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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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65：金章宗与卫绍王
金章宗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他的父亲允恭被世宗立为太子，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先于世宗去世，他在当年就被世宗立为皇太孙，确定为皇位的继承人。大定二十八年岁末，世宗病重，就预作安排，让他摄政行事；同时命徒单克宁为太尉兼尚书令，把扶立新君的大事托付给这位重臣。次年正月初二，世宗在迎春爆竹声中去世，徒单克宁等宣遗诏立其为帝，是即金章宗。
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良好教育。他被封为王时，能以女真语入谢，令坚持女真传统的世宗着实感动。但他又是金朝诸帝中受汉化最深的君主，女真族的汉化也最终在章宗朝宣告完成。在这一方面，他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其一，尊崇孔子。他即位次年，就修缮曲阜孔子庙学、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尽壮观；还下诏全国州县各修孔庙，避孔子名讳。孔子在金朝所受尊崇已与宋朝相同。
其二，完善科举。即位当年，章宗就增设经童科。明昌初，章宗增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金朝科举至此诸科齐备。故而史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
其三，健全礼制。世宗时分别命官员参考唐宋沿革，议定礼乐，章宗初修成《金纂修杂录》四百余卷。明昌六年（1195年），又编成《大金仪礼》，史称“大定、明昌其礼浸备”。与此同时，金朝开始祭祀三皇五帝和禹汤文武，表明其继承汉族王统。
其四，修备法典。史称“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浸备”。明昌年间，编成《明昌律义》，另编榷货、边部、权宜等敕条。泰和元年（1201年），又修成《泰和律》，这是金朝最称完备的法典。
章宗在完备汉制方面所颁布的措施，是女真族汉化的总结，在金朝女真封建化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章宗禁止称女真人为“番”，本人也宛然汉家天子。他雅好汉族士人的书画作品，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他还设立书画院，命应奉翰林文字、汉人王庭筠任都监，为他鉴定王羲之、顾恺之的书画。章宗对汉文诗词有精深的修养，有句云：“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诗风虽纤弱，却是有意境的佳句。
在社会经济上，章宗也是女真封建化的最后完成者。他在这一方面的举动有三。
其一，废除奴隶制度。世宗时期，只是局部解放奴隶。章宗即位当年，将宫籍监户原系奴婢者放为良人，解放了女真奴隶；原寺院僧道控制的契丹奴婢也悉放为良。明昌二年，更定奴诱良人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废止奴隶制和禁止诱良为奴的成果。
其二，限制女真特权。章宗先后制定了有关猛安谋克的一系列规定，例如，镇边以后放免授官格、军前怠慢罢世袭格、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放老入除格、承袭程式格等等，在维护猛安谋克权益的外表下，通过法制规定在实际上削弱或废除猛安谋克女真户的特权。
其三，保护封建农业。明昌三年，章宗规定猛安谋克只能在冬季率属户畋猎两次，每出不过十日，此举改变了女真猛安谋克圈占猎地习武的习惯。次年，他下令将行宫禁地和围猎场所尽与民耕种。这些措施显然都是有利于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
其四，允许蕃汉通婚。明昌二年，章宗同意尚书省建议，认为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与当地汉户“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泰和六年，他下诏准许屯田军户与驻地居民互相通婚。通过通婚的纽带，女真民族加速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
