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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缃裼质峭泄麓蟪迹�为让他竭尽自己的才智、实力和影响，为巩固孤儿寡母的统治而效忠尽力，其中权谋成分与情感因素似乎是同时并存的。她命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使母子俩获得一种安全感。在韩德让的建议下，承天太后撤换了一批大臣，命宗室诸王各回自己的府第，严禁私自宴请往还，还相机行事夺了他们的兵权，圣宗的皇位才算稳固。
而后，承天太后秘密派人鸩杀了韩德让的妻子，德让就毫无顾忌的出入太后的帐幕，共同处理政务，食同案，卧同帐，成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德让在统和元年（983年）兼政事令，统和十七年，在耶律斜轸死后兼任北院枢密使，总知南北面两院事，拜为大丞相，至此，他位兼将相，总揽辽朝军政大权。其后，他受赐国姓“耶律”，赐名隆运，并特许置斡鲁朵宫帐（辽制仅皇帝和太后才有此特权）。
韩德让在辽朝蕃汉群臣中是辅政最久，权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重臣，是圣宗之治的直接促成者。他曾获赐铁券誓文，由圣宗亲笔书写，斋戒焚香，在北斗星下向蕃汉群臣宣读，其中自有他的心机。但在承天太后死后，却未蹈前代权臣为继位君主忌惮诛除的覆辙，圣宗始终敬事若父，恐怕绝不是一纸空头誓文所能保障的。史书说他“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孜孜奉国，知无不为”，“镇服中外，无有邪谋”，他个人的品德和作为其了很大的作用。连宋人所编的《契丹国志》都叹为“千载之逢而非常之遇”，除了韩德让个人因素，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绝无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排外心理，也许更至关重要吧！
承天太后摄政，亲自抓了三件事。其一，着意笼络大臣。他利用幸第问疾、进官加爵和为近臣在景宗御容殿绘像等手段，与群臣建立信任感，愿意竭尽忠诚，报效死力。其二，亲自审决滞狱。她在统和元年十二月颁赦：凡刑狱有冤屈的可以赴御史台上诉。接下来三年，她年年亲自临决滞狱，缓解了社会矛盾，赢得了人民好感。其三，大胆擢用汉官。除了韩德让，他还任用了室昉、张俭、邢抱朴、马得臣、王继忠等人。任用汉人是承天太后顺应潮流之举，既是契丹社会汉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她决心进一步封建化的组织措施。
紧接着，承天太后就与辽圣宗、韩德让一起进行了全面的封建化改革，这一改革绝大部分在承天太后摄政的统和时期已经开展，部分在其后仍由圣宗继续向前推进。
其一，重新编制部族。即既把原先隶属宫帐的奴隶户改编为部族，又把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旧部族经改编增置为平民性质的新部族，还规定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不再编为奴隶宫户，这些措施极大削弱了契丹社会的奴隶制成分。
其二，实行科举取士。统和六年（988年），辽朝首开科举，虽仅取一人，却意义重大，标志着汉族士人可以藉此进入辽朝统治阶层，也意味着辽朝统治基础的扩大。澶渊之盟以后，取士名额激增至二三十名，到圣宗后期已达七十余人。到辽朝晚期，契丹族也设科考，汉族文明已使契丹族高度汉化了。
其三，推进法制汉化。契丹旧例，契丹人与汉人共案同罪时，重处汉人，轻处契丹人，同罪异判现象十分严重。为调整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实现蕃汉同律、法制汉化的改革，同时剥夺契丹贵族和奴隶主的某些司法特权，逐步推行蕃汉贵贱同罪同判的司法原则。
其四，全面整顿吏治。韩德让建议以任官好坏作为考课标准；他本人以任贤去邪为己任，深受承天太后的嘉许：“进贤辅国，真大臣之职。”
其五，改革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一是将燕云地区推行的封建赋税制度扩展到其他头下州军地区，一是把穆宗朝以来胁迫为部曲的奴隶都改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
在对宋和战上，承天太后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她习知军政，先是击退了宋太宗的雍熙北伐，而后来又迫使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
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承天太后不再摄政，将权力移交给辽圣宗。这年十二月，这位辽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在行宫去世。史书称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又说她“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都是赞颂其政治才略的。关于其为人，史书称她“好华仪而性无检束”。华仪有二解，一是汉人的妆饰，一是华美的妆饰，若是前者则说明她向往汉族文化，若是后者则表明她作为女性的另一侧面，都是不坏的评价。至于性无检束，唯其如此，她才会为了自己和国家下嫁给韩德让。
历来小说戏文对她丑化为多，究其原因就是她率领辽军大败了宋军，而澶渊之役更令汉人的脸面没地方搁。这里，倒需要有一种大气去省视这段历史恩怨。对辽朝而言，承天太后无疑是推动其前进的有着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她不仅巩固了辽朝的统治，扭转了世宗、穆宗以来的中衰局面，还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契丹的封建化改革，迎来了辽朝的鼎盛时期。《辽史》以为：“圣宗以来，内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邻好，四境乂安。维持二百余年之基，有自来矣！”她与圣宗在辽朝历史上的地位，令人联想到北魏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她与文明太后都是中国历史上兄弟民族贡献的杰出的女政治家。

细说宋朝22：澶渊之盟
