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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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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由标着五花八门称谓的战斗队、兵团、联络站、公社等造反组织编印，内容不外乎毛主席语录、中央及“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各地造反派组织的谈话，造反派的活动动态，当权派的 “黑材料”，等等。撒传单不是孩子的事情，看传单也不是孩子的事情，但捡传单是很多孩子爱干的。攒传单的孩子不多，捡到的传单，新鲜一两分钟，以后都叠了风车或糊了风筝。现在，它们成了货真价实的藏品，我曾在报国寺的摊上问过，一张传单要价200元。倘能重温这些最新指示卡片或各种颜色的传单，不知还能勾起多少当年的北京孩子对游行的记忆。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在游行行列里
说撒传单不是孩子的事情，也有点绝对。人民大学院里长大的孩子王艺曾和我同事多年，他还记得，当年人大两派组织“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分据教学楼和图书馆，武斗、打派仗，都往下撒传单，接传单的多为来串联的外地红卫兵。院里的孩子出于凑热闹，也上楼帮着撒。经常是传单撒光了，楼下人群仍翘首以待，这帮孩子就把厕所里的纸篓拎来（当中确不乏用作手纸的传单纸），一通往下乱倒。楼下的红卫兵不明真相，争抢纷纷。楼上的孩子看热闹之余，也为恶作剧的奏效大呼小叫。
在游行中，北京孩子还陆续熟悉了不少已成为一种象征的数字，如“五一六”、“八一八”、“七二○”、“五二○”，以及用几个人物的姓串起来的流行词，如彭罗陆杨、刘邓陶、陈姬乔、王关戚、杨余傅、黄吴叶李邱，直至1976年的王张江姚。而被打成“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瀚笙，虽也妇孺皆晓，但三人或四人并提时，都用全称，有一首打油诗的开头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仨人是一家……”时隔二三十年后，当年游行队伍里的孩子李乔已是一家大报的理论部主任，手里管着若干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二三十岁不等，包括名牌大学党史专业毕业的。他有一次测试他的下属——让他们说出黄吴叶李邱的名字。众皆张口结舌，有一人硬着头皮似问似答：“黄……是黄克诚吧？”
天安门并非每一次游行的目的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的游行，是针对“苏修”的抗议活动，目的地是苏联大使馆。当时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先坐车到东直门，再下车整队，围着苏联大使馆绕圈，呐喊声讨。我们上初中时的1976年，大事迭发，学校组织过两次游行。第一次是4月 8日，“两个决议”广播后，声讨所谓“天安门事件”，记得那天下午先开会，会后在学校附近的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上转了一圈，没有到天安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几天前去天安门广场抄诗的大有人在，这次游行，纯属应付差事，队伍稀稀拉拉，没什么声势。第二次是六个月以后，“四人帮”粉碎，郭沫若诗曰：“大快人心事。”这也是大家闻讯后的第一感觉。1976年10月21日到23日，北京市举行了连续三天，每天100 万到15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当时已过八旬的叶圣陶虽没能跟着上街，但不无凑热闹的兴致。他在10月22日的日记里述及他听到的情形：
本欲偕兀真出外，观天安门热闹情形，以小雨而止。后知即不雨而出门，亦未能到天安门，缘游行队伍太多，电车汽车不能前进，乘客皆不耐而下。余令兀真出外买热水袋与薄围巾，以为少顷即归，孰知未得乘车，徐徐而行，竟历三小时有余而归，可见游行者之众。③
用当时的概念衡量，东四八条离天安门并不算近，可知那几天，整个北京市都动了起来。次日，叶又写道：“累计三日游行人数，当有四五百万矣，此亦向所未有者也。”
这四五百万人中，中小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可以这样说，当年有多少中小学生，就有多少人上街。对于孩子来说，它可以算是“文革”十年历经的数不清的游行活动中的最后一次，如果叶圣陶的估计准确，它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当然，它还是参与者最发自内心的一次游行，包括孩子。我们学校被排在22日上街，那天细雨蒙蒙，但没人顾及天气，惟一不解的，是横幅和口号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句话，孩子看着听着都不自在。不少同学穿着白色的网球鞋、乒乓球鞋、排球鞋，冒雨而行，迈步于万众欢腾的热闹场面中。回来以后，穿球鞋的同学都得先干一件事——买鞋粉，刷鞋。
游行有一套模式，有敲锣打鼓的，有举标语打横幅的，有扛旗子的，有摇旗子的，有放鞭炮的，有领喊口号的……队伍里的一般成员，除了走路，还需跟着振臂呼口号。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扫墓、游园、参观
