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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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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所馀不过数千已耳。现拟托李仲云代为拨兑，收到宜从速办理，勿因循也。此系义举，分所应为之事，至沾溉子孙，则非我意，而外人尚谓我矫，或称为廉，均不知我心也。
第十七章 挂剑枝头
援越抗法
1883年5月，中国大西南出了大事：从云南到贵州到广东，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对中国发起侵略攻击。
法国对中国西南三省垂涎已久。早在1859年，法国就联合英国，对中国大沽口发起战争。战争挫败后，法国转移阵地，将舰队开进越南。
1862年，法国攻下交趾的首府西贡（今胡志明市）。越南投降，签订《西贡条约》，割让交趾。
占据交趾后，法国商人活跃起来，四处寻找在越发财机会。一个叫久辟酉的商人在河内意外发现，这里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红河。久辟酉利用这条河道，偷偷向云南贩卖军火。越南官员发现后，要求法国总督召回。
1873年，法国派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久辟酉，不想久辟酉能说会道，反将葛尔里说服，回去后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
越南政府由此对葛尔里痛恨入骨，秘密联络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在狙击中伏杀掉葛尔里。
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黑旗军曾是太平天国南部一支，约2000人。因军队打着黑颜色的旗帜，故名。
太平天国失败后，刘永福在中国无处藏身，逃到越南。刘永福这次为了赢得越南政府认可，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送给越南国王阮洪任，国王很高兴，任命刘永福做三宣副提督，相当于兵团副司令。
法国对刘永福的做法很生气，苦于抓不到他，就拿越南出气，借口越南杀死了葛尔里五人，改签《西贡条约》，规定三点：一、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三、开放红河自由航行。
法国要清廷做《西贡条约》的公证人，清廷当即拒绝。理由是：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没有我们承认，越南怎么可能是独立国？三条规定都无从谈起。
法国决定用事实说话，再给清廷一点颜色瞧瞧。1883年初，再派大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被瓦解，国家完全沦陷，国王投降，内政外交，从此全归法国管理。
越南有骨气的官员都不甘心做亡国奴，一边另立阮洪任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边暗地派急使到中国紧急求救。
中国接到求救信，吃惊不小。越南沦陷，中国西南门户对法国已经全面洞开，而法国吞并中国大西南的野心早写到了脸上。
形势严峻。是“拒越迎法”，还是“援越抗法”？慈禧太后问大臣意见，习惯性扫视四周，想起左宗棠不在。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南休假。前段时间，他以精力严重下降，“动辄遗忘”为由，请求休假调养。
朝廷开始没批假。慈禧发布任命前说得已经够清楚，主要是借他的威望，镇住外国人，政府工作干不好可以请人代干；顺便让左宗棠抓紧借职务便利，多捞点钱。
但左宗棠牛脾气，朝廷不批，他就三番五次打请假报告。慈禧一看，是真不行了，好言安慰一番，批了4个月假。
朝廷第二个想到李鸿章。李鸿章就在北京，朝廷发布任命可以不商量，慈禧下令李鸿章去广东督办越南军务。
李鸿章接到任命书很生气。他说：如果因为我向来会带兵打仗，国家有困难就想到派我去当先锋，也不想想我老人家年纪一大把，这样做难道不是很轻率吗？这就好比用颗大钻石做子弹去打麻雀（“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也不想想划不划得来，这事真是亏朝廷说得出口，想一想都叫我特别的寒心啊（“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
慈禧太后拿李鸿章没辙了。李鸿章这时头顶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一堆官衔，跟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剿灭捻军前一样，喊不动，骂不得。慈禧心中不禁掠过一道阴影：当年派曾国藩剿捻，剿了两年无功而返，秋后算账算责任，还好像朝廷错了似的。李鸿章会不会历史重演？
李鸿章虽然比左宗棠小11岁，但确实刚满60岁，是花甲老人。如今他已拜相封侯，拿资格来抗命，朝廷奈何不了。
慈禧烦闷，无计可施。
没想到，左宗棠主动站出来了。
左宗棠4个月假才休了1个月，就在湘阴柳庄知道了战事。他马上自动销假，写成一篇《时务说帖》，去北京见光绪皇帝。他说：这次侵略比以往还严重，中国马上要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现在只有跟法国来一场大决战，才能解救被瓜分的危局。
左宗棠主动回来请命，慈禧太后当即批准，任命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军务”。
吊诡的是，不愿主动带兵出战的李鸿章，这时却手握朝廷军政大权。1883年5月1日，清政府已经给李鸿章下发了谕旨：“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
左宗棠已经71岁，无力再亲自招募兵勇。1883年10月，左宗棠调来广东东莞人王德榜，命他按当年楚军的模式，招募士兵。王德榜根据自己的人脉，在湖南永州招募湘勇7个营，在广东东莞招募粤勇3个营，共8000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
恪靖定边军沿用楚军、西征军模式：首先练心，再次练胆，最后练打仗技术。