章宗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全国户口数在泰和七年达到金朝历史上的峰值：7684438户，45816079口。税收也在章宗时期达到金史上的最高数字。故《金史·章宗纪》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不过，章宗朝也是金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而走向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女真民族的汉化和金朝社会的封建化，固然是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女真贵族汉化以后，逐渐失去原先骠悍善战的习性，他们热衷于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最高荣誉，以世袭猛安谋克的武夫官制为莫大耻辱。另一方面，随着一般的猛安谋克屯田户的封建化进程，女真军队的战斗力在抵抗北方鞑靼的战争中已明显减弱，军中游惰，军前怠慢，已不是个别现象，而须有法规才能有所制止。在与其后崛起的蒙古骑兵抗衡中，女真军队不仅没有当年勃兴时灭辽攻宋时的那种雄风，反而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蒙心理，处于不断挨打的被动境地，与女真民族的彻底汉化也有着必然的联系。真可谓是也汉化，非也汉化。
天时似乎并不厚待章宗。他在位期间，中原地区水旱蝗灾频频发生，而黄河三次大决堤在使河道南移夺淮入海成为定局的同时，也使金朝经济一蹶不振。这是因为：一方面，两岸农民流离失所，中原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中央财税大受影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赈灾和河防更令金朝财政雪上加霜，仅章宗即位那年修复河堤用工四百三十余万，每工钱一百五十文，日支官钱五十文，米一升半，可以想见开支浩大。
在外部环境上，章宗时期不像乃祖世宗那么有利。北方的鞑靼诸部，与金朝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但自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8年），不时侵扰金朝边界。章宗采取攻防并举的战略。一方面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和完颜宗浩多次北伐，给以重创。另一方面，由完颜襄亲督军士民夫，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黑龙江洮安东北）一线，开凿绵延九百里的界濠。据考古勘测，界濠深三至四米，宽十余米，内侧还筑有墙堡，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防御工事。鞑靼诸部的南侵，虽打破了明昌承安之治的宁静，好在蒙古诸部尚未统一成为强悍善战、无坚不摧的游牧军事帝国，还未对金朝形成真正巨大的威胁。
章宗对南邻宋朝始终是一心维护和平局面的，但南宋权臣韩侂胄主动挑起战端，发动开禧北伐，金朝被迫反击，在全线获胜的有利形势下，迫使南宋订立了嘉定和议。南北两线的战争，虽然都以金朝占上风而告终，但大量的军费却使金朝财政入不敷出。
作为太平天子，章宗也奢用渐广，完全不像世宗那样节俭。他改造宫殿陈设，每日动用绣工一千二百，两年才完工。官僚机构的完善和膨胀，使章宗末年的官员数额比世宗时期激增三倍，这些成本也必须打入国家财政开支。再加上刚才所说的赈灾、河防和军费，章宗深感财政上的窘迫。
为弥补财政亏空，金朝开始滥发交钞。人民就拒绝使用这种贬值的纸币，私下以铜钱交易，即便朝廷以行政命令来维持钞法，也无济于事。有些情况颇能说明交钞贬值的严重程度：章宗在世时，万贯交钞只能买到一个烧饼；而去世后二年，有一次为了发军赏，竟动用了八十四辆大车来装运交钞。
总之，章宗明昌、承安年间（1190…1200年），承世宗大定之治的余荫，金朝社会经济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泰和年间（1201…1208年），金朝社会经济逐渐开始由盛转衰，通货膨胀既是最直接的后果，也是最明显的标志。
