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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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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农和学工不同，干的是地里的活，风吹日晒，出大汗，晚上有时还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又吃不好甚至吃不饱，一天下来，躺在炕上，只有面壁而泣的份了。夏收和秋收又有不同，三夏是农活“大忙”的时节，这时去学农，更累更苦。据既参加过麦收又参加过秋收的同学比喻，夏收是一次探险苦旅，秋收是一次户外郊游。我们班只参加过秋天的学农，干的不过是一些每天不重样的零散活，人人都有累了个半死的感觉。夏收，一天到晚晒在麦子地里，不直腰，回来全成了另一个人，多少日子缓不过来。这对于筋骨缺乏训练的城里孩子，教育意义，确实超过了想象。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一次三夏学农，下了火车，整队往村子里进发时，一路意气高昂，扯着嗓子欢唱：“麦浪滚滚闪金光……”不出三天，就饱尝了金光闪闪的麦浪带给他们的“收获”。
顺义县张喜庄公社东马各庄大队是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但中学五年间的三次学农中，我们班仅去过一次真正的农村，还是在“十一”之后。那拨去了五六个班，二三百人。先坐火车到顺义县城，下来再走一个来小时，中间路过著名的牛栏山中学。进村时，地里的棒子已经掰完了，剩下的是一些杂活，头天不知道第二天干什么，从未连着两天干重样的活。脱过粒，翻过地，在场上晾过白薯秧子，下地捡过玉米秆，诸如此类。脱粒最累，相当于搬砖，机器不闲着，人也不能闲着，要一筐一筐地运玉米棒子。女生干不了这活，她们很舒服，坐在玉米堆上用手搓粒。
这次学农，学生照例少不了“违法乱纪”。
我们三个同学住在一户老乡家。房东不错，腾出了一大间房子，还嘘寒问暖的。我们对他家也不错，天天把窝头带回来，喂两只满院子跑的小猪崽。后来只要我们一进门，两只小猪就围过来打转。村里有个小卖部，学校以学生来接受再教育为名，禁止去那里买吃的，这是事先宣布的纪律。但伙食实在难以下咽，不少同学溜到小卖部买桃酥和鸡蛋糕，裹在衣服里带回来。此事或者老师没发现，或者发现了装没看见，一直平安无事。
有个同学偷着带了一包红叶烟，同屋的另两个同学也跟着抽着玩。这在当年，是一件一旦被老师知道就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也做了点躲闪的准备。有一回哥仨正抽着，班长陈凯掀帘而入，即使没撞个正着，也闻到了烟味，但他没吱声，若无其事。这三人中的一个，在学农结束时还火线入了团。陈凯是我们班的早期团员之一，学生干部里的红人，就差入党了。他当年立过“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大志，后来学的却是自动化控制，毕业后进入某部属公司，常往伊朗跑，去改变那里的面貌。三年前跳槽，如今在一家著名的电脑公司供职，已是一天一盒的烟民。像这样在关键时刻不打小汇报的班干部，用那时的话说，是需要一点“资产阶级”人情味的。
很多同学都偷过大葱。那次学农，带队的是军宣队李政委，他先干了一件对人（学生）马列主义，对己（老师）自由主义的事情。背着同学，与大队作大葱交易。老师人人有份，不让学生买。同学得悉后，也都想弄点刚下来的新鲜大葱回去，不让买，只有偷，也算是“逼良为娼”。不记得是谁带头下的菜地，总之法不责众，最后几天，夜里11点以后，一窝一窝的出动，都得了手。凯旋前，学生把偷来的大葱打进背包。回来拆行李，一股子大葱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学农期间，一般会捎带安排点活动。我们那次有两回，一次是到邻村西马各庄大队的一个高炮连驻地参观，听连长作报告。这个炮连战史辉煌，不久前还打过仗，刚从越南回来。另一次是去镇上，参观一个种猪配种场，兽医介绍说，这儿是一色的荷兰猪。
那次学农结束后，第二年开春，别的班有个同学（我们院的孩子），纠集同屋三四个同学，骑车去东马各庄村，看了一趟他们的房东。
我们班的另外两次学农，去的不是农村，而是一个“玩”的地方——香山植物园。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中学学农纪事
香山植物园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内部组织去参观的，接连不断。有叶圣陶的日记可证。1976年5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员工到此一游，叶圣陶作为出版社的家属，也“颇为高兴”（前一日日记）地加入了这次活动。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叙述了参观过程。
晨七点偕至善到其社中。
七点半开车，挤满，殆有四十余人。开行五十余分钟到植物园。参观其热带亚热带植物之温室。全为玻璃所构成，分室颇不少，前度来时尚未有此屋也。先有一批人在听讲解员讲说，候之稍久，乃得入。先听讲解，然后参观各室。不可悉记，亦不能细看，随众周行各室而已。遇见又一批参观者，其中一位女士呼余叶老，握手，余认之，似为白杨，然不好意思问足下是白杨否，只得应之而已。此人已十余年未见矣。参观温室毕，他人皆以为参观之事已毕，其实此园中露天植物亦大有可观，众既回入汽车等候，余亦随之。十点一刻即开车，到家才十一点过不久也。⑨