两个月后，恪靖定边军练成。王德榜带领4营驻守谅山，4营驻守镇南关，另外2营增援，挺进谅山。王德榜向朝廷请示战略指示，得到这样一句话：
如法军打来，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已电总理衙门请示。
根据清廷的这个指示，跟法国人作战不好打：上阵杀敌是违抗命令，撤退逃跑也是违抗命令，那就只剩一个动作：站在原地不动，等着被法军来打死。
王德榜接到这种奇怪的指令，当时就懵了，不知道自己是战是退还是守，当场发起脾气来。
这个战略中国当时只有一个人想得出来——“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三省防军”的李鸿章。
李鸿章以“钻石打麻雀”作比方，自己不去打，左宗棠迎难顶上，他又来幕后干涉，指手画脚。
对战争的结果，李鸿章也做了指示：“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
打败了固然不好，打胜了还要更差。
王德榜再次发怒了：“不胜不败”的战略指导怎么执行？法国士兵又不是排好了队等中国士兵去对准胸口练枪法，打仗是双方拼命的事，谁有把握控制自己刚好打出个“不胜不败”？
李鸿章代表朝廷连下两道“神战略”的时候，法国却一点也不客气，正在磨刀擦枪，计划大举进犯。
1884年2月，法国政府任命米乐为法军统帅，取代孤拔。兵力迅速增加到16000人，图谋侵犯北宁。
中国士兵无奈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既不能战，也不能退，法军顿时如入无人之境。3月12日，攻下北宁；3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
到1884年4月，中国军队在李鸿章的指导下，让法军顺利地攻破了镇南关。
东部法军统帅、将领尼格里大喜过望，他哪里想到打中国会这么顺利？被胜利冲昏了头，他派士兵在镇南关的废墟中插上一块牌子，口气张狂地写道：“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再存在了！”
法军一路打得出奇地顺利，此时已经完全走出了大沽口失败的阴影，胃口也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原有以越南为据点的预想太保守了，对中国的土地，应再次进行详细的瓜分谋划，将日程表提速。
中国西南防线在法军出师必胜的攻击下正全线崩溃。李鸿章如愿以偿，得到谈判机会。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规定：
一、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二、法国约明“应保全”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
三、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
通过条约，法国不但实现了《西贡条约》的欲望，还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它的野心。
签字未干，法国决定再次起用孤拔为统帅，组成远东舰队，开进福州、基隆口岸，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
海防跟着面临崩溃，清廷终于急了。李鸿章“和戎”，弄得西南不保，福建马上也要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了，这个战略决策是重大失误！朝廷内部责任追究斗争白热化。追责下去，权贵们树大根深，关系盘根错节，根本动不了，追着追着，完全走样，反倒演变成权力斗争。军机处责任首当其冲，被迫全面改组：礼亲王世铎取代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实权则转移到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手中。
改组的军机处，急需梁柱撑起来！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再次入值军机处。朝廷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恩准他留在福建“值军机处”，领导中国援越抗法。
1884年8月26日，慈禧听取左宗棠的意见，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全国下发文件，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要求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
早已愤怒的前线军人，终于不用再听李鸿章的战略遥控了。
冯子材趁战局混乱，率军进入镇南关，与王德榜率领的恪靖定边军相互呼应。他们对着法军插的牌子，也立下坚决挑战的一块：
“我们将用法军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枪对枪，炮对炮。一场生死大战，在镇南关对阵。
战斗一开始，王德榜与冯子材配合夹攻。法军攻势凶猛，冯子材节节败退，王德榜派兵来增援。
胜败关口，王德榜根据左宗棠发明的“楚军兵法”，决定采用刘锦棠的打法，派一支正面部队与法军佯攻，另派出一支奇兵，翻过荒山野岭，去攻打法军后路。
法军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打法，战前毫无防备，后路军薄弱，经不起声势浩大的猛攻，顷刻覆灭，武器全部没收。前线一听后路被截断，武器失去后援，军心大动。恪靖定边军发挥楚军风格，排山倒海压过来。
地动山摇的冲杀声中，潮水一样的中国士兵，将法军冲得片甲不留。战场统帅尼格里被打得遍体鳞伤，差点阵亡，躺在担架上逃过一命。
谅山—镇南关大捷，是整个中法战争最关键的一战，中国转败为胜，扭转了中法实力对比。中国兵乘胜追击，连克文渊、长庆府，逼近北宁。北宁义军两万，也来响应。
法国军队兵残将败，灰头土脸，士气全丧。
恪靖定边军带领中国军队却越战越猛，越打越精神。全国各地民众闻风而动，打出冯子材的旗号，为中国兵挑饭、打杂、做向导。
法军眼看在中国要全军覆没。这一震撼性的国际消息，瞬间传到法国国内。法国上下全部震动，他们起来抗议政府，矛头直指总理茹费理。发动这场战争的茹费理内阁当天倒台。＇1＇
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下令再乘胜追击。