在朝政方面，章宗大体也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励精图治，汉化和封建化的一系列法规措施大多颁布在这一阶段。后期虽然也有这一方面的举措，却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追求浮侈，广建宫阙，最终导致外戚小人纷纷干政，使金朝政局在其身后出现剧烈动荡，加速了衰败的进程。
章宗威即位以前，原配蒲察氏即已去世。大定末，宫籍监户女子李师儿入宫，与诸宫女向宫教张建学文辞。有宦官说她才美，劝章宗纳其为妃。章宗好诗文，李师儿则生性慧黠，不仅能作字，知文义，且善察言观色，大得章宗欢心，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次年即进为淑妃。章宗准备立李妃为后，却遭到大臣、台谏的一致反对，认为金朝立后，都出自徒单、唐括、蒲察、仆散、纥石烈诸大姓，李氏出身奴婢之家，不能为天下母。章宗无奈，便在成安四年立其为元妃，尊崇与皇后相侔。
经童出身的胥持国，柔佞有心计，因久任太子宫官，知章宗好色，便献秘术博取好感，获得要职。他贿赂李妃左右，而李妃也正欲借重外廷，便在章宗面前多次推誉持国，于是他便为章宗信用，明昌五年迁为尚书右丞。于是，两人互为表里，专擅朝政，奔竞之徒争赴持国门下，其中尤以所谓胥门十哲最卑鄙无耻。民间传开了“经童作相，监婢为妃”的谣谚。承安三年，胥持国被御史参劾出朝，不久死于军中，但李妃兄妹却弄权如故。
李妃之兄喜儿原先无赖为盗，累官至宣徽使、安国军节度使，章宗赐名仁惠，其弟铁哥也做到少府监，兄弟俩倚恃李妃之势招权纳贿。一次内宴，有伶人借说凤凰四飞祥瑞各异，巧妙地向章宗讽谏道：“向上飞则风调雨顺，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李妃）则加官进禄。”章宗知伶人所指李妃，一笑了之，却不思整饬。
监察御史宗端修见李氏兄弟干预朝政，愤然上疏要求章宗“远小人”，章宗不明所指，命喜儿传问。端修直言面告喜儿道：“小人者，李仁惠兄弟。”喜儿不敢隐瞒，章宗虽不追究端修，却依旧倚二李兄弟为左右手。
章宗原配蒲察氏、元妃李氏和其他妃嫔虽为章宗生过儿子，但不到二三岁都先后夭折了。章宗为皇位继承人发愁，几近病笃乱投医的地步。泰和八年（1208年），后宫承御贾氏和范氏都怀孕了，但章宗等不到她们生男生女就撒手归天了。
临死以前，章宗留下遗诏，让元妃李氏和宦官李新喜会同平章政事完颜匡拥立皇叔卫王完颜永济为帝，此即金卫绍王。遗诏还说：“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责可立者立之。”章宗有他的如意算盘，他不过让这位皇叔代他未出世的皇嗣看守一下皇位而已。
史称卫绍王“柔弱鲜智能”，故而他的同母兄完颜永蹈以谋反罪名被章宗赐死，他却反而大受章宗的礼遇。无论是谁，一旦登上皇位，由于家天下的诱惑，无不打算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才识再平庸，卫绍王也知道不能让贾氏和范氏的胎儿出世。他表面上不负章宗重托，让平章政事仆散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两孕妇。
大安元年（1209年）二月，卫绍王即位仅两个多月，就据仆散端、孙即康奏称，下诏宣布说：承御贾氏产期已过三月，不见响动，愿先帝保全，早生皇嗣；范氏胎气有损，虽经调治，胎形已失，愿削发为尼。四月，他又下诏公布元妃李氏的罪行，指称她与其母王盻儿、宦官李新喜合谋唆使贾氏诈称怀孕，赐李妃和贾氏自尽，王盻儿和李新喜处死，李氏一家仍入官奴婢籍，其兄弟远地安置。
尽管有堂而皇之的诏书，这却是一件冤案。其一，卫绍王的诏书也承认贾氏有妊娠反应，而章宗晚年把全部希望都押在早生皇子上，即便李妃欲偷梁换柱、李代桃僵，贾氏岂敢与之合谋而犯欺君之罪？其二，卫绍王被杀以后，宣宗曾亲召当时近侍的宦官完颜达和实际监护贾氏的大政德，都说诏书指责暧昧无据，贾氏一事内有冤情。
卫绍王一上来并不想杀李妃，否则完全可以在二月诏书里就“揭露”她的罪状，没有必要再做两次手脚。让李妃死的，倒是与她共受拥立遗命的完颜匡。章宗后期，李妃干政，朝臣侧目，舆论喧腾。完颜匡在章宗朝也算是出将入相的重臣，对此当然不会满意。因而史称他在受遗诏拥立卫绍王以后，“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杀李氏当月，完颜匡即升任尚书令，总揆百官，但当年岁末就去世了。在这一宫廷冤案中，最无辜而被牺牲掉的是贾氏。次年，卫绍王立其子胙王为皇太子。