从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辽战争的主动权从宋朝移向了辽朝，辽军频频进扰北宋边境州县，但互有胜负，辽军未占绝对优势。真宗即位，辽朝对宋朝传达的和好意愿不予理睬，并在咸平二年（999年）深秋再次大规模攻宋。在忻州刺史柳开的鼓动下，宋真宗决定效法太祖、太宗率军亲征，岁末抵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这时，辽军已在掳掠了河北和山东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州县后顺利北撤，真宗亲征并没有给辽军以实际打击。但在群臣的称贺声中，真宗真以为御驾亲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作《喜捷诗》命群臣唱和。然后班师回京，结束了这次亲征。其后三年，辽军每年南侵，以便为更大规模攻宋作试探性准备。
景德元年（1004年），圣相李沆去世，真宗立即把另一位“潜邸旧臣”毕士安提拔为参知政事，并许诺将拜他为相，还问他谁可与他共居相位。士安说：“寇准忠义兼备，善断大事，己所不如。”以寇准的资历才干，真宗早该让他入相的，但真宗似乎不喜欢他“好刚使气”的个性，才久久未用。他又对士安说及这点，士安说：“忘身殉国，秉道嫉邪，往往不被流俗所喜欢。现在边患严重，正应该用寇准这样的人。”时隔一月，真宗颁布了两人并相的任命。
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再次南下，但进展并不顺利。宋河北诸城都奉命全力守城，辽军连攻数城，皆未得手，便绕道攻打瀛州（今河北河间）。承天太后亲擂战鼓，指挥攻城，都被宋军以大石巨木击退，辽军死者达三万余人，伤者更多。在遭到重挫后，承天太后鉴于辽军并不擅长攻打坚城，立即做出正确的决策，放弃瀛州，采取迂回穿插的战略，直趋开封，威逼宋廷。辽军攻占祁州（今河北安国）等地，不久就绕过重镇大名府，大军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下，令北宋朝廷措手不及。
北宋朝廷早在九月中旬就接到辽军南侵的边报，宋真宗表示要再次亲征，与辽军在河北一决胜负，询问宰执何时出发为宜。毕士安出于稳妥的考虑，认为如要亲征，也不必到最前线，只要到澶州即可；但澶州小郡，御驾和大军不宜长时间驻守当地，以晚去为宜。枢密使王继英也持这一看法。寇准则提议，军队都在前方，早去可以鼓舞军心。真宗听从了毕士安和王继英的意见。
敌骑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朝臣都人心惶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真宗逃往金陵（今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建议真宗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问谁出此二策，真宗让他只断可否，而不问其谁。寇准回答：“将献策之人斩首祭旗，然后北伐。倘若采用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岂能保有？”
真宗感到大名府一旦陷落，河朔即将不保，准备派一重臣前往镇守，寇准提名王钦若。召见之时，王钦若还没说话，寇准就说：“现在不是臣子辞难之日，参政当体此意！”王钦若没法再推辞，只得出判大名府监都部署（宋代凡是担任过宰执而出知州府，都称为判，以示位尊权重）。
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准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真宗。真宗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准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真宗车驾从开封出发，由李继隆和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真宗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真宗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数日以后，澶州在望，军中又开始流行南幸金陵的浮言。真宗有点动摇，寇准说：“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趁其后，要去金陵也不可得！”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禁军将士多为北人，倘若他们不愿南下金陵，恐怕要出大乱子。”真宗这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御驾进抵澶州的南城。
澶州，因古有称为澶渊的湖泊而得名，州治南北跨黄河为城，南城大而北城小，南城比北城安全，但宋军主力都布防在北城。多数随臣见契丹军声势浩大，都建议驻跸南城。寇准则力主真宗亲赴北城，鼓舞前线士气。高琼甚至说：“陛下如不过河，河北百姓如丧考妣！”一旁的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说话不知分寸，高琼激愤地说：“你以文章升为二府，今天敌骑当前，还指责我无礼，你何不赋诗一首咏退敌骑呢！”说完就命令卫士们护卫真宗前往北城，真宗这才渡河登上北城城楼，接见慰劳将士。当宋军将士远远望见御伞黄盖时，立即欢声雷动，高呼“万岁”。
巡视完毕，真宗将军事全权交给寇准决断，寇准留居北城，号令明肃，将士畏服。在南城行宫的真宗派人去探视寇准的动静，知道寇准与知制诰杨亿每天通宵达旦的饮酒呼卢，戏谑喧闹，便高兴地说：“寇准如此，吾复何忧！”他不知道这是寇准特为安他的心而做出的举动。寇准在澶渊之役中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对此，陈瓘在百年以后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南北矣！”也就是说，闹得不好，建炎南渡的局面会早一个世纪发生。
辽宋两军夹河而阵后，辽军先锋大将萧挞凛在开战前出阵视察地形，被宋军用床子弩一箭射死。萧挞凛是智勇兼备的辽军主将，他的死令辽军的士气一落千丈。承天太后亲临灵车前恸哭致哀，为其辍朝五日。他审时度势，深知辽军的力量尚未达到直入开封、迫宋投降的地步，便决定挟大军南下的余威，从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尚未获得的东西。