朝廷上下，从1840年以来，已经形成一个思维模式：一旦胜利，马上求和。“和戎”的李鸿章早已定好了调子，“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胜利初现，李鸿章的“和戎”主张，在朝廷上下又引起附和。
与上次从俄国口中取回伊犁后一样，清廷迅速派人签订和约。
1885年1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插手干预，清廷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金登干得到清廷授权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又称《巴黎停战协定》）。
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签订草约，正式文本由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敲定，即《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由李鸿章迅速签订。新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越南改由法国来保护，从此与清廷无关；中越人民往来两国边境，发放护照；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处，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保胜以上，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居住。
法国在战场上大败，但通过与李鸿章签合约，取得了战胜也难以达到的目的，法国从此打通了来往中国西南的商路。
战胜的中国却按战败国处理，签合约的消息传到前线，王德榜与冯子材“拔剑砍地，恨恨连声”。
“和戎”声又起，秋后算账。凡是没有根据李鸿章两条“神战略”打仗的，都得惩罚：王德榜因为不听李鸿章指挥，所以打了胜仗，李鸿章对他将功作罪，“革职治罪”。彭玉麟出面抗议，处分又改成“只革职，不治罪”。冯子材也没有幸免，李鸿章对他处理稍轻：调离原职。
中法大战，中国“因胜而败”，左宗棠痛恨连声。但他已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每天“食少事烦，经常咳血”。他知道来日不多，抓紧时间，写下一篇全国海防全局的完整规划蓝图——《清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
一生以行动与实干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左宗棠，这时只能以思想来影响后世了。他深知海防重要。当年他坚持主张“海塞并防”，行动上“先塞防、后海防”。之所以这样做，考虑新疆塞防容易收复土地，而中国海防岸线漫长，固防是长久之计。通过5年西征，中国大西北已经固防，可以保百年太平，现在他要集中精力来坚固中国海防，这是千年大计。
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办人，作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创始人，当时有谁比左宗棠更懂得海防呢？关于海防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折，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覆亡时一样，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左宗棠通过办洋务也弄明白了，中国文化“重义理、轻艺事”的弊端，只能靠经世致用来克服，靠科学与技术来改造。
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明确告诉后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如何让中国以长江、黄河为标志的河流文明，通过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方式，与蔚蓝深邃的海洋文明对接，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未来几百年里中国国家管理者应做的事。
在奏折中，左宗棠向朝廷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要求统一事权和加强海防建设，共提了7条切实可行的意见。
当天，他紧接着再上奏《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建议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奏请台湾改设行省。
10月12日，清政府设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写完规划蓝图后第38天，左宗棠带着“此生未完成”的遗憾，在福州去世。
时间定格在1885年9月5日，一个同1812年11月10日一样普通的日子。两个时间点中的73年里，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寄托了“牵牛星降世”美好愿望的平凡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坚定的理想，执着的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许多独特的传奇故事。
左宗棠合眼长眠，李鸿章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这个与他争论了一生的政敌，这头铁骨铮铮的蛮牛，终于不会再站出来跟自己唱对台戏了，他终于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来主持中国外事。
李鸿章从此一心单角度影响慈禧，独角戏一唱，又过去了10年。
1895年，慈禧太后已满50岁，真正是个老太婆了。这个当年泼辣敢为、工于心计的女人，26岁发动政变，将力拔山兮的武将，笔底波澜的文臣，统统制服到裙裾之下。