卫绍王在位时，蒙古诸部业已由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先后两次大规模南侵金朝。大安三年，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竟弃城东走，与蒙古军在定安（今河北涿鹿西南）遭遇，不战而溃，退至蔚州（今河北蔚县），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夺官民马匹，私自杖杀涞水县令，然后逃回中都。蒙古军兵临城下，中都一度告急。
对这样的败军无法之徒，卫绍王不但不处置，还以为可用，在至宁元年（1213年）命他权右副元帅，领兵屯驻在中都城北，以为屏藩。这年八月，蒙古军迫近中都，他却全不放在心上。卫绍王派人到军中责备他只知行猎，不思军旅。他一听就狂怒掷杀手中正在喂养的鹞鹰，集结军队，妄称奉昭征讨知大兴府徒单南平父子谋反，当夜分三路直入中都大兴府。诱杀了徒单南平父子后，胡沙虎入居大兴府衙，尽逐皇宫卫士，代以自己的士兵，自称监国大元帅，胁迫卫绍王出宫。
胡沙虎把整个朝廷和都城搅得天翻地覆，却难以收拾残局。他去探望在家养病的右丞相徒单镒，徒单镒劝他拥立完颜从嘉。于是，他派宦官杀死卫绍王，迎立从嘉，是即宣宗。从嘉是章宗的长兄，因是庶出，未被世宗立为继承人，胡沙虎要挟宣宗把卫绍王废为庶人，以便为自己抹去弒君的罪名。宣宗也打算贬抑卫绍王，以表明自己取代的合法性。但颇有朝臣反对，宣宗就降封其为东海郡侯，算是折衷。有近侍密请除掉胡沙虎，宣宗念其援立之功，没有同意。
时隔月余，元帅右监军术虎屡败于蒙古军，纥石烈执中警告他：“若这次出兵再无功，就以军法从事！”高琪再次战败，干脆效其故伎，带领部下入中都，包围了胡沙虎府第，把他给杀了，提上他的脑袋，向宣宗请罪。宣宗既然不敢正胡沙虎弒君之罪，自然也不会处置术虎高琪。于是，术虎高琪不仅被赦免，不久还当上了平章政事，权势日盛。
因宣宗有意毁弃记注，卫绍王在位五年记载缺略。时人说他“重惜名器”，“素无失德”，似乎对他印象不坏。但面对章宗末年内政的腐败，面对蒙古大军频繁的威胁，他都显得无所作为。《金史》说他在位期间，“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认为金朝从卫绍王时期急遽走向衰亡，是符合事实的。

细说宋朝66：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宋金战争开始，西夏乘机进攻宋朝沿边州郡，西夏打到西安州（今宁夏海原）时，原州判任得敬以城归降，夏崇宗让他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年），任得敬把女儿献给崇宗为妃。这时，曹妃已为崇宗生下了儿子李仁孝。但任得敬打点大臣和朝贵，都说无论门第和才德，任妃为最。次年，任妃被立为皇后。崇宗死，仁孝即位，是为夏仁宗，同尊生母曹妃和任皇后为皇太后。
仁宗在位五十五年，在西夏列帝中统治时期最长，社会也相对繁荣稳定，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仁宗与皇后罔氏都仰慕儒家文明。人庆元年（1144年），仁宗令各州县都建立学校，全国学生增至三千人；还在宫中设小学，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须入学。次年，仿效宋朝建立太学，仁宗亲自主持“释奠”大礼。人庆三年，尊孔子为文宣王，并令全国州郡都建立孔庙。次年，参照宋制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同时设立童子科。人庆五年，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
天盛十三年（1161年），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学士，主管国史，领修《李氏实录》。天盛年间（1149…1169年），仁宗还下令参考宋代政书体例，编纂成西夏文的政治法令汇编，名曰《天盛年改定律令》。传世的西夏文重要典籍《圣立义海》、《文海》和《蕃汉合时掌中珠》，也多是仁宗时编著或印行的。仁宗在推动西夏接纳汉文化上是有积极贡献的。不过，在处理后族任得敬篡政问题上，仁宗实在称不上有识断。
仁宗即位不久，发生了夏州统军萧合达的叛乱，个别州郡的蕃部起义也此起彼伏，任得敬领兵镇压颇有战功，也乘机扩大了军事实力。其后，他恃功在镇守的地方任意诛杀，并冀图入朝参政。御史大夫热辣公济提醒仁宗说“外戚擅权，国无不乱”，重臣濮王仁忠也表示反对。仁忠死后，得敬打点了另一重臣晋王察哥，天盛元年（1149年）得召入朝为尚书令，渐受仁宗尊崇，次年即被擢升中书令。
