时教室哗然，前几排的同学甚至不知是谁干的。
我们班有个同学，是经常被军宣队李政委在各种场合点名批判的“坏学生”，但据说他字写得不坏，也能画上两笔，还爱看点小说，偶尔和班上的“好学生”切磋硬笔书法，论成绩则不能提。有一次语文考试，他答不出题，便在卷子上给老师画了一个小人，索性用文言文作了一个注：“此乃张铁生之弟也。”
有位大学同学提起，她上中学时，有一回几个同学课间把老师带到学校玩的还没上小学的儿子藏在了教室里桌子底下。上课铃响，老师进来，全班肃立，老师先说：“同学们好！”同学齐声回答：“老师好—”话音未落，老师的“请坐下”尚未出口，书本还没有搁到讲台上，就听“ 爸—”的一声，他儿子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
有的孩子挖空心思折腾老师。如把图钉尖朝上，固定在讲桌上，老师倘趴在上面翻课本或讲义，稍不留神，“呲—”地一声，袖子就出了麻烦。我们年级十班的同学玩过这种损招，一帮孩子凑了三毛钱，买了一罐头瓶子臭豆腐，派一人起早到校，挨茬抹，讲台上、黑板上、板擦上、门窗上、桌子椅子上，面面俱到。上课时都正襟危坐。老师进来后，觉着不对劲，四下寻摸，一时也没发现破绽，老觉着不对味，免不了走神。孩子则窃喜。这个班后来由于太能折腾，被学校拆了，把学生分散到各班。当年很多学校都这么干，把管不胜管的乱班拆了，学生分流。
类似这样的真实的恶作剧故事，留在同学记忆里的，不知有多少。当然，作为受捉弄者的老师，更忘不掉。那时，女老师被气哭了的，气晕了的，男老师气急败坏，与学生厮打起来的……都是家常便饭。无论哪一个学校，能镇住学生的老师，没有几个。
整个“文革”时期，对一个中学老师来说，好过的日子是有限的两段。一段是“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1973年间，被称为“修正主义回潮” 的时期；另一段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期。剩下的大部分时段，很多老师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因为学校已经不可能守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即使是日子好过的那两段短暂的时光，也是相对的，远到不了老师可以把自己学生的成绩引为骄傲或当作享受的地步。
我们上初一时，正赶上评法批儒，又是在黄帅“反潮流”事发不久，“右倾翻案风”还没有刮来，那是“文革”后期北京中学课堂一派混乱的一个时期。有的老师，为了稳住课堂，不得已想出了“邪行”的主意。我们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取消了常规的按讲义授课的方式，他找来一本《商鞅的故事》，每堂课给学生念一段，不管怎么说，讲故事总比讲课吸引孩子，就安定课堂秩序而言，这个办法是管用的。其他课的老师还真来不了这一手。后来，一个教政治课的年级组长也在课堂上给我们念过小说《难忘的战斗》。
当然，这不等于说，再优秀的老师也会被埋没，没那么严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对自己遇见过的好老师及他们的言谈举止、课堂风采乃至身世，至今也是常挂在嘴边，有一种散布的欲望。我们的学校不行，一二级教师一个都没有，能拿出来说说的老师也接近于零。有个部队转业军人竟被派来教数学，行伍出身的人解方程式，天天在黑板上“现眼”，出简单的常识性错误。不夸张地说，听他的课，常能出听相声的效果。有一次闹了笑话后，教室哗然，这位老师盯着黑板看了半晌，好不容易发现了错在何处，回过头来，故意反问大家：“谁知道这道题毛病在哪儿？”好学校则大不一样。35中有位叫路科铭的数学一级老师，老山大肄业。他上课从不带书本讲义圆规三角板，也从不半截擦黑板，用一根粉笔写板书、画图，把一块黑板写满的时候，下课铃准响，堂堂精准到如此程度。路先生口才也是一流的，在那个年代上他的数学课，学生能听得津津有味，视为享受。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老师您好
自1971年起，北京市恢复高中，但由于是试办，升学比例很低，当年初中毕业生里10％的优秀分子有幸成为“文革”以来的第一拨高中生。那时被拔上高中的感觉，与粉碎“四人帮”后考上大学时的感觉，大体差不多。祝东平那年初中毕业，他自幼爱好美术，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市新华书店从事和爱好靠谱的宣传工作，他很满意，但他的父亲不满意，逼着他报名参加选拔，上了高中。1973年毕业后就被发往延庆插队。尽管他现在如愿已偿，当了一家名牌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但至今提到当年，还有点后悔的意思。不过，这10％毕竟是挑出来的，都是好学生，加上那两年正处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氛围很不错，比起一般的初中，要好出去不知多少。今年恰值他们班毕业三十周年，全班同学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四十来人到场，有个叫孙小白的女同学写了篇押韵的纪念文章，照录如下：
三十年后的记忆
和平街一中七三届高二（1）班2004年4月17日同学大聚会
