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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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神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据专家估计：下世纪，旅美华侨可能上一千万，蒙藏合计可能不到此数。华侨移民配额，大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配额里皆有华裔，有人估计，下世纪中叶，华人可能近千万云），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复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有以致之，衷心铭感，匪言可宣。远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荣文兄以下诸多执事之大力协助，感激之情尤难尽述，并此致谢。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谨序于北美洲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本篇原为笔者在五０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适之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於一九六０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骶触。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於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著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
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洋务和变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丨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顸昏□，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