叶圣陶只在香山植物园呆了个把小时，看上去不大尽兴。我们班两次去学农，在园内各住了一个月。头一次是距叶圣陶这次参观一年之前， 1975年的5月；后一次是当年9月。植物园是一个单位，环境与农村大异，比城里还宜人。学生住植物园的宿舍，上下铺，木头床，七八个人一屋。用的是自来水，走的是水泥马路。还可以集体看电视。干活按植物园下属单位分组，有中草药组，某某组，某某组等。第一次去，我们被分在中草药组，指点我们干活的师傅，是一个六七十岁的姓孙的老工程师。此人很厉害，现在看来，他是富有经验和贡献的植物专家，溥仪曾在他手下劳动过。有一种欧洲生长的名水菲蓟的植物，德国人从中提炼出一种药，叫西林马宁，号称是治肝炎的特效药，但进口代价昂贵。而水菲蓟引进后，到处都种不活，他的一大贡献，是让这种植物在国内成活。他指着那片茁壮生长的水菲蓟，为我们班同学作了半个小时的介绍。他的另一贡献是让菊花提前绽放。菊花的开花时间一般是深秋，赶不上国庆节用。彭真当年大胆设想，要让它开在国庆时节。这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落在了孙先生的肩上，并在他手里创造了奇迹。植物园的领导曾把这件事作为一大成就，向一拨拨来学农的同学介绍过，当然，彭真其名是不能提的。孙工程师领着我们在中草药组的七亩实验地转了一圈，挨个介绍，记得他指着一片绿草说，这叫罂粟，就是鸦片，花开的时候美丽之极。孙老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带着药。他的风范，回忆起来，能让人想起今天的袁隆平。
第一次学农，我们在到达的当日下午，就去参观了叶圣陶提到的温室。这里的植物达2000个品种。印象最深的是王莲，浮在水面上，直径有一米左右，据说上面可以坐一个七八十斤重的小孩。还有朱德养的兰花，董必武养的金橘，康生养的银杏，江青送的文冠果，以及胡志明、马科斯夫人、田中角荣等外国领导人送给中国的花草，以及更多的北方户外无法生存的热带植物。晚饭后，又绕植物园转了一圈。园子里有一棵哆嗦树，用手轻轻一触，树身就晃动，不明什么道理。还有很多水杉，园内职工告诉我们，这是一亿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称。我们都很稀奇，回来逢人就宣讲，多年后去南方一看，到处皆是。
植物园的学农与进村下地学农有天渊之别，周围诱惑太多。我们第一次为期二十五天的学农生活，真正在植物园劳动的时间也就占一半。其间，去过一次卧佛寺（沿小溪走到《闪闪的红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钊墓（万安公墓），三次大红门生产队（参加劳动），两次盲人工厂（参观）；听了三次植物知识讲座，两次解放军的报告，一次团课，一次“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红亮”事迹报告；看了《平原作战》、《列宁在1918年》、《胜利油田》三场电影；开了两次批判会，一次团员纳新会；还每人轮着开了一次手扶拖拉机。剩下来的时间，是在草药组里干干锄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园学农，是1976年9月。8号到园，9号下午，我们正在锄草，突然通知到一个空场听广播，4点钟有重要新闻。这是极少见的现象，大家都预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刹那间，有天塌了的感觉，连班里平日最闹的几个孩子都失声痛哭，有个叫“弯弯绕” 的孩子平时没少瞎折腾，这次竟然哭晕了过去。那几天的学农生活被彻底打乱，虽也勉强干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师回去参加遗体告别，回来对我们说，很多人建议保留毛主席的遗体，中央在研究。我们在植物园也进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还在17号到19号返城参加学校的追悼活动。开追悼会那天，学农的同学在学校的灵堂轮流守灵。20号回到植物园，又呆了十来天。其间开过一次团员发展会，一次撤销对一个同学的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红卫兵组织生活的会，其他小组会，班干部会，不计其数。回校前，植物园的一个姓马的负责人给我们作该园概况的报告，提到了江青，称其为“敬爱的江青同志”。没过几天，学农假期尚未过去，江青一伙就被“粉碎”了。
这二十来年，不断有同学专门或顺便到植物园，走访自己的“故居”。据说现在还在。也曾有同学提议在那里开一次同学会，未果。
注释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③⑨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⑤⑥⑦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时代背景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地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