24年来，慈禧经历过太多政治大风大浪，有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心态，来看待王朝内外的各色人等，这种心态，恰是衰老的表现。进入老年的她，开始显露“老人政治”的固执、霸道、独裁。放眼朝廷，再也见不到左宗棠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她撑腰，终年如一相伴的，只有李鸿章和颜悦色的动听声音。他满足了一个女性强权者时刻需要把控住一切的心理需求；也让慈禧体验到凭借权力随心所欲、指使一切所带来的巨大快感。
李鸿章利用慈禧的心理转变，尽力迎合讨好，在她的荫蔽下，及时推销政见。
1894年，中日海战在即。慈禧要准备好她的60寿诞。钱从哪里来？李鸿章帮她提早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600万两白银来修建颐和园。
这一下波及了左宗棠生前建好的墙角。
左宗棠是中国海军的奠基人。遥记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接过慈禧幕后确定的、以同治皇帝名义作出的批复，于当年秋天在福建福州的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三请沈葆桢出山，自己又捐赠了6万两白银做启动资金，真正耗费大量心血。这个存在过41年的船政局，是北洋海军的母体，共造了40艘舰船。
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建军。但不妙的是，从创建那天起，军费就被官僚贪污、挪用，没有人想认真去办事，去用心管好，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大炮轰隆隆打起来。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按照“和戎”战略，本着保存嫡系淮军和北洋海军实力的目的，企图通过谈判和解，后又寄望于西方调停，均告失败。
日本从汉唐以来，一直在向中国这位老师学习。积蓄了1000多年的能量，学生挑战先生的野心愈来愈强。日本终于对中国北洋海军发动凌厉猛攻，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不能还击：“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这个决策，直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左宗棠30年海防建设规划的辛苦经营，被李鸿章毁于一日。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一举开了中国割地求和及超巨额赔款的先例：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2＇
这些左宗棠都看不到了。他看到了又能怎样？封建集权的体制，注定会走到这一天。个人有再强的办事能力，也无法挽救没落的王朝、垂死的帝国制度。左宗棠为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注入活力，不是青春焕发，而是回光返照。
73岁的朝廷重臣，终于累死于国事，老死于任上。
人死入泥，盖棺论定。如何评定左宗棠的一生？
盖棺未定
左宗棠带着“中国如何面对未来海洋”的问题和遗憾离世，朝廷却为怎么给他加谥（shì）号而争论不休。＇3＇
从西汉到清末，中国历代宗室、百官得谥号共10473人。根据清代赐予大臣谥号的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予谥号。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一般不授予谥号。得到谥号的人，只有曾入翰林，或者获授过大学士头衔，才能称“文”。
“文”为谥，号在“文”后。有清一代，谥号“文正”最高，“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之，后面依次还有“文襄”、“文成”、“文端”、“文恪”。
左宗棠去世后，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考虑选定“文忠”上报。
慈禧太后一看，“文忠”两字不能准确概括左宗棠生平。于是问军机大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切合实际地表扬左宗棠平定中国西北、收复新疆的字？
回答是“文襄”。
清代“文襄”，多授予有学士背景、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比方小左宗棠25岁的张之洞，后来因在抗日与镇压两湖农民起义中军功显赫，被谥为“张文襄公”。
但咸丰皇帝曾有过规定：文武大臣阵亡或在军营中积劳成疾，或者一生的武功并没有成功的人，不能谥号“文襄”。左宗棠收复新疆武功大成，但保卫大西南却事功未成。
慈禧太后明白，左宗棠对朝廷功劳巨大，自己不能在谥号上小气，这样对不起左宗棠，于是又问：本朝得到过“文襄”谥号的有哪些人？回答有靳辅。
问：靳辅有武功吗？答：靳辅是治河名臣，他花去30年时间治理河水，最后病死在任上。康熙皇帝认为他治河就等于在中国开辟了新的疆土，所以特别关照。
慈禧太后说：要说开辟疆土，左宗棠才完全称得上。看来，也只有“文襄”两个字，才配得上左宗棠，就这么定了。
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左文襄公”从此作为左宗棠的谥号，流传下来。
这个谥号，核心是“襄”字。襄的含义，一是帮助，二是同“攘”，扫除，三是完成。
“左文襄公”四个字的含义是：左宗棠以文臣身份，帮助清政府用武力戡平叛乱，赶走侵略者，实现国家统一。
作为官样头衔，从朝廷角度去看，这大致不差。左宗棠以事功著称，他的角色定位，是给朝廷“帮忙”。也正是一个“襄”字，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区分开来。
曾国藩、李鸿章同是进士出身，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朝廷的人，是体制内人。他们的人生，与朝廷完全融为一体。曾国藩谥号“曾文正公”，李鸿章谥号“李文忠公”，无论文正，还是文忠，在封建时代，他们代表朝廷，某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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