扫墓的目的是让孩子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文革”前，孩子扫墓，朝阳区去日坛公园里的马骏墓，石景山区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城四区有去八宝山的，也有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祝东平“文革”前在育民小学读书，听说这个词的时候，他以为是拿着笤帚打扫坟头，后来亲历了到纪念碑的扫墓，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六七十年代，这项活动没有中断，逢清明节，北京的中小学生都集体给先烈扫墓。
西城区很多学校，四年级以下，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六年级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时，学生集体出门活动，极少有坐车的，多远都走着。低年级学生去纪念碑不去八宝山，也是因为距离的缘故。石景山区的学校，当没有这种把高低年级分开的必要。有个朋友当年在长辛店上学，也走着去八宝山。扫墓一去大半天，要自备一顿饭，饮料是白开水，盛在铝制的或塑料的仿军用水壶里。学生一大早到校，白衬衫，蓝裤子，装午饭的书包左肩右挎，水壶右肩左挎，以班为单位整队，半臂间隔向前看齐，“手放下”以后，就可以出发了。
扫墓的路上，打头的抬着花圈，举着红小兵旗。学生要唱两首歌。一首是《毛主席语录》歌：“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另一首为瞿希贤作曲的《踏着先烈走过的道路》：
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忠于祖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道路上。
我们今天能戴上红领巾，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的大门，是数不尽的先烈，用生命替我们换来的胜利；踏着先烈留下的脚印，我们继续向前进。向敬爱的先烈们宣誓：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完成。
“文革”前扫墓，就唱这首歌，“文革”后扫墓也唱，但似乎只唱第一段歌词。
那时候，清明前后，满天安门广场都是孩子。活动并不复杂，举行一个仪式，由红小兵大队长之类的人物代表学生向烈士致辞，献花圈，全体学生宣誓，然后环碑参观。有的学校把红小兵发展会也拿到这里开。之后，就到中山公园游园、休息和吃饭。中山公园是北京孩子熟悉的去处，里面有一个可以开飞机和汽车的转盘结构的游乐场，别处见不到。同学之间的攀比心，学先烈时也不例外。一起吃饭的时候早忘了杨靖宇烈士肚子里的野菜，互相打量，带的是什么东西。常见的是面包和饼干，最便宜的简装圆面包一毛钱一个，最便宜的动物饼干八分钱一两，比它们更省钱的是家里做的烙饼、糖三角、馒头甚至窝头。一个朋友还记得，有一回扫墓，他们班有个同学不吃午饭，说是不饿，背着的书包一直不肯打开，大伙便以为他带的是窝头，不好意思拿出来。返校时，猜了一路。据说后来有好事的孩子发现，他的书包里有两个花卷。
城区孩子去八宝山，走的路虽说比去纪念碑多出去几倍，但一路郊区景致，看上去也与城里不一样，去一趟不容易，孩子很有新鲜感。低年级的孩子，都盼着升级，可以早点有资格到八宝山扫墓。八宝山乃革命公墓，无数先烈长眠的地方。最扎眼的是病逝于1950年10月的任弼时墓。任是党内五大书记之一，位列陈云、林彪、邓小平之前，仅次于毛刘周朱。他去世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大多数学校在这里举行仪式，缅怀先烈，然后绕公墓参观。有的学校在夏娘娘的墓前活动。1972年清明节，扫墓的学生还祭奠了刚刚去世的陈毅。很多孩子对墓碑上刻着的“享年”两字不解，问老师，有的老师免不了瞎解释几句，说革命烈士哪有时间享受，这是“封资修”的提法。当时，瞿秋白的名分，已从烈士颠倒为叛徒，他的墓也被毁坏，迁出了八宝山。我们上高年级后，去过一次八宝山。有同学带了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前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插图是古元等人的木刻作品，当中有瞿秋白的诗，老师还给大家解释瞿秋白为什么是叛徒，如何写了《多余的话》等等；还提到书里的其他一些作者如“四八烈士”王若飞等，也是叛徒。同学听着似懂非懂，即便是老师，在那样的环境下，也只是下达上面的“精神”，又能明白多少？直到粉碎“四人帮”一段时间以后，学者陈铁健写了《重评〈多余的话〉》，才拉开了为瞿秋白正名和平反的序幕。
我的印象里，仅五年级去过一次八宝山，六年级没有去，上了中学也没有去过。不知何故，行之多年的学生集体扫墓活动，在70年代中期被取消了。