世事和环境的变迁，必然会连带“玩”的主题的变迁。倒退三四十年，北京孩子上语文课，老师讲课文的次序是先讲时代背景，后讲段落大意，那么，对于当年的北京孩子，“玩”这堂课外的“大课”的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孩子是玩的主体。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七个八个也不新鲜。因而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不论住胡同还是住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孩子皆可以“群” 论，形容起来就是“呜泱呜泱”的。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和今天比，当年的孩子学习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记。寒暑假不必多说了，就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也返校一两次，但都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意思意思而已。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和提高班向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常态。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汽车”和“飞机”的转盘游乐区），没有电子游戏厅，没有滑板、轱辘鞋，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行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着玩，好在当年的北京城里楼少，城外楼也不多，高楼尤少，禁止孩子进去折腾的绿地花园更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砖头、沙子、木头、铁丝网多。从撒尿和泥到爬树上房揭瓦，从构筑工事到追追杀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利用这个天然游乐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和楼群间普遍栽着一些有年头的树，像槐、柳、杨、枣、榆等等，小树林也不罕见，住在大庙附近的，还能与更有年头的松柏树为邻。这些树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远和采摘的去处。院里如有一排柳树，遇春夏两季，有时候棵棵树上挂着孩子。孩子爬树，经常是毫无目的，就是爬着玩。看谁爬得高，爬树的高度与心理上的恐惧感加荣誉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孩子回首当年，一定还记得院里的哪棵树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脚踩空了或踩折了树叉摔成脑震荡。我们院有个外号叫“包子”的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小学时曾从一棵柳树的高处失足，被低处的树枝接住，拣了条命，但幸运没能长期和他相伴，“文革”结束后的一个夏天，他和几个同事去郊区游泳，家长没挡住，20 岁出头就葬身在怀柔水库里。有目的的爬树，也很多见，像摘槐花，用背心当口袋摘枣，掰柳树枝做笛子吹，摘杨树叶子玩拔根儿，捅树上的马蜂窝，摘桑叶或榆树芡喂蚕，上柳树粘鸡鸟……孩子从树上下来，弄不好就是一脸杨剌子蛰过的痕迹。爬树或利用树做没有章法的玩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当中，也是一种常态。就当年的男孩子以及相当为数的女孩子而言，谁没爬过树呢？西藏中学教音乐的张老师在佟麟阁路一带长大，他和我说过，从闹市口到白塔寺，两侧胡同里的枣树没有一棵他没上过。
当年的孩子也“出游”。最简单的玩法是漫无目的的干走，称“遛圈”，类同大人的散步。有时候也遛人，即几个孩子合谋途中甩掉一个。那时候孩子都觉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从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长途跋涉的感觉。巴掌大的院子转着圈玩，都觉着没边际。有机会搭一段卡车，则是一件相当爽快的事情。有个朋友说起过，他们院有个孩子父亲当司机，有一次把卡车开回家，这孩子左磨右求，当爹的终于破例拉着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车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没忘了玩坏，冲着人群大叫一声：“老张！”引来好几个张姓路人的抬头应答。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终于在归途中遭到报应，有个孩子光顾着体验兜风的畅快，不留神脑门被树枝剐了个两寸多长的口子，急送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伤及眼睛，至今伤疤还在。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收藏加赌博类