实际上，辽军出发之际，承天太后就通过宋朝降将王继忠，保持着与宋朝讨论议和的渠道。继忠是真宗潜邸时的旧臣，在一次战争中被辽军俘虏，便成为沟通辽宋议和的最佳人选。宋真宗表示愿意谈判，派曹利用为使者前往大名府。判大名府王钦若见辽军正在猛烈进攻，未见和谈意向，便将曹利用留在大名府。
两军在澶渊对阵以后，承天太后见军事上难以占到便宜，和议趋向日渐明确，便命王继忠从多渠道向宋真宗传递和谈信件，要求宋方派出使者。宋真宗虽然亲征澶州，也登上北城劳军，但始终难以克服恐辽心理。即位前后，自王小波李顺以来接连不断的兵民反叛，宋夏边境连年的不安宁，都令他揪心不已。如今两军虽夹河对阵，但时值隆冬，倘若辽军再采取迂回战术，放弃澶州，从别处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形势就不堪设想。考虑到这一切，真宗便坚定了求和的念头，下令曹利用立即赴辽军大营和谈。
曹利用见到承天太后的次日，就与辽朝使者韩杞出发来见宋真宗。真宗得知辽朝要求归还周世宗攻取的瓦桥关以南的领土，明确表示：可以习用汉代以玉帛赐单于的故事；若要求土地，则决战到底。寇准则主张，不仅不必赐玉帛给契丹，凡而要求他们交出燕云旧地向宋称臣，这样才能确保百年无事。
而其时有流言诋毁寇准挟兵以自重，真宗便以“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坚持己见，寇准只得同意议和。曹利用再赴承天太后帐前重议和平条件，真宗对他说：“必不得已，百万也可。”曹利用表示：“契丹如有其它非分要求，我就不活着来见陛下。”寇准听说，即召曹利用私下嘱咐道：“虽有圣旨，如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再赴辽营，承天太后说：“晋给我们关南地，被周世宗攻取，现在应该归还。”曹利用答道：“前朝之事，我朝不知。倘若要求岁币以助军用，还不知我朝皇帝是否同意。割地之事，不敢归奏！”
经过多次使臣往来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和议的条款：一、宋朝每年给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宋真宗尊承天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辽为兄弟之国；三、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犯；四、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亡人员；五、双方不得构筑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曹利用带着这一和议条款赶回澶州行宫，真宗正在吃饭，不能立即接见他，便命宦官去问岁币数额，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宦官回来奏报说，猜想是三百万，真宗当即失声说“太多”，转而说：“能了结此事，也还可以。”召见时，利用连声谢罪说答应的银绢数太多，当真宗知道是三十万两匹时，大喜过望，重赏了他，和快就批准了和议，起驾回朝。
澶渊之盟不仅使契丹从孤军深入的军事险境中安然脱身，还获取了战场上没能得到的酬报，每年得到数额可观的岁币。对辽朝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在这场军事与外交的较量中，辽朝除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外，承天太后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胆略和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澶渊之役是契丹发动的南侵宋朝的战役，契丹确实于理有亏，但国与国之间历来都是凭借实力来证明其存在的，后人岂能苟求一千年前的古人。何况承天太后审时度势，并没有顽固坚持与北宋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盟约订立以后，史称她是“愿固盟好”的，而后辽宋之间基本上也确实是和平相处的。
对宋朝来说，反击辽朝入侵的保卫战，本来就是正义的。就当时形势分析，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以便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宋朝君臣上下弥漫着严重的恐辽情绪，而“守内虚外”的国策也使真宗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对内防范上，因而不但不敢抓住战机，反而落的纳币求和的妥协结局，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岁币不仅自此成为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还在以后对西夏与金朝的交涉中成为惯用的一种妥协方式。
不过，从宋辽历史的长过程来看，澶渊之盟结束了中原政权与辽朝近百年的战争状态。自此以后，政治上互以南北朝相称，使者聘问不断，经济上双方沿边的农业经济在和平环境中得以发展，而榷场贸易更是互市不绝，有力的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因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澶渊之盟，就不仅仅是辽宋恩怨和你我是非的问题。既然在宋辽金元时期，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题之一，绝对的和平和正义在这种冲突融合中往往难以体现；相反往往会以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外表呈现在历史暂时的表象中，但从长时段来看，其间却有着历史的合理性。
澶渊之盟也可以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辽宋之间，也表现在宋夏之间。澶渊之役的当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战死，宋朝在次年抓住时机与其继承者李德明议和。景德三年，双方也达成了和议，其性质和效果不啻是宋辽澶渊之盟的克隆版。尽管宋夏之间地缘政治的短暂平衡在元昊时期一度打破，但三方毕竟通过妥协获得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期。至于宋辽间的这种平衡，虽然在元昊反宋时起过波折，但基本上没有打破过，大体维持到宋徽宗后期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