天盛八年，察哥去世，任得敬任国相，更无所顾忌，政由己出，全不把仁宗放在眼里。他让两个弟弟，一为殿前太尉，一为兴庆府尹，控制军队和京城。天盛十九年，仁宗特地遣使金朝，请来良医为任得敬治好了病。次年，仁宗派谢恩使赴金，任得敬旨在试探，僭越名分，也附表表示感谢，被金世宗退回。
这年七月，任得敬派遣密使携带帛书约四川宋军相助，为夏军截获，但仁宗自己不做决断，而将帛书密献金朝。天盛二十一年，任得敬野心已路人皆知，热辣公济抗疏极论其擅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盛怒之下，准备找事杀了他，仁宗只得让他罢官归乡。得敬恃权篡国，任太后深以为忧，曾予劝戒，他却一意孤行。
乾祐元年（1170年）四月，任太后去世。仅隔一月，任得敬迫不及待胁迫仁宗分国之半归他统治，仁宗被迫把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划给他。任得敬建号楚国，又强命仁宗遣使金朝为他求取封号。金世宗认定“此必权臣迫夺”，拒不承认楚国，并在给夏仁宗的诏书里，表明了金朝的支持。
任得敬见得不到金朝的认可，便与两个兄弟商议对策，秘密与川陕宋军联系，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回派使者携蜡丸书约攻金朝，被夏军捕获。仁宗既得金朝坚决的支持，又拿到了任得敬叛国的铁证，便命族弟仁友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捕杀了任得敬兄弟，尽诛其族党。
夏国虽然避免了分裂割据的危机，但任得敬以汉人军阀而权倾一时，表明了在汉化过程中，党项统治集团也日趋文弱和保守。其后十余年间，仁宗起用文臣领袖斡道冲为国相，稳定了统治，但直到仁宗去世，兵政却从未见有所振作。辽、金、西夏，以及其前的北魏，其后的蒙元，这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他们封建化或汉化的过程，几乎无一不是沿着这一轨辙滑行的，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仁宗去世，皇后罗氏所生之子纯佑即位，此即夏桓宗，尊她为皇太后。从桓宗起，西夏历史进入晚期。、蒙古崛起大漠，已成为西夏的巨大威胁。在桓宗晚年，天庆十二年（1205年），铁木真以追击逃敌的借口率骑兵深入河西，劫掠瓜、沙诸州，西夏军队不知所措，一任蹂躏。
蒙古军撤退以后，桓宗改首都兴庆府为中兴府，以表示西夏经此大难必将中兴。这种心虚的自慰，已昭示着西夏在将来蒙夏战争中的必然结局。而桓宗以后，西夏内部一再发生的皇位篡夺，更无异于内耗和自杀，使得西夏在蒙古铁骑的强势进攻前失去了号召力和战斗力。
在仁宗解决任得敬分国问题时，皇族仁友有功，封为越王。天庆三年，仁友死，其子安全企望嗣爵袭封。但桓宗知其“天资暴狠，心术险鸷”，不但不许他承袭，反而将封他为镇夷郡王。安全大为怨恨，就去走罗太后的门路，逐渐干预朝政。
而桓宗竟然会失爱于生母罗氏，以致在天庆十三年正月，安全倚仗着罗氏的支持，废黜了桓宗，自立为帝，改元应天，是为襄宗。三月，桓宗在废地暴卒。由于西夏史料语焉不详，这一宫廷政变的真实原因和过程，尤其罗氏为什么把亲生儿子赶下台，只能成为千古疑案。
六月，罗氏特派使者赴金，强调桓宗“不能嗣守”，因而与大臣改立安全，并请金朝对他册封。或许因为桓宗已死，襄宗即位已成事实，这次金朝没有像处理任得敬分国那样，而是册封襄宗为夏国王。
成吉思汗已把消灭西夏定为首选目标，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大军先后攻破黑水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二十世纪上半叶因出土大量西夏文献而闻名于世）和兀剌海城，七月进攻西夏首都中兴府的北面屏障克夷门。西夏大将嵬名令公率兵五万坚守两月，最后中了蒙古军伏兵诱战之计，兵败被俘，宁死不降。九月，克夷门既破，蒙古军兵临城下，筑堤遏迫黄河水倒灌中兴府，城中一片汪洋。
襄宗向金朝求援。金卫绍王不顾唇亡齿寒之义，只想坐收鹬蚌相争之利，扬言“敌人相攻，吾国之福”，拒不出兵相救。所幸三个月的水灌，中兴府固然岌岌可危，而蒙古军围筑的堤坝率先溃决，蒙古大营也成了水乡泽国，难以再战。于是，成吉思汗在退兵以前先遣使招降，襄宗正走投无路，便献女求和，蒙古也放还了嵬名令公。
次年，襄宗对金朝见死不救十分恼怒，派兵攻金，两国交恶。夏金两个弱国倘若联手，或许还能抵抗蒙古这一共同的强敌，而今两国交攻，互耗有限的实力，反而让蒙古捡尽了便宜。皇建二年（1211年）七月，西夏再次政变，襄宗被齐王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