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到处张挂毛主席的几道重要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把毛主席指示落到实处的重大举动之一，是挖防空洞。特别是林彪一号令发布和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北京便掀起了全民上阵，大挖特挖防空洞的热潮，举目便是工地。胡同大院小院，工厂机关学校，都不例外。挥镐抡锹、脱坯烧窑的场面比比都是，较之今天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基建规模要热闹得多。开始是挖防空壕，不封顶，各单位三天两头演练紧急集合时，往里面钻。有的单位还发给白布单，演习苏修一旦使用核武器时往脑袋上蒙，据说能有效抵御核辐射。包括孩子在内的一般市民也有一种战争在即的紧张感。后来防空壕升级为防空洞，再后来又升级为连为一体的人防工程，而战争的氛围则看减。毛泽东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北京孩子则可以说，利用防空洞玩，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所谓“利用”，也是多方面的。
防空壕时期，是“跳”，即跨越壕沟，姿势等同加助跑的跳远。成堆的孩子天天跳，到处跳，比着跳，一遍又一遍地跳，防空壕越宽越跳，挖得越深越跳。很多孩子如登山运动员心里算着还有哪座雪山没上过那样，惦记着周围还有哪个防空壕没跳过或没跳过去。跳遍了咱院的再跳别的院的。就这么来来回回跳沟，乐趣何在呢？大概是刺激感、征服感和好胜感轮番“作祟”。不少孩子没少崴脚，甚至不少孩子留下了后遗症 —至今走长路还爱犯崴脚的毛病。至于没跳过去，折进沟里嗑着下巴颏紫药水红药水乱抹一气之类的“事故”，也难免发生。
防空洞时期，是“钻”，类似抗战时的钻地道。或打着手电或点着蜡烛或摸黑，也没有任何目的，就是钻着玩。想穿了，当年孩子钻防空洞，心态可以照比今天大人的旅游—换一个环境呆着。因而是越黑越好，岔口越多越好。最好是从此地进去，从几里以外的某个彼地出去，便不失一种刹那间的征服者的欢悦，回院后免不了向没钻或没敢钻的孩子反复陈述：是从哪进去的，从哪出来的，过了多少阵子还断不了搬出来当重大历史事件回顾。有的孩子听来恐怖故事也刻意挑钻防空洞的时候讲，图个之又。我曾多次听一个住北蜂窝的中学同学说起，他四五年级时和另一个孩子摸黑钻防空洞，走着走着就听身后响起“唰、唰、唰”的脚步声，两人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声也停了。一抬脚，“唰、唰”声又起。如是反复数次，两人从紧张到肝颤到筛糠般地哆嗦，就差晕过去了。好在他们熟悉这个防空洞的若干出口，屁滚尿流地逃之夭夭。他说，此后再也没敢钻过防空洞，哪怕是一堆人打着手电的时候。几十年后提这件事，他们仍不承认是幻觉、回声或别的什么可以解释清楚的理由，而坚信是真真切切的脚步声。
挖防空洞的时候，沙子、砖、胶泥、石灰、水泥预制板等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孩子当然要利用这些材料大做“玩”的文章。至于如何去做，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能用电影《地道战》里的话说，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防空洞里的一大特点是潮气袭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很多北京孩子偶遇地下返潮的场合，或许还能勾起玩防空洞时的记忆。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玩的种类很多，很繁杂，数不胜数。多数玩法通行全市，只有大同小异之别；但细分起来，也有少数玩法因孩子居住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胡同里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腾的余地不大，但上房容易，翻墙容易，上树也容易，枣树、桑数较城外的机关宿舍多得多；大院的孩子上房机会少，但因院子大，空场多，玩成规模的“兵团作战”的游戏，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至少跑得开。大院里的水泥甬道，也是当年一些游戏需借助的“器材”。那种机关与宿舍连为一体的院子，礼堂、洗澡堂、食堂、车库、操场样样具备，孩子更是如鱼得水。总之，六七十年代，院子越大，结构越复杂，隔三差五地施工，孩子的玩就越丰富多彩。这大概也应了那句学术用语——“地理环境决定论”。
那时候玩什么，都是一阵一阵的。这阵子流行烟盒，过一阵子就是弹球，再过一阵子是冰棍棍……品种五花八门，规则的版本也很不一样。但基本上是土法上马，用接近于零投入的成本赚取莫大的乐趣。以下的分类，也属于今天的他们强加给昨天的他们的。
烟盒、弹球、糖纸、冰棍棍、瓷片、铁片、牛奶瓶盖……这些柜台里见不到的玩具，可以攒，因而曰收藏类；玩起来也可以争输赢，因而又曰赌博类。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烟盒（1）
烟盒最具赌博色彩，在六七十年代，它是有“面值”的，大体以香烟的档次及罕见程度定分值，各院版本不一，看上去都是天文数字。我的印象是：大中华全无敌，工农兵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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