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架的凤凰-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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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性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养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视“皇后”如奴仆。正因为他骨子里有皇帝自命不凡的习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后来才有所领悟：“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妻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仪还算客气，而不说妻妾都是泄欲的工具，因为溥仪的确无欲可泄。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她当初是怀着热切的期盼去做这个皇后的，不知宫闱似海。刚入宫的新鲜感过后，宫内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生活使她窒息压抑。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分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体会不到丝毫的闺房之乐，床笫之欢。婉容有同龄女子一样的憧憬，虽然她又比她们多了一些尊崇。但少了她们的世俗的欢乐，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所以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毕竟是新派女子，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开始，婉容常常以读书、画画、写字等闺中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后来，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受到了贵族式腐化生活的感染，在溥仪的同意和怂恿下用鸦片聊慰孤寂，渐渐形成依赖。据有的资料说，婉容抽鸦片，就是溥仪主张的结果，因为婉容有痛经的毛病，偶尔也患有头痛病，溥仪又没性能力，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痛经；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就这样，婉容的病不但没有医好，反而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为瘾君子。毒品改变人性，婉容的性情也因此变得喜怒无常。精神苦闷，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视野越来越窄，甚至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婉容重复地犯了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毛病，希望获得男人的专宠。而文绣的存在，就使得她和溥仪之间产生了一道新的裂痕。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的时候也会伤了自己，因此，当事人都很苦闷。　
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娘娘自傲。时时争宠夺爱，处处要超过文绣。　
文绣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为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前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漂亮，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对此当时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赞扬。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与她絮絮长谈。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皇上闹了别扭。在她与溥仪大婚的时候，本来淑妃文绣是应该在坤宁宫外跪礼迎接婉容的，但是由于溥仪也受到了一点新文化的熏陶，认为皇后与皇妃虽然称谓有别，毕竟还是二女共事一夫。于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礼仪。本来婉容就不喜欢和别人分享溥仪，这一下连尊卑之礼都没有了，婉容对文绣的不满和排挤就由此而产生了。　
最初，溥仪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让婉容参加，也必让文绣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渐行渐远，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婉容便从鸦片的缭绕烟雾里，自我麻醉，以求暂时的解脱。　　　
流寓津门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就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最后一块毒瘤，清室被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张园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闻讯纷纷前来见驾，搞得张园像刚开张的餐馆一样，天天火爆，热闹非凡。1929年7月9日，溥仪一家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乾园本是北洋军阀陆宗舆的私人公馆，1921年始建。主体两层，为砖木结构的西班牙式楼房。溥仪携婉容、文绣等搬到乾园后，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上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上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之志，以图东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绣作为溥仪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确实比较挤对、挑剔文绣。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母亲是个洗衣服的，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宫里的时候，文绣就与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　
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出宫，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下馆子，成了溥仪皇家生活的最后奢侈和回味。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扔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以及不少游乐场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他们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愈是深深地刺伤了文绣，文绣愈益痛苦。　
而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溥仪每次都与婉容笑逐颜开地对饮大嚼，而偏不让文绣上桌，仿佛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可以想见，冷板凳上的文绣该是怎样的凄苦悲凉！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渐积而成大怨，文绣对溥仪很失望。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这就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　
虽然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婉容也不许他除了自己还爱别人，婉容天天向溥仪絮叨，让他发誓，不爱文绣。连设坛扶乩也要求写上“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的“吉利语”。从此，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便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绣和溥仪结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不但从未与溥仪　
同居一次，又备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妇。文绣不堪忍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于1931年秋，她做出了与溥仪　
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　
“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　　　
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其实就是二栋小楼，但也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了。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则在勤民楼办公。溥仪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觉得要恢复旧日的天堂，或许指日可待，未免不产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作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的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为了炫耀中日“亲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随溥仪在勤民楼接见外宾外，此后的十多年，她再也没有以“皇后”身分公开露面过，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　
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向溥仪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又流产了。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果然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　
关于这件事，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有详尽的回忆：　
“溥仪与文绣　
离婚之后，渐渐也对婉容有了反感。一来是，文绣离婚是婉容‘逼’的；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而且愈来愈厉害。婉容自觉生活无望，走上颓废的道路。现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与一个听差有染。可我跟溥仪谈恋爱的时候，溥仪对此开始闭口不谈，就是我问起时，他也极力回避。后来，我跟溥仪一次恋爱小风波之后，他为了哄我，才跟我细说起了婉容与那个‘听差’勾搭的前因后果。　
“在‘满洲国’的时候，婉容因为时常跟一个姓李的‘听差’接触，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为避人耳目，两人很少当面说话，大多数是通过婉容屋里伺候她的一个老妈子来相互递信儿。那个姓李的，在溥仪面前很‘红’，极得溥仪的信任。过了许久，一个佣人向溥仪告发了这件内廷的丑事。在此前后，宫中也有风闻，但溥仪不太相信。谁料到，婉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纸里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讲是谁的孩子。直到婉容与姓李的偷偷传递条子，被佣人悄悄送到溥仪面前时，他这才相信这是真的。原来，婉容跟那个姓李的听差虽然当面不怎么说话，只要他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