除了扫墓，中小学还偶尔组织游园。小学游园都是排队“腿”着去。排队走路，春秋天还好受一点；夏天最怕曝晒的日子，马路上偶遇树阴，或一丝的凉风，都是一种享受。那些年，各大公园如颐和园、故宫、北海、景山等，并不是常年开放。颐和园关过一段时间，故宫是70年代初开放的，北海和景山“文革”后期一直闭园。不少学校把陶然亭公园作为春游的“点”，因为那里有一套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设备，据说可以捎带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孩子的感觉则是，玩着就爬了雪山，悠着就过了铁索桥。动物园，北京孩子学龄前就常去，上小学时必组织再去，一进门先看小熊猫，以为这就是国宝大熊猫小时候的样子。70年代，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给中国人民一只叫“米杜拉”的小象，会吹口琴，北京孩子都看过它的现场表演。外地孩子只能在纪录片里见过它。中学生的游园，就随便多了，可以分别出发，骑车或坐车，一去一回在公园门口集合点人数，其他时间都放羊，有点像旅游团。1976年春夏之交，我们上初三，就以这种方式去过颐和园，在门口等着集中时，遇见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陪外宾游园，穿着一双网眼皮鞋。这件事在毕业以后的同学聚会中，被多次提到，可见庄的名声之响。
外出参观，大多关系阶级斗争或阶级教育。广为人知的，有以下几个展览和参观点：
武斗现场。“文革”初期，各单位都分成两派，多有演成冲突者，甚至动刀动枪，是为“武斗”。毛泽东洞悉局面的严重性，及时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复课闹革命”后，北京武斗局面已大体结束，成了反面教材。我们上小学后，学校曾组织到儿童医院对过的北京市建工局办公楼里，参观武斗现场。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组字：说不出的滋味
大型泥塑《收租院》。这是在军事博物馆和故宫都举办过的一个著名展览，当年的北京孩子也差不多都被组织去看过。作为文艺形式，它与八个样板戏齐名，其解说词入了课文。大地主刘文彩和他的庄园、水牢，一时恶名远播。后来，另一个大型泥塑《农奴恨》，以西藏农奴的悲惨遭遇为题材，虽也大展特展，却没留下多少回声。
《三条石血泪史》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办过，实地是天津。说的是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事情。有的学校兴师动众，用卡车把学生一拨拨拉到天津受教育，去过的孩子回来说，见到了那三块大石头。
大白楼村。在大兴县，是王国福的老家。王国福的事迹之一是全村十七户人家有十六户都住上了砖瓦房，只有作为支书的他，还“身居长工屋 ”。孩子们蜂拥而至，参观的便是他家的破房子。有的孩子见人去屋空，生出疑惑，王国福虽然死了，事迹里提到的他的若干子女，怎么不见一人？后来知道，王国福死前，已经搬进了新房。即使他活着，这里也只能算是一个故居。再后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第一卷问世，高大泉的原型之一便是王国福，大白楼也改成芳草地了，情节很吸引人，从土改说起，但去过大白楼也看过小说的孩子又有些疑惑，总觉着两者对不上号，差得太远。
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参观钢铁厂，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一种方式。学生对炼钢工人的形象的认识，多取自艺术作品：鸭舌帽、眼镜、手套，挥着一把钢钎，浑身冒汗，身边“红流”滚滚，钢花四溅。但眼见为实，学校一般都选择夏天去，要的是那种热劲，教育意义最大。孩子们确也能实地感受到炉前工的辛苦，并非画面带给人的想象。听说他们每人喝个十瓶八瓶的自制盐汽水，还是解不了渴。去参观的学生，也有机会尝到那种汽水。
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是和“石钢”齐名的大型模范企业，位于更远的房山县。学校组织参观这里后，往往就便把孩子带到周口店“ 北京猿人”遗址参观。一举两得。
还有一些参观活动，只挑少数孩子参加，如去大寨、小靳庄甚至更远的地方，谁被选上，是一种荣誉。这算不上意义普遍的集体活动。70年代以后，一些老牌展览馆和博物馆恢复了展览，北京孩子有机会走进故宫、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美术馆、历史博物馆这样的知识殿堂，接受终生受益的知识与教育。
“九一三”事件以前（包括“文革”前十七年），每年“十一”，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典礼。1969年是建国二十年大庆，自当更为隆重。逢此日，在广场上参加组字的中小学生有几十万之多。
城四区许多学校都要承担这个政治任务。参加组字的学生也是挑出来的，在当年是一件大可自豪的事情，政治背景不能有大问题。我的一个朋友1966年被挑上，只参加了一两回训练，就因父亲出了问题，被刷；中学生还有身高限制，男女分别在170和160公分以下（此标准以上的学生可以参加游行）。被选上的同学都有一种荣誉感，因为按通行的说法，“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看他们表演。落选的孩子，自然免不了有伤心落泪的。但参加组字的同学，要经历一个难忘和难过的夏天。他们从暑假前就开始集中，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以学校为分队，以几个学校为分指挥部，以区为总指挥部。设有总指挥、分指挥等名目的负责人。要进行无数次各种规模的会操，直至若干次彩排。学生手里有红黄两种颜色的皱纹纸折叠花，按号令举落，俯瞰形成图案。他们或站或蹲或坐，三伏天，一练就不下几个小时，中暑的情况时有发生。替补的同学跟着练，但不一定跟着去，内心滋味，更说不出。有的同学练过大半程，因身体原因被替下，前功尽弃，这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十一”那天，组字的同学凌晨两点就到了广场，中暑和受寒，都有可能在这一天里交替体验到。庆典开始前，若想“方便”，可以去广场两侧只有在举行活动时才开放的流动厕所。