孙小白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们告别了母校、老师、同学，踏上了奔赴“广阔天地”的征程。正是从这天起，和平街一中七三届高二（1）班五十余名同学分道扬镳，开始了漫长的各不相同的人生旅途。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中生，我们感到自豪与光荣。当时学校配备了强劲的师资力量，齐国民老师重点负责我们这届试办的高中。三十二年前1971年的12月，大家初次见面，来自六所学校的50名同学走到一起，班委们都是指定的优秀学生。还记得第一堂语文课上，卢老师让大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当我升入高中》。老师挑选了几篇范文在班上朗诵，魏建国在作文中批判修教路线引用了小学课文中的内容：“资产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却谈什么‘房前屋后栽瓜点豆’，什么‘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坐在我后面的刘毅娃当即说道：“合辙压韵还挺顺通。”另外一次语文课，卢老师布置了背诵鲁迅一首“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叫起几位同学都背不下来，最后还是冯春栓磕磕吧吧地完成。被称之为“怪才”的孟兆禄，自称与“哥德巴赫猜想只差一步”，他写文章不用白话，满篇的“者、也、之、乎”，一次政治课上，李颖琴老师宣传中国人自己的产品胜于外国货，坐在第一排的孟兆禄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地说：“老师，您手上戴的是外国表，为何乎？”多年以后，李老师笑谈此事还说：“孟兆禄一句话把我将住！”记得拉练到立水桥农场学农劳动，住的房子透气漏风，白天干农活汗洒田中，晚上洗漱用井水冲，条件虽说比较艰苦，但是大家其乐融融，每天都是谈笑风生。如果没有记错，朱洪义自吹自擂硬说“人拉犁”是他发明—— 把自己的作用看得挺重！收工回来以后，李惠兰、杨守燕、裴福珍三位“厨师”准备好的饭菜热气腾腾还挺可口。李惠兰琢磨了一种加热饲料喂猪能长膘的方法，最后还写到了经验介绍中。我的同桌好友周小思个性鲜明，讲起话来眉飞色舞，作为化学课代表的她是杜老师的得意门生；我的入团介绍人李桂芳和杨小洲执著、认真、善良、真诚；我上学的同路人李梅芬、薛福华、白玉香、张素秋、俞敏，她们总是那么谦和、与世无争；陈万里、钱颖一用学到的理论联系现状，咬定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决不放松，讨论会上与周小思争得面红耳赤，其结果是双方都“ 雷打不动！”纪会民、黄首征、成艺丁、石苏平、冯春栓、任爱荣写着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各具特色的字体至今还保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负责宣传的杨守燕和祝东平，总是牺牲课余时间写写画画，把黑板报和专栏布置得齐齐整整……
那时班里的学习气氛很浓很浓，很少有不交作业的现象发生。记得物理课讲到二极管、三极管时，我们买来很便宜的半成品零件，在马老师的指导下将收音机组装调试成功。当扬声器第一次发出响声，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马老师那简洁、精练的语言，让我们很清楚地懂得了势能可以转变为动能。端庄、美丽、和蔼、大方的严老师，数学课讲得让人兴趣大增，言简意赅的逻辑推理，版书从左至右写得齐齐整整。化学课从无机讲到有机，面颊红润的杜老师在元素符号边注明正负离子的情景，至今还在记忆之中……学习，使我们知道了离子的定向移动。当时同学们集体观念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为班级争荣。体育比赛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非常出众，田径、赛跑、铅球、跳远、跳高多次集体立功。学校篮球场上闪现着李华、王慧茹、刘爱军、车淑云、赵彤、翁亦武的身影，他们常常是踩着上课铃声跑回教室中。清明前夕，全班同学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举办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记得高二第二学期，班里提出早操练队要求，许多同学住得很远，但大家都绝对服从。就是那时不知何故，站在第四位的初雪在报数时总是报“5”，几次重报，仍旧是“1、2、3、5……”错误地重复，为此引来了同学们止不住的笑声！刘爱军作为班长代表全班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一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台下练习了数遍，上台后念得还算基本通畅。当时的男女界限还很分明，男女生讲句话还会脸红。放学后的小组会开得很是费劲，尤其是张伟搬个椅子侧着身子不屑一顾把双眉皱紧，思想工作不易做通，倒是黄首征、祝东平比较善解人意，配合小组要求，为了不让讨论冷场而“顾全大局”勉强发言，即便如此，也足以令人感动。那么腼腆的张伟，怎么将漂亮的车淑云追求到手？且最终成为班里惟一一对夫妻学友，真是让人搞不懂。那时的刘小云始终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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