细说宋朝23：一国君臣如病狂
澶渊之盟的结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决策的正确，对力挽狂澜的寇准也敬重有加。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敬重寇准，莫非因他对社稷有功么？”真宗说是，钦若挑唆道：“陛下为何不意澶渊之役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社稷呢？”真宗惊问其故，答道：“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现以万乘之主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他见真宗不乐，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陛下，你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危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地以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立马降温。
而寇准任相，用人不拘一格，其他宰执颇有非议，暗示他任命有规矩，寇准说：“宰相就该进贤退不肖，倘若按例除授，只是书吏之职。”这也招来了同僚的不满，再加上寇准在澶渊之盟后有意无意的居功自得的架势，令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他被罢去相位，出知州郡。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执政。
现在，真宗一想起澶渊之盟，就深感奇耻大辱。他还可能联想到世人对其父亲皇位合法性的腹诽，对其父为他们兄弟谋求皇位继承权的非议，对他自己替代乃兄元佐继承皇位的看法，这些都是他的心病。如今旧病未除，新耻又添，心中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王钦若揣测到真宗的心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本来就畏惧契丹，说：“河朔生灵，才免干戈，岂忍再战？可想他策。”王钦若这才把本意脱出：“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而后他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有封禅之举。他见真宗心动，就献策说：“天瑞岂可必得？但前代有用人力搞定的。难道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后来去问秘阁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怎么回事，杜镐随口直言道：“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已。”真宗这才下定了决心。
但真宗还担心宰相王旦的态度，王钦若转达了真宗难以启口的“圣意”，王旦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王旦君臣欢宴，而后赐酒一尊，嘱咐他回家与妻儿共享这坛美酒。王旦归府一看，见尊中都是明珠，领悟到这是真宗让他在天书和封禅问题上不要发出反对的声音。于是，一坛珍珠塞住了他的嘴巴。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一次。一天，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应召入宫赴宴，见有丁谓与杜镐等人在场，不久，真宗入席，不分君臣而分主宾就座，尧叟等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不讲君臣大礼。”喝的开心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色小袋，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梦溪笔谈》所记此事未与天书封禅联系起来，但有理由推断两者是有关的。君不见丁谓后来在这出闹剧中的作用仅次于王钦若，而陈尧叟则多次承担宣读天书的重任，杜镐因曾经实话实说，显然也是要堵他的嘴。
一切停当以后，这年正月初三，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他去年十一月某日夜半就寝前，有神人来告：“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建道场祈祝以后，今日皇城司果然奏报有天书悬挂在承天门上。
在王旦等再拜称贺后，真宗与朝臣来到承天门，让内侍上屋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大中”即天书中强调的万事适中的意思，“祥符”就是“天瑞”。接着大赦，加恩，赐京师大酺五日，也就是犯罪减刑，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国定假五天，公费欢饮庆贺。一时间，天下争言祥瑞，一场煞有介事的迷信大骗局由此揭幕。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就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对封禅礼心向往之，却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是否与这一大礼匹配，不敢造次而行。
王旦五次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请愿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王旦把少数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代表（耆寿），也都恰到好处的拉上了。
真宗问权三司使丁谓经费如何，回答说：“大计有余”。真宗决定过一把封禅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