1971年参加组字的孩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夏天。13岁的王朔是当中的一员。他回忆说：
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前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着半截，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更让他们难忘的是，最艰苦的时段已经过去，眼看离天安门广场越来越近了，突然接到通知：停止演练，解散。那年，由于林彪叛逃事件的突然发生，天安门广场上的庆典活动被临时取消，改为游园。此后直到“文革”结束，都是如此。但毛泽东从未在公园里露面，也就是说自1970 年的国庆节以后，毛泽东，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就告别了国庆活动。
也是“九一三”事件以前，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在首都机场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后，外宾由中国领导人陪同，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一路受到有组织的夹道欢迎，电线杆子上栓着两国国旗。从机场到钓鱼台，都有孩子列队欢迎。迎宾，这是一个经常性的活动，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九一三”事件以后，一般只在机场和国宾馆门口有迎宾活动，市民可以自发到街上观看车队，1972年到1973年，有一段时间，周恩来经常陪外宾坐敞篷车从长安街经过，市民就在路边观看、鼓掌。重要的外国领导人来，天安门前也有活动。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迎宾
参加迎宾的孩子，通常是提前数小时就被带到现场，手持纸花、彩带、两国国旗，长时间地等待。好不容易把外宾盼来了，看到的大多也仅是一闪而过的车队。赵福琪“文革”前是实验一小的文艺骨干，他还记得大概是1965年秋天，被派到首都机场欢送谢胡，发了白色府绸衬衫和蓝色短裤。早晨八点就到了机场，排演歌曲《北京地拉那》，足足等了12个小时，晚上八点，外宾才到。“文革”前，实验一、二小、景山学校、北京小学、史家胡同小学等学校的孩子，常有机会参加这类迎宾活动。
“文革”前期，来访的外国元首不多。“停课闹革命”期间，如遇重要外宾来访，孩子要被从家里召回，参加迎宾。复课后，1968年春天，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来访，我的朋友贺桐是木樨地列队迎宾的孩子中的一员。他记得那天很冷，小风飕飕的，飞机也没按点到，他们在这边干站着，冻得瑟瑟发抖。长安街上的大喇叭不断传出“前方”的讯息：飞机已经降落，外宾已经走下旋梯，车队正在经过天安门广场 ……车过木樨地时，贺桐真扫着了几眼，至今还有印象：去接客人的周恩来脸色不大好，外宾是个大胖子，与周形成鲜明反差。他能看清宾主的形象甚至表情，已经很不错了。一般孩子名曰迎宾，弄好了能看见个外宾的影子，弄不好什么也看不见，凑热闹而已。周恩来那时正没日没夜地忙，打不起精神，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巴卢库那阵子老往中国跑，有时一年来两趟。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卢库和另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博，他对他们这样解释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④这段话后来被用在了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里。
以后，北京孩子参加的两次大型迎宾活动，是齐奥塞斯库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来访。都是十里长街，夹道欢迎。许多孩子还记得那时的新闻报道中，毛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说的一句话：“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塞拉西皇帝1971年10月6日到京，距“九一三 ”事件尚不及一个月，这次迎宾的规模，是周恩来一手布置的，含着深意。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他回忆说：
周总理要求组织20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⑤
更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3月18日，西哈努克亲王到京，周恩来不仅亲自去接，还邀请了46位外国驻华大使。孩子们参加的这次迎宾，严格说，不是外国元首的来访，而是一次流亡。西哈努克随后担任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在中国呆了五年